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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一个岁月的符号,一个成长的过程。作为一名曾经在杂志社工作过的编辑、记者,我对这份杂志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我懂得一本杂志十载春秋,千里路途所踩出的每一条深浅印痕的分量,我理解办刊人在追求理想、坚守职责中所付出的艰辛与欢乐。
——原发行部主任、责任编辑 童美瑛
记得2001年的年底,那是个寒冷的季节。杂志社的同仁们刚刚与自己朝夕相处了8年的《人民政权报》说了再见,又马上将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迎来崭新的《浙江人大》杂志创刊。
时间紧、任务重,创刊准备动员会后,杂志社从总编辑到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进入到了紧张的“战备”状态。大家的心中仿佛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作为浙江省人大机关刊物的《浙江人大》杂志,如何围绕省人大常委会的中心工作,以法律和社会赋予的责任,根据目标读者——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需求,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读本,这是杂志社每一位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职责。
万事开头难。一本杂志要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完成从版块定位到栏目设计、确定,再到内文、标题、照片的组稿、采访、筛选、撰写,时间非常紧张。
在杂志初创时期,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时任总编辑的杜方文,总是那样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把工作思路、设想与编辑、记者一项项、一条条推敲、斟酌、落实。每一次开编务会议,是编辑们感到最忐忑的一天。这一天责任编辑必须把自己已经调查、筛选、深思熟虑后的下一期杂志的选题拿到会上讨论,而每一个选题的通过又像是经历考试般的紧张和磨难。
我当时是社会版的责任编辑。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古今判案”栏目,组了好几个“抓人眼球”的奇案判例,高兴地拿到了编务会上,以为这些稿件一定会通过。因为,那些给我写稿的人,都是北京、上海的一些写作高手,我是费了好大的劲,想了许多办法,托了熟人组来的。稿件从内容题材、文字结构到逻辑思维都是无可挑剔的。
没想到的是,那些稿件在会上却统统被 “枪毙”了。原因很简单:“稿件虽好,但不适合我们人大杂志。”开完编辑会,我回到办公室,关上门,趴在桌上哭了足足有半小时。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它使我明白一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扮演着同一个角色,可表演的内容却不一样。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社会版责任编辑,你对题材思考的深度决定着文章的深度,你对题材思考的角度决定着你对栏目的把握的程度。而一篇文章的好坏,是看这篇文章是不是符合自己目标读者的要求,这个要求决定着读者对杂志的喜好程度和杂志的影响力。
还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当时,一些通过邮局发行的报纸杂志常常被邮局拖延。为了能让杂志及时送达代表和读者的手中,杂志社在经过反复的市场调研和成本核算后,决定搞自办发行。
自办发行,说说容易做做难。先不说挨县挨镇、挨村挨户的跑发行的艰难,光就那几万个征订户的信息要一条条输入到电脑,然后再分发给每个发行点的活计,就是一项很头痛的工程。
工作不可忽略,任务必须量化。于是,总编辑决定,杂志社每一个工作人员,从编辑记者到后勤人员,都要负责一个省辖市的发行包干任务。
为了完成自己包干地区的发行任务,杂志社同志的脚上都像是装了上足发条的“马达”,不辞辛劳地下基层,跑乡镇,耐心的做推广工作。大家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杂志创刊之初,发行量就接近了4万份。
尽管工作是如此的紧张,可是杂志社的同仁们却始终保持着“工作着是快乐的”心态。即便是忙得脚不着地,编辑部里还常常会充满着欢声笑语。那种轻松的工作氛围和融洽气氛,现在想起都有暖意在心中停留。
那是个下着小雨的下午,杜方文总编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商量,希望我在完成“社会广角”版块编辑任务的同时,负责杂志的发行工作。已经在报刊杂志社工作了10多年的我清楚地知道,发行部主任那可不是一个好揽的活,再说当时没人手,发行部就我一个“光杆司令”,更是心中没底。但为了工作,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干吧。
记得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自己热爱的那项工作。有了这项他能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他的生活就有了一个核心,没有这个核心的人,他的生活是碎片。”同事们热爱着自己的工作,热爱着这个集体,所有的重心都围绕着工作这个核心,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快乐大家一起分享。只要有工作任务下达,都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去努力完成。
在这样工作氛围的感染下,我在杜总编帮助设计的一套自办发行登记和统计软件中,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一个人硬是将近5万个订户信息一个个地输进了电脑。一个月后的那个晚上,当我把最后一个订户信息输入电脑,抬起胀痛的脑袋,看到窗外一轮弯弯的明月,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现在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往事,不只是由于怀旧,而是想说明在杂志社的那段时光,那种上上下下都充满着集体主义荣誉感的日子,真的让人很难忘怀。
杂志创刊后,我一直担任责任编辑和负责发行工作。整整5年,无论是采访、写稿、编稿,还是跑发行,大家都能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在这中间,虽然偶尔也有争论、赌气的时候,但这些因观念、看法不同而引起的不快总会像过路烟云般很快地消逝,留下更多的是美好的记忆。
2007年初,我因组织调动到省人大培训中心工作。离开了那块我已经辛勤耕耘了20多年的新闻园地,带着20多年来新闻工作给我留下的那份认真、敏感,还有执拗,我走进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
时至今日,我在培训中心工作已经5年了。今天,当我在回望过去留下的收获与体会,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值得留念和记取。
