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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美国次贷事件为爆发点的金融危机,在21世纪以来正在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令人惊诧的速度迅速波及世界各国,可谓无一幸免。处于经济活动最前沿、最基础的各类企业,更是猝不及防。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制造业,如一雨成秋,落花遍地,许久也回不过神来。
一、金融危机给现代企业管理带来的挑战
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学界在究其起因时,众说纷纭,各取各的实证分析数据和理论分析框架,很难统一认识。在诸多不同的解读中,较为集中的看法是由于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所实行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国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决策层对西方经济学中最核心理论的解读,把自由市场经济的圭臬“看不见的手”奉为现实政策的指南。尽管在1930年代第一次影响世界的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自由市场经济”这一被索罗斯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因“市场失效”屡次发生已被不断地修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规制也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不断地被证实了其有效性,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却从来也没有改变过。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虽然证实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局限性,却难以撼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根基。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对经济学理论和与其共生的管理学理论的挑战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就见分晓。在这场危机中,绝大部分企业从自身管理的立场来看并无大的失误,可危机来临,却首当其冲。企业管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将怎样应变,企业家们如何带领自己的企业走出困境,先保证生存继而获得发展,已实实在在地摆在了管理层和管理学学者们的面前。
二、三个重要案例引发的思考
在与周三多教授讨论《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的修订纲要时,同期国内外企业发生的重大事件,无疑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关注重点。图书的修订再版,尤其是作为近300所大学相关专业的首选教材,要认真研究上一版使用的读者反馈,考虑内容的安排是否适合教学的需要,与课程的要求是否匹配等等关键要素,但考虑到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们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企业实际运营中发生的典型案例的分析上。第四版是2004年定稿,2005年与读者见面。这一时期从全球范围内看,既是经济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通道内,也是企业的多事之秋,特别是2001年安然造假事件曝光后,所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令学界十分震惊。当时第四版还未定稿,作者团队已经注意到安然造假事件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但由于许多事实还不是很清晰,更为倾向性的看法是:作者团队希望这仅是一个西方著名企业中不具普遍意义的特例,从而第四版的案例设计与选择,基调还是“正面”为主。
然而自安然造假事件之后,国内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三鹿奶粉添加剂案、雷曼兄弟破产案,以及前纳斯达克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高达近700亿美元的金融诈骗案,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管理学本身形成的冲击和挑战是史无前例的。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所以在制定第五版的修订计划时,作者团队根据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企业案例,对修订要点作了新的调整。
从安然造假到三鹿奶粉事件,到雷曼兄弟破产案再到麦道夫金融诈骗案,发生的时间都在近10年间,发生的企业是国内外都有,产生的原因也就十分复杂了。若从企业和企业家这个层面来分析,那么企业家在追寻企业利润目标的过程中,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是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主要动因。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管理学界开始密切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讨论,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判读。
具体到国内,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各类企业搏击于高速发展、增长第一的社会经济潮流中,无形中构成了增长即发展的片面认识,同样地滋生了可称之为“GDP原教旨主义”的怪圈。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还是在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面对政府所握有的国家机器和政策制约,企业虽然一般也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行为选择的余地很有限。
三、政府管理和法律制约
无法覆盖企业家的全部行为空间
不过,换一个角度从政府的职能角度来分析,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对企业的管理或指导,政府一般能做的也只能到达政策和法律的层面。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企业,面对个体面貌千差万别的企业家,政府作为也只能是宏观的、原则的方针指导,即便如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对经济和各类企业管理都相对有力的各级政府,也无法干预到企业家的道德和伦理层面。政府对极少数行为失范的企业家在事后的严厉制裁,实际上很难起到对下一经济周期中新形成的、无法预测的企业家失范行为的震慑作用,政府管理和法律制约的手段对行为的约束往往是滞后的。
一个典型的案例能非常清楚地说明政府管理与法律制约手段的无奈。美国保险业的巨头AIG公司濒于破产的财务状况披露,奥巴马政府斥巨资以拯救这家代表美国经济盛衰的老牌企业。美国政府的这一措施尚未见效,坊间便传出了AIG公司的高管与部分员工在美国政府注资后仍要按原合同分红的消息,舆论哗然。国会的议员们甚至表示要通过特别法案来对这几位高管的巨额分红课以重税。不过从AIG公司的治理结构来看,分红是公司与高管以合同的形式约定的,契约在前,履约在后,理所当然,何罪之有?AIG分红案的可预见性远高于可能发生在下轮危机时企业家行为失范的新变异,今已如此,奈何尔后!
