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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火器引进、仿制、研发与火器战术探索的重要时期，永乐时期，首开火器与步、骑兵协同作战的先河，但火器总体质量不佳，明军武器仍以冷兵器为主。嘉靖以后随着北虏南倭其祸日炽，明政府先后出现两次火器研制的高潮，第一次始于嘉靖八年汪鋐之倡议，佛郎机铳得以推行于北方长城防御体系，但佛郎机铳真正发挥作用则是在戚继光、谭纶等调任北方之后，车营的建立与新式敌台的修建，使西洋火器真正与明代长城防御体系融为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讲，隆庆六年“俺达封贡”的顺利实现，实际上正是蒙古骑兵的优势被明军火器部队有效压制的反映。自此，明蒙大战基本告结。明朝的第二次火器研制高潮肇因于明军在辽东萨尔浒之役的惨败，始于万历四十七年，并一直延续至明亡始息。在徐光启等人的领导下，明朝加速引进、仿制来自荷兰和英国的重型红夷铁炮，袁崇焕宁远大捷也验证了城守战术的有效性。但受制于军费短缺、政治腐败诸因素的影响，明军一些精锐的火器部队转投后金，明朝研制的先进火器反而加速了明朝的败亡。而明代火器相对于传统弩箭在发射速率、机动运输能力方面的劣势也降低了明军一线部队对火器的运用热情，这也正是入清以后清朝政府除了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铸造了一部分红夷炮，此后清朝火器研制和运用一直少有进展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域外火器；研制高潮；战术运用；政治因素；发射速率劣势
中国火药之发明源于汉、唐以来炼丹家的持续试验，至唐朝通过“伏火法”取得了成功，时在唐元和三年（808年）前后。至北宋时期，始出现了初级火器，包括冯继升、唐福、石晋等人进献的火药箭和火球，都是借助弓、弩、抛石机等射远器的力量发射出去，以箭上火药放火和球内铁蒺藜、毒烟阻滞敌军。南宋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铁火炮，经金军改进后，演化为震天雷，用于对付蒙古军队。宋理宗开庆元年，宋人研制出突火枪，据记载，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这种突火枪已经具备了身管、火药和弹丸（子窠）三要素。但突火枪在射程、杀伤力和射击速率上均弱于宋人发明的神臂弓、神劲弓与床弩。元代以突火枪为基础，发明了铜火铳并很快装备军队，用于实战。另，蒙古人之西征过程中改进了回回炮，这是一种可以单兵背负的火炮。以上是明朝以前火器的发展、应用情况。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起义军中也开始广泛使用元军装备的铜火铳。但明代对域外火器的研究、仿制与战术探索则始于永乐时期，并络绎持续至明亡。本文不揣浅陋，对此略加探讨，请方家指正。
一、明初对域外火器的早期研究、仿制与火器的战术运用
永乐四年征安南过程中，明军“得火器法，立营肄习”，但控制极严，永乐帝以都督谭广掌操演火器，使用范围仅限于随驾护卫的神机营。永乐十年，朱棣才诏令：“自开平至怀来、宣府、万全、兴和诸山顶，皆置五炮架”。永乐二十年又从张辅之请，增置于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卫。永乐二十一年八月，明成祖在第四次北征途中首次提出了神机营与步、骑兵协同作战的具体设想，令诸将布阵时“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阵密则固，锋疏则达。战斗之际，首以锐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但次年六月他又强调“如其来敌，先以神机铳攻之，长劲弩继其后”，将弩机步兵摆在神机营之后，宣德三年，明军在喜峰口外四十里与蒙古兵接战，则是先射其前锋三人，继而以两翼铁骑“飞矢如雨射虏，虏不能胜，继而神机铳叠发，虏人马死者大半，余悉溃走。”这次神机营又被摆在了弓骑兵后面。显然，神机营的战术没有成熟定型，一直在尝试改进。但对边军而言，明政府当时更多的是将火器作为一种神秘的威慑力量，而非用于实战。因而，至宣德五年时，明宣宗仍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自造火器，仍为明廷禁止。自正统十四年始，各边才获准可以自造火器。天顺八年，明政府还曾颁给各边军一种可同时发射九箭的九龙筒火箭的制造式样，但这只是一种很简单的传统火器。且各边限于财力、物力，其所需大中型火器基本上仍依赖于工部兵仗局、军器局极为有限的供给配发。
直至明中后期因边防危机加剧、西洋列强东来，明朝国内出现两次研究、仿制西洋火器的热潮，并对西洋火器的战术应用展开积极探索，明军才藉此逐渐大规模装备、使用火器。下面分别加以勾稽考述。
二、明朝第一次火器研究、仿制热潮与火器战术运用的探索
