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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大多数普通公民还秉持“杀人偿命”这一观念的今天，日本司法界却以低调且的姿态华丽避过了“死刑”这一极端惩戒，往一个看似更加“文明”的方向狂奔而去。
2017年12月20日，江歌母亲在东京时间6点召开记者见面会。江歌的母亲称，“日本的法院最终还是作出了有期徒刑20年的判决。我对日本的法律很失望很绝望。江歌这么美好的生命用20年的自由就可以换取了吗？法律到底在保护谁？我不能理解。”
2013年秋天，受到全民追捧的律政日剧《胜利即正义》第二季华丽登场，剧中男主角古美门研介律师在庭上以三寸不烂之舌为一名有“黑寡妇”之称的连环女杀手激情辩护，使对方逃过了死刑。其中有一段经典台词，是这样说的：“证据证词都无关紧要，谁让她坐着高级进口车四处兜风，穿一身名牌，每天吃着鱼翅肥鹅肝，所以判她死刑吧！这就是民意，这就是民主主义，多么了不起的国家啊！如果民意可以决定一切，那就不需要这种拘泥于形式的建筑和郑重的手续，也不需要一脸傲慢的老头子和老太婆了！”
事实上，这番听起来无比刺耳的讽言，恰恰戳中了当下日本司法机构的夙愿——那就是尽可能地少杀人甚至不杀人。
假如你能有心查查日本这十多年来的死刑执行率，就会发现身负重罪的杀人犯们日子还是过得相当舒服的，从死刑判决至执行的一整个过程来看，不难判断“痛下杀手”对于日本司法机构来说是多么艰难的存在。
首先对死刑的量刑标准除了年龄、性质、动机、有无前科，及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考虑之外，还有一个“被害人数”为重要前提，杀害人数高达三人以上被判死刑概率极大，可如果只杀了两个人，或者一个人，那就很有可能只会被判有期徒刑。退一万步讲，就算被判除死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再审制度”的相关条款也给了罪犯诸多的申诉机会，他们可以用各种理由申请赦免，此举既给了这些人一线生机，大幅度拖延死刑执行时间。哪怕罪犯不进行申诉，他们呆在死囚室的时间也长到你难以想像，甚至到最后普通民众都会忘却了那桩惨案的存在。
1995年3月，以麻原幛晃为首的日本奥姆真理教成员在东京地铁的几处施放沙林毒气，导致13人死亡，5510人以上受伤;这起触目惊心的恐怖事件让麻原彰晃即刻遭到逮捕，可案子从开审到判决花了多久呢？——快十年;也就是说，直到2004年2月，东京地方法院才在一审时判处他死刑;麻原通过两年时间上诉，日本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可时至今日，这场悲剧已过去了十三年，杀人如麻的邪教凶犯却还在吃牢饭。
请注意，这绝对不是个案，亦非司法机构的疏忽。自2008年至2009年半年间，一个名叫木岛佳苗的女子，以网络相亲的形式对三名单身男子进行欺诈，然后分别用烧炭的方法伪造他们自杀的假相。案子审理三年之后，日本埼玉县地方法院终于赐给木岛佳苗一个死刑。之后的情况，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这位名副其实的“黑寡妇”在狱中非但没有感受到死亡的恐惧，反而利用她取名为“木岛佳苗的监狱日记”博客吸粉无数，甚至还和60岁普通男性情书频传，用自己的温柔网再次虏获结婚对象。这一系列的“神发展”，令其无限制地延长了存活期，甚至成为传奇公众人物，受到偶像女神一般的追捧。
要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哪怕是1999年被判除死刑的两名罪犯关光彦和松井喜代司，等死的时间都已经超过20年了，他们当年高举铁锤凶残杀害三人的恶行似乎也已往事随风。最夸张的还有“袴田事件”，死刑犯袴田守自1966年入狱以来，整整多活了45年才被执行，甚至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定为“世界上关押时间最长的死刑犯”。
2014年3月27日，日本静冈地方法院决定对被告被判死刑已有33年的“祷田岩案”进行重审。被告的姐姐祷田秀子和辩护律师团团长西岛胜彦感到欢欣鼓舞。被判处死刑后，祷田岩一直关押在狱中未被执行死刑，如今终于迎来可能平反的一天。
回溯一下近几年日本死刑的判决和执行情况，2005年1名，06年4名，07年9名，08年15名，09年7名，截止2014年11月，日本的死刑確定人数为126名，作为法务大臣的谷坦祯签署的死刑执行令只有6份，人数为11人。也就是说，一年下来真正能履行极刑判决的概率还不到十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死刑犯都能在狱中维系很长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甚至用时间消磨了人们的记忆和仇恨，以达到逃出生天的效果。
