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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FDI)，通常定义为一国的投资者跨国境投入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获得利润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活动。在中国，FDI(FDI)已取代外债成为资本流入最主要的渠道。特别是2002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FDI接受国，吸引的外资从2002年的527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747亿美元，2008年1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93.4亿美元，相比2007年1季度的42.69亿美元，同比增长353%。FDI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大量的FDI流入可能在短期内促进东道国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又可能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将从FDI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FDI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
跨国资本流动有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经济、市场体系、法律法规的市场化进程。其中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和提高就业数量质量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尤为突出。
(一)加速资金积累,优化产业结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快,国内有效资金供应不足,吸收和利用FDI是弥补国内资金供需缺口、增加现有资金存量、加速资本形成、提高中国的投资水平的有效途径。同时FDI对中国优化产业结构起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通过资本、技术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入，改变中国的投资结构，进而直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因FDI流入而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将提高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变其消费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促进技术进步。FDI所带动的技术在国际间的直接或间接流动，会产生技术的乘数效应。跨国公司作为FDI的最重要的实施者与微观主体，既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生产者和拥有者，又是国际技术市场上的主要传播者，从而成为国际技术的最主要载体。尽管外资技术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利于东道国的技术吸收,但知识、技术具有“天生”的溢出效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吸收和利用FDI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填补了中国某些领域内的技术空白,而且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大量科研经费,通过消化吸收和科研创新,有利于中国借助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发挥其后发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三)改善出口产品结构。FDI有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水平型主要是市场导向型利用东道国资源,面向当地市场,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垂直型从全球生产和销售的战略角度出发,利用东道国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生产产品价值链中某一环节,主要是外销，从而具有很强的贸易创造效应。近年来,中国利用FDI垂直型比重逐年增加,加之外企带动起的内企迅速发展,外贸出口迅速增长,结构逐年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现在以工业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促进了中国的竞争力和外贸的健康增长。
(四)提高就业数量与质量。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直接影响即为FDI在中国投资设厂而雇用当地的劳动力，直接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与此相比，FDI对中国的间接就业所做的贡献更具意义：首先，外资企业具有广泛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可以使供货商、供销商和服务代理商创造就业机会；其次，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支出和上缴的税收，通过乘数效应，增加了中国的国民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间接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再次，外资企业的存在，加剧了中国行业内部的竞争，进而刺激当地其他企业的发展而增加就业机会，当然也可能排挤当地企业或使当地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减少就业机会。在对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中国雇员提供较高的报酬和较好的工作条件；二是通过培训雇员而为中国开发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业人员的素质；三是改变中国的就业人员构成，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FDI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不良影响
在巨额外国投资流入中国，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好处的同时，由于FDI引进的质量水平等方面的问题，也给中国实体经济带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一)部分FDI投资质量低下，不利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总体说来，中国FDI属于“追求数量型”，即把吸引到更多数量的外国投资作为政策追求的最主要目标，对外商投资的产业、项目规模、外商来源地选择性不强。中国吸收外资的最初动机来自于发挥外资的资本形成效应，以弥补国内资金的“双缺口”(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现今中国国民储蓄率和国际储备都较高的状况下，仍然有“以政策换资本”的口号，以弥补资金不足为目标曾一度导致全国各地不计优劣、不计成本地招商引资热潮，导致对外资数量的追求超过了对外资作用的追求，这种不加区分的激励和政策引导的失效带来投资质量的低下。
(二)投资结构使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加剧。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1)总体规模的差别。自开放FDI以来，中国一直执行着明显的地区倾斜政策。但这一政策也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投资领域的地区分布严重失衡、技术层次偏低、规模过小、一般性的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过多等问题。(2)引资质量的差距。由于东部地区引资环境日趋完善，在吸引大项目、高科技和新兴产业项目已成为发展趋势。而西部地区引进的项目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传统商品和小项目居多，跨国公司进入较少。这种东西布引资质量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3)投资形式的差异。在外商投资模式上，东部地区的投资形式灵活、多样，与国际接轨程度高，而西部地区的投资形式单一，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中外合资和合作企业。投资效益和管理模式较好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其他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将会给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增加负担。这种区域的不平衡，扩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中国地区之间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
