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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对峙”持续一个多月，双方在实地和外交层面的隔空对战不断升级。对于印度防长那句“印度早已不是1962年的印度”，外交部的回应则是“没错，2017年的中国也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为什么印度人如此在意1962这个年份？他们又是如何看待那场印度的惨败的？
将中国塑造成背后插刀者
1962年到现在已过55年了。但印度人仍生活在那一年的阴影中，没有走出来。
1962年10月，中印战争爆发，印度惨败，这一年从此成为印度人心底永远难以解开的心结。印度喜马偕尔邦下达兰萨拉有一座战争纪念园，园中央竖立着几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镌刻着印度独立以来历次战争中阵亡军人的名单，中印战争的名单最长。
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印战争可能只是一场普通的边界战争，它没有朝鲜战争惨烈，也没有中越冲突持续的时间长，以至于不少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它。可它在印度人心中却是刻骨铭心，永远难以释怀。
中印战争打碎了印度的大国迷梦，使得印度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至今都没有缓过来。提到中国，印度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并不是玄奘、柯棣华之类让人温暖的符号，而是1962年的那场战争。
中印战争后，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印度舆论和精英一股脑地将责任推到了中国的头上，将中国塑造成了背信弃义的背后插刀者。以印度著名史学家比潘·钱德拉为代表的印度知识精英宣称，中印战争前，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是好兄弟、好朋友，所以尼赫魯没有料到中国会攻击印度。钱德拉的代表作之一《独立后的印度》一书中写道，“中国军队突然撤军，留下了印度这个老朋友在独自伤心。”
但其实，只要稍有常识就会明白，中印战争前，两国基本已无友谊可言。印度拒绝了中国一切的合情合理要求，强迫中国单方面接受自己的主张，这显然都不是待友之道。
常言道，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是真理。过去的55年里，以《印度时报》为首的印度报刊，不遗余力地向民众灌输“中国不可信”的谣言，使其深入印度人心，难以磨灭。中印之间缺乏信任不是因为喜马拉雅山太高了，印度社会对于中国的信任壁垒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
自认为没打出水平不服气
由所谓的老朋友背后插刀又衍生出了第二个谎言：印度没有准备好，没打出水平，心里不服气。
印度多本介绍中印战争的书里都信心满满地声称，印度军队已在阿萨姆平原摆好阵仗，正准备跟中国军队决战，没想到中国军队先溜了，没给印军展示实力的机会。这可不是印式幽默，而是白纸黑字放进了书里。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战场上惨败的印度人为何反倒仍敢于咄咄逼人。或许在他们心里，自己当年就不该输。
历史不能假设，可是稍微假设一下有助于看出印度人这一心理的荒唐所在。1962年前的9年，中国军队以一己之力对抗实力世界一流的美军，百战成钢。而战时的印度，陆军总司令等人至印度独立时也不过位至旅团长，随后也没有经历过朝鲜战场上那样的恶战，跟中国军队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中印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结局，没打出水平只不过是印度人的心理安慰。
这是当时的印度精英开脱责任的一个借口，奈何后来的印度人入戏太深，居然就信以为真了。
背后插刀遭背叛、没打出水平不服气，这就是印度对那场战争“三省吾身”后的心得，这一心得，也让印度从心理上完成了由寻衅滋事者向受害者的华丽转身。
炮制出安理会让贤说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印学术或媒体交流会上，对于中国客人，印度人常常毫不客气，不管啥话题，最后总能拐到所谓的中国侵略上，根本没有交流的诚意，而真正的受害者中国人，却一直在躲闪、回避，显得理亏。
为了渲染悲情，印度人还炮制出了安理会让贤说——印度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让给了中国。
