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名富士康公司员工，新闻媒体对我的关注是因为2010年3月17日，我从宿舍楼的4楼跳下，重伤。
　　在很多人眼里，我已经废了；但在爸爸眼里，我还是他健康的儿子。
　　 去年国庆节那天，在深圳龙华医院门口，爸爸把我抱上富士康派来的大巴时，我的下半身仍然没有知觉。我用右手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听见他轻轻对我说：“田玉，咱们回家了。”
　　 后来爸爸告诉我，车子一开出医院，他和妈妈就哭了，眼泪从深圳一直流到东莞。爸爸没想到，会这样把我接回家。
　　2010年春节前的几天，我离家出外打工。因为逆着回乡的人流，坐车便宜也不挤，而且假期里工厂正缺人。临上车，爸爸塞给我500多块钱，连声叮嘱我要小心。
　　到了深圳，听说富士康招人，我报了名。2010年2月12日，我搬进了富士康宿舍。这里很大，来的第一天我就迷路了，绕了很久才找到车间。在“苹果”生产线上，我负责目检，就是检查屏幕有没有损坏。15秒要看一个，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这样的动作要重复几千次。因为不到18岁，我本来不用加班，但大家都加，我也就跟着加了。
　　宿舍有8个人，被分到8个部门，大家白班晚班不一样，所以有些人我没见过几次。爸爸问我有没有朋友，我说只认识一起进厂的李芳，下了班能一起玩，其实就是去逛超市，把东西一个个丢进篮子里，再一个个放回去。
　　离开家时，爸爸给我买了个手机，我不小心弄坏了。后来堂姐又借给我一个手机，我把手机放在工作服里，可一不留神就被人偷走了。
　　一个多月后，我身上只剩不到10块钱，工资一直没发。线长让我自己去要，我在两栋办公楼间跑了一上午，两边的人都不答理我。我气得直哭，想坐车，但没钱了，只能一路走回来。那晚我躺在床上，一宿没睡。感觉自己一无所有，宿舍的人也都累得呼呼大睡，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情绪。可能是气糊涂了，早上8点多，我从三楼爬上四楼，翻过围栏跳了下去……
　　等再睁开眼时，我已经动了两次手术，不能自己翻身，靠着墙才能坐着。我昏迷了12天，爸爸也守了我12天。他一直没问我为什么跳楼，只说有一天我醒来，迷迷糊糊地问他：“爸爸，你还要我吗？”后来，我心情好些了，他才先跟我聊些轻松的话题，再慢慢问我跳楼的原因。我不知道我是富士康公司里第几个跳楼的职工，只知道那段时间来了好多记者，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都不相信我会因为丢手机这样的“小事”而跳楼。
　　之后半年，爸爸一直和富士康谈赔偿。2010年9月18日签了协议书，富士康赔偿我18万元。协议书上写着，富士康是“出于人道主义”进行赔偿。爸爸至今也不明白，这“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医院回家那天，三叔开着拖拉机来接我，快80岁的奶奶抱着行李跟在后面。弟弟从屋里跑出来，笑着拉我的手，他以为我只是受了轻伤……
　　不久前，中山大学的一个老师带我去了武汉一家骨科医院，做康复训练。在那里，一个月就花了一万多元的医药费。我让爸爸不要乱花钱，他摇摇头，我知道他是怕我受委屈。可我也知道，他心里为家里每天的生活用度不知精打细算了多少次……爸爸打算让我学点儿东西，将来好自立。随着身体的恢复，对于未来，我又有了勇气和希望。
　　出事后，爸爸总对我说：“外面再好，还是回家好。”可是，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孩子在他乡打工，如果这些离家在外的孩子都能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和保护，那么，一定能够让很多父母更踏实、更安心。但是，到底谁能给我们一个像家那样的城堡呢？
　　编辑 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