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底，上海浦东新区“天逸静园·玫瑰园”里，静悄悄地立起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无声无息地修葺开放。世事纷纭，先人走过的道路曲折，然他们作为中国军人，坚决抵御外来侵略者的意志，是全然一致的。共产党人博大的心胸，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世人景仰。
　　
　　张灵甫“归来”
　　
　　位于长江岸畔、毗邻浦东殡仪馆的“天逸静园·玫瑰园”，是集人文殡葬和景观旅游功能为一体的现代陵园。这玫瑰园的投资者之一，是有着“海外、台湾老军人与他们后代”背景的美籍台商刘冠初先生。我对这个“海外、台湾老军人”的解读，就是1949年后去了台湾和海外的“国军”高级将领们，现在他们都想着叶落归根了，而张灵甫是他们中归来的第一个。
　　玫瑰园二楼，摆放着一块纯白的玉晶石，上面刻着一个熟悉的姓名：张灵甫。姓名左侧是这位历史人物的戎装肖像。下方是他的生年与卒年：1903——1947。
　　我再度看到这块玉晶石的时间，是2008年金秋。玫瑰园总经理时泰明跟我说，张灵甫去世已有61年了，如果还活着，今年是105岁了。
　　纯白玉晶石上还刻着一首诗：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下面是诗作者，也是这块墓石“立碑人”的姓名：王玉龄。王玉龄是张灵甫的夫人。我问：“老太太现在哪里？”时总经理回答：“她先在台湾，后到美国、长沙。2003年来到上海，与儿子和媳妇定居在同一所大厦里。”2003年老太太来沪，将他丈夫张灵甫的“灵葬”放在了这里。我有一事不解，特意问道：“骨灰盒里面装的真是张灵甫的骨灰么？”时总经理回答说，安放仪式上，我们见到张太太拿出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了骨灰盒。这个红布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按照规矩我们是不能再打开的。我说：“那就让它永远是个谜吧，重要的是他回来了，并且将永远安宁。”
　　张灵甫，名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陕西省长安人。王玉龄祖籍安徽省舒城，1928年6月出生于长沙市的书香世家，祖辈曾担任过清朝的尚书和两江提督。1945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张灵甫已经42岁，而她还不到20岁。“只有3年，张灵甫就战死了，60多年来，她没有再嫁，现在也已经80岁了。”
　　时泰明先生说：“如今战争烟云散去，那段历史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博物馆和教科书，但仍然活着的，是爱情和忠诚。”
　　王玉龄老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经常回国，周恩来总理曾经单独接见过她。
　　在玫瑰园的安放仪式上，王玉龄带来一份“悼灵甫将军”的书面文字。对于张灵甫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经历作了回忆。张灵甫的右腿，在1939年3月南昌会战中，被日军机枪扫中，右膝盖不能弯屈，以致后来有“跛腿将军”之名。
　　在著名的南京保卫战中，他负伤坚持指挥，后被部下抬下战场。王玉龄还特意写到江西上高县一战，“那年（2001年——记者注），上高县博物馆馆长钟鼎先生还打来电话，我以将军放大照相赠，并请钟先生将有关上高县之战资料给我，以示子孙后代”。
　　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随国民政府七十四军（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的张灵甫（时任第五十一师三○五团团长），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战场上的重大战役，尤其是在德安、上高、常德三次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被誉为抗日铁军，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只有七十四军能打”的赞誉。
　　抗战胜利之后，七十四军空运南京受降。次年3月，该军改编为整编七十四师，全师32000人，下辖整编51旅、57旅、58旅。全副美式装备，驻扎在孝陵卫镇，拱卫首都。师长张灵甫兼任南京警备司令，因此被称为“御林军”。
　　1947年5月13日晚上，孟良崮战役爆发，张灵甫奉命参战。16日下午，他所指挥的“王牌师”被歼，张灵甫本人及司令部人员集体战败阵亡。
　　“他的随从参谋回京，带给我遗书。”以“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字样结尾的这份遗书，今日的玫瑰园存有它的复印件。张灵甫这样写道：十余万军队“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作为人子，在最危急的时刻，张灵甫想起自己的父亲：“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切。”此时的张灵甫已经知道，王玉龄怀孕在身，故而他又写道：“子望养育之。”唐诗人张籍有名句：“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如是情景可谓是王玉龄的写照。遗书的最后一句是：“玉龄吾妻今永诀矣。”
　　孟良崮战役后，陈毅将军用棺材厚葬张灵甫。据记录，当年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特务团将张灵甫的遗体埋葬在沂南县董家庄。新华社曾经公开广播，让“张亲属到此善后”。但没有人来。
　　历史和现实终有相接相衔的一天。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大典的时候，王玉龄受邀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典。到了1992年，在美国的王玉龄曾请山东人士寻找张灵甫的遗骨，据说是找到了，并要有关部门向王玉龄通报。
　　