第一次火器研究、仿制与战术探索的热潮始于汪鋐。嘉靖八年十二月，都御史汪鋐奏陈嘉靖二年其在广东按察司副使任上，“親见佛朗机铳致远克敌屡奏奇功，请如式制造。兵部覆议，诏铸造三百，分发各边。”次年，汪鋐鉴于塞上墩台止供瞭望、城堡又无制远之具，蒙古来袭之时往往受困的情况，再次奏请普遍仿造、发放佛郎机于各边：“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嘉靖帝从其议。从此，佛郎机铳开始正式装备九边戍军。但当时佛朗机铳的数量并不敷用，因而嘉靖十一年二月，嘉靖帝又命工部“增造佛朗机铳，颁十二团营演习”。嘉靖十二年正月吏部尚书汪鋐奏言“大虏窥视内地，御虏之法无如……置墩堡、造车铳者”，帝因令兵部抚按各边，查奏补给，从而加速了明军火器装备西洋化的步伐。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翁万达升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在任期间针对原有火器“皆一发而止，仓促无以继之”以及原有神机火枪“著矢”要求偏高、毒火飞炮“母炮重大，难于举移”的诸多缺陷，试造成功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棒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四种轻型火器，并于嘉靖二十五年七月进呈。其中百出先锋炮即系对此前轻型佛朗机铳模仿、改进而来的火绳枪，佛朗机铳长三尺，装弹五枚，翁万达“损其筒十分之六，……而加小炮以至于十”，可以连发连纳，循环击发，轻便易用，翁万达因而奏请朝廷拨帑银2万两优先制造百出先锋炮配发给宣、大三关并各边城堡戍军使用。兵部试放之后言：“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俱便用。母子火兽布地雷炮，止可夜劫营。”同年，御史张铎亦进十眼铜炮、四眼铁枪两种火器：“十眼铜炮，大弹发及七百步，小弹百步；四眼铁枪，弹四百步”。这6种火器都获准进入了工部二局的制造目录。 嘉靖中，戚继光因抗倭之需又创制了便于携带的虎蹲炮，并改进卢镗在嘉靖二十九年荡平双屿时获自番寇的鸟嘴铳与火药方为鸟枪，普及于戚家军中。戚家军是明朝第一支形成战力的火器部队，其步兵营的火器配比率高达60%。隆庆元年，北部边塞危机，朝命各该总督、镇、巡练军：“自来年为始，……选立教师，倍给粮饷，俾教以火器、弓箭、枪棍、挨牌等艺。诸艺之中尤重火器，务令时常操演，第其能否而赏罚之。……至于城守之具，火器为先。小如快枪、神枪，大如佛郎机、一窝蜂、连硃（珠）炮等类，并令各府州县如法制造，仍选军民有勇略者注为神器手，免其杂差，专熟举放，转发各城堡教习防御。”
隆庆至万历初，谭纶、刘应杰、杨兆、戚继光等相继镇守北方蓟、辽、保定诸边镇，针对蒙古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明军大力提高马营、步营的火器化程度，并设立了10个车营。车营是明军中轻重火器配备比率最高的特种作战部队，每个车营官兵计3109名，其编制为：每车奇正兵20名，“每二车为一联，四车为一局，立一百总，十六车为一司，立一把总；六十四车为一部，立一千总；一营左右两千总，中军一员”；每个车营有大佛朗机操作手768名，护卫鸟铳手512名，运大将军车、火箭车等车车正、军兵234名；每个车营大佛朗机、鸟铳、火箭数量及其相关弹药器械配属如下：鼓车2辆，战车128辆，车载大佛朗机256架，子铳2304门，铁闩512根，铁锤、铁剪各256把，铁匙、铁锥各256把，凹心送子256件，铅子25600个，火药7680斤，火绳1280根；鸟铳512门，铳袋512个，药筒15360个，药鳖512个，细火药3072斤，火绳2560根，铅子15360个，搠杖512根，铅子模34副；火箭15360枝，火箭篓、雨罩各256个，大棍768根，铜锅144口，桶144只。在明军的10个车营中，戚继光辖有7营，“以东西路副总兵及抚督标共四营，分驻建昌、遵化、石匣、密云；蓟、辽总兵二营，驻三屯；昌平总兵一营，驻昌平”。当然，由于边地险阻，不利车战，这些车营“特以遏冲突，施火器”，并未用于进攻性作战。
而且，车战战法多为戚继光等沿边将领在实战中不断探索、总结而来，在实战中需要不断改进，而明朝恰恰缺乏对车战所需技术人才的培育机制。万历四十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官应震题请特设将材武科，“目前两月一举，逮兵将大集或半岁一举、一岁一举。初场，马、步各箭不过二枝，此外枪、刀、剑、戟、拳法、搏击等法并试之；二场，则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作何试验；三场，不用论策，令自书谋略并熟知古今何将、何项兵法，知何天文，知何地利、夷情，各得随意畅言，大抵三场中但有一二可取即为入彀，不必全场俱通，收录名数宁宽无窄，其应试之人不拘何项，一废闲将领，二已登科未除官者，三一科至三科武举，四白衣襍流，皆得入试进呈，止用题名，不必试录。登榜分为三等，内一等即署以偏禆之职，速咨冲边，如目前即往辽东；二等咨次冲；三等留京营练习以备不时之用。”这意味着参加将材武科者只要精通营阵、地雷、火药、战车四者中任意一项即可授予军职。可惜，“报可而未行也”。
高度火器化的马营、步营、车营与配炮城堡、墩台一起构成了万历时期防御蒙古骑兵大规模进攻的核心要素，开创了中国古代平原、沙漠、丘陵地区阵地防守作战的新时代，成为维系蒙汉之间长期和平封贡局面的重要保障。
三、明朝第二次火器研究、仿制热潮与火器战术运用的探索
