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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一个岁月的符号，一个成长的过程。作为一名曾经在杂志社工作过的编辑、记者，我对这份杂志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我懂得一本杂志十载春秋，千里路途所踩出的每一条深浅印痕的分量，我理解办刊人在追求理想、坚守职责中所付出的艰辛与欢乐。
——原发行部主任、责任编辑 童美瑛
记得2001年的年底，那是个寒冷的季节。杂志社的同仁们刚刚与自己朝夕相处了8年的《人民政权报》说了再见，又马上将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迎来崭新的《浙江人大》杂志创刊。
时间紧、任务重，创刊准备动员会后，杂志社从总编辑到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进入到了紧张的“战备”状态。大家的心中仿佛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作为浙江省人大机关刊物的《浙江人大》杂志，如何围绕省人大常委会的中心工作，以法律和社会赋予的责任，根据目标读者——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需求，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读本，这是杂志社每一位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职责。
万事开头难。一本杂志要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完成从版块定位到栏目设计、确定，再到内文、标题、照片的组稿、采访、筛选、撰写，时间非常紧张。
在杂志初创时期，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时任总编辑的杜方文，总是那样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把工作思路、设想与编辑、记者一项项、一条条推敲、斟酌、落实。每一次开编务会议，是编辑们感到最忐忑的一天。这一天责任编辑必须把自己已经调查、筛选、深思熟虑后的下一期杂志的选题拿到会上讨论，而每一个选题的通过又像是经历考试般的紧张和磨难。
我当时是社会版的责任编辑。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古今判案”栏目，组了好几个“抓人眼球”的奇案判例，高兴地拿到了编务会上，以为这些稿件一定会通过。因为，那些给我写稿的人，都是北京、上海的一些写作高手，我是费了好大的劲，想了许多办法，托了熟人组来的。稿件从内容题材、文字结构到逻辑思维都是无可挑剔的。
没想到的是，那些稿件在会上却统统被 “枪毙”了。原因很简单：“稿件虽好，但不适合我们人大杂志。”开完编辑会，我回到办公室，关上门，趴在桌上哭了足足有半小时。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它使我明白一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扮演着同一个角色，可表演的内容却不一样。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社会版责任编辑，你对题材思考的深度决定着文章的深度，你对题材思考的角度决定着你对栏目的把握的程度。而一篇文章的好坏，是看这篇文章是不是符合自己目标读者的要求，这个要求决定着读者对杂志的喜好程度和杂志的影响力。
还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当时，一些通过邮局发行的报纸杂志常常被邮局拖延。为了能让杂志及时送达代表和读者的手中，杂志社在经过反复的市场调研和成本核算后，决定搞自办发行。
自办发行，说说容易做做难。先不说挨县挨镇、挨村挨户的跑发行的艰难，光就那几万个征订户的信息要一条条输入到电脑，然后再分发给每个发行点的活计，就是一项很头痛的工程。
工作不可忽略，任务必须量化。于是，总编辑决定，杂志社每一个工作人员，从编辑记者到后勤人员，都要负责一个省辖市的发行包干任务。
为了完成自己包干地区的发行任务，杂志社同志的脚上都像是装了上足发条的“马达”，不辞辛劳地下基层，跑乡镇，耐心的做推广工作。大家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杂志创刊之初，发行量就接近了4万份。
尽管工作是如此的紧张，可是杂志社的同仁们却始终保持着“工作着是快乐的”心态。即便是忙得脚不着地，编辑部里还常常会充满着欢声笑语。那种轻松的工作氛围和融洽气氛，现在想起都有暖意在心中停留。
那是个下着小雨的下午，杜方文总编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商量，希望我在完成“社会广角”版块编辑任务的同时，负责杂志的发行工作。已经在报刊杂志社工作了10多年的我清楚地知道，发行部主任那可不是一个好揽的活，再说当时没人手，发行部就我一个“光杆司令”，更是心中没底。但为了工作，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干吧。
记得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自己热爱的那项工作。有了这项他能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他的生活就有了一个核心，没有这个核心的人，他的生活是碎片。”同事们热爱着自己的工作，热爱着这个集体，所有的重心都围绕着工作这个核心，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快乐大家一起分享。只要有工作任务下达，都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去努力完成。
在这样工作氛围的感染下，我在杜总编帮助设计的一套自办发行登记和统计软件中，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一个人硬是将近5万个订户信息一个个地输进了电脑。一个月后的那个晚上，当我把最后一个订户信息输入电脑，抬起胀痛的脑袋，看到窗外一轮弯弯的明月，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现在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往事，不只是由于怀旧，而是想说明在杂志社的那段时光，那种上上下下都充满着集体主义荣誉感的日子，真的让人很难忘怀。
杂志创刊后，我一直担任责任编辑和负责发行工作。整整5年，无论是采访、写稿、编稿，还是跑发行，大家都能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在这中间，虽然偶尔也有争论、赌气的时候，但这些因观念、看法不同而引起的不快总会像过路烟云般很快地消逝，留下更多的是美好的记忆。
2007年初，我因组织调动到省人大培训中心工作。离开了那块我已经辛勤耕耘了20多年的新闻园地，带着20多年来新闻工作给我留下的那份认真、敏感，还有执拗，我走进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
时至今日，我在培训中心工作已经5年了。今天，当我在回望过去留下的收获与体会，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值得留念和记取。