我知道在杂志社工作的那些年,给我留下的印痕究竟有多深或有多浅,在时光的过滤中,已经不存在情结和纠结了。它们像一些明亮的静谧的光点,轻轻地存放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只是跟着这些光点,记着它们。我相信这些光点就算过去多少年,都会在我心中照亮,不会熄灭。
——原发行部主任、责任编辑 童美瑛
记得2001年的年底,那是个寒冷的季节。杂志社的同仁们刚刚与自己朝夕相处了8年的《人民政权报》说了再见,又马上将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迎来崭新的《浙江人大》杂志创刊。
时间紧、任务重,创刊准备动员会后,杂志社从总编辑到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进入到了紧张的“战备”状态。大家的心中仿佛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作为浙江省人大机关刊物的《浙江人大》杂志,如何围绕省人大常委会的中心工作,以法律和社会赋予的责任,根据目标读者——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需求,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读本,这是杂志社每一位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职责。
万事开头难。一本杂志要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完成从版块定位到栏目设计、确定,再到内文、标题、照片的组稿、采访、筛选、撰写,时间非常紧张。
在杂志初创时期,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时任总编辑的杜方文,总是那样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把工作思路、设想与编辑、记者一项项、一条条推敲、斟酌、落实。每一次开编务会议,是编辑们感到最忐忑的一天。这一天责任编辑必须把自己已经调查、筛选、深思熟虑后的下一期杂志的选题拿到会上讨论,而每一个选题的通过又像是经历考试般的紧张和磨难。
我当时是社会版的责任编辑。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古今判案”栏目,组了好几个“抓人眼球”的奇案判例,高兴地拿到了编务会上,以为这些稿件一定会通过。因为,那些给我写稿的人,都是北京、上海的一些写作高手,我是费了好大的劲,想了许多办法,托了熟人组来的。稿件从内容题材、文字结构到逻辑思维都是无可挑剔的。
没想到的是,那些稿件在会上却统统被 “枪毙”了。原因很简单:“稿件虽好,但不适合我们人大杂志。”开完编辑会,我回到办公室,关上门,趴在桌上哭了足足有半小时。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它使我明白一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扮演着同一个角色,可表演的内容却不一样。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社会版责任编辑,你对题材思考的深度决定着文章的深度,你对题材思考的角度决定着你对栏目的把握的程度。而一篇文章的好坏,是看这篇文章是不是符合自己目标读者的要求,这个要求决定着读者对杂志的喜好程度和杂志的影响力。
还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当时,一些通过邮局发行的报纸杂志常常被邮局拖延。为了能让杂志及时送达代表和读者的手中,杂志社在经过反复的市场调研和成本核算后,决定搞自办发行。
自办发行,说说容易做做难。先不说挨县挨镇、挨村挨户的跑发行的艰难,光就那几万个征订户的信息要一条条输入到电脑,然后再分发给每个发行点的活计,就是一项很头痛的工程。
工作不可忽略,任务必须量化。于是,总编辑决定,杂志社每一个工作人员,从编辑记者到后勤人员,都要负责一个省辖市的发行包干任务。
为了完成自己包干地区的发行任务,杂志社同志的脚上都像是装了上足发条的“马达”,不辞辛劳地下基层,跑乡镇,耐心的做推广工作。大家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杂志创刊之初,发行量就接近了4万份。
尽管工作是如此的紧张,可是杂志社的同仁们却始终保持着“工作着是快乐的”心态。即便是忙得脚不着地,编辑部里还常常会充满着欢声笑语。那种轻松的工作氛围和融洽气氛,现在想起都有暖意在心中停留。
那是个下着小雨的下午,杜方文总编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商量,希望我在完成“社会广角”版块编辑任务的同时,负责杂志的发行工作。已经在报刊杂志社工作了10多年的我清楚地知道,发行部主任那可不是一个好揽的活,再说当时没人手,发行部就我一个“光杆司令”,更是心中没底。但为了工作,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干吧。
记得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自己热爱的那项工作。有了这项他能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他的生活就有了一个核心,没有这个核心的人,他的生活是碎片。”同事们热爱着自己的工作,热爱着这个集体,所有的重心都围绕着工作这个核心,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快乐大家一起分享。只要有工作任务下达,都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去努力完成。
在这样工作氛围的感染下,我在杜总编帮助设计的一套自办发行登记和统计软件中,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一个人硬是将近5万个订户信息一个个地输进了电脑。一个月后的那个晚上,当我把最后一个订户信息输入电脑,抬起胀痛的脑袋,看到窗外一轮弯弯的明月,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现在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往事,不只是由于怀旧,而是想说明在杂志社的那段时光,那种上上下下都充满着集体主义荣誉感的日子,真的让人很难忘怀。
杂志创刊后,我一直担任责任编辑和负责发行工作。整整5年,无论是采访、写稿、编稿,还是跑发行,大家都能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在这中间,虽然偶尔也有争论、赌气的时候,但这些因观念、看法不同而引起的不快总会像过路烟云般很快地消逝,留下更多的是美好的记忆。
2007年初,我因组织调动到省人大培训中心工作。离开了那块我已经辛勤耕耘了20多年的新闻园地,带着20多年来新闻工作给我留下的那份认真、敏感,还有执拗,我走进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
时至今日,我在培训中心工作已经5年了。今天,当我在回望过去留下的收获与体会,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值得留念和记取。
我知道在杂志社工作的那些年,给我留下的印痕究竟有多深或有多浅,在时光的过滤中,已经不存在情结和纠结了。它们像一些明亮的静谧的光点,轻轻地存放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只是跟着这些光点,记着它们。我相信这些光点就算过去多少年,都会在我心中照亮,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