明人第二次火器研究、仿制与战术探索的热潮肇源于明军在辽东萨尔浒之役的惨败，始于万历四十七年，并一直延续至明亡始息。这一次高潮研究、仿制的侧重点在于西洋中型、重型火炮。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拥有杨镐、刘铤、杜松、李如柏等众多援朝老将并装备有大量佛朗机铳、大将军炮、虎蹲炮、三眼铳、鸟铳的8万明军在萨尔浒之役中惨败，刺激明臣在加强前线军队火器训练的同时，开始仿造射程更远、爆炸力更强、命中率更高的西洋火炮。大约在万历四十七年十月以后，总理、协理京营戎政的泰宁侯陈良弼、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聘请14名在吕宋或澳门参与过铸炮过程、粗通西洋铸炮法的泉州工匠至北京试造吕宋铜炮。至次年七月离任前，黄克缵共督造出重1000斤、2000斤、3000斤三个型号总计28门吕宋铜炮，分别解运至辽阳、山东。其中7门炮连同30名熟练炮手被送至辽东经略熊廷弼所在的辽阳。但由于泉州工匠未得到吕宋火炮铸造的关键技术，这批火炮性能不佳，其中一门炮在熊廷弼试放时就发生炸膛，辽阳明军因此对吕宋铜炮并不认同，而更青睐于参将张名世所造200斤重的灭虏炮，该炮“铅药分两与千斤铜炮同，而声更猛、更远，连试数位皆无恙”。
总之，由于火炮铸造关键技术的缺失，加之明军的火器主要跟随进军部队机动作战，对阵之际往往置于难以有效防护的营壕之外或城外，而非修筑敌臺用于城头炮击，士兵所用普通火铳也没有发展出单排循环射击的战术，因而射击速率缓慢的明军轻重火器其实无力阻遏后金骑兵的冲锋；徐光启就对辽东明军落后的火器战术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铳而无臺、无坚甲利兵，犹手太阿之劒而无柄也；数者皆备而不能深求施用之法、合战之权，是有劒而不知刺劒之术也。若置铳于城之外以守，敺不教之民而挟铳以战，是又倒持太阿以柄授人也。”但是徐光启“言之再三，莫或见信”。同时，明军的火器部队也缺乏有力的战斗保障，直接削弱了明军火器效力的发挥：“战车火器，我之长技。抚顺临河不济，开、铁、宽甸皆隔离不属。……出关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险不能过，遇伏不能知”。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陷没于后金，明军中神威、飞电、大将军等火器以万计，绝大部分亦失于后金，直接导致明军对后金军的火器优势也开始发生逆转：“火器者，今之时务也。辽左再败之后，贼则昔无今有，有而且多；我则昔多今少，少而且劣。我虽旧有，用之甚拙；贼虽创有，用之甚工。如近攻辽阳东门，贼来止七百人，车载大铳，我川兵千人逆之。贼发虚铳二次，我兵不损一人，因而直前搏战；迨至二三十步，真铳齐发，我兵存者七人而已。”徐光启更担心后金此后将重型火炮用于攻城作战。工部官员李之藻闻沈、辽败讯也认为：“河东骈陷，一切为贼奄有，贼转驱我之人，用我之炮，佐其强弓、铁马，愈以逆我颜行。……今自广宁、山海至于京畿，步步须防。自非更有猛烈神器，攻坚致远，十倍於前者，未必能为决胜之计。”而此前京营所仿造吕宋铜炮“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术”，而西洋火炮之威力发挥一赖于铸造工艺精湛，“其制铳或铜或铁，锻炼有法。每铳约重三五千斤，其施放有车有地平盘，有小轮，有照轮，所攻打或近或远，刻定里数，低昂伸缩，悉有一定规式”；一赖于其炮兵的高素质，“其放铳之人，明理识算，兼诸技巧，所给禄秩甚优。”因此主张对明军的火炮性能进一步升级改进，他奏请朝廷派员至澳门番舶多方购求“西铳”并妥慎护送已运至江西广信的4门西洋铁炮，并在“原议夷目每名每年安家银一百两、日用衣粮银一百三十六两，余人每名每年银四十两”的基础上给予更为优厚的待遇，招募澳门佛朗机人中的“善能制造、点放夷目”，以期尽得其铸炼之法、点放之术，在条件成熟时“依法广造，传术九边”。至天启元年十二月，前述四门炮被运至北京。期间，登莱巡抚陶朗先虽然任职只有七个月（天启元年六月至天启二年正月），仍组织成造了一批火器，储于登州，因此“登库所蓄军火器械尤富”，惜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陷登州时落入其手。天启三年四月，由肇庆府推官邓士亮（万历四十八年六月至泰昌元年九月）在阳江县城西南近海水域打捞起的36门英国武装沉船独角号上英制大铳中的26門运抵京城。同时到京的还有明兵部派张涛、孙学诗赴澳门购买的22门英制红夷炮，以及明朝用重金招募澳门的葡萄牙“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他们的任务是赴京教演西洋火器火炮的铸造、点放技术，为山海关守军训练火器作战的部队。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将所属11门红夷炮置于城头，“循环飞击，杀其贵人，每发糜烂数重”，取得宁远大捷，此战验证了徐光启城防炮战思想的有效性。同月，明廷应兵部主事孙元化的疏请，开始在京城以及边口推广“西洋台铳法”，将“西洋铳”的“车、弹药、物安设城上，及时教练”，以备城守。崇祯元年（1628年，天聪二年）九月，明朝又招募以公沙、鲁未略为正副统领的一支由4名铳师、2名副铳师、1名通官、1名通事、4名匠师、15名驾铳手、3名傔伴组成的澳门葡人队伍，携带3门大铜铳、7门大铁铳、30支鹰嘴铳来华效力，这支队伍于1628年11曰10日从澳门启程，于崇祯三年正月初三日到达北京。崇祯三年（1630）五月，明军又藉助登莱巡抚孙元化属下参将黄龙的红夷炮队克复滦州。受此鼓舞，明朝在天启七年九月原两广总督商周祚新解进京红夷铜铳2门、铁铳8门的基础上，于崇祯二年至崇祯四年又从澳门购进十余门红夷炮。
