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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到70年代，日本经历过持续18年的高速增长期。从1955—1973年，创下了年均增长9.2%的纪录，1968年日本跃升为继美国、前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而，从1974年开始，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一次明显的中枢下移，从1974—1991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3.7%，增速不及高速增长时期的一半。而从1992—2010年的近20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再次下移到了0.85%的水平。韩国同样出现过类似的过程，自1962—1990年期间，韩国经济几乎每年以8%左右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高速增长，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了发达国家200—300年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逐渐终结，经济增长中枢逐步下移，1991—2000年平均增长率为6.3%，2001—2010年平均增长率下滑到4.1%。日韩经济高增长时代的终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国内要素供给条件变化降低了日韩经济潜在增长率
（一）“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改变
日本经济在二战之后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劳动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是由于受战后初期出生数量下降的影响，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中学毕业生人数一时骤减，随着经济增长带动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经济整体转入了劳动力不足的状态。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逐渐停止。1967年日本招工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例超过了1，实现了超充分就业。从60年代的中期开始到70年代初，日本的失业率水平处于一个历史的超低位水平，而同期社会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则以超越经济增速的节奏持续、快速的上升。同样，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的劳动力供求水平与平均工资增长状况出现了与日本60年代末70年代初极为相似的状况。1987—1989年，工人实际工资增长了62%，而同期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35.5%，到1990年，韩国工人平均工资超过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水平。而且，从劳动力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来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日本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韩国非常接近。可以说，出现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是导致日韩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终结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产业体系趋于成熟，投资高增长难以为继
日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也正是其重化学工业快速扩张、产业结构不断完善的阶段。日本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前半期，以“倾斜发展方式”发展煤、钢铁、电力和海运，把它们列为四大重点产业，并以此来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末，日本推行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政策，以化学、金属、机械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部门的投资增长尤为明显。通过两轮工业合理化发展计划的实施，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重工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产业体系已经趋于完善。上个世纪60年代初，韩国政府提出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开发战略。从1967年开始，韩国确立了自主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目标，明确提出以钢铁、石油化学和机械工业3大部门作为高度工业化的基础。进入7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由轻纺工业转向冶金、机械、石化等重化工业。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重工业也已经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80年代，韩国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加大力度建设技术密集型工业。随着日韩重化工业发展速度的减缓，“以投资带动投资”的内生经济加速机制趋于消失。
（三）与先进国家技术差距缩小，进一步提升的后发优势弱化
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了迅速缩小与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开始积极的大规模引进海外技术，在1950—1959年间平均每年引进l03件，1960—1967年间平均每年引进469件，实行自由化后的1968年为1061件，1969年为l154件。通过发挥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日本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日本企业的技术力量具备了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到60年代末期，除了在部分军事航天方面的尖端技术以外，日本已经把欧美从30年代以来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全部重大项目都已引进，当时日本的产业技术水平大体上已经赶上了欧美国家。随着在一般技术领域与国外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而在高端技术领域又面临着知识产权保护而难以直接引进，日本的技术后发优势也逐渐消失。韩国的技术发展也经历了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开发的升级过程。1962—1993年，韩国共引进国外技术8766项。经过20多年的努力，韩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日俱增，可以说，这时的韩国在一般的技术领域内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为了保证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开始逐渐限制高新技术的输出，并利用知识产权等方式防止其他国家进行模仿，技术引进越来越困难。据韩国学者测算，1981—1985年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为33.5%，到1986—1990年该比率就下降到了25.5%。可以看出，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日本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韩国，由于产业技术水平在众多领域已经接近国际前沿水平，之前支撑技术水平跨越式提升的后发优势已经基本消失，技术进步路径逐渐转向了艰难而缓慢的自主研发之路，而技术提升速度的下降也对其经济增速形成拖累。
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削弱了日韩外部需求的经济驱动作用