印度明星政治家兼作家沙希·塔罗尔就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一本名为《尼赫鲁：印度的创造》一书中称：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提议将国民党当局占据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让给印度，遭到了尼赫鲁的拒绝，尼赫鲁主张应当让给新中国。
塔罗尔还煞有其事地宣称，多个印度外交官曾看到了相关的文件。塔罗尔曾是国大党的内阁部长，又是一名畅销书作家，还曾在联合国任职，现在则是一名国会议员兼网络大V。以前联合国高官之尊，拉上了印度外交官，为这一传言背书，更增加了它的可信性。因此，所谓的安理会让贤在中国鲜为人知，在印度却是广为流传。
印度人有时候“天真”得可爱。2014年底，印度知名智库德里政策集团举办了一场亚太安全研讨会，邀请了众多亚太地区现职或退休高官，其中包括一名中国退休外交官。提问环节时，一位头缠黑布身材瘦长的锡克小哥一脸严肃，语调低沉：“当年印度将安理会席位让给了中国，为何现在中国不支持印度入常？”他的目的或许不是为了讨个答案，而在于表明自己乃至如他一样的印度人愤懑的态度。
以渲染对立黏合民族矛盾
印度人走不出战争的阴影，总是在舔舐自己的伤口，不仅是为了激励自己“报仇雪耻”，还有更为深层次的考量——1962年，已经成为印度社会的主要黏合剂。
历史上，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它的内部四分五裂、矛盾对立突出。一涉及到内政，马上就会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高种姓和低种姓、北方人和泰米尔人、印度人和东北人等区分，利益难以统一。只有涉及到1962年、中国或者巴基斯坦时，印度人才能从他们的分歧中稍稍摆脱出来，凝结在一起。《独立后的印度》一书提到，民族团结曾是印度独立之初最为严峻的问题。这一问题，却因为1962年的中印战争得到了缓解。
澳大利亚记者马克斯韦尔在中印战争期间是一名常驻印度的记者。他在《印度的中国战争》一书中写道，战时印度空前团结，以至于印度政府推迟成立了原本用于推动民族融合的委员会，它认为中印战争已帮自己实现了民族融合。无可取代的民族融合剂的神奇效果，也使得印度精英不仅不愿意忘記1962年，反而一直在渲染并不停制造新的仇恨和对立。
所以，1962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它是印度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印度人民族荣辱感的激发点。常有中国人为了照顾印度人的感情，不愿意提起1962年。殊不知，回避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正视和重新认识1962年，以此为基础来与印度人打交道，才能真正摸清印度人的心理。
（龙子君荐自《广州文摘报》）
责编：我不是雨果
将中国塑造成背后插刀者
1962年到现在已过55年了。但印度人仍生活在那一年的阴影中，没有走出来。
1962年10月，中印战争爆发，印度惨败，这一年从此成为印度人心底永远难以解开的心结。印度喜马偕尔邦下达兰萨拉有一座战争纪念园，园中央竖立着几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镌刻着印度独立以来历次战争中阵亡军人的名单，中印战争的名单最长。
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印战争可能只是一场普通的边界战争，它没有朝鲜战争惨烈，也没有中越冲突持续的时间长，以至于不少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它。可它在印度人心中却是刻骨铭心，永远难以释怀。
中印战争打碎了印度的大国迷梦，使得印度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至今都没有缓过来。提到中国，印度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并不是玄奘、柯棣华之类让人温暖的符号，而是1962年的那场战争。
中印战争后，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印度舆论和精英一股脑地将责任推到了中国的头上，将中国塑造成了背信弃义的背后插刀者。以印度著名史学家比潘·钱德拉为代表的印度知识精英宣称，中印战争前，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是好兄弟、好朋友，所以尼赫魯没有料到中国会攻击印度。钱德拉的代表作之一《独立后的印度》一书中写道，“中国军队突然撤军，留下了印度这个老朋友在独自伤心。”
但其实，只要稍有常识就会明白，中印战争前，两国基本已无友谊可言。印度拒绝了中国一切的合情合理要求，强迫中国单方面接受自己的主张，这显然都不是待友之道。
常言道，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是真理。过去的55年里，以《印度时报》为首的印度报刊，不遗余力地向民众灌输“中国不可信”的谣言，使其深入印度人心，难以磨灭。中印之间缺乏信任不是因为喜马拉雅山太高了，印度社会对于中国的信任壁垒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