同时，明政府的仿制工作在历经8年的摸索以后在崇祯三年（1630）取得重要进展，八月，“徐光启遵旨监炮，先以样炮二具呈览，帝嘉其任事精勤，命速行儧完并进”，这一年徐光启主持仿造出400余门红夷炮。在此前后孙元化也撰成《西法神机》一书，集中体现了徐光启师徒等人当时对西洋火炮及其弹、药的仿造技术水平。其后，其他一些明朝士人也与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合作，又编译了两种介绍西方火器制造技术的书籍，即《海外火攻神器说》与《火攻挈要》。至此，基于对西洋火器制造技术的逐步消化，明军所需的西洋火器装备已经开始摆脱单纯依赖从澳门采购的历史，转由工部自己进行大规模的制造。
但可惜的是，崇祯四年明朝训练的精锐火器部队驻守登莱地区的孔友德、耿仲明部8000余人因不满明登莱府的压迫，转而渡海投奔了后金皇太极。因该部队为明军火器精锐，其叛震动朝野。明朝在招抚失败后曾檄文朝鲜，中朝两军并力拦截阻其渡海投奔后金，皇太极闻讯，亦派兵接应。明军的拦截行动终告失败。孔、耿二人带走的不仅包括明朝最新制造的火器，还包括明朝从澳门聘请的葡萄牙军事顾问、火器专家明朝在愤怒之余，将登莱巡抚孙元化以督导不力之力处死。但揆其叛逃始末，实由登莱地方官府激致。起因是该部一名士兵偷食了明大学士王象乾在登莱老宅的一只鸡，地方府衙希冀邀宠，将该士兵捕获后以箭贯耳并游街羞辱之，因此前该部即备遭排挤、扣饷，此事终致激成该部哗变。这是自崇祯二年袁崇焕矫诏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导致其部将离散叛逃、相互仇杀之后，又一起因为明朝政治原因导致明军精锐哗变叛逃的事件。而对于后金而言，除了这些明军精锐火器部队的投归，其先，尚有李永芳，其后，又有崇祯六年石城岛副将尚可喜降后金，明朝东江防线遂瓦解。崇祯九年，皇太极封孔友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崇祯十年夏，明朝鉴于岛上驻军屡次叛逃降金，尽徙诸岛兵民至宁远和锦州。后金汉军八旗之设，即多以火器部队作为主力。此外，皇太极为了扫除攻明的侧翼障碍，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清崇德元年），两次征伐朝鲜，逼迫朝鲜王李倧盟誓断绝与明朝的封贡关系，缴出明朝的诰命册印，转奉清朝正朔，并强制规定朝鲜从征之义务。在第二次征伐朝鲜时，女真军明确使用了火器。在此后，皇太极得以频频向朝鲜索求出兵从征协助抗明，在攻击毛文龙驻守的皮岛时，皇太极诏谕朝鲜须派五十艘船，“水兵枪炮弓箭，俱宜自备”。入关以后，汉军八旗的火器在进攻江南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三藩平定之后，清朝不再大规模铸造火器。中国火器的发展、应用遂长期停滞下来。这其中不仅关乎清朝工部的管理体制，也与清人的思想存有莫大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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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徐光启：《略陈臺铳事宜并申愚见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89《徐文定公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401b—5403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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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见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三分，2004年；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27]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8]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辛未，第1701—1702页；《明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乙酉，第1729页；《明熹宗实录》卷34，天启三年五月乙未，第1749—1751页。
[29]《明熹宗实录》卷67，天启六年正月辛未，第3203页。
[30]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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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33]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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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36]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32页。