(三)资金来源结构不尽合理，影响利用外资质量与效益的提高。中国引进外资的资金来源结构表现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点，引进外资不是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为主体，而是主要来自与中国大陆有着紧密联系的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发达国际的投资比例较小。而从总体上看，香港、日本、台湾省、韩国和东南亚以及乔装打扮的本国资本用溢出效应衡量，是非优质FDI。这些FDI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型外资，即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报酬低下，以及土地资源的低廉获取，实行产能的低技术扩散型转移。尽管它们带来了一些就业岗位，但却没有带来更有力度的技术变迁，提高全要素的生产效率。因此，中国在引进外资数量增长的同时，引资质量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四)国际直接投资在产业中的分布不均衡，加剧行业结构的失衡。制造业是中国较为成熟的行业，而外资对该行业的投资过重，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外资未能充分引导中国新兴行业的开发，这样在一定程度更加剧了行业结构的失衡。同时，这种投资结构易导致中国制造行业成为外商转移过时设备和技术的接受者，从而抑制自身在机械制造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占外资比例基本上不到30%甚至更少，而美国则超过60%。加入WTO后，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加深，但是，截至2005年，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比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逐年递减。并且外资对中国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远远比不上对中国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服务业利用外资总量的比重，远远落后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
(五)就业结构不均衡拉大收入差距，就业环境令人担忧。FDI在产业的选择上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这使得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远大于中部地区，甚至吸引了不少中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东部的非农产业领域，从而使三大地区就业人员的产业结构有所不同。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局限以及户籍管理的限制，人才不能充分流动，造成人才的地区收入不均。而外商投资的地区趋向加大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产业和区域供需状况的背离也拉大了地区之间和两类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外向型水平的提高、经济竞争程度的加剧、企业竞争环境的愈趋平等，外资企业将面临投资报酬递减的局面，裁员和工人下岗待业的情况开始在更多的外资企业中出现。外资企业用工合同日趋短化，一些中小型跨国公司里，普遍存在劳动安全设施不足、工人缺乏社会保障、缺乏进一步培训提高生产技能的机会等就业环境令人担忧的现象。
三、提高中国利用FDI质量和水平的对策
为了减少FDI对我国实体经济不利影响，促进我国能够更加主动、恰当地利用FDI,可以从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市场透明度、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等几个方面作努力：
(一)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促进经济平衡发展。政府应该加快中、西部地区开发本地市场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引导FDI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解决我国就业的地区分布不均衡问题，给予中,西部地区吸引FDI更加优惠的政策,而且要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直接给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一定的补贴、资助或者奖励等。同时政府应适时调整和完善我国区域引资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更加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并能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快吸引外商投资方式的创新。还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农业，促进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经济高速、平衡发展。
(二)深入发展市场经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是出台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降低进入门槛，增加市场的开放程度，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减少市场准入的障碍等；二是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减少管理层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加信息的披露程度，做到制度公开公平，提高市场透明度；三是成立外商投资的中介机构，增加市场活动的主体，促进市场发展的活力，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与国际经济规则和体制接轨的步伐，学会采用国际通用的管理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投资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
(三)吸引高技术含量项目，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在政策上应该鼓励外资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含量较高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现代服务业，相应地减少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在引进技术设备同时，还应注重管理、知识和研发等软技术的引进。政府也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激励具有基础科技创新能力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国内科研部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两者通过吸收跨国公司的基础技术扩散，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水平。
(四)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提高技术的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建立政府支持和引导下的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使大量的技术成果得以开发和应用，并使技术创新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加大R&D投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调整有限经费的产业配置格局，加大高技术产业、支柱产业R&D资金注入比例；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支持风险投资，为高技术、特别是中小高科技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的条件。
(五)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建立人员流动机制。首先要增加教育投资，提高全民素质。要注意广开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广泛吸收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其次，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培养经济可持续发展急需的技术型人才，提高中高级人才的比例。再次，要建立健全人力资本投资及其保障体系和法律法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劳动力的收入，尽量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后，建立健全人力资本利用和配置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效能，做到“人尽其才”。从扩大就业的角度来说，应该坚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并重,以劳动密集型扩大就业,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优化就业结构，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作为利用FDI的重要领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点。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一、FDI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
