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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用“从直升机上往下撒钱”来形容央行在对抗通缩时的表现，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因引用这种说法，而获得了“直升机本”（Helicopter Ben）的绰号。如今，他找到了一位志趣相投的“副驾”—日本央行新任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
通过推出一系列被称之为“定量及定性宽松”（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asing，QQE）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黑田东彦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街头荣誉”（street cred）。他的目标是让日本摆脱长达15年的通缩泥潭，并在2～3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黑田东彦宽松计划中的定量部分是：通过大规模购买日本国债、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使日本的货币基础到2014年年底翻一番。预计这种债券购买计划有望使该国70%的新发行国债实现货币化。而他计划中的定性部分，预计会将所购买日本国债的平均到期期限从不足3年提升至7年，日本央行由此将可以购买包括40年国债在内的所有期限国债。
日本央行的“定量及定性宽松”计划令各方—尤其是投资者情绪高涨，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有趣的是，该政策与2003年5月伯南克在东京演讲时向日本提出的建议非常相似。时任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告诉日本听众，“债务货币化”（debt monetization）本质上是没有成本的，因为中央银行属于政府。换言之，债务货币化本质上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财政部）向另一个部门（具有印钱职能的日本央行）借债，并不会产生新的债务。他甚至建言日本官员们不要担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以及潜在的投资损失。伯南克当时还赞扬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著名的财政大臣高桥是清（Korekiyo Takahashi），后者就是凭借类似的策略，帮助日本走出了通缩的泥潭。1931年末，高桥是清让日元脱离了金本位，并贬值40%。当时，为了增加支出，他将日本国债发行规模翻了一番，并让日本央行将其债务货币化。他这种激进政策的成功，被许多人当作“量化宽松”能够在经济困境中创造奇迹的证据。
但是，高桥是清政策的拥趸们往往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日本当时已进入日本人所谓的“15年战争时期”（1931～1945），这段时期始于1931年9月份日本侵占广袤而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在接下来的数年，随着日本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日本军事工业集团迅速扩张起来（战争最终于1937年和1941年爆发，分别是为期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珍珠港事件及后续战争）。在1932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Inukai Tsuyoshi）被暗杀后，这些军事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政府的主要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936年高桥是清试图缩减军费开支的时候，他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经济再通胀过程中，战争经济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二战让美国走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情形类似。另外，人口背景也大不相同。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的人口迅速增长。而如今，日本的人口却面临老龄化，数量不断萎缩—这些在本质上都具有通缩性质。考虑到这些重大的差异，我们不能匆忙地断定，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很可能就会是黑田行长 “定量及定性宽松”政策的结果。
我们认为，短期内，随着大规模流动性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并提振市场信心，日本经济很可能经历一段“甜蜜的兴奋期”（sugar high）。日本出口企业将尤其受益于日元贬值。但长期而言，日本2%的通胀目标与该国长期低利率的环境并不相容，后者已导致该国总负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攀升至近220%。如果日本投资者预计该国将出现通胀，并持续很长时间，他们就会要求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利率不断走高将严重破坏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并导致日本银行业持有的巨额债券资产蒙受重大亏损。如果投资者对日本的金融稳定性丧失信心，则将导致日元无序崩盘，并进一步推高通胀。日元的大幅贬值也会在该国贸易伙伴之间引发摩擦和不稳定性。简而言之，黑田东彦和首相安倍（Abe）应该因其大胆、积极的宽松政策而受到褒奖，但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内，他们将需要采取艰难的平衡措施。
凯恩斯主义者的反击
当日本因其大胆的“定量及定性宽松”政策而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之时，其他发达国家也正努力进一步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英国央行（BOE）和英国财政部也扩展了“融资贷款计划”（FLS），该项政策能够保证银行以较低的成本融资，从而促使银行向英国的家庭和企业贷款。英国央行新任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曾经建议用名义GDP目标来代替通胀目标（也就是说，当实际经济增长较低或萎缩时，容忍更高的通胀水平）。欧洲央行（ECB）近期也采取了降息举措，并表示不排除进一步行动，为欧元区疲软的经济提供支持。近来，其他许多国家也跳上了货币宽松的“快车”，其中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波兰、土耳其、越南、斯里兰卡、肯尼亚、格鲁吉亚和以色列。尽管美联储已经开始探讨放缓量化宽松的步伐，但我们认为，在2013年剩余时间内，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仍将停留在计划层面，而不会付诸实践。毕竟，美国的经济看起来还没有强劲到“逃逸速度”的水平，通货膨胀迄今仍维持在相当温和的水平。