国内外企业的实践早已告诉我们,无论是政府的“放任”或是“管理”,无论是法律的“制约”是“严厉”或“宽松”,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是存在一个这两者都无法覆盖的企业家的行为空间,在这个真实存在的空间范围内,约束的标准以企业家遵循的伦理和道德为基础,约束的有效性取决于企业家在一定伦理与道德准绳下的自律!现代企业自诞生那一天起,赋予企业的“天责”就是赢利,尽管理论界对企业的目标有股东利益最大化到相关利益者利益最大化等诸多引申,但企业必须赢利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在赢利的“天责”面前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提倡自律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一种行为约束,先天不足,苍白无力。
企业管理是现代管理学的核心内容,现代管理学的每项理论创新,必须经企业实践的检验后方能立论。这是管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管理学的任何理论都无法通过自身的逻辑推演来证实或证伪。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外媒体披露的企业家的失范行为及其造成的巨大灾难性损失,使得面临着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双重疑惑。管理学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周三多教授和他的作者团队通过多种方式征询读者和企业家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和企业家都认为社会责任应该由政府担当,企业家能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做好企业的本份,如按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发展、依法纳税、合理用工、注意环保等等。还有一部分读者和企业家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是企业形象的需要,但具体的标准不好把握。凡此种种,却几乎无人认为企业家在伦理道德基准上的行为自律也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在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和法律对企业的“制约”之间,存有企业家行为可能失范的空间,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政府与法律都无法规制。但这种行为的失范又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前述的安然造假事件、麦道夫金融诈骗案件和发生在我国的三鹿奶粉添加剂事件,都足以证明企业家行为失范带来的严重后果。企业家行为失范的成因是多重的复杂的,紧密关联的是企业家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基础。作为一部管理学教学的基础教材,必须在启蒙阶段就告诉每一位将来可能成为企业家的莘莘学子,企业家的行为偏好是由企业家的伦理与道德观所决定的,在伦理与道德的范畴内,有效的规制并不来自政府的“管理”与法律的“制约”,而是企业家在自我伦理与道德修养基础上的自律。依据这一对企业家行为的认识,第五版几乎重写了“管理道德与社会责任”这一章,成为这次修订的最重要部分。
四、行为自律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20世纪20年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欧美工商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后发现,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杰出的企业家大都是新教徒。当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工业革命浪潮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企业追逐高增长、高利润已是业界推崇的“天经地义”,而韦伯却从人文关怀的独特角度极为深刻地揭示了另一个事实,早期资本主义企业成功的最大秘密并不是工业革命后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不是泰勒发现的科学管理原理,也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而是“新教伦理”。韦伯的这个从大量调查中演绎出的结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这一思路依旧是探索现代企业发展生存之道的长明灯。
韦伯在说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时,提出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意义在于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气质”或“经济精神”,也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从“天职”的劳动价值观、“蒙恩”的财富观和“节俭”的消费生活观三个方面影响了当时的企业家行为。按照新教教义演绎的伦理观,企业家管理企业和员工工作的根本目的,不是企业的利润和员工的工作报酬,而是向他们所信奉的上帝尽天职,以便将来得到上帝的终极关怀。由此世俗的“职业”便升华为追求上帝终极关怀的“天职”,从而造就了一批赎罪般的,兴奋异常地工作几乎是永无止境的企业家和员工。企业家经营企业和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所获得的财富,也被认为不是经营与工作的结果,而是上帝“恩宠”的标志,因而只有符合新教伦理和道德标准的财富获得方有“蒙恩”的意义,才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与此同时,对新教徒的生活行为新教伦理还提倡“节俭”,约束过度的尤其是奢侈的消费。新教伦理赋予企业家谋利行为在伦理道德层次的合法性,也就最大程度地释放了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冲动,极为有效地引发了财富和经济在20年代的高速增长。
