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一种民间说唱曲艺，以“说、学、逗、唱”为艺术手段，有单口、对口、群口等多种表演形式，是扎根于民间、源于生活、又深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形式。
　　2017年是相声艺术家侯宝林100周年诞辰。谈及对相声发展的历史贡献时，相声爱好者们总把侯宝林尊为无可取代的大师。相声名家张寿臣曾有这样一句评价：“侯宝林是对相声有功的人。”
　　改进相声适应新形势
　　相声是一种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观众发笑的曲艺形式，有三大发源地：北京天桥、天津劝业场和南京夫子庙，一般认为形成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到了晚清，相声就形成了现代的特色和风格。在1949年以前，相声一度被看作“下九流”“比要饭的强不了多少”，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声艺人才被称为“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说：“以前是爱好他们，而侮辱他们；如今我们爱好他们，就要尊重他们。”相声演员常宝华说：“我是含着热泪接受这一称号的。”
　　当然，相声艺术从开心解闷的“地摊玩意”到“曲艺艺术”，与侯宝林等艺术家对相声的不断改造密不可分。相声研究学者、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祝鹏程介绍：“侯宝林一直紧跟时代，嗅觉很灵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电台以文艺节目中插播的广告为生，于是侯宝林组织成立了一个广告社，做艺人和电台的中间人。”1950年1月，侯宝林、孙玉奎等人又发起“北京相声改进小组”，邀请作家老舍、语言学家罗常培等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帮助。艺人们创作了符合新形势需要的作品，其中侯宝林的成绩最为突出。为了配合宣传新《婚姻法》，侯宝林创作了《婚姻与迷信》；为了配合铲除封建会道门，他创作了《一贯道》；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他创作了《戏剧与方言》。《戏剧与方言》通过对各地方言的模仿，列举了不会普通话带来的交流不便。由于这个作品能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普通话政策，195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侯宝林和郭启儒录制了这一段子，并灌制成唱片，在列车、学校等公共场所播出。
　　侯宝林经常对友人说：“时势造英雄，没有新社会，我侯宝林算什么！”侯宝林生前的挚友、学者薛宝琨曾说，在他心中能称得上是相声大师的仅有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和马三立四位。对于侯宝林，他做了如此的总结性评价：“他是雅的代表，也说了很多传统相声，但是他的新相声更具时代感，他力挽狂澜，使相声起死回生，从低潮走向复兴，从地摊登上大雅之堂。”
　　形成“雅”的艺术风格
　　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相声艺人一样，侯宝林也是苦出身。1917年11月29日，侯宝林出生在天津，不知身世的侯宝林随着养父母姓了侯。养父母一家本就是城市贫民，后来养父一度失业，侯宝林只能靠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甚至要饭过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侯宝林在北京长大。这段艰辛时光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根基。
　　再后来家里实在难以为继，侯宝林被送去学艺。先是学京剧，后改学相声，先后拜颜泽甫、常葆臣、朱阔泉为师，辗转京津演出。
　　20世纪40年代，侯宝林“雅”的相声风格逐渐形成，当时天津曲艺圈就有“侯宝林的相声文明”的说法。日后成为侯宝林妻子的京剧演员王雅兰就曾回忆，父亲当时只允许她听侯宝林和戴少甫的相声，因为语言干净。侯宝林之所以能“出淤泥而不染”，薛宝琨曾有过分析：“相声原本贫俗的原因就在于一是观念的自轻自贱，二是本钱的畸形短缺。”而侯宝林恰在这两点上与众不同。从本钱而言，侯宝林学京剧出身，尤善学唱，有丰富的技法储备增进艺术表现。
　　更主要的是观念，侯宝林有着强烈的自尊感。在天津时，侯宝林有一天穿西装走在街上，一位同行看见了，嘲讽道：“吓人啦！这还像说相声的吗？”侯宝林反驳：“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就不能过人的生活？只要我活着，就非把相声打进艺术圈儿不可！”后来，这个愿望基本实现了，不仅相声登上了大雅之堂，侯宝林本人也开始重塑自己的身份认知。
　　致力于相声学术研究
　　1980年，侯宝林被北京大學中文系聘为兼职教授，此事一时惹起争议。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两个侯宝林说相声，一个是逗哏的相声演员侯宝林，一个是捧哏的大学教授侯宝林，意在调侃其“自己捧自己”。侯宝林却对此不以为然，他非常认真地准备课程、讲座，以西装革履的学者形象出现在课堂上。
　　晚年淡出舞台的侯宝林主要精力用于相声研究，出版了《侯宝林谈相声》《相声溯源》《曲艺概论》等一系列开创性的相声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