在财政方面，反对紧缩的声音日益增强。部分学者已发起一场学术性（或许也是政治性）运动，质疑哈佛教授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影响深远的研究结论。这两位教授的结论是：政府债务规模超过GDP总量的90%，将导致经济实质性放缓（有人发现他们的数据存在错误，同时在数据加总的方式上也存在争议）。我们相信，反紧缩愈将势强，另外，对很多国家的政府而言，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将债务货币化，以支持财政赤字开支。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维持下去，直到一段时间之后通胀重新抬头。
金价暴跌令人困惑
在债务货币化和赤字开支的背景下，黄金价格4月中旬遭遇30年来最大的两日暴跌（累计跌幅为14.9%），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黄金空头（Gold bears）声称，这是因为许多投资者终于意识到，在经济健康增长、美联储将缩减其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之际，他们持有的黄金不过是一种无用的金属。黄金拥趸（Gold bugs）则指责市场被操纵，他们的理由是，在2013年4月12日前市交易的几个小时内，流动性较低的期货市场出现了高达400吨（约为全球年产量的15%）的卖空，从而引发了金价暴跌。
虽然“纸黄金”（ETF、黄金期货等）遭到抛售，但随着散户投资者逢低买进，实物黄金的需求却急剧攀升。从北京到迪拜，买家在金店门口排队等候，许多珠宝首饰店库存告罄。0.1盎司的美国鹰扬金币销售一空，这让美国铸币厂也见识了实物黄金的强劲需求。
因为在现代经济中黄金的实际用途不大，因此一些投资者不屑地将黄金视为“蛮荒时代的遗物”。毕竟，黄金既不是生产性资产又不能带来收入，同时也很难对其公允价值进行评估。但是，反方观点认为，黄金虽然不是生产性资产，但是数千年来，它在诸多文化中扮演着保护性资产的角色。黄金作为一种保值工具和货币标准已有很长的历史，而现代的法定货币在其问世的短短数十年间，已经引发了多次金融危机。考虑到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联动性较低，黄金可以当作投资组合中一项潜在的风险对冲资产。黄金还可被作为投资者对社会政治、金融和经济体系的“不信任票”。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意愿，与对当局（政治阶层、中央银行等）管理经济事物能力的信心呈负相关。如果投资者对受人尊敬的决策者维护金融秩序的能力充满信心，就没有必要持有黄金。相反，随着他们对（货币、债务、利率等方面）货币或经济政策的担忧加剧，一些投资者就会倾向于增持黄金。换言之，黄金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时期更具吸引力。
一个简单的假设性问题就能够解释黄金长期以来的吸引力：如果你想在一个带锁的箱子里为自己或子孙存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深埋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今后50年内都不再打开，那么你会装些什么？金价最近的下跌或许提供了一个良机，让投资者重新审视黄金在其投资组合中—尤其是对冲全球“印钞”风险方面的角色。
通过推出一系列被称之为“定量及定性宽松”（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asing，QQE）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黑田东彦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街头荣誉”（street cred）。他的目标是让日本摆脱长达15年的通缩泥潭，并在2～3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黑田东彦宽松计划中的定量部分是：通过大规模购买日本国债、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使日本的货币基础到2014年年底翻一番。预计这种债券购买计划有望使该国70%的新发行国债实现货币化。而他计划中的定性部分，预计会将所购买日本国债的平均到期期限从不足3年提升至7年，日本央行由此将可以购买包括40年国债在内的所有期限国债。
日本央行的“定量及定性宽松”计划令各方—尤其是投资者情绪高涨，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有趣的是，该政策与2003年5月伯南克在东京演讲时向日本提出的建议非常相似。时任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告诉日本听众，“债务货币化”（debt monetization）本质上是没有成本的，因为中央银行属于政府。换言之，债务货币化本质上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财政部）向另一个部门（具有印钱职能的日本央行）借债，并不会产生新的债务。他甚至建言日本官员们不要担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以及潜在的投资损失。伯南克当时还赞扬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著名的财政大臣高桥是清（Korekiyo Takahashi），后者就是凭借类似的策略，帮助日本走出了通缩的泥潭。1931年末，高桥是清让日元脱离了金本位，并贬值40%。当时，为了增加支出，他将日本国债发行规模翻了一番，并让日本央行将其债务货币化。他这种激进政策的成功，被许多人当作“量化宽松”能够在经济困境中创造奇迹的证据。