[37]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页。
作者简介
陈志刚（1978-），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关键词：域外火器；研制高潮；战术运用；政治因素；发射速率劣势
中国火药之发明源于汉、唐以来炼丹家的持续试验，至唐朝通过“伏火法”取得了成功，时在唐元和三年（808年）前后。至北宋时期，始出现了初级火器，包括冯继升、唐福、石晋等人进献的火药箭和火球，都是借助弓、弩、抛石机等射远器的力量发射出去，以箭上火药放火和球内铁蒺藜、毒烟阻滞敌军。南宋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铁火炮，经金军改进后，演化为震天雷，用于对付蒙古军队。宋理宗开庆元年，宋人研制出突火枪，据记载，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这种突火枪已经具备了身管、火药和弹丸（子窠）三要素。但突火枪在射程、杀伤力和射击速率上均弱于宋人发明的神臂弓、神劲弓与床弩。元代以突火枪为基础，发明了铜火铳并很快装备军队，用于实战。另，蒙古人之西征过程中改进了回回炮，这是一种可以单兵背负的火炮。以上是明朝以前火器的发展、应用情况。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起义军中也开始广泛使用元军装备的铜火铳。但明代对域外火器的研究、仿制与战术探索则始于永乐时期，并络绎持续至明亡。本文不揣浅陋，对此略加探讨，请方家指正。
一、明初对域外火器的早期研究、仿制与火器的战术运用
永乐四年征安南过程中，明军“得火器法，立营肄习”，但控制极严，永乐帝以都督谭广掌操演火器，使用范围仅限于随驾护卫的神机营。永乐十年，朱棣才诏令：“自开平至怀来、宣府、万全、兴和诸山顶，皆置五炮架”。永乐二十年又从张辅之请，增置于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卫。永乐二十一年八月，明成祖在第四次北征途中首次提出了神机营与步、骑兵协同作战的具体设想，令诸将布阵时“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阵密则固，锋疏则达。战斗之际，首以锐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但次年六月他又强调“如其来敌，先以神机铳攻之，长劲弩继其后”，将弩机步兵摆在神机营之后，宣德三年，明军在喜峰口外四十里与蒙古兵接战，则是先射其前锋三人，继而以两翼铁骑“飞矢如雨射虏，虏不能胜，继而神机铳叠发，虏人马死者大半，余悉溃走。”这次神机营又被摆在了弓骑兵后面。显然，神机营的战术没有成熟定型，一直在尝试改进。但对边军而言，明政府当时更多的是将火器作为一种神秘的威慑力量，而非用于实战。因而，至宣德五年时，明宣宗仍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自造火器，仍为明廷禁止。自正统十四年始，各边才获准可以自造火器。天顺八年，明政府还曾颁给各边军一种可同时发射九箭的九龙筒火箭的制造式样，但这只是一种很简单的传统火器。且各边限于财力、物力，其所需大中型火器基本上仍依赖于工部兵仗局、军器局极为有限的供给配发。
直至明中后期因边防危机加剧、西洋列强东来，明朝国内出现两次研究、仿制西洋火器的热潮，并对西洋火器的战术应用展开积极探索，明军才藉此逐渐大规模装备、使用火器。下面分别加以勾稽考述。
二、明朝第一次火器研究、仿制热潮与火器战术运用的探索
第一次火器研究、仿制与战术探索的热潮始于汪鋐。嘉靖八年十二月，都御史汪鋐奏陈嘉靖二年其在广东按察司副使任上，“親见佛朗机铳致远克敌屡奏奇功，请如式制造。兵部覆议，诏铸造三百，分发各边。”次年，汪鋐鉴于塞上墩台止供瞭望、城堡又无制远之具，蒙古来袭之时往往受困的情况，再次奏请普遍仿造、发放佛郎机于各边：“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嘉靖帝从其议。从此，佛郎机铳开始正式装备九边戍军。但当时佛朗机铳的数量并不敷用，因而嘉靖十一年二月，嘉靖帝又命工部“增造佛朗机铳，颁十二团营演习”。嘉靖十二年正月吏部尚书汪鋐奏言“大虏窥视内地，御虏之法无如……置墩堡、造车铳者”，帝因令兵部抚按各边，查奏补给，从而加速了明军火器装备西洋化的步伐。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翁万达升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在任期间针对原有火器“皆一发而止，仓促无以继之”以及原有神机火枪“著矢”要求偏高、毒火飞炮“母炮重大，难于举移”的诸多缺陷，试造成功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棒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四种轻型火器，并于嘉靖二十五年七月进呈。其中百出先锋炮即系对此前轻型佛朗机铳模仿、改进而来的火绳枪，佛朗机铳长三尺，装弹五枚，翁万达“损其筒十分之六，……而加小炮以至于十”，可以连发连纳，循环击发，轻便易用，翁万达因而奏请朝廷拨帑银2万两优先制造百出先锋炮配发给宣、大三关并各边城堡戍军使用。兵部试放之后言：“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俱便用。母子火兽布地雷炮，止可夜劫营。”同年，御史张铎亦进十眼铜炮、四眼铁枪两种火器：“十眼铜炮，大弹发及七百步，小弹百步；四眼铁枪，弹四百步”。这6种火器都获准进入了工部二局的制造目录。 嘉靖中，戚继光因抗倭之需又创制了便于携带的虎蹲炮，并改进卢镗在嘉靖二十九年荡平双屿时获自番寇的鸟嘴铳与火药方为鸟枪，普及于戚家军中。戚家军是明朝第一支形成战力的火器部队，其步兵营的火器配比率高达60%。隆庆元年，北部边塞危机，朝命各该总督、镇、巡练军：“自来年为始，……选立教师，倍给粮饷，俾教以火器、弓箭、枪棍、挨牌等艺。诸艺之中尤重火器，务令时常操演，第其能否而赏罚之。……至于城守之具，火器为先。小如快枪、神枪，大如佛郎机、一窝蜂、连硃（珠）炮等类，并令各府州县如法制造，仍选军民有勇略者注为神器手，免其杂差，专熟举放，转发各城堡教习防御。”