令中国人对日本司法产生强烈好奇心的事件，当属2016年11月在日本东京中野区一幢公寓发生的血腥惨案;中国女留学生江歌因为收留饱受前男友陈世峰纠缠之苦的好友刘鑫而遭到杀害，凶手陈世峰在其脖颈处连捅十一刀，令其当场死亡。这起血腥事件轰动全中国，江歌的母亲收集了四百五十万个签名，恳请判除凶手死刑。可是，五天的庭审结果却令江母错愕，一是她的签名请愿书未受到法庭认可，不能作为量刑依据之一;二是检方只向法院申请二十年有期徒期的量判，远远达不到受害者家属的预期。
为什么日本法庭如此“维护”杀人犯的权益？在江母及对其抱有深刻同情心的民众来看，凶手行凶手段残忍，造成受害者家属永远难以弥合的伤痛，以“杀人偿命”为原则判处死刑无可厚非;但另一边，日本的司法部门却没有如此简单地“遵从”民意，他们有另一个量刑标准，就是所谓的“永山标准”。 1968年10月，年仅19岁的少年永山则夫在驻日美军基地一个宿舍里偷了一把左轮手枪，随后大开杀界，让四名无辜者血溅当场。这位“恶魔少年”虽然判除了死刑，却在监狱里关了22年，这期间他写了无数作品，不停向公众表达其忏悔的意愿，直到1997年才被送上绞首架。由此，日本判处死刑的根据便具体到了九大点：1、犯罪性质;2、犯罪动机;3、犯罪的形态，尤其是杀人方法的执拗性和残虐性;4、结果的重大性，尤其是被害者的数目;5、被害者家族的感情;6、社会的影响;7、犯人的年龄;8、有无前科;9、犯罪后的表现。自2009年至2016年这七年间，有8969名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人中，只有2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年不到4人。
这就是为什么“江歌案”的真凶被判除死刑的可能性为零，因为刨除掉犯罪手法和家属感情这两块，陈世峰的罪行在司法界专业人士眼中，完全达不到“偿命”的程度。
之所以如此心慈手软，既是日本的历史渊源所致，也是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不停对抗的结果。一是因受到大乘佛教思想的感化，从平安时代的弘仕九年开始，到后白河天皇的保元元年，日本有长达340年的时间停止过死刑执行;二是司法机构为了减少冤假错案而不得不考虑这么做，日本司法史上的兔田事件、财田川事件、岛田事件和松山事件这四大死刑冤案，令日本人都冷静了下来;三是日本律师协会一直都在呼吁“废除死刑”，他们以“池田小学杀人案”凶手为例，以证明“宅心仁厚”的必要性，凶犯宅间守于2001年6月持刀砍死8名学生，砍伤15人，性质尤其严重;但是在死刑判决后，宅间守被查出罹患脑瘤，其生长部位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钟楼塔射杀事件的犯人查尔斯的脑瘤部位几乎一样，于是被认为其可能是病症导致的不正常行为。最后也是看起来最具说服力的一点，有相当一部分人以大堆案宗来证明多数罪犯属于“激情杀人”，也就是冲动之下行凶，所以死刑的威慑力并没有大家想像得那么大。
当一种现象被精细化之后，个案的凝聚力不容小视，它甚至决定了司法制度的走向。另一方面，日本特有的“国民性”也将死刑判决愈推愈远。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世界十大食人罪犯之一的佐川一政就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巴黎大学就读期间，将一名荷兰籍女同学杀害并奸尸，割下其大腿和臂部的肉进行食用;被拘捕之后，家人为其请了最好的辩护律师，最后以其患有“精神病”为由成功逃脱了死刑。佐川被引渡回国之后彻底换来了自由，写了18本关于食人的书，甚至还在一档日本电视台的烹饪节目里表演掌厨。杀人犯被“偶像化”当属日本国的一个奇景，也是人性阴暗面的终极体现。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电影人要翻拍韩国悬疑片《我是杀人犯》，片中的受害者家属通过自我包装的形式成为杀人犯偶像，以此逼迫表演型人格的真凶浮出水面;这部电影深刻嘲讽了部分民众荒诞的追星逻辑，也是警醒世人——杀人犯就是杀人犯，绝对不容姑息。
看起来日本法庭像是完全倒向了罪犯一边，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法官们有严到令人窒息的一面。