当然,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和政治制度下的企业家,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像马克斯•韦伯理想化的方向发展,若是韦伯理想的企业家行为都成真,那么在近百年之后就不会出现像麦道夫这样的华尔街巨骗了。但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对现代企业家来说,还是极具启发意义的。马克斯•韦伯指出的三个影响方面,即“天职”、“蒙恩、“节俭”,从行为约束的意义上来认识,都没有政府“管理”和法律“制约”的效力,这些影响对行为约束之所以有效,是当时的企业家在新教伦理基础上的行为自律。这深刻地说明了作为企业家,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恪守法律的制约还不够,还必须有在伦理与道德观基础上的自律,才能解决政府“管理”与法律“制约”无法覆盖的空间中发生的行为失范问题。
企业家所经营的企业规模不一,但无论大小都握有一定的资源,资源的社会性也就决定了企业家行为的社会性,由此可以推论,企业家在伦理道德范畴内的自律,绝不是企业家在个人行为偏好意义上的自律,而是企业家应负的社会责任。
五、管理过程中的人性修养与人格完善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现代企业家的行为规范至少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政府的管理、法律的制约和企业家的自律。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各国所实现的政治制度、所遵循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文明催生出的各种伦理道德标准千差万别,管理学和管理学者若想寻找出一套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企业家的行为规范那一定是徒劳的,更何况社会经济生活还在不断的发展和变革。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明体系中,社会还是有公认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评价标准的。这次在全球范围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GDP原教旨主义”都因人文关怀的缺失,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企业家对这场金融危机所作的反思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对早期西方经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是历史事实,但麦道夫式的无法容忍的“贪婪与失信”也是事实。太多的案例都说明对企业家的约束,管理、制约、自律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项都会出大问题,但这三个方面的制约作用在不同时期是变化的。应该说,在近几十年来对高额利润的追逐和高速增长的期望面前,企业家基于伦理与道德的自律完全被弱化了。
企业家的自律与其生存的文明体系紧密相关,那么我们的企业家要遵循的伦理与道德规范又有什么特征呢?能梳理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自律标准吗?
要准确锁定这些命题的答案是困难的。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企业家面临的重大命题,在一部基础的管理学教材中要都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性很小。在长期的企业实践和管理学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中,让世人瞩目的伟大工程和管理成就数不胜数,从万里长城的修建到秦兵马俑坑中兵器四级责任制度的发现都令人叹为观止,但我们却很难在古籍中找到有管理学学科意义上的文献,就连记载工程管理活动的文字都十分罕见。为什么呢?这是一部在管理学学科史上的无字书。我们的先贤们已经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告诉我们构建在中华文明的伦理与道德基础上的价值观,视一切工程成就为身外之物,先贤追寻的是在工程实现过程中,人性的完善和道德的升华,再浩大的工程、再显著的治理政绩,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与人性的完善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渺小的。
六、自律的教育是管理学学习的启蒙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对华尔街某些金融企业家的贪婪与失信,感到十分的愤慨。痛定思痛,除对违法违规者严厉的惩处之外,我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失误之处也必须认真地进行反思。全球经济近几十年来的普遍增长催生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繁荣,在学科发展科学化、数量化的旗帜下,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缺失的是人文关怀。对科学和数量手段几近迷信的崇拜,导致了人们从开始阶段就不会去质疑通过复杂的、高端的数学工具推演制造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竟然暗藏了如此可怕的欺诈和骗局。乃至始作俑者自己都像发现了外星文明一样,对这些暗藏危机的衍生产品推崇之至。科学的过程掩护了贪婪和失信,也证明了基本伦理道德约束的丧失,使本可纠正的行为失范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灾难。