我知道在杂志社工作的那些年，给我留下的印痕究竟有多深或有多浅，在时光的过滤中，已经不存在情结和纠结了。它们像一些明亮的静谧的光点，轻轻地存放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只是跟着这些光点，记着它们。我相信这些光点就算过去多少年，都会在我心中照亮，不会熄灭。
——原发行部主任、责任编辑 童美瑛
记得2001年的年底，那是个寒冷的季节。杂志社的同仁们刚刚与自己朝夕相处了8年的《人民政权报》说了再见，又马上将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迎来崭新的《浙江人大》杂志创刊。
时间紧、任务重，创刊准备动员会后，杂志社从总编辑到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进入到了紧张的“战备”状态。大家的心中仿佛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作为浙江省人大机关刊物的《浙江人大》杂志，如何围绕省人大常委会的中心工作，以法律和社会赋予的责任，根据目标读者——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需求，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读本，这是杂志社每一位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职责。
万事开头难。一本杂志要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完成从版块定位到栏目设计、确定，再到内文、标题、照片的组稿、采访、筛选、撰写，时间非常紧张。
在杂志初创时期，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时任总编辑的杜方文，总是那样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把工作思路、设想与编辑、记者一项项、一条条推敲、斟酌、落实。每一次开编务会议，是编辑们感到最忐忑的一天。这一天责任编辑必须把自己已经调查、筛选、深思熟虑后的下一期杂志的选题拿到会上讨论，而每一个选题的通过又像是经历考试般的紧张和磨难。
我当时是社会版的责任编辑。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古今判案”栏目，组了好几个“抓人眼球”的奇案判例，高兴地拿到了编务会上，以为这些稿件一定会通过。因为，那些给我写稿的人，都是北京、上海的一些写作高手，我是费了好大的劲，想了许多办法，托了熟人组来的。稿件从内容题材、文字结构到逻辑思维都是无可挑剔的。
没想到的是，那些稿件在会上却统统被 “枪毙”了。原因很简单：“稿件虽好，但不适合我们人大杂志。”开完编辑会，我回到办公室，关上门，趴在桌上哭了足足有半小时。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它使我明白一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扮演着同一个角色，可表演的内容却不一样。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社会版责任编辑，你对题材思考的深度决定着文章的深度，你对题材思考的角度决定着你对栏目的把握的程度。而一篇文章的好坏，是看这篇文章是不是符合自己目标读者的要求，这个要求决定着读者对杂志的喜好程度和杂志的影响力。
还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当时，一些通过邮局发行的报纸杂志常常被邮局拖延。为了能让杂志及时送达代表和读者的手中，杂志社在经过反复的市场调研和成本核算后，决定搞自办发行。
自办发行，说说容易做做难。先不说挨县挨镇、挨村挨户的跑发行的艰难，光就那几万个征订户的信息要一条条输入到电脑，然后再分发给每个发行点的活计，就是一项很头痛的工程。
工作不可忽略，任务必须量化。于是，总编辑决定，杂志社每一个工作人员，从编辑记者到后勤人员，都要负责一个省辖市的发行包干任务。
为了完成自己包干地区的发行任务，杂志社同志的脚上都像是装了上足发条的“马达”，不辞辛劳地下基层，跑乡镇，耐心的做推广工作。大家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杂志创刊之初，发行量就接近了4万份。
尽管工作是如此的紧张，可是杂志社的同仁们却始终保持着“工作着是快乐的”心态。即便是忙得脚不着地，编辑部里还常常会充满着欢声笑语。那种轻松的工作氛围和融洽气氛，现在想起都有暖意在心中停留。
那是个下着小雨的下午，杜方文总编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商量，希望我在完成“社会广角”版块编辑任务的同时，负责杂志的发行工作。已经在报刊杂志社工作了10多年的我清楚地知道，发行部主任那可不是一个好揽的活，再说当时没人手，发行部就我一个“光杆司令”，更是心中没底。但为了工作，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干吧。
记得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自己热爱的那项工作。有了这项他能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他的生活就有了一个核心，没有这个核心的人，他的生活是碎片。”同事们热爱着自己的工作，热爱着这个集体，所有的重心都围绕着工作这个核心，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快乐大家一起分享。只要有工作任务下达，都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去努力完成。
在这样工作氛围的感染下，我在杜总编帮助设计的一套自办发行登记和统计软件中，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一个人硬是将近5万个订户信息一个个地输进了电脑。一个月后的那个晚上，当我把最后一个订户信息输入电脑，抬起胀痛的脑袋，看到窗外一轮弯弯的明月，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现在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往事，不只是由于怀旧，而是想说明在杂志社的那段时光，那种上上下下都充满着集体主义荣誉感的日子，真的让人很难忘怀。
杂志创刊后，我一直担任责任编辑和负责发行工作。整整5年，无论是采访、写稿、编稿，还是跑发行，大家都能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在这中间，虽然偶尔也有争论、赌气的时候，但这些因观念、看法不同而引起的不快总会像过路烟云般很快地消逝，留下更多的是美好的记忆。
2007年初，我因组织调动到省人大培训中心工作。离开了那块我已经辛勤耕耘了20多年的新闻园地，带着20多年来新闻工作给我留下的那份认真、敏感，还有执拗，我走进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
时至今日，我在培训中心工作已经5年了。今天，当我在回望过去留下的收获与体会，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值得留念和记取。
我知道在杂志社工作的那些年，给我留下的印痕究竟有多深或有多浅，在时光的过滤中，已经不存在情结和纠结了。它们像一些明亮的静谧的光点，轻轻地存放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只是跟着这些光点，记着它们。我相信这些光点就算过去多少年，都会在我心中照亮，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