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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美国联邦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Betsy DeVos）于2018年6月在美国《教育周刊》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们在教育方面如何能够赶上其他国家》的文章，介绍了她在2018年6月参观访问瑞士、荷兰和英国三国学校的观感和心得体会，以下是这篇文章的译文。
虽然教育政策和劳动力政策密切相关，但是数十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均沿用两个不同的部门处理这些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近日宣布了一项大胆的计划：新组建一个教育和劳动力部门来改善这种状况，新部门成立后，联邦将减少在教育方面的作用，并且可针对美国学生和工人的需求做出更加快速的反应。
在我首次作为美国联邦教育部长参观访问瑞士、荷兰和英国三国学校期间，我看到每一个国家都采用了整体性方法对教育进行治理，以便让学生们获得职业生涯和人生的成功。不过，了解到参观的国家没有提及“学校选择”这个话题，这是令我惊讶的。
我参观的几所不同的学校都为各个年级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机会，但是，在这些国家，“学校选择”并没有主导交流对话，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教育自由是不具争议性的。在美国，仍有些人带着鄙疑的目光看待各个家庭可自行做出各项教育决定一事。捍卫现状者们则担心给予学生家长更多的选择以及给予教育工作者更多的灵活性会导致学校资金匮乏，并最终拉低学生的表现。
在我访问的这几个国家里，教育都是以每一个学生的独特需求为导向的。在荷兰，教育自由被庄严地写入《宪法》，要求国家应该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提供相同数量的经费，2/3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和由纳税人出资的学校。
荷兰通过鼓励在课堂上行使自主权的方式授予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权利，这种方式使得大量家庭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教育工作者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这让我想起了鹿特丹伊梅爾达小学（Imelda Primary School）。这所天主教学校以信仰教育（belief education）为基础，将重点放在对社区的尊重和服务上，该校也将艺术融入教学的各个方面，帮助学生理解各种抽象概念并进行批判性思考。
在英国，随着创建类似于美国的特许学校的学院制中学（academy）和自由学校（free school），学校层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且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在戴维·卡梅伦出任首相期间，学院制中学大幅增加，而自由学校成为创新和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孵化器”。如今，英国超过70%的中等学校采用了学院制中学或自由学校的模式。
一所引人注目的学校是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灰衣医院中学（The Grey Coat Hospital School），这是由英格兰教会管理的一所女子学校，该学校在2012年重新组建为一所学院制中学，此举使得这所学校将有更大的自主权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和兴趣。学生可针对各种长期计划确定自我发展目标，学校通过开放式任务和各种实践工作坊鼓励学生更加独立，并为下一阶段教育做好准备。
瑞士以其稳健的学徒制计划而出名，超过2/3的高中生参与政府认可的约300项学徒制计划。我们在苏黎世的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sea Brown Boveri）工厂里看到了学徒制计划的成效。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与相关教育机构合作，为学生提供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工作经历。虽然学生们会接触到许多职业生涯道路，但是他们也可以选择在传统大学接受教育。这不是只能“二选一”的抉择，正如瑞士人所说的：瑞士教育体制里没有死胡同。
虽然瑞士、荷兰和英国都对本国的教育体制引以为豪，但是它们并没有满足于以往所取得的成就，而是继续寻求改进，相关数据显示了它们所采取的做法的有效性。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瑞士、荷兰和英国的学生在最近一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的表现优于美国学生。美国学生阅读排名第23位，科学排名第25位，数学排名第40位。如果美国在奥运会上名列第40位的话，那会遭到全国性抗议的！
对于子女教育，各个家庭需要更多的选择，而教育工作者则必须被赋予进行创新的权利，否则，我们将会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在我造访的这几个国家，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一样，它们都采用有意义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并受到重视和认可，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各个家庭也获得了尊重，可以选择最能够满足他们子女教育需求的学校。学生们不仅可以接触到许多教育路径，而且可以在追求各自兴趣的道路上获得帮助。
现在，简单地模仿欧洲国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美国各个社区有其独特的挑战和需求。但是，荷兰和英国的做法表明，凭借着健全的教育选择以及给予教育工作者足够的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使学生获得较好的成绩。瑞士的做法则显示了通过各种学徒制计划可以给学生的职业生涯带来益处。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做法表明，对教育自由的承诺能够让学生们获得成功。
对于美国而言，教育领域各种持久和积极的变化不可能也不应该由联邦政府来发号施令。我们以前已经尝试过了一些做法，诸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力争上游”计划等几乎没能取得成功。而且，在美国联邦教育部成立之时，它就负有“禁止联邦对教育控制”之职责，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一项职责。
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州和学区应该能够找到各种有效的方法，并将教育自由扩展到各自的选区。
各个州和各个学区应该授予各个家庭权利，让后者有更多的机会找到最适合他们子女的教育选择，不管是通过公开招生、特许学校、税收抵免奖学金项目、教育券、学生资助金还是通过其他途径。
各个州和学区可以赋予教育工作者更大的灵活性以满足他们所服务的学生的需求，这意味着减少任课教师的工作量，让他们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最后，也许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谁应该在教育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究竟是学生及其家人，还是这个国家最根深蒂固的现状？我造访过的这些国家站在学生的立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而美国人应该要求得到同样的答案。