相对于政府的管理和法律制约的刚性而言,构建在伦理与道德基础上的行为约束,是企业家的自律,鉴于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和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别,人们遵循的伦理与道德标准也是各自自成体系,就是把范围缩小到国内,企业家对中华文明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认识落差也是很明显的,企业家行为的自律无法用刚性的标准来衡量优劣,管理学者也拿不出一个可以让企业家共同遵守的伦理与道德方面的自律标准,更何况在一部管理学教材的有限篇幅中。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的第五版,周三多教授把内容更新的重头集中在管理道德和社会责任这一章,主要也是希望读者将企业家的伦理与道德素养的提高上升到企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在常见的管理学教材中,一般都是按管理的职能,如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来展开内容。第五版中,内容的结构分布在听取了读者和第一线教师的反馈后,作了相应的调整,以利于教与学的需要。在众多的反馈意见中,关于企业家伦理与道德观如何养成的方面的并不多。但是作为未来的管理者和企业家,从最初迈入管理学殿堂时就应该懂得,管理者要学习的决不仅仅是管理方法与技能的训练,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必须清楚自己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在政府“管理”和法律“制约”之间修炼成基于伦理与道德基础的行为自律,是未来企业家的文明启蒙。
现实生活中,企业家行为的可能失范,在政府管理与法律制约之间将会长期存在。事实上在这一空间企业家会发现很多发展机会,同样也会因为行为的失范使这些空间成为“贪婪与失信”滋生的温床。通过关于企业伦理与道德及企业家社会责任等内容的阐述,让学习管理学的所有读者都能培育自己强烈的自律意识,是周三多教授与他的作者团队和我们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对管理学带来的挑战的思考共识,也是我作为责任编辑对《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能履行的社会责任期许所在。=
一、金融危机给现代企业管理带来的挑战
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学界在究其起因时,众说纷纭,各取各的实证分析数据和理论分析框架,很难统一认识。在诸多不同的解读中,较为集中的看法是由于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所实行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国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决策层对西方经济学中最核心理论的解读,把自由市场经济的圭臬“看不见的手”奉为现实政策的指南。尽管在1930年代第一次影响世界的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自由市场经济”这一被索罗斯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因“市场失效”屡次发生已被不断地修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规制也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不断地被证实了其有效性,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却从来也没有改变过。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虽然证实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局限性,却难以撼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根基。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对经济学理论和与其共生的管理学理论的挑战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就见分晓。在这场危机中,绝大部分企业从自身管理的立场来看并无大的失误,可危机来临,却首当其冲。企业管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将怎样应变,企业家们如何带领自己的企业走出困境,先保证生存继而获得发展,已实实在在地摆在了管理层和管理学学者们的面前。
二、三个重要案例引发的思考
在与周三多教授讨论《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的修订纲要时,同期国内外企业发生的重大事件,无疑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关注重点。图书的修订再版,尤其是作为近300所大学相关专业的首选教材,要认真研究上一版使用的读者反馈,考虑内容的安排是否适合教学的需要,与课程的要求是否匹配等等关键要素,但考虑到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们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企业实际运营中发生的典型案例的分析上。第四版是2004年定稿,2005年与读者见面。这一时期从全球范围内看,既是经济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通道内,也是企业的多事之秋,特别是2001年安然造假事件曝光后,所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令学界十分震惊。当时第四版还未定稿,作者团队已经注意到安然造假事件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但由于许多事实还不是很清晰,更为倾向性的看法是:作者团队希望这仅是一个西方著名企业中不具普遍意义的特例,从而第四版的案例设计与选择,基调还是“正面”为主。
然而自安然造假事件之后,国内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三鹿奶粉添加剂案、雷曼兄弟破产案,以及前纳斯达克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高达近700亿美元的金融诈骗案,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管理学本身形成的冲击和挑战是史无前例的。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所以在制定第五版的修订计划时,作者团队根据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企业案例,对修订要点作了新的调整。