自认为没打出水平不服气
由所谓的老朋友背后插刀又衍生出了第二个谎言：印度没有准备好，没打出水平，心里不服气。
印度多本介绍中印战争的书里都信心满满地声称，印度军队已在阿萨姆平原摆好阵仗，正准备跟中国军队决战，没想到中国军队先溜了，没给印军展示实力的机会。这可不是印式幽默，而是白纸黑字放进了书里。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战场上惨败的印度人为何反倒仍敢于咄咄逼人。或许在他们心里，自己当年就不该输。
历史不能假设，可是稍微假设一下有助于看出印度人这一心理的荒唐所在。1962年前的9年，中国军队以一己之力对抗实力世界一流的美军，百战成钢。而战时的印度，陆军总司令等人至印度独立时也不过位至旅团长，随后也没有经历过朝鲜战场上那样的恶战，跟中国军队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中印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结局，没打出水平只不过是印度人的心理安慰。
这是当时的印度精英开脱责任的一个借口，奈何后来的印度人入戏太深，居然就信以为真了。
背后插刀遭背叛、没打出水平不服气，这就是印度对那场战争“三省吾身”后的心得，这一心得，也让印度从心理上完成了由寻衅滋事者向受害者的华丽转身。
炮制出安理会让贤说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印学术或媒体交流会上，对于中国客人，印度人常常毫不客气，不管啥话题，最后总能拐到所谓的中国侵略上，根本没有交流的诚意，而真正的受害者中国人，却一直在躲闪、回避，显得理亏。
为了渲染悲情，印度人还炮制出了安理会让贤说——印度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让给了中国。
印度明星政治家兼作家沙希·塔罗尔就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一本名为《尼赫鲁：印度的创造》一书中称：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提议将国民党当局占据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让给印度，遭到了尼赫鲁的拒绝，尼赫鲁主张应当让给新中国。
塔罗尔还煞有其事地宣称，多个印度外交官曾看到了相关的文件。塔罗尔曾是国大党的内阁部长，又是一名畅销书作家，还曾在联合国任职，现在则是一名国会议员兼网络大V。以前联合国高官之尊，拉上了印度外交官，为这一传言背书，更增加了它的可信性。因此，所谓的安理会让贤在中国鲜为人知，在印度却是广为流传。
印度人有时候“天真”得可爱。2014年底，印度知名智库德里政策集团举办了一场亚太安全研讨会，邀请了众多亚太地区现职或退休高官，其中包括一名中国退休外交官。提问环节时，一位头缠黑布身材瘦长的锡克小哥一脸严肃，语调低沉：“当年印度将安理会席位让给了中国，为何现在中国不支持印度入常？”他的目的或许不是为了讨个答案，而在于表明自己乃至如他一样的印度人愤懑的态度。
以渲染对立黏合民族矛盾
印度人走不出战争的阴影，总是在舔舐自己的伤口，不仅是为了激励自己“报仇雪耻”，还有更为深层次的考量——1962年，已经成为印度社会的主要黏合剂。
历史上，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它的内部四分五裂、矛盾对立突出。一涉及到内政，马上就会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高种姓和低种姓、北方人和泰米尔人、印度人和东北人等区分，利益难以统一。只有涉及到1962年、中国或者巴基斯坦时，印度人才能从他们的分歧中稍稍摆脱出来，凝结在一起。《独立后的印度》一书提到，民族团结曾是印度独立之初最为严峻的问题。这一问题，却因为1962年的中印战争得到了缓解。
澳大利亚记者马克斯韦尔在中印战争期间是一名常驻印度的记者。他在《印度的中国战争》一书中写道，战时印度空前团结，以至于印度政府推迟成立了原本用于推动民族融合的委员会，它认为中印战争已帮自己实现了民族融合。无可取代的民族融合剂的神奇效果，也使得印度精英不仅不愿意忘記1962年，反而一直在渲染并不停制造新的仇恨和对立。
所以，1962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它是印度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印度人民族荣辱感的激发点。常有中国人为了照顾印度人的感情，不愿意提起1962年。殊不知，回避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正视和重新认识1962年，以此为基础来与印度人打交道，才能真正摸清印度人的心理。
（龙子君荐自《广州文摘报》）
责编：我不是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