2007年，日本大导演周防正行推出了电影《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这是根据2002年一篇名为“色狼冤案”的专题报道改编的作品;当时的日本还在实行大陆法系，法官一人独断;电影讲述了一位年轻人在某天坐地铁时，被女学生误认为是色狼，由此惹上官司;年轻人相信司法公正，坚持接受庭审，以证清白;结果却被法官判定有罪。影片末尾出现了这样的字幕——“审判的有罪率是99.9%”。
电影公映两年之后，日本正式推行了陪审团制度，与欧美不同的是，日本的陪审团拥有参与庭审和量刑的权力;这是为了让法庭更好地听取民众心声。
2013年2月21日，日本政府对3名死刑犯依次执行了死刑，这是安倍晋三上台以来首次实行死刑。
那民众心声真是那么有用吗？
刨除掉江歌案中家属签名请愿不被采纳这件事，日本内阁府也曾于2014年11月以全国3000名成年人为对象实施了死刑制度的舆论调查，有80.3%的人认为“死刑是不得已而为之”。只不过，在这个“不得已”中，也包含着冲破标准的部分。
原本在“永山标准”中已经明确过，犯人的年龄也是量刑参考的重要因素，未成年人基本上不会受到死刑威胁。但是总有一些判例是不按规矩来的，也证明了日本法律的严谨性和公正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公平”。1999年4月，刚满18岁的少年福田孝行勒死了妇人弥生并奸尸，还将弥生11个月大的女儿夕夏活活摔死，法院在一審二审中都给予凶手“无期徒刑”的判决，其最大原因就是凶手未成年，超过20位赞成废除死刑的律师又给予了最荒唐的辩护，说福田是因为欠缺母爱才勒住弥生不放，属于过失杀人。但是弥生的丈夫本村洋没有罢休，他花了九年时间不停申诉，得到近四千位日本民众的支持，官司再审时已是2008年4月，民众纷纷涌向法院大门，为这位誓要讨回公道的受害者家属呐喊。与此同时，服刑期间的福田孝行在狱中给友人写的一封信，在信中对友人说：“一只公狗某天在路上看见一只可爱的母狗，就骑上去了，这样也算有罪？”
这封信成为事件转折点，本村洋坚韧的毅力和犯人毫无悔改之意的事实，让法官最终给了一个死刑判决。
如此说来，在日本的量刑标准确有松动的时候，在严与宽之间，界限暧昧不清。
近百年来，不愿意举起屠刀的日本司法界，与悲痛欲绝的受害者家属之间，一直处于较劲儿的阶段。甚至文艺精英们也纷纷摆出了观点，提醒人们要看清“杀人偿命”的终极意义，这既起到了威慑作用，也是平抚受害方创伤的一种形式。直木家作家东野圭吾的小说《彷徨之刃》，讲述的就是一位父亲通过精密布局，向杀死女儿却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不良少年复仇的故事。
随着日本死刑判决的逐年递减，这把“彷徨之刃”是否会一再出鞘，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2013年秋天，受到全民追捧的律政日剧《胜利即正义》第二季华丽登场，剧中男主角古美门研介律师在庭上以三寸不烂之舌为一名有“黑寡妇”之称的连环女杀手激情辩护，使对方逃过了死刑。其中有一段经典台词，是这样说的：“证据证词都无关紧要，谁让她坐着高级进口车四处兜风，穿一身名牌，每天吃着鱼翅肥鹅肝，所以判她死刑吧！这就是民意，这就是民主主义，多么了不起的国家啊！如果民意可以决定一切，那就不需要这种拘泥于形式的建筑和郑重的手续，也不需要一脸傲慢的老头子和老太婆了！”
事实上，这番听起来无比刺耳的讽言，恰恰戳中了当下日本司法机构的夙愿——那就是尽可能地少杀人甚至不杀人。
形同虚设的死刑制度
假如你能有心查查日本这十多年来的死刑执行率，就会发现身负重罪的杀人犯们日子还是过得相当舒服的，从死刑判决至执行的一整个过程来看，不难判断“痛下杀手”对于日本司法机构来说是多么艰难的存在。
首先对死刑的量刑标准除了年龄、性质、动机、有无前科，及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考虑之外，还有一个“被害人数”为重要前提，杀害人数高达三人以上被判死刑概率极大，可如果只杀了两个人，或者一个人，那就很有可能只会被判有期徒刑。退一万步讲，就算被判除死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再审制度”的相关条款也给了罪犯诸多的申诉机会，他们可以用各种理由申请赦免，此举既给了这些人一线生机，大幅度拖延死刑执行时间。哪怕罪犯不进行申诉，他们呆在死囚室的时间也长到你难以想像，甚至到最后普通民众都会忘却了那桩惨案的存在。