（一）日元升值、成本上升对日本出口市场带来冲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保卫美元的国际地位，维护本国产业的市场份额，美国政府对日本实行了一系列贸易政策，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日趋激化。60年代后半期，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军事支出不断扩大，出现了财政恶化的情况，再加上不断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恶化，使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1美元等于35盎司黄金的价格难以维持。1971年8月尼克松发表了“经济紧急对策”，宣告了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之后的史密森协议调整了多国之间维持的固定汇率，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兑换308日元，结果这一汇率制度也未能持续多久，于1973年2月转为了浮动汇率制，日元兑美元再度升值。尼克松冲击虽然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并未造成致命的打击，但是却为日本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埋下了隐患。在尼克松冲击发生之际，为了重新提振经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金融与财政计划，进而造成了国内投资过热、投机盛行，通胀高企，1973年第二季度（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日本CPI已经高达12%。在通胀水平已经高企的情况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价格从2美元左右大幅提高到11美元左右，日本企业饱受成本上升之苦，原油价格猛涨对于日本国内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为了应对之前扩张和石油危机冲击造成的通胀，日本政府却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金融紧缩政策，虽然成功地抑制住了激烈的通胀，但也严重伤害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二）摩擦加剧、外需调整给韩国出口增长形成压力
从1989年开始，世界经济开始衰退，全球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4.49%下跌至1991年的1.47%，而作为韩国主要出口对象的美国和日本经济也出现大幅回落的情况，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4.13%下滑到1991年的-0.23%，日本经济增长率则从1988年的7.15%下降到1992年的0.82%，1993年的0.17%。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阶段性衰退，一方面使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1987年，美国宣布取消对新兴工业化国家790种商品的特惠关税，1988年1月又宣布从1989年起取消“四小龙”的特惠关税，实行“毕业政策”，7月美国宣布将解决韩国、日本等国对本国造船业的补贴问题，并重新确定了韩国等29个国家1992年3月以前的对美国钢铁出口限额。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对韩国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1989年韩国的出口增长率由上年的26.9%猛降为2.95%，1990年继续下降为2.8%。贸易顺差也从1988年的114.4亿美元急剧下降为1989年的45.97亿美元，1990年则再度出现了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此外，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强迫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开放市场，升值货币。1988年12月韩元兑美元升值30%，这对经济依赖出口，特别是严重依赖美日市场（1989年韩国对美日出口分别占到出口总额的33.1%和21.6%）的韩国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随着出口增速迅速下滑，韩国经济增速也随之放缓，其经济增长率由1986—1988年的12%以上下降到1989—1992年期间的6%左右。
可以看出，日、韩高速增长时代终结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外因素变化导致其内生增长动力的下降，而在增速中枢下移时期，日韩政府由于贪恋高速增长而重拾粗放扩张老路，但结果却无益于阻挡经济下行的趋势，只是导致经济泡沫膨胀，加剧了经济波动。
三、日韩高速增长时代终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比较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和90年代初的韩国情况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未来一段时期，存在经济增长中枢下移的可能。
（一）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
从2004年开始，从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开始，“民工荒”和“技工荒”不断蔓延。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求紧张局面持续扩大，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上升。2001年4个季度该比率最低时为0.65，最高仅为0.75；到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1.02。在劳动力供求缺口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相关调研，2006年以前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幅度都小于10%，而2006年之后同比增长突破10%，目前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且幅度在15—20%上下。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已经和70年代初期的日本和90年代初期的韩国比较相似，而且根据联合国报告的数据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即将在2015年之后进入绝对数量减少的阶段。根据相关研究，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劳动力正在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日益明显。
（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或将趋于减弱
目前，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时期。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我国已经经历了从“一、二、三”到“二、三、一”结构的转变，虽然与国外后工业化国家的“三、二、一”结构相差一个阶段，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差距已经很小，与日韩高增长结束时代的产业结构较为相似。1973年日本和1990年韩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6.3︰49.3︰44.4和9︰43︰48，而2011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0.1︰46.8︰43.1。从人均GDP来看，当前的中国和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水平十分接近，根据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以2005年为基期计算，1990年韩国的人均GDP为7960美元，而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599美元。同时，我国基本确立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数量和规模快速扩张的阶段，未来将向以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发展质量为重点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因此，在工业化起飞阶段所产生的以投资带动投资的内生加速机制正趋于弱化。
（三）中国的技术后发优势正在消失
根据2011年科技部公布的我国科技实力清单，当前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的位置和70年代初的日本和90年代初的韩国在当时国际科技领域的地位基本接近。并且，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差别，与日韩相比，我们在高技术领域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更为严格的限制。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科技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我国技术领域通过引进、消化、吸收而实现跨越式提升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因而，通过自主创新逐步积累、稳步前进将成为技术开发的常态。
（四）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继续提升导致外部挑战日渐增多
近年来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保持高位，已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0年中国出口约占全球总量10%，而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约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除了种类繁多的贸易摩擦之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等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所施加的压力仍在不断加大。另外，与当年的日韩相比，当前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贸易与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大国，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比当年日韩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因而未来的中国也面临更多的外部挑战。
