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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一名富士康公司员工,新闻媒体对我的关注是因为2010年3月17日,我从宿舍楼的4楼跳下,重伤。
在很多人眼里,我已经废了;但在爸爸眼里,我还是他健康的儿子。
去年国庆节那天,在深圳龙华医院门口,爸爸把我抱上富士康派来的大巴时,我的下半身仍然没有知觉。我用右手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听见他轻轻对我说:“田玉,咱们回家了。”
后来爸爸告诉我,车子一开出医院,他和妈妈就哭了,眼泪从深圳一直流到东莞。爸爸没想到,会这样把我接回家。
2010年春节前的几天,我离家出外打工。因为逆着回乡的人流,坐车便宜也不挤,而且假期里工厂正缺人。临上车,爸爸塞给我500多块钱,连声叮嘱我要小心。
到了深圳,听说富士康招人,我报了名。2010年2月12日,我搬进了富士康宿舍。这里很大,来的第一天我就迷路了,绕了很久才找到车间。在“苹果”生产线上,我负责目检,就是检查屏幕有没有损坏。15秒要看一个,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这样的动作要重复几千次。因为不到18岁,我本来不用加班,但大家都加,我也就跟着加了。
宿舍有8个人,被分到8个部门,大家白班晚班不一样,所以有些人我没见过几次。爸爸问我有没有朋友,我说只认识一起进厂的李芳,下了班能一起玩,其实就是去逛超市,把东西一个个丢进篮子里,再一个个放回去。
离开家时,爸爸给我买了个手机,我不小心弄坏了。后来堂姐又借给我一个手机,我把手机放在工作服里,可一不留神就被人偷走了。
一个多月后,我身上只剩不到10块钱,工资一直没发。线长让我自己去要,我在两栋办公楼间跑了一上午,两边的人都不答理我。我气得直哭,想坐车,但没钱了,只能一路走回来。那晚我躺在床上,一宿没睡。感觉自己一无所有,宿舍的人也都累得呼呼大睡,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情绪。可能是气糊涂了,早上8点多,我从三楼爬上四楼,翻过围栏跳了下去……
等再睁开眼时,我已经动了两次手术,不能自己翻身,靠着墙才能坐着。我昏迷了12天,爸爸也守了我12天。他一直没问我为什么跳楼,只说有一天我醒来,迷迷糊糊地问他:“爸爸,你还要我吗?”后来,我心情好些了,他才先跟我聊些轻松的话题,再慢慢问我跳楼的原因。我不知道我是富士康公司里第几个跳楼的职工,只知道那段时间来了好多记者,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都不相信我会因为丢手机这样的“小事”而跳楼。
之后半年,爸爸一直和富士康谈赔偿。2010年9月18日签了协议书,富士康赔偿我18万元。协议书上写着,富士康是“出于人道主义”进行赔偿。爸爸至今也不明白,这“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医院回家那天,三叔开着拖拉机来接我,快80岁的奶奶抱着行李跟在后面。弟弟从屋里跑出来,笑着拉我的手,他以为我只是受了轻伤……
不久前,中山大学的一个老师带我去了武汉一家骨科医院,做康复训练。在那里,一个月就花了一万多元的医药费。我让爸爸不要乱花钱,他摇摇头,我知道他是怕我受委屈。可我也知道,他心里为家里每天的生活用度不知精打细算了多少次……爸爸打算让我学点儿东西,将来好自立。随着身体的恢复,对于未来,我又有了勇气和希望。
出事后,爸爸总对我说:“外面再好,还是回家好。”可是,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孩子在他乡打工,如果这些离家在外的孩子都能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和保护,那么,一定能够让很多父母更踏实、更安心。但是,到底谁能给我们一个像家那样的城堡呢?
编辑 魏光
在很多人眼里,我已经废了;但在爸爸眼里,我还是他健康的儿子。
去年国庆节那天,在深圳龙华医院门口,爸爸把我抱上富士康派来的大巴时,我的下半身仍然没有知觉。我用右手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听见他轻轻对我说:“田玉,咱们回家了。”
后来爸爸告诉我,车子一开出医院,他和妈妈就哭了,眼泪从深圳一直流到东莞。爸爸没想到,会这样把我接回家。
2010年春节前的几天,我离家出外打工。因为逆着回乡的人流,坐车便宜也不挤,而且假期里工厂正缺人。临上车,爸爸塞给我500多块钱,连声叮嘱我要小心。
到了深圳,听说富士康招人,我报了名。2010年2月12日,我搬进了富士康宿舍。这里很大,来的第一天我就迷路了,绕了很久才找到车间。在“苹果”生产线上,我负责目检,就是检查屏幕有没有损坏。15秒要看一个,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这样的动作要重复几千次。因为不到18岁,我本来不用加班,但大家都加,我也就跟着加了。
宿舍有8个人,被分到8个部门,大家白班晚班不一样,所以有些人我没见过几次。爸爸问我有没有朋友,我说只认识一起进厂的李芳,下了班能一起玩,其实就是去逛超市,把东西一个个丢进篮子里,再一个个放回去。
离开家时,爸爸给我买了个手机,我不小心弄坏了。后来堂姐又借给我一个手机,我把手机放在工作服里,可一不留神就被人偷走了。
一个多月后,我身上只剩不到10块钱,工资一直没发。线长让我自己去要,我在两栋办公楼间跑了一上午,两边的人都不答理我。我气得直哭,想坐车,但没钱了,只能一路走回来。那晚我躺在床上,一宿没睡。感觉自己一无所有,宿舍的人也都累得呼呼大睡,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情绪。可能是气糊涂了,早上8点多,我从三楼爬上四楼,翻过围栏跳了下去……
等再睁开眼时,我已经动了两次手术,不能自己翻身,靠着墙才能坐着。我昏迷了12天,爸爸也守了我12天。他一直没问我为什么跳楼,只说有一天我醒来,迷迷糊糊地问他:“爸爸,你还要我吗?”后来,我心情好些了,他才先跟我聊些轻松的话题,再慢慢问我跳楼的原因。我不知道我是富士康公司里第几个跳楼的职工,只知道那段时间来了好多记者,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都不相信我会因为丢手机这样的“小事”而跳楼。
之后半年,爸爸一直和富士康谈赔偿。2010年9月18日签了协议书,富士康赔偿我18万元。协议书上写着,富士康是“出于人道主义”进行赔偿。爸爸至今也不明白,这“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医院回家那天,三叔开着拖拉机来接我,快80岁的奶奶抱着行李跟在后面。弟弟从屋里跑出来,笑着拉我的手,他以为我只是受了轻伤……
不久前,中山大学的一个老师带我去了武汉一家骨科医院,做康复训练。在那里,一个月就花了一万多元的医药费。我让爸爸不要乱花钱,他摇摇头,我知道他是怕我受委屈。可我也知道,他心里为家里每天的生活用度不知精打细算了多少次……爸爸打算让我学点儿东西,将来好自立。随着身体的恢复,对于未来,我又有了勇气和希望。
出事后,爸爸总对我说:“外面再好,还是回家好。”可是,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孩子在他乡打工,如果这些离家在外的孩子都能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和保护,那么,一定能够让很多父母更踏实、更安心。但是,到底谁能给我们一个像家那样的城堡呢?
编辑 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