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高年级阶段，古诗文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大体把握诗意，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体会作品的情感”，从而“受到优秀作品的感染和激励，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讲解古诗文新课，多自觉地由作者简介入手。其实，这是受到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由孟子最先提出：“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说，善士与同自己道德水准相一致的人交友，结交当世的善士还嫌不足，就追慕古代善士。吟咏诵读他们的诗歌和著作，不可不了解其为人，而了解其为人，不可不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后人从他的这段话中提取出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汉儒解读《诗经》，开篇就是“后妃之德”，为《关雎》这首诗设置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历史背景。司马迁作列传，先叙传主出身，有著述传世的，往往探求其创作背景，如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虽然还未提升至理论高度，但古人对于“知人论世”这一方法的运用已经相当自觉了。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和时代背景等因素与诗文创作的关系。古人的论述对我们当今的古诗文教学仍有启示。
　　首先，了解作者的才学、心性、气质有助于把握他的诗文风格。《文心雕龙·体性》说道：“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作品整体高下、风格特征、意义深浅、文学形式，不能跳出作家才华、气质、学识、习惯的限制。比如课上讲李白，一定绕不开“诗仙”的美称和浪漫主义的定位。这种浪漫飘逸的色彩，离不开李白变幻莫测的丰富想象和气势纵横的大胆夸张。“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些富有童心和妙趣的奇想只能是属于李白的，而不可能出自他人之口。“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些大开大合的极致夸张也是典型的李白诗，其他诗人轻易模仿不来。讲解具体的诗作时，教师不妨往李白的诗歌风格特征上稍加引导，以“浪漫”的总体特征为指导，指出诗作的典型性。
　　再如朱熹的两首《观书有感》，以源头活水和丰沛的春水比喻读书思考的重要性和厚积薄发的道理，诗句明白如话而内涵深刻，这是一个学者在用艺术化的语言表述他的治学方法。这种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诗作不可能是性情派诗人的手笔，它只能是在学术上有深刻体悟和卓越建树的学者的浪漫表达。更典型的是六年级上册的《春日》，诗中以“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瑰丽春景比喻孔子之学的无上境界。在讲解这些诗作时，朱熹的理学家身份就成了解析的关键所在。
　　第二，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助于体会作品寄托的情感。比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人和一座山相对脉脉，此外连一只鸟和一片闲云都不见。这不是山水田园诗似的闲居独处，逍遥自在，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四处碰壁、备受冷遇而感到的孤独寂寞。再比如杜甫的《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如果不知道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就无法充分体会到他因战乱结束，身有所托、阖家团聚而分外暢达快意的心情。这种喜悦之情就如同江水一路直达东吴般畅快，让诗人视通万里。
　　第三，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把握作品的内涵。以寓言大家韩非子为例，韩非子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学术上“非儒即墨”，儒家和墨家影响最大。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驳斥儒家关于圣人用道德教化百姓的观点，申述以法治国的主张。他采用了寓言的方式，用“自相矛盾”的故事论证尧舜不可能同时是贤君：尧在位时如果明察一切，百姓诚信，就不需要舜用道德去感化民众；舜纠正败坏的社会风气，说明尧的统治存在过失。韩非子不是为写寓言而写寓言，他的论述都是有的放矢。
　　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处理作者的个性、生平及时代背景呢？要在思想上加以重视，但在处理上尽量淡化“介绍”的意味，用讲故事、演绎的方法，在需要的地方随时插入，只需要与诗文相关的背景，不需要面面俱到。其次，可以联系以往所学，让学生通过更丰富的材料体会诗作家的文学特点。比如学了杨万里的《小池》，又学到他的《宿新市徐公店》，两首诗放到一起看，就很易看出“诚斋体”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平易浅近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