对比日韩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中枢下移的可能性正不断增大，而下移的程度与进度将与欧债危机等外部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
一、国内要素供给条件变化降低了日韩经济潜在增长率
（一）“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改变
日本经济在二战之后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劳动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是由于受战后初期出生数量下降的影响，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中学毕业生人数一时骤减，随着经济增长带动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经济整体转入了劳动力不足的状态。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逐渐停止。1967年日本招工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例超过了1，实现了超充分就业。从60年代的中期开始到70年代初，日本的失业率水平处于一个历史的超低位水平，而同期社会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则以超越经济增速的节奏持续、快速的上升。同样，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的劳动力供求水平与平均工资增长状况出现了与日本60年代末70年代初极为相似的状况。1987—1989年，工人实际工资增长了62%，而同期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35.5%，到1990年，韩国工人平均工资超过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水平。而且，从劳动力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来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日本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韩国非常接近。可以说，出现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是导致日韩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终结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产业体系趋于成熟，投资高增长难以为继
日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也正是其重化学工业快速扩张、产业结构不断完善的阶段。日本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前半期，以“倾斜发展方式”发展煤、钢铁、电力和海运，把它们列为四大重点产业，并以此来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末，日本推行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政策，以化学、金属、机械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部门的投资增长尤为明显。通过两轮工业合理化发展计划的实施，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重工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产业体系已经趋于完善。上个世纪60年代初，韩国政府提出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开发战略。从1967年开始，韩国确立了自主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目标，明确提出以钢铁、石油化学和机械工业3大部门作为高度工业化的基础。进入7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由轻纺工业转向冶金、机械、石化等重化工业。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重工业也已经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80年代，韩国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加大力度建设技术密集型工业。随着日韩重化工业发展速度的减缓，“以投资带动投资”的内生经济加速机制趋于消失。
（三）与先进国家技术差距缩小，进一步提升的后发优势弱化
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了迅速缩小与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开始积极的大规模引进海外技术，在1950—1959年间平均每年引进l03件，1960—1967年间平均每年引进469件，实行自由化后的1968年为1061件，1969年为l154件。通过发挥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日本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日本企业的技术力量具备了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到60年代末期，除了在部分军事航天方面的尖端技术以外，日本已经把欧美从30年代以来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全部重大项目都已引进，当时日本的产业技术水平大体上已经赶上了欧美国家。随着在一般技术领域与国外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而在高端技术领域又面临着知识产权保护而难以直接引进，日本的技术后发优势也逐渐消失。韩国的技术发展也经历了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开发的升级过程。1962—1993年，韩国共引进国外技术8766项。经过20多年的努力，韩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日俱增，可以说，这时的韩国在一般的技术领域内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为了保证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开始逐渐限制高新技术的输出，并利用知识产权等方式防止其他国家进行模仿，技术引进越来越困难。据韩国学者测算，1981—1985年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为33.5%，到1986—1990年该比率就下降到了25.5%。可以看出，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日本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韩国，由于产业技术水平在众多领域已经接近国际前沿水平，之前支撑技术水平跨越式提升的后发优势已经基本消失，技术进步路径逐渐转向了艰难而缓慢的自主研发之路，而技术提升速度的下降也对其经济增速形成拖累。
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削弱了日韩外部需求的经济驱动作用
（一）日元升值、成本上升对日本出口市场带来冲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保卫美元的国际地位，维护本国产业的市场份额，美国政府对日本实行了一系列贸易政策，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日趋激化。60年代后半期，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军事支出不断扩大，出现了财政恶化的情况，再加上不断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恶化，使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1美元等于35盎司黄金的价格难以维持。1971年8月尼克松发表了“经济紧急对策”，宣告了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之后的史密森协议调整了多国之间维持的固定汇率，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兑换308日元，结果这一汇率制度也未能持续多久，于1973年2月转为了浮动汇率制，日元兑美元再度升值。尼克松冲击虽然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并未造成致命的打击，但是却为日本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埋下了隐患。在尼克松冲击发生之际，为了重新提振经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金融与财政计划，进而造成了国内投资过热、投机盛行，通胀高企，1973年第二季度（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日本CPI已经高达12%。在通胀水平已经高企的情况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价格从2美元左右大幅提高到11美元左右，日本企业饱受成本上升之苦，原油价格猛涨对于日本国内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为了应对之前扩张和石油危机冲击造成的通胀，日本政府却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金融紧缩政策，虽然成功地抑制住了激烈的通胀，但也严重伤害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二）摩擦加剧、外需调整给韩国出口增长形成压力