　　2003年12月底，她终于将张灵甫的灵葬安放在浦东的玫瑰园。张灵甫与王玉龄的遗腹子张道宇先生同来。浮沉商海多年，他在台湾创办了美菲企业有限公司和美陇企业有限公司，经营童装，生意兴隆，现又在上海嘉定的华亭办厂，安了个“家”。
　　我查阅资料得知，曾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张灵甫“在西安与我同窗，他的好字令我羡慕”。20岁时，张灵甫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一手好字曾获得书法大家于右任的夸奖：“后生可畏。”张灵甫1924年投笔从戎，时至1927年3月，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生，同学有林彪、刘志丹、袁国平、胡琏、李弥、文强、唐生明等，他们日后都在中国大地上风云一时。从抗日名将到国共内战败将再到叶落归根，不由不让人感叹世事沧桑。
　　一位当年的老军人写下这样的文字：同为炎黄子孙，就张灵甫抗日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记得的；“我写这篇小文，希望台湾方面无论哪派当权，都不要忘记两岸人民风雨同舟、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早日推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国民党军抗日名将方先觉也“回来”了
　　
　　在玫瑰园一处草坪上，还立有一尊父子雕像。将军轻抚飒爽少年，微微曲臂遥指远方。那是根据国民党另一位抗日名将方先觉和他儿子的形象塑造的。2004年清明，玫瑰园举行了方先觉与夫人周蕴华的灵葬安放仪式。
　　方先觉，字子珊，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萧县（今安徽省宿县）栏杆，黄埔三期学员，国民党第十军军长。铜像中的少年，就是方先觉的儿子方庆中，也是玫瑰园的投资者之一。
　　方先觉与张灵甫是姻亲，张灵甫的儿子娶方先觉的女儿为妻。
　　玫瑰园主楼的大厅里，摆着一架自动钢琴。这架琴可以按照客人要求，弹奏出指定的乐曲。方庆中正好在此忙碌，他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落日孤城》，封面上还有这样的两行大字：中日衡阳会战纪实，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揭秘。还有一本是台湾出版的《子珊行述——方先觉将军哀荣录》。
　　非常奇特的是，方先生身穿的外衣上，佩戴着一枚毛泽东的像章。读完《落日孤城》，我终于明白先生佩戴像章的含义。书中写道：1944年8月12日，即衡阳陷落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他首先称赞道：“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然后，他又确切地指出了衡阳失守的症结之所在：“他们的努力没有人去支援。”毛泽东特别批评了国军统帅部，“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上说，‘在全盘战略上言，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真是非常写意之至！”
　　


　　方家人独守孤城，而“国军统帅部”却在轻飘飘地说三道四。方家后人佩戴毛泽东像章，也许是因毛泽东的痛彻之言，道破了衡阳守军在坚持了47天之后“弃城被劫”的根由吧？
　　翻开尘封的历史，总有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
　　八年抗战，有多少英雄儿女化作了飞烟，又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留给了岁月。抚今追昔，令人感怀思奋。
　　历史需要回忆。1944年初，日军制定太平洋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号作战计划”，即动用51万部队、10万军马、1500门大炮、800辆坦克，并有海空配合，撞击、打开中国大西南的大门。这是日军侵华以来在中国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当年的5月27日至6月18日，日军完成对中国军队的“清扫”，并攻占长沙。
　　日军攻占长沙的时间，实战仅为1天多一点，大西南第一重门户由此豁然洞开。第二重门户，也是大西南的最后一道门户衡阳城，暴露在日军滴血的刺刀刀锋前面。
　　衡阳守军为国民党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衡阳如同一只巨大的塞子，塞住了狂涌而至的侵华日军。《落日孤城》中这样描绘方先觉中将：1944年5月29日下午3时，驻衡阳的第十军司令部作战室隔壁有一房，房内空无一物，没有声息，军长方先觉叉腿立于房中，双手反背，久久地仰头凝视着房顶。此房新刷，房顶四壁，一白如雪，方军长午饭过后，即进此房，这般站立了3个小时。方先觉自当团长起，每次大战前夕，均布置这么一房，或在其中两三天不出，或是某个阶段天天在房中三五小时，一旦出来，大叫喝酒，则是决心已定，筹划已毕。
　　蒋介石对第十军的军事要求是：坚守衡阳10天至两周，以阻滞、吸引、消耗日军，配合外围部队，力争将日军击溃或消灭在衡阳一带。方先觉的回答是：“我一定忠于职守，人在城在，人亡城失。”
　　6月22日，日军飞机首度飞临衡阳上空，对衡阳市狂轰滥炸，市区大火。当晚8时，日军抵达衡阳城外30里处，翌日拂晓日军发起强渡进攻。书中写到方先觉将军曾在阵前“双臂大张，高声吟诵：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说：我们不出衡阳，是国家之所托，民族之所望，第十军之所愿，项羽败垓下，我们要努力奋战，争如汉王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谁也没有想到，原本的“坚持10天至两周”即可，后来第十军一直战至8月8日，顽强抵抗了47天。国民党政府也因此在抗战胜利后授予古城衡阳“抗战胜利纪念城”的称号。