从安然造假到三鹿奶粉事件,到雷曼兄弟破产案再到麦道夫金融诈骗案,发生的时间都在近10年间,发生的企业是国内外都有,产生的原因也就十分复杂了。若从企业和企业家这个层面来分析,那么企业家在追寻企业利润目标的过程中,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是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主要动因。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管理学界开始密切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讨论,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判读。
具体到国内,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各类企业搏击于高速发展、增长第一的社会经济潮流中,无形中构成了增长即发展的片面认识,同样地滋生了可称之为“GDP原教旨主义”的怪圈。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还是在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面对政府所握有的国家机器和政策制约,企业虽然一般也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行为选择的余地很有限。
三、政府管理和法律制约
无法覆盖企业家的全部行为空间
不过,换一个角度从政府的职能角度来分析,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对企业的管理或指导,政府一般能做的也只能到达政策和法律的层面。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企业,面对个体面貌千差万别的企业家,政府作为也只能是宏观的、原则的方针指导,即便如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对经济和各类企业管理都相对有力的各级政府,也无法干预到企业家的道德和伦理层面。政府对极少数行为失范的企业家在事后的严厉制裁,实际上很难起到对下一经济周期中新形成的、无法预测的企业家失范行为的震慑作用,政府管理和法律制约的手段对行为的约束往往是滞后的。
一个典型的案例能非常清楚地说明政府管理与法律制约手段的无奈。美国保险业的巨头AIG公司濒于破产的财务状况披露,奥巴马政府斥巨资以拯救这家代表美国经济盛衰的老牌企业。美国政府的这一措施尚未见效,坊间便传出了AIG公司的高管与部分员工在美国政府注资后仍要按原合同分红的消息,舆论哗然。国会的议员们甚至表示要通过特别法案来对这几位高管的巨额分红课以重税。不过从AIG公司的治理结构来看,分红是公司与高管以合同的形式约定的,契约在前,履约在后,理所当然,何罪之有?AIG分红案的可预见性远高于可能发生在下轮危机时企业家行为失范的新变异,今已如此,奈何尔后!
国内外企业的实践早已告诉我们,无论是政府的“放任”或是“管理”,无论是法律的“制约”是“严厉”或“宽松”,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是存在一个这两者都无法覆盖的企业家的行为空间,在这个真实存在的空间范围内,约束的标准以企业家遵循的伦理和道德为基础,约束的有效性取决于企业家在一定伦理与道德准绳下的自律!现代企业自诞生那一天起,赋予企业的“天责”就是赢利,尽管理论界对企业的目标有股东利益最大化到相关利益者利益最大化等诸多引申,但企业必须赢利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在赢利的“天责”面前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提倡自律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一种行为约束,先天不足,苍白无力。
企业管理是现代管理学的核心内容,现代管理学的每项理论创新,必须经企业实践的检验后方能立论。这是管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管理学的任何理论都无法通过自身的逻辑推演来证实或证伪。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外媒体披露的企业家的失范行为及其造成的巨大灾难性损失,使得面临着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双重疑惑。管理学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周三多教授和他的作者团队通过多种方式征询读者和企业家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和企业家都认为社会责任应该由政府担当,企业家能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做好企业的本份,如按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发展、依法纳税、合理用工、注意环保等等。还有一部分读者和企业家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是企业形象的需要,但具体的标准不好把握。凡此种种,却几乎无人认为企业家在伦理道德基准上的行为自律也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在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和法律对企业的“制约”之间,存有企业家行为可能失范的空间,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政府与法律都无法规制。但这种行为的失范又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前述的安然造假事件、麦道夫金融诈骗案件和发生在我国的三鹿奶粉添加剂事件,都足以证明企业家行为失范带来的严重后果。企业家行为失范的成因是多重的复杂的,紧密关联的是企业家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基础。作为一部管理学教学的基础教材,必须在启蒙阶段就告诉每一位将来可能成为企业家的莘莘学子,企业家的行为偏好是由企业家的伦理与道德观所决定的,在伦理与道德的范畴内,有效的规制并不来自政府的“管理”与法律的“制约”,而是企业家在自我伦理与道德修养基础上的自律。依据这一对企业家行为的认识,第五版几乎重写了“管理道德与社会责任”这一章,成为这次修订的最重要部分。