1995年3月，以麻原幛晃为首的日本奥姆真理教成员在东京地铁的几处施放沙林毒气，导致13人死亡，5510人以上受伤;这起触目惊心的恐怖事件让麻原彰晃即刻遭到逮捕，可案子从开审到判决花了多久呢？——快十年;也就是说，直到2004年2月，东京地方法院才在一审时判处他死刑;麻原通过两年时间上诉，日本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可时至今日，这场悲剧已过去了十三年，杀人如麻的邪教凶犯却还在吃牢饭。
请注意，这绝对不是个案，亦非司法机构的疏忽。自2008年至2009年半年间，一个名叫木岛佳苗的女子，以网络相亲的形式对三名单身男子进行欺诈，然后分别用烧炭的方法伪造他们自杀的假相。案子审理三年之后，日本埼玉县地方法院终于赐给木岛佳苗一个死刑。之后的情况，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这位名副其实的“黑寡妇”在狱中非但没有感受到死亡的恐惧，反而利用她取名为“木岛佳苗的监狱日记”博客吸粉无数，甚至还和60岁普通男性情书频传，用自己的温柔网再次虏获结婚对象。这一系列的“神发展”，令其无限制地延长了存活期，甚至成为传奇公众人物，受到偶像女神一般的追捧。
要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哪怕是1999年被判除死刑的两名罪犯关光彦和松井喜代司，等死的时间都已经超过20年了，他们当年高举铁锤凶残杀害三人的恶行似乎也已往事随风。最夸张的还有“袴田事件”，死刑犯袴田守自1966年入狱以来，整整多活了45年才被执行，甚至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定为“世界上关押时间最长的死刑犯”。
回溯一下近几年日本死刑的判决和执行情况，2005年1名，06年4名，07年9名，08年15名，09年7名，截止2014年11月，日本的死刑確定人数为126名，作为法务大臣的谷坦祯签署的死刑执行令只有6份，人数为11人。也就是说，一年下来真正能履行极刑判决的概率还不到十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死刑犯都能在狱中维系很长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甚至用时间消磨了人们的记忆和仇恨，以达到逃出生天的效果。
下不了狠手的法官们
令中国人对日本司法产生强烈好奇心的事件，当属2016年11月在日本东京中野区一幢公寓发生的血腥惨案;中国女留学生江歌因为收留饱受前男友陈世峰纠缠之苦的好友刘鑫而遭到杀害，凶手陈世峰在其脖颈处连捅十一刀，令其当场死亡。这起血腥事件轰动全中国，江歌的母亲收集了四百五十万个签名，恳请判除凶手死刑。可是，五天的庭审结果却令江母错愕，一是她的签名请愿书未受到法庭认可，不能作为量刑依据之一;二是检方只向法院申请二十年有期徒期的量判，远远达不到受害者家属的预期。
为什么日本法庭如此“维护”杀人犯的权益？在江母及对其抱有深刻同情心的民众来看，凶手行凶手段残忍，造成受害者家属永远难以弥合的伤痛，以“杀人偿命”为原则判处死刑无可厚非;但另一边，日本的司法部门却没有如此简单地“遵从”民意，他们有另一个量刑标准，就是所谓的“永山标准”。 1968年10月，年仅19岁的少年永山则夫在驻日美军基地一个宿舍里偷了一把左轮手枪，随后大开杀界，让四名无辜者血溅当场。这位“恶魔少年”虽然判除了死刑，却在监狱里关了22年，这期间他写了无数作品，不停向公众表达其忏悔的意愿，直到1997年才被送上绞首架。由此，日本判处死刑的根据便具体到了九大点：1、犯罪性质;2、犯罪动机;3、犯罪的形态，尤其是杀人方法的执拗性和残虐性;4、结果的重大性，尤其是被害者的数目;5、被害者家族的感情;6、社会的影响;7、犯人的年龄;8、有无前科;9、犯罪后的表现。自2009年至2016年这七年间，有8969名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人中，只有2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年不到4人。
这就是为什么“江歌案”的真凶被判除死刑的可能性为零，因为刨除掉犯罪手法和家属感情这两块，陈世峰的罪行在司法界专业人士眼中，完全达不到“偿命”的程度。
之所以如此心慈手软，既是日本的历史渊源所致，也是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不停对抗的结果。一是因受到大乘佛教思想的感化，从平安时代的弘仕九年开始，到后白河天皇的保元元年，日本有长达340年的时间停止过死刑执行;二是司法机构为了减少冤假错案而不得不考虑这么做，日本司法史上的兔田事件、财田川事件、岛田事件和松山事件这四大死刑冤案，令日本人都冷静了下来;三是日本律师协会一直都在呼吁“废除死刑”，他们以“池田小学杀人案”凶手为例，以证明“宅心仁厚”的必要性，凶犯宅间守于2001年6月持刀砍死8名学生，砍伤15人，性质尤其严重;但是在死刑判决后，宅间守被查出罹患脑瘤，其生长部位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钟楼塔射杀事件的犯人查尔斯的脑瘤部位几乎一样，于是被认为其可能是病症导致的不正常行为。最后也是看起来最具说服力的一点，有相当一部分人以大堆案宗来证明多数罪犯属于“激情杀人”，也就是冲动之下行凶，所以死刑的威慑力并没有大家想像得那么大。