隆庆至万历初，谭纶、刘应杰、杨兆、戚继光等相继镇守北方蓟、辽、保定诸边镇，针对蒙古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明军大力提高马营、步营的火器化程度，并设立了10个车营。车营是明军中轻重火器配备比率最高的特种作战部队，每个车营官兵计3109名，其编制为：每车奇正兵20名，“每二车为一联，四车为一局，立一百总，十六车为一司，立一把总；六十四车为一部，立一千总；一营左右两千总，中军一员”；每个车营有大佛朗机操作手768名，护卫鸟铳手512名，运大将军车、火箭车等车车正、军兵234名；每个车营大佛朗机、鸟铳、火箭数量及其相关弹药器械配属如下：鼓车2辆，战车128辆，车载大佛朗机256架，子铳2304门，铁闩512根，铁锤、铁剪各256把，铁匙、铁锥各256把，凹心送子256件，铅子25600个，火药7680斤，火绳1280根；鸟铳512门，铳袋512个，药筒15360个，药鳖512个，细火药3072斤，火绳2560根，铅子15360个，搠杖512根，铅子模34副；火箭15360枝，火箭篓、雨罩各256个，大棍768根，铜锅144口，桶144只。在明军的10个车营中，戚继光辖有7营，“以东西路副总兵及抚督标共四营，分驻建昌、遵化、石匣、密云；蓟、辽总兵二营，驻三屯；昌平总兵一营，驻昌平”。当然，由于边地险阻，不利车战，这些车营“特以遏冲突，施火器”，并未用于进攻性作战。
而且，车战战法多为戚继光等沿边将领在实战中不断探索、总结而来，在实战中需要不断改进，而明朝恰恰缺乏对车战所需技术人才的培育机制。万历四十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官应震题请特设将材武科，“目前两月一举，逮兵将大集或半岁一举、一岁一举。初场，马、步各箭不过二枝，此外枪、刀、剑、戟、拳法、搏击等法并试之；二场，则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作何试验；三场，不用论策，令自书谋略并熟知古今何将、何项兵法，知何天文，知何地利、夷情，各得随意畅言，大抵三场中但有一二可取即为入彀，不必全场俱通，收录名数宁宽无窄，其应试之人不拘何项，一废闲将领，二已登科未除官者，三一科至三科武举，四白衣襍流，皆得入试进呈，止用题名，不必试录。登榜分为三等，内一等即署以偏禆之职，速咨冲边，如目前即往辽东；二等咨次冲；三等留京营练习以备不时之用。”这意味着参加将材武科者只要精通营阵、地雷、火药、战车四者中任意一项即可授予军职。可惜，“报可而未行也”。
高度火器化的马营、步营、车营与配炮城堡、墩台一起构成了万历时期防御蒙古骑兵大规模进攻的核心要素，开创了中国古代平原、沙漠、丘陵地区阵地防守作战的新时代，成为维系蒙汉之间长期和平封贡局面的重要保障。
三、明朝第二次火器研究、仿制热潮与火器战术运用的探索
明人第二次火器研究、仿制与战术探索的热潮肇源于明军在辽东萨尔浒之役的惨败，始于万历四十七年，并一直延续至明亡始息。这一次高潮研究、仿制的侧重点在于西洋中型、重型火炮。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拥有杨镐、刘铤、杜松、李如柏等众多援朝老将并装备有大量佛朗机铳、大将军炮、虎蹲炮、三眼铳、鸟铳的8万明军在萨尔浒之役中惨败，刺激明臣在加强前线军队火器训练的同时，开始仿造射程更远、爆炸力更强、命中率更高的西洋火炮。大约在万历四十七年十月以后，总理、协理京营戎政的泰宁侯陈良弼、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聘请14名在吕宋或澳门参与过铸炮过程、粗通西洋铸炮法的泉州工匠至北京试造吕宋铜炮。至次年七月离任前，黄克缵共督造出重1000斤、2000斤、3000斤三个型号总计28门吕宋铜炮，分别解运至辽阳、山东。其中7门炮连同30名熟练炮手被送至辽东经略熊廷弼所在的辽阳。但由于泉州工匠未得到吕宋火炮铸造的关键技术，这批火炮性能不佳，其中一门炮在熊廷弼试放时就发生炸膛，辽阳明军因此对吕宋铜炮并不认同，而更青睐于参将张名世所造200斤重的灭虏炮，该炮“铅药分两与千斤铜炮同，而声更猛、更远，连试数位皆无恙”。