跨国资本流动有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经济、市场体系、法律法规的市场化进程。其中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和提高就业数量质量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尤为突出。
(一)加速资金积累,优化产业结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快,国内有效资金供应不足,吸收和利用FDI是弥补国内资金供需缺口、增加现有资金存量、加速资本形成、提高中国的投资水平的有效途径。同时FDI对中国优化产业结构起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通过资本、技术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入，改变中国的投资结构，进而直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因FDI流入而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将提高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变其消费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促进技术进步。FDI所带动的技术在国际间的直接或间接流动，会产生技术的乘数效应。跨国公司作为FDI的最重要的实施者与微观主体，既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生产者和拥有者，又是国际技术市场上的主要传播者，从而成为国际技术的最主要载体。尽管外资技术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利于东道国的技术吸收,但知识、技术具有“天生”的溢出效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吸收和利用FDI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填补了中国某些领域内的技术空白,而且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大量科研经费,通过消化吸收和科研创新,有利于中国借助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发挥其后发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三)改善出口产品结构。FDI有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水平型主要是市场导向型利用东道国资源,面向当地市场,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垂直型从全球生产和销售的战略角度出发,利用东道国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生产产品价值链中某一环节,主要是外销，从而具有很强的贸易创造效应。近年来,中国利用FDI垂直型比重逐年增加,加之外企带动起的内企迅速发展,外贸出口迅速增长,结构逐年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现在以工业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促进了中国的竞争力和外贸的健康增长。
(四)提高就业数量与质量。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直接影响即为FDI在中国投资设厂而雇用当地的劳动力，直接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与此相比，FDI对中国的间接就业所做的贡献更具意义：首先，外资企业具有广泛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可以使供货商、供销商和服务代理商创造就业机会；其次，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支出和上缴的税收，通过乘数效应，增加了中国的国民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间接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再次，外资企业的存在，加剧了中国行业内部的竞争，进而刺激当地其他企业的发展而增加就业机会，当然也可能排挤当地企业或使当地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减少就业机会。在对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中国雇员提供较高的报酬和较好的工作条件；二是通过培训雇员而为中国开发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业人员的素质；三是改变中国的就业人员构成，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FDI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不良影响
在巨额外国投资流入中国，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好处的同时，由于FDI引进的质量水平等方面的问题，也给中国实体经济带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一)部分FDI投资质量低下，不利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总体说来，中国FDI属于“追求数量型”，即把吸引到更多数量的外国投资作为政策追求的最主要目标，对外商投资的产业、项目规模、外商来源地选择性不强。中国吸收外资的最初动机来自于发挥外资的资本形成效应，以弥补国内资金的“双缺口”(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现今中国国民储蓄率和国际储备都较高的状况下，仍然有“以政策换资本”的口号，以弥补资金不足为目标曾一度导致全国各地不计优劣、不计成本地招商引资热潮，导致对外资数量的追求超过了对外资作用的追求，这种不加区分的激励和政策引导的失效带来投资质量的低下。
(二)投资结构使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加剧。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1)总体规模的差别。自开放FDI以来，中国一直执行着明显的地区倾斜政策。但这一政策也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投资领域的地区分布严重失衡、技术层次偏低、规模过小、一般性的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过多等问题。(2)引资质量的差距。由于东部地区引资环境日趋完善，在吸引大项目、高科技和新兴产业项目已成为发展趋势。而西部地区引进的项目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传统商品和小项目居多，跨国公司进入较少。这种东西布引资质量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3)投资形式的差异。在外商投资模式上，东部地区的投资形式灵活、多样，与国际接轨程度高，而西部地区的投资形式单一，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中外合资和合作企业。投资效益和管理模式较好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其他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将会给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增加负担。这种区域的不平衡，扩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中国地区之间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