当一种现象被精细化之后，个案的凝聚力不容小视，它甚至决定了司法制度的走向。另一方面，日本特有的“国民性”也将死刑判决愈推愈远。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世界十大食人罪犯之一的佐川一政就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巴黎大学就读期间，将一名荷兰籍女同学杀害并奸尸，割下其大腿和臂部的肉进行食用;被拘捕之后，家人为其请了最好的辩护律师，最后以其患有“精神病”为由成功逃脱了死刑。佐川被引渡回国之后彻底换来了自由，写了18本关于食人的书，甚至还在一档日本电视台的烹饪节目里表演掌厨。杀人犯被“偶像化”当属日本国的一个奇景，也是人性阴暗面的终极体现。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电影人要翻拍韩国悬疑片《我是杀人犯》，片中的受害者家属通过自我包装的形式成为杀人犯偶像，以此逼迫表演型人格的真凶浮出水面;这部电影深刻嘲讽了部分民众荒诞的追星逻辑，也是警醒世人——杀人犯就是杀人犯，绝对不容姑息。
自相矛盾的严与宽
看起来日本法庭像是完全倒向了罪犯一边，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法官们有严到令人窒息的一面。
2007年，日本大导演周防正行推出了电影《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这是根据2002年一篇名为“色狼冤案”的专题报道改编的作品;当时的日本还在实行大陆法系，法官一人独断;电影讲述了一位年轻人在某天坐地铁时，被女学生误认为是色狼，由此惹上官司;年轻人相信司法公正，坚持接受庭审，以证清白;结果却被法官判定有罪。影片末尾出现了这样的字幕——“审判的有罪率是99.9%”。
电影公映两年之后，日本正式推行了陪审团制度，与欧美不同的是，日本的陪审团拥有参与庭审和量刑的权力;这是为了让法庭更好地听取民众心声。
那民众心声真是那么有用吗？
刨除掉江歌案中家属签名请愿不被采纳这件事，日本内阁府也曾于2014年11月以全国3000名成年人为对象实施了死刑制度的舆论调查，有80.3%的人认为“死刑是不得已而为之”。只不过，在这个“不得已”中，也包含着冲破标准的部分。
原本在“永山标准”中已经明确过，犯人的年龄也是量刑参考的重要因素，未成年人基本上不会受到死刑威胁。但是总有一些判例是不按规矩来的，也证明了日本法律的严谨性和公正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公平”。1999年4月，刚满18岁的少年福田孝行勒死了妇人弥生并奸尸，还将弥生11个月大的女儿夕夏活活摔死，法院在一審二审中都给予凶手“无期徒刑”的判决，其最大原因就是凶手未成年，超过20位赞成废除死刑的律师又给予了最荒唐的辩护，说福田是因为欠缺母爱才勒住弥生不放，属于过失杀人。但是弥生的丈夫本村洋没有罢休，他花了九年时间不停申诉，得到近四千位日本民众的支持，官司再审时已是2008年4月，民众纷纷涌向法院大门，为这位誓要讨回公道的受害者家属呐喊。与此同时，服刑期间的福田孝行在狱中给友人写的一封信，在信中对友人说：“一只公狗某天在路上看见一只可爱的母狗，就骑上去了，这样也算有罪？”
这封信成为事件转折点，本村洋坚韧的毅力和犯人毫无悔改之意的事实，让法官最终给了一个死刑判决。
如此说来，在日本的量刑标准确有松动的时候，在严与宽之间，界限暧昧不清。
近百年来，不愿意举起屠刀的日本司法界，与悲痛欲绝的受害者家属之间，一直处于较劲儿的阶段。甚至文艺精英们也纷纷摆出了观点，提醒人们要看清“杀人偿命”的终极意义，这既起到了威慑作用，也是平抚受害方创伤的一种形式。直木家作家东野圭吾的小说《彷徨之刃》，讲述的就是一位父亲通过精密布局，向杀死女儿却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不良少年复仇的故事。
随着日本死刑判决的逐年递减，这把“彷徨之刃”是否会一再出鞘，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