总之，由于火炮铸造关键技术的缺失，加之明军的火器主要跟随进军部队机动作战，对阵之际往往置于难以有效防护的营壕之外或城外，而非修筑敌臺用于城头炮击，士兵所用普通火铳也没有发展出单排循环射击的战术，因而射击速率缓慢的明军轻重火器其实无力阻遏后金骑兵的冲锋；徐光启就对辽东明军落后的火器战术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铳而无臺、无坚甲利兵，犹手太阿之劒而无柄也；数者皆备而不能深求施用之法、合战之权，是有劒而不知刺劒之术也。若置铳于城之外以守，敺不教之民而挟铳以战，是又倒持太阿以柄授人也。”但是徐光启“言之再三，莫或见信”。同时，明军的火器部队也缺乏有力的战斗保障，直接削弱了明军火器效力的发挥：“战车火器，我之长技。抚顺临河不济，开、铁、宽甸皆隔离不属。……出关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险不能过，遇伏不能知”。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陷没于后金，明军中神威、飞电、大将军等火器以万计，绝大部分亦失于后金，直接导致明军对后金军的火器优势也开始发生逆转：“火器者，今之时务也。辽左再败之后，贼则昔无今有，有而且多；我则昔多今少，少而且劣。我虽旧有，用之甚拙；贼虽创有，用之甚工。如近攻辽阳东门，贼来止七百人，车载大铳，我川兵千人逆之。贼发虚铳二次，我兵不损一人，因而直前搏战；迨至二三十步，真铳齐发，我兵存者七人而已。”徐光启更担心后金此后将重型火炮用于攻城作战。工部官员李之藻闻沈、辽败讯也认为：“河东骈陷，一切为贼奄有，贼转驱我之人，用我之炮，佐其强弓、铁马，愈以逆我颜行。……今自广宁、山海至于京畿，步步须防。自非更有猛烈神器，攻坚致远，十倍於前者，未必能为决胜之计。”而此前京营所仿造吕宋铜炮“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术”，而西洋火炮之威力发挥一赖于铸造工艺精湛，“其制铳或铜或铁，锻炼有法。每铳约重三五千斤，其施放有车有地平盘，有小轮，有照轮，所攻打或近或远，刻定里数，低昂伸缩，悉有一定规式”；一赖于其炮兵的高素质，“其放铳之人，明理识算，兼诸技巧，所给禄秩甚优。”因此主张对明军的火炮性能进一步升级改进，他奏请朝廷派员至澳门番舶多方购求“西铳”并妥慎护送已运至江西广信的4门西洋铁炮，并在“原议夷目每名每年安家银一百两、日用衣粮银一百三十六两，余人每名每年银四十两”的基础上给予更为优厚的待遇，招募澳门佛朗机人中的“善能制造、点放夷目”，以期尽得其铸炼之法、点放之术，在条件成熟时“依法广造，传术九边”。至天启元年十二月，前述四门炮被运至北京。期间，登莱巡抚陶朗先虽然任职只有七个月（天启元年六月至天启二年正月），仍组织成造了一批火器，储于登州，因此“登库所蓄军火器械尤富”，惜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陷登州时落入其手。天启三年四月，由肇庆府推官邓士亮（万历四十八年六月至泰昌元年九月）在阳江县城西南近海水域打捞起的36门英国武装沉船独角号上英制大铳中的26門运抵京城。同时到京的还有明兵部派张涛、孙学诗赴澳门购买的22门英制红夷炮，以及明朝用重金招募澳门的葡萄牙“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他们的任务是赴京教演西洋火器火炮的铸造、点放技术，为山海关守军训练火器作战的部队。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将所属11门红夷炮置于城头，“循环飞击，杀其贵人，每发糜烂数重”，取得宁远大捷，此战验证了徐光启城防炮战思想的有效性。同月，明廷应兵部主事孙元化的疏请，开始在京城以及边口推广“西洋台铳法”，将“西洋铳”的“车、弹药、物安设城上，及时教练”，以备城守。崇祯元年（1628年，天聪二年）九月，明朝又招募以公沙、鲁未略为正副统领的一支由4名铳师、2名副铳师、1名通官、1名通事、4名匠师、15名驾铳手、3名傔伴组成的澳门葡人队伍，携带3门大铜铳、7门大铁铳、30支鹰嘴铳来华效力，这支队伍于1628年11曰10日从澳门启程，于崇祯三年正月初三日到达北京。崇祯三年（1630）五月，明军又藉助登莱巡抚孙元化属下参将黄龙的红夷炮队克复滦州。受此鼓舞，明朝在天启七年九月原两广总督商周祚新解进京红夷铜铳2门、铁铳8门的基础上，于崇祯二年至崇祯四年又从澳门购进十余门红夷炮。
同时，明政府的仿制工作在历经8年的摸索以后在崇祯三年（1630）取得重要进展，八月，“徐光启遵旨监炮，先以样炮二具呈览，帝嘉其任事精勤，命速行儧完并进”，这一年徐光启主持仿造出400余门红夷炮。在此前后孙元化也撰成《西法神机》一书，集中体现了徐光启师徒等人当时对西洋火炮及其弹、药的仿造技术水平。其后，其他一些明朝士人也与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合作，又编译了两种介绍西方火器制造技术的书籍，即《海外火攻神器说》与《火攻挈要》。至此，基于对西洋火器制造技术的逐步消化，明军所需的西洋火器装备已经开始摆脱单纯依赖从澳门采购的历史，转由工部自己进行大规模的制造。
但可惜的是，崇祯四年明朝训练的精锐火器部队驻守登莱地区的孔友德、耿仲明部8000余人因不满明登莱府的压迫，转而渡海投奔了后金皇太极。因该部队为明军火器精锐，其叛震动朝野。明朝在招抚失败后曾檄文朝鲜，中朝两军并力拦截阻其渡海投奔后金，皇太极闻讯，亦派兵接应。明军的拦截行动终告失败。孔、耿二人带走的不仅包括明朝最新制造的火器，还包括明朝从澳门聘请的葡萄牙军事顾问、火器专家明朝在愤怒之余，将登莱巡抚孙元化以督导不力之力处死。但揆其叛逃始末，实由登莱地方官府激致。起因是该部一名士兵偷食了明大学士王象乾在登莱老宅的一只鸡，地方府衙希冀邀宠，将该士兵捕获后以箭贯耳并游街羞辱之，因此前该部即备遭排挤、扣饷，此事终致激成该部哗变。这是自崇祯二年袁崇焕矫诏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导致其部将离散叛逃、相互仇杀之后，又一起因为明朝政治原因导致明军精锐哗变叛逃的事件。