虽然教育政策和劳动力政策密切相关，但是数十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均沿用两个不同的部门处理这些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近日宣布了一项大胆的计划：新组建一个教育和劳动力部门来改善这种状况，新部门成立后，联邦将减少在教育方面的作用，并且可针对美国学生和工人的需求做出更加快速的反应。
在我首次作为美国联邦教育部长参观访问瑞士、荷兰和英国三国学校期间，我看到每一个国家都采用了整体性方法对教育进行治理，以便让学生们获得职业生涯和人生的成功。不过，了解到参观的国家没有提及“学校选择”这个话题，这是令我惊讶的。
我参观的几所不同的学校都为各个年级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机会，但是，在这些国家，“学校选择”并没有主导交流对话，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教育自由是不具争议性的。在美国，仍有些人带着鄙疑的目光看待各个家庭可自行做出各项教育决定一事。捍卫现状者们则担心给予学生家长更多的选择以及给予教育工作者更多的灵活性会导致学校资金匮乏，并最终拉低学生的表现。
在我访问的这几个国家里，教育都是以每一个学生的独特需求为导向的。在荷兰，教育自由被庄严地写入《宪法》，要求国家应该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提供相同数量的经费，2/3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和由纳税人出资的学校。
荷兰通过鼓励在课堂上行使自主权的方式授予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权利，这种方式使得大量家庭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教育工作者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这让我想起了鹿特丹伊梅爾达小学（Imelda Primary School）。这所天主教学校以信仰教育（belief education）为基础，将重点放在对社区的尊重和服务上，该校也将艺术融入教学的各个方面，帮助学生理解各种抽象概念并进行批判性思考。
在英国，随着创建类似于美国的特许学校的学院制中学（academy）和自由学校（free school），学校层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且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在戴维·卡梅伦出任首相期间，学院制中学大幅增加，而自由学校成为创新和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孵化器”。如今，英国超过70%的中等学校采用了学院制中学或自由学校的模式。
一所引人注目的学校是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灰衣医院中学（The Grey Coat Hospital School），这是由英格兰教会管理的一所女子学校，该学校在2012年重新组建为一所学院制中学，此举使得这所学校将有更大的自主权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和兴趣。学生可针对各种长期计划确定自我发展目标，学校通过开放式任务和各种实践工作坊鼓励学生更加独立，并为下一阶段教育做好准备。
瑞士以其稳健的学徒制计划而出名，超过2/3的高中生参与政府认可的约300项学徒制计划。我们在苏黎世的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sea Brown Boveri）工厂里看到了学徒制计划的成效。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与相关教育机构合作，为学生提供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工作经历。虽然学生们会接触到许多职业生涯道路，但是他们也可以选择在传统大学接受教育。这不是只能“二选一”的抉择，正如瑞士人所说的：瑞士教育体制里没有死胡同。
虽然瑞士、荷兰和英国都对本国的教育体制引以为豪，但是它们并没有满足于以往所取得的成就，而是继续寻求改进，相关数据显示了它们所采取的做法的有效性。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瑞士、荷兰和英国的学生在最近一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的表现优于美国学生。美国学生阅读排名第23位，科学排名第25位，数学排名第40位。如果美国在奥运会上名列第40位的话，那会遭到全国性抗议的！
对于子女教育，各个家庭需要更多的选择，而教育工作者则必须被赋予进行创新的权利，否则，我们将会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在我造访的这几个国家，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一样，它们都采用有意义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并受到重视和认可，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各个家庭也获得了尊重，可以选择最能够满足他们子女教育需求的学校。学生们不仅可以接触到许多教育路径，而且可以在追求各自兴趣的道路上获得帮助。
现在，简单地模仿欧洲国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美国各个社区有其独特的挑战和需求。但是，荷兰和英国的做法表明，凭借着健全的教育选择以及给予教育工作者足够的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使学生获得较好的成绩。瑞士的做法则显示了通过各种学徒制计划可以给学生的职业生涯带来益处。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做法表明，对教育自由的承诺能够让学生们获得成功。
对于美国而言，教育领域各种持久和积极的变化不可能也不应该由联邦政府来发号施令。我们以前已经尝试过了一些做法，诸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力争上游”计划等几乎没能取得成功。而且，在美国联邦教育部成立之时，它就负有“禁止联邦对教育控制”之职责，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一项职责。
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州和学区应该能够找到各种有效的方法，并将教育自由扩展到各自的选区。
各个州和各个学区应该授予各个家庭权利，让后者有更多的机会找到最适合他们子女的教育选择，不管是通过公开招生、特许学校、税收抵免奖学金项目、教育券、学生资助金还是通过其他途径。
各个州和学区可以赋予教育工作者更大的灵活性以满足他们所服务的学生的需求，这意味着减少任课教师的工作量，让他们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最后，也许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谁应该在教育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究竟是学生及其家人，还是这个国家最根深蒂固的现状？我造访过的这些国家站在学生的立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而美国人应该要求得到同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