(三)资金来源结构不尽合理，影响利用外资质量与效益的提高。中国引进外资的资金来源结构表现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点，引进外资不是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为主体，而是主要来自与中国大陆有着紧密联系的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发达国际的投资比例较小。而从总体上看，香港、日本、台湾省、韩国和东南亚以及乔装打扮的本国资本用溢出效应衡量，是非优质FDI。这些FDI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型外资，即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报酬低下，以及土地资源的低廉获取，实行产能的低技术扩散型转移。尽管它们带来了一些就业岗位，但却没有带来更有力度的技术变迁，提高全要素的生产效率。因此，中国在引进外资数量增长的同时，引资质量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四)国际直接投资在产业中的分布不均衡，加剧行业结构的失衡。制造业是中国较为成熟的行业，而外资对该行业的投资过重，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外资未能充分引导中国新兴行业的开发，这样在一定程度更加剧了行业结构的失衡。同时，这种投资结构易导致中国制造行业成为外商转移过时设备和技术的接受者，从而抑制自身在机械制造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占外资比例基本上不到30%甚至更少，而美国则超过60%。加入WTO后，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加深，但是，截至2005年，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比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逐年递减。并且外资对中国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远远比不上对中国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服务业利用外资总量的比重，远远落后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
(五)就业结构不均衡拉大收入差距，就业环境令人担忧。FDI在产业的选择上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这使得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远大于中部地区，甚至吸引了不少中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东部的非农产业领域，从而使三大地区就业人员的产业结构有所不同。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局限以及户籍管理的限制，人才不能充分流动，造成人才的地区收入不均。而外商投资的地区趋向加大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产业和区域供需状况的背离也拉大了地区之间和两类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外向型水平的提高、经济竞争程度的加剧、企业竞争环境的愈趋平等，外资企业将面临投资报酬递减的局面，裁员和工人下岗待业的情况开始在更多的外资企业中出现。外资企业用工合同日趋短化，一些中小型跨国公司里，普遍存在劳动安全设施不足、工人缺乏社会保障、缺乏进一步培训提高生产技能的机会等就业环境令人担忧的现象。
三、提高中国利用FDI质量和水平的对策
为了减少FDI对我国实体经济不利影响，促进我国能够更加主动、恰当地利用FDI,可以从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市场透明度、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等几个方面作努力：
(一)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促进经济平衡发展。政府应该加快中、西部地区开发本地市场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引导FDI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解决我国就业的地区分布不均衡问题，给予中,西部地区吸引FDI更加优惠的政策,而且要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直接给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一定的补贴、资助或者奖励等。同时政府应适时调整和完善我国区域引资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更加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并能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快吸引外商投资方式的创新。还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农业，促进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经济高速、平衡发展。
(二)深入发展市场经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是出台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降低进入门槛，增加市场的开放程度，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减少市场准入的障碍等；二是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减少管理层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加信息的披露程度，做到制度公开公平，提高市场透明度；三是成立外商投资的中介机构，增加市场活动的主体，促进市场发展的活力，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与国际经济规则和体制接轨的步伐，学会采用国际通用的管理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投资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
(三)吸引高技术含量项目，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在政策上应该鼓励外资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含量较高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现代服务业，相应地减少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在引进技术设备同时，还应注重管理、知识和研发等软技术的引进。政府也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激励具有基础科技创新能力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国内科研部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两者通过吸收跨国公司的基础技术扩散，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水平。
(四)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提高技术的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建立政府支持和引导下的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使大量的技术成果得以开发和应用，并使技术创新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加大R&D投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调整有限经费的产业配置格局，加大高技术产业、支柱产业R&D资金注入比例；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支持风险投资，为高技术、特别是中小高科技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的条件。
(五)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建立人员流动机制。首先要增加教育投资，提高全民素质。要注意广开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广泛吸收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其次，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培养经济可持续发展急需的技术型人才，提高中高级人才的比例。再次，要建立健全人力资本投资及其保障体系和法律法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劳动力的收入，尽量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后，建立健全人力资本利用和配置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效能，做到“人尽其才”。从扩大就业的角度来说，应该坚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并重,以劳动密集型扩大就业,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优化就业结构，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作为利用FDI的重要领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点。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