四、行为自律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20世纪20年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欧美工商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后发现,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杰出的企业家大都是新教徒。当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工业革命浪潮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企业追逐高增长、高利润已是业界推崇的“天经地义”,而韦伯却从人文关怀的独特角度极为深刻地揭示了另一个事实,早期资本主义企业成功的最大秘密并不是工业革命后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不是泰勒发现的科学管理原理,也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而是“新教伦理”。韦伯的这个从大量调查中演绎出的结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这一思路依旧是探索现代企业发展生存之道的长明灯。
韦伯在说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时,提出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意义在于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气质”或“经济精神”,也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从“天职”的劳动价值观、“蒙恩”的财富观和“节俭”的消费生活观三个方面影响了当时的企业家行为。按照新教教义演绎的伦理观,企业家管理企业和员工工作的根本目的,不是企业的利润和员工的工作报酬,而是向他们所信奉的上帝尽天职,以便将来得到上帝的终极关怀。由此世俗的“职业”便升华为追求上帝终极关怀的“天职”,从而造就了一批赎罪般的,兴奋异常地工作几乎是永无止境的企业家和员工。企业家经营企业和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所获得的财富,也被认为不是经营与工作的结果,而是上帝“恩宠”的标志,因而只有符合新教伦理和道德标准的财富获得方有“蒙恩”的意义,才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与此同时,对新教徒的生活行为新教伦理还提倡“节俭”,约束过度的尤其是奢侈的消费。新教伦理赋予企业家谋利行为在伦理道德层次的合法性,也就最大程度地释放了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冲动,极为有效地引发了财富和经济在20年代的高速增长。
当然,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和政治制度下的企业家,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像马克斯•韦伯理想化的方向发展,若是韦伯理想的企业家行为都成真,那么在近百年之后就不会出现像麦道夫这样的华尔街巨骗了。但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对现代企业家来说,还是极具启发意义的。马克斯•韦伯指出的三个影响方面,即“天职”、“蒙恩、“节俭”,从行为约束的意义上来认识,都没有政府“管理”和法律“制约”的效力,这些影响对行为约束之所以有效,是当时的企业家在新教伦理基础上的行为自律。这深刻地说明了作为企业家,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恪守法律的制约还不够,还必须有在伦理与道德观基础上的自律,才能解决政府“管理”与法律“制约”无法覆盖的空间中发生的行为失范问题。
企业家所经营的企业规模不一,但无论大小都握有一定的资源,资源的社会性也就决定了企业家行为的社会性,由此可以推论,企业家在伦理道德范畴内的自律,绝不是企业家在个人行为偏好意义上的自律,而是企业家应负的社会责任。
五、管理过程中的人性修养与人格完善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现代企业家的行为规范至少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政府的管理、法律的制约和企业家的自律。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各国所实现的政治制度、所遵循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文明催生出的各种伦理道德标准千差万别,管理学和管理学者若想寻找出一套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企业家的行为规范那一定是徒劳的,更何况社会经济生活还在不断的发展和变革。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明体系中,社会还是有公认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评价标准的。这次在全球范围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GDP原教旨主义”都因人文关怀的缺失,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企业家对这场金融危机所作的反思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对早期西方经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是历史事实,但麦道夫式的无法容忍的“贪婪与失信”也是事实。太多的案例都说明对企业家的约束,管理、制约、自律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项都会出大问题,但这三个方面的制约作用在不同时期是变化的。应该说,在近几十年来对高额利润的追逐和高速增长的期望面前,企业家基于伦理与道德的自律完全被弱化了。
企业家的自律与其生存的文明体系紧密相关,那么我们的企业家要遵循的伦理与道德规范又有什么特征呢?能梳理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自律标准吗?