从1989年开始，世界经济开始衰退，全球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4.49%下跌至1991年的1.47%，而作为韩国主要出口对象的美国和日本经济也出现大幅回落的情况，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4.13%下滑到1991年的-0.23%，日本经济增长率则从1988年的7.15%下降到1992年的0.82%，1993年的0.17%。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阶段性衰退，一方面使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1987年，美国宣布取消对新兴工业化国家790种商品的特惠关税，1988年1月又宣布从1989年起取消“四小龙”的特惠关税，实行“毕业政策”，7月美国宣布将解决韩国、日本等国对本国造船业的补贴问题，并重新确定了韩国等29个国家1992年3月以前的对美国钢铁出口限额。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对韩国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1989年韩国的出口增长率由上年的26.9%猛降为2.95%，1990年继续下降为2.8%。贸易顺差也从1988年的114.4亿美元急剧下降为1989年的45.97亿美元，1990年则再度出现了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此外，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强迫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开放市场，升值货币。1988年12月韩元兑美元升值30%，这对经济依赖出口，特别是严重依赖美日市场（1989年韩国对美日出口分别占到出口总额的33.1%和21.6%）的韩国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随着出口增速迅速下滑，韩国经济增速也随之放缓，其经济增长率由1986—1988年的12%以上下降到1989—1992年期间的6%左右。
可以看出，日、韩高速增长时代终结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外因素变化导致其内生增长动力的下降，而在增速中枢下移时期，日韩政府由于贪恋高速增长而重拾粗放扩张老路，但结果却无益于阻挡经济下行的趋势，只是导致经济泡沫膨胀，加剧了经济波动。
三、日韩高速增长时代终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比较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和90年代初的韩国情况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未来一段时期，存在经济增长中枢下移的可能。
（一）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
从2004年开始，从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开始，“民工荒”和“技工荒”不断蔓延。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求紧张局面持续扩大，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上升。2001年4个季度该比率最低时为0.65，最高仅为0.75；到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1.02。在劳动力供求缺口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相关调研，2006年以前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幅度都小于10%，而2006年之后同比增长突破10%，目前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且幅度在15—20%上下。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已经和70年代初期的日本和90年代初期的韩国比较相似，而且根据联合国报告的数据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即将在2015年之后进入绝对数量减少的阶段。根据相关研究，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劳动力正在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日益明显。
（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或将趋于减弱
目前，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时期。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我国已经经历了从“一、二、三”到“二、三、一”结构的转变，虽然与国外后工业化国家的“三、二、一”结构相差一个阶段，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差距已经很小，与日韩高增长结束时代的产业结构较为相似。1973年日本和1990年韩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6.3︰49.3︰44.4和9︰43︰48，而2011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0.1︰46.8︰43.1。从人均GDP来看，当前的中国和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水平十分接近，根据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以2005年为基期计算，1990年韩国的人均GDP为7960美元，而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599美元。同时，我国基本确立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数量和规模快速扩张的阶段，未来将向以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发展质量为重点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因此，在工业化起飞阶段所产生的以投资带动投资的内生加速机制正趋于弱化。
（三）中国的技术后发优势正在消失
根据2011年科技部公布的我国科技实力清单，当前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的位置和70年代初的日本和90年代初的韩国在当时国际科技领域的地位基本接近。并且，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差别，与日韩相比，我们在高技术领域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更为严格的限制。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科技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我国技术领域通过引进、消化、吸收而实现跨越式提升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因而，通过自主创新逐步积累、稳步前进将成为技术开发的常态。
（四）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继续提升导致外部挑战日渐增多
近年来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保持高位，已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0年中国出口约占全球总量10%，而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约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除了种类繁多的贸易摩擦之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等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所施加的压力仍在不断加大。另外，与当年的日韩相比，当前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贸易与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大国，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比当年日韩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因而未来的中国也面临更多的外部挑战。
对比日韩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中枢下移的可能性正不断增大，而下移的程度与进度将与欧债危机等外部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