　　1944年8月5日，日军对守军进行搏命式攻击，而国民党的几十万援军就是到不了位置。方先觉在指挥会议上“放声大哭”。战至8日清晨，方先觉对身边的人说：你们已陪我尽到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了。说罢掏枪，而枪已被身旁人取走，方先觉向卫士要枪，卫士不给。在弹尽粮绝、外援无望之时，日落时分日军占领衡阳全城，台湾出版的书中如是写道，方先觉被日军“劫持”。3个月后的11月18日夜晚，他逃出囚禁之地，12月7日来到自己的“空军基地”。当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云岫楼接见方先觉，赐酒宴，蒋纬国作陪。
　　重庆《大公报》等发表社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数十家媒体共同呼应。而方先觉妻子周蕴华，在重新见到丈夫之后则说：“对得起良心也就是了，我们该回家了。”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民政府派员去到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这位大员在后来的文字中这样写道：“那一段搜寻忠魂的日子，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在一年半以前，这些古人，都还是我们生龙活虎的战斗伙伴。如今，荒草没径，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皮炸弹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草长得最高最茂的地方，必然是骸骨最多的地方。”“我们把挖出来的忠骸，抬到池塘边洗净，遍洒香水。……我们60余人辛苦工作4个多月，共得忠骸三千余具，已经是够多的了，据此推测官兵死亡在6000人以上，应该是很正确的。”在以后的战报中，统计数字是“伤亡15000人，阵亡6000人”。
　　书中如是激愤地写着：“我们面对这座高约丈余的用忠骸堆成的山岳，直觉其巍峨神圣，壮丽无比！弟兄们，你们安息吧，你们没有白死，日本已经投降，国家已因你们之死而得救！”“我们合力竖起一块巨大的石碑，题曰：陆军第十军衡阳保卫战阵亡将士之墓。”
　　1983年4月14日，方先觉将军以80高岭在台湾去世。20年后的2003年，周蕴华女士在上海市瑞金医院去世，时年92岁。周女士是上海人，方庆中决定将母亲安葬在她的家乡。因父亲已葬在台北，不宜起灵，故这次以“衣冠冢”的形式，实现父母合葬的愿望。方庆中先生对我说：母亲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姐”，在家里一直是讲上海话的，所以我听上海话“没问题”。
　　
　　魂兮归来
　　
　　逝者长已矣。对于台湾开禁，准许当年赴台的老兵及亲属返回大陆的日子，方庆中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台湾地区的“政治强人”蒋经国先生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一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一边终于拆开了保守、仇恨的筑垒，顺应了民心，顺应了民主、开放的潮流，向历史做出的交待。
　　都是中国人，来往理当自由。今日居住在上海的台湾同胞，已有30万之众，附近的江苏省昆山市属台商投资的优选之地，也有8万多人；分散在大陆各地的台湾同胞们更何止几十万。我这些年交结的台湾朋友中，有的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已有20年的时间。对于上海近年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台胞们都深有感慨：台湾地盘太小，资源又几近耗尽；今日大陆是谋取发展的最佳之地。他们这样表述自己的看法：台湾有人搞台独，弄得人心涣散，社会经济凋敝，还要对在大陆的台商多有限制，分裂国家不得人心，一定要下台。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在这场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既有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也有国民党军队的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衡阳保卫战等诸多战事。仅就“淞沪会战”而言，这是中国正面战场的会战中，最为激烈的战役，意义极为深远。蒋介石亲自担任总指挥，国民政府将建都南京10年以来建立的精锐部队的主力，几乎悉数都投入淞沪战场，以保护中国经济命脉。
　　“一寸山河一寸血”，在近90天的焦土作战中，中国先后投入了78个师、7个独立旅、上海保安总团两个团、警察总队、江苏保安总团4个团、税警总队6个团、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两个团与独立炮兵团，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合计兵力在75万人以上，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总兵力的1/3，伤亡官兵33.35万人。
　　至于战死沙场的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高志航、王铭章、张自忠、戴安澜等一大批国民党军队的将士，同样是为抵御外侮、维护民族尊严而为民族为国家捐躯的英烈，一样值得纪念。
　　历史走到了今天，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日渐故去，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的斗争硝烟，也已经消散得越来越远。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王玉龄获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庆祝大会，受到了胡锦涛主席的接见，她还向全体与会人员发表了名为“尊重历史，走向未来”的讲话。
　　魂兮归来！海外、台湾的老军人们在思念着大陆故土，方庆中先生说：“无论他们曾效力什么政权，毕竟都是中国人。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归来。”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