但是，高桥是清政策的拥趸们往往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日本当时已进入日本人所谓的“15年战争时期”（1931～1945），这段时期始于1931年9月份日本侵占广袤而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在接下来的数年，随着日本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日本军事工业集团迅速扩张起来（战争最终于1937年和1941年爆发，分别是为期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珍珠港事件及后续战争）。在1932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Inukai Tsuyoshi）被暗杀后，这些军事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政府的主要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936年高桥是清试图缩减军费开支的时候，他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经济再通胀过程中，战争经济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二战让美国走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情形类似。另外，人口背景也大不相同。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的人口迅速增长。而如今，日本的人口却面临老龄化，数量不断萎缩—这些在本质上都具有通缩性质。考虑到这些重大的差异，我们不能匆忙地断定，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很可能就会是黑田行长 “定量及定性宽松”政策的结果。
我们认为，短期内，随着大规模流动性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并提振市场信心，日本经济很可能经历一段“甜蜜的兴奋期”（sugar high）。日本出口企业将尤其受益于日元贬值。但长期而言，日本2%的通胀目标与该国长期低利率的环境并不相容，后者已导致该国总负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攀升至近220%。如果日本投资者预计该国将出现通胀，并持续很长时间，他们就会要求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利率不断走高将严重破坏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并导致日本银行业持有的巨额债券资产蒙受重大亏损。如果投资者对日本的金融稳定性丧失信心，则将导致日元无序崩盘，并进一步推高通胀。日元的大幅贬值也会在该国贸易伙伴之间引发摩擦和不稳定性。简而言之，黑田东彦和首相安倍（Abe）应该因其大胆、积极的宽松政策而受到褒奖，但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内，他们将需要采取艰难的平衡措施。
凯恩斯主义者的反击
当日本因其大胆的“定量及定性宽松”政策而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之时，其他发达国家也正努力进一步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英国央行（BOE）和英国财政部也扩展了“融资贷款计划”（FLS），该项政策能够保证银行以较低的成本融资，从而促使银行向英国的家庭和企业贷款。英国央行新任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曾经建议用名义GDP目标来代替通胀目标（也就是说，当实际经济增长较低或萎缩时，容忍更高的通胀水平）。欧洲央行（ECB）近期也采取了降息举措，并表示不排除进一步行动，为欧元区疲软的经济提供支持。近来，其他许多国家也跳上了货币宽松的“快车”，其中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波兰、土耳其、越南、斯里兰卡、肯尼亚、格鲁吉亚和以色列。尽管美联储已经开始探讨放缓量化宽松的步伐，但我们认为，在2013年剩余时间内，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仍将停留在计划层面，而不会付诸实践。毕竟，美国的经济看起来还没有强劲到“逃逸速度”的水平，通货膨胀迄今仍维持在相当温和的水平。
在财政方面，反对紧缩的声音日益增强。部分学者已发起一场学术性（或许也是政治性）运动，质疑哈佛教授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影响深远的研究结论。这两位教授的结论是：政府债务规模超过GDP总量的90%，将导致经济实质性放缓（有人发现他们的数据存在错误，同时在数据加总的方式上也存在争议）。我们相信，反紧缩愈将势强，另外，对很多国家的政府而言，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将债务货币化，以支持财政赤字开支。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维持下去，直到一段时间之后通胀重新抬头。
金价暴跌令人困惑
在债务货币化和赤字开支的背景下，黄金价格4月中旬遭遇30年来最大的两日暴跌（累计跌幅为14.9%），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黄金空头（Gold bears）声称，这是因为许多投资者终于意识到，在经济健康增长、美联储将缩减其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之际，他们持有的黄金不过是一种无用的金属。黄金拥趸（Gold bugs）则指责市场被操纵，他们的理由是，在2013年4月12日前市交易的几个小时内，流动性较低的期货市场出现了高达400吨（约为全球年产量的15%）的卖空，从而引发了金价暴跌。
虽然“纸黄金”（ETF、黄金期货等）遭到抛售，但随着散户投资者逢低买进，实物黄金的需求却急剧攀升。从北京到迪拜，买家在金店门口排队等候，许多珠宝首饰店库存告罄。0.1盎司的美国鹰扬金币销售一空，这让美国铸币厂也见识了实物黄金的强劲需求。
因为在现代经济中黄金的实际用途不大，因此一些投资者不屑地将黄金视为“蛮荒时代的遗物”。毕竟，黄金既不是生产性资产又不能带来收入，同时也很难对其公允价值进行评估。但是，反方观点认为，黄金虽然不是生产性资产，但是数千年来，它在诸多文化中扮演着保护性资产的角色。黄金作为一种保值工具和货币标准已有很长的历史，而现代的法定货币在其问世的短短数十年间，已经引发了多次金融危机。考虑到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联动性较低，黄金可以当作投资组合中一项潜在的风险对冲资产。黄金还可被作为投资者对社会政治、金融和经济体系的“不信任票”。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意愿，与对当局（政治阶层、中央银行等）管理经济事物能力的信心呈负相关。如果投资者对受人尊敬的决策者维护金融秩序的能力充满信心，就没有必要持有黄金。相反，随着他们对（货币、债务、利率等方面）货币或经济政策的担忧加剧，一些投资者就会倾向于增持黄金。换言之，黄金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时期更具吸引力。
一个简单的假设性问题就能够解释黄金长期以来的吸引力：如果你想在一个带锁的箱子里为自己或子孙存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深埋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今后50年内都不再打开，那么你会装些什么？金价最近的下跌或许提供了一个良机，让投资者重新审视黄金在其投资组合中—尤其是对冲全球“印钞”风险方面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