要准确锁定这些命题的答案是困难的。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企业家面临的重大命题,在一部基础的管理学教材中要都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性很小。在长期的企业实践和管理学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中,让世人瞩目的伟大工程和管理成就数不胜数,从万里长城的修建到秦兵马俑坑中兵器四级责任制度的发现都令人叹为观止,但我们却很难在古籍中找到有管理学学科意义上的文献,就连记载工程管理活动的文字都十分罕见。为什么呢?这是一部在管理学学科史上的无字书。我们的先贤们已经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告诉我们构建在中华文明的伦理与道德基础上的价值观,视一切工程成就为身外之物,先贤追寻的是在工程实现过程中,人性的完善和道德的升华,再浩大的工程、再显著的治理政绩,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与人性的完善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渺小的。
六、自律的教育是管理学学习的启蒙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对华尔街某些金融企业家的贪婪与失信,感到十分的愤慨。痛定思痛,除对违法违规者严厉的惩处之外,我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失误之处也必须认真地进行反思。全球经济近几十年来的普遍增长催生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繁荣,在学科发展科学化、数量化的旗帜下,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缺失的是人文关怀。对科学和数量手段几近迷信的崇拜,导致了人们从开始阶段就不会去质疑通过复杂的、高端的数学工具推演制造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竟然暗藏了如此可怕的欺诈和骗局。乃至始作俑者自己都像发现了外星文明一样,对这些暗藏危机的衍生产品推崇之至。科学的过程掩护了贪婪和失信,也证明了基本伦理道德约束的丧失,使本可纠正的行为失范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灾难。
相对于政府的管理和法律制约的刚性而言,构建在伦理与道德基础上的行为约束,是企业家的自律,鉴于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和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别,人们遵循的伦理与道德标准也是各自自成体系,就是把范围缩小到国内,企业家对中华文明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认识落差也是很明显的,企业家行为的自律无法用刚性的标准来衡量优劣,管理学者也拿不出一个可以让企业家共同遵守的伦理与道德方面的自律标准,更何况在一部管理学教材的有限篇幅中。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的第五版,周三多教授把内容更新的重头集中在管理道德和社会责任这一章,主要也是希望读者将企业家的伦理与道德素养的提高上升到企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在常见的管理学教材中,一般都是按管理的职能,如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来展开内容。第五版中,内容的结构分布在听取了读者和第一线教师的反馈后,作了相应的调整,以利于教与学的需要。在众多的反馈意见中,关于企业家伦理与道德观如何养成的方面的并不多。但是作为未来的管理者和企业家,从最初迈入管理学殿堂时就应该懂得,管理者要学习的决不仅仅是管理方法与技能的训练,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必须清楚自己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在政府“管理”和法律“制约”之间修炼成基于伦理与道德基础的行为自律,是未来企业家的文明启蒙。
现实生活中,企业家行为的可能失范,在政府管理与法律制约之间将会长期存在。事实上在这一空间企业家会发现很多发展机会,同样也会因为行为的失范使这些空间成为“贪婪与失信”滋生的温床。通过关于企业伦理与道德及企业家社会责任等内容的阐述,让学习管理学的所有读者都能培育自己强烈的自律意识,是周三多教授与他的作者团队和我们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对管理学带来的挑战的思考共识,也是我作为责任编辑对《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能履行的社会责任期许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