而对于后金而言，除了这些明军精锐火器部队的投归，其先，尚有李永芳，其后，又有崇祯六年石城岛副将尚可喜降后金，明朝东江防线遂瓦解。崇祯九年，皇太极封孔友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崇祯十年夏，明朝鉴于岛上驻军屡次叛逃降金，尽徙诸岛兵民至宁远和锦州。后金汉军八旗之设，即多以火器部队作为主力。此外，皇太极为了扫除攻明的侧翼障碍，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清崇德元年），两次征伐朝鲜，逼迫朝鲜王李倧盟誓断绝与明朝的封贡关系，缴出明朝的诰命册印，转奉清朝正朔，并强制规定朝鲜从征之义务。在第二次征伐朝鲜时，女真军明确使用了火器。在此后，皇太极得以频频向朝鲜索求出兵从征协助抗明，在攻击毛文龙驻守的皮岛时，皇太极诏谕朝鲜须派五十艘船，“水兵枪炮弓箭，俱宜自备”。入关以后，汉军八旗的火器在进攻江南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三藩平定之后，清朝不再大规模铸造火器。中国火器的发展、应用遂长期停滞下来。这其中不仅关乎清朝工部的管理体制，也与清人的思想存有莫大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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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熊廷弼：《熊廷弼疏稿》卷5，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末重刊本，第94—95页。
[21]徐光启：《略陈臺铳事宜并申愚见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89《徐文定公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401b—5403b页。
[22]徐光启：《敷陈末议以畛凶酋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88《徐文定公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375b页。
[23]徐光启：《略陈臺铳事宜并申愚见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89《徐文定公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401b—5403b页。
[24]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83《李存我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324a—5326a页。
[25]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恢复登城纪事》，《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4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第17页。
[26]参见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三分，2004年；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27]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8]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辛未，第1701—1702页；《明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乙酉，第1729页；《明熹宗实录》卷34，天启三年五月乙未，第1749—1751页。
[29]《明熹宗实录》卷67，天启六年正月辛未，第3203页。
[30]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31]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2]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33]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34]《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甲戌，第2283页。
[35]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36]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32页。
[37]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页。
作者简介
陈志刚（1978-），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