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底，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军区军医学校接受了组建参加首都国庆35周年阅兵盛典女卫生兵方队的任务。当时担任学员一大队政委的我，被任命为方队政委。
　　方队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很快就组建和抽调齐了。1984年春节一过，即开始边选调受阅队员，边组织动员教育和队列基础动作训练。为了调动大家的训练热情，我们除深入开展阅兵重大意义的教育外，还组织开展了“学习三个榜样，发扬三种精神”的活动，要求学习中国女排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学习华山抢险集体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学习引滦入津部队艰苦奋斗、为民造福的精神。经过教育，大伙儿的训练热情很快就调动起来了。虽然训练内容十分单调乏味，一天到晚只练习“踢步、摆臂、拔军姿”这3个动作，而且运动量很大，许多女兵的脚肿了，腿痛、腰痛是所有队员的通病，但谁都没有因此而退缩。
　　1984年初倒春寒，在石家庄某航校机场训练的女兵们，顶着狂吼的西北风，口号山响。特别是3月13日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为了锻炼大家的耐力和意志，我们决定组织全方队人员冒雪进行拔军姿训练。400多名队员顶着大雪，排成整齐的方阵，严格保持着挺拔的军姿，纹丝不动。4月2日，我们开始让大家穿上皮鞋进行适应性训练。当年，战士学员是不配发皮鞋的，只见领到新皮鞋的女兵们甭提有多高兴了。但未成想，这双皮鞋却害得我们许多受阅队员的脚上打了泡。一时间，这支徒步方队变成了“泡兵方队”。尽管这样，依然很少有人请假。
　　4月初，我们向大家提出了“苦练一个月，达标进北京”的口号，在全方队掀起了一个训练高潮。这时，绝大多数队员已经适应了这种艰苦而又单调的训练生活，方队隔三差五组织基础动作考核和会操，动作有些问题的同志特别着急，常常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加紧练习或请教练和战友帮助自己纠正毛病。
　　5月8日，我们来到了北京沙河阅兵村，与首都女民兵方队同住阅兵村最东头的第九村。考虑到女兵的特殊情况，阅兵总指挥部特意把第九村用铁栏杆围了起来，弄得其他方队同志嘲笑女兵受特殊保护，住进了“熊猫村”。我们方队所有工作人员，另外住在了远离“熊猫村”几百米外的地方。为了保障女兵的安全，我们从方队长、政委到教练员、炊事员等男性工作人员，每天晚上轮流在距“熊猫村”铁栏杆几十米远处遥望着女兵们住的帐篷，给她们站岗放哨。
　　进驻阅兵村后，十几支徒步方队住在一起，相互之间都在暗暗较劲，看谁家作风过硬、训练水平高。最初，一些男兵方队的同志并不把女兵方队放在眼里。对于这一点，我们早有所料。我们在方队内部经常给大家讲一个观点：在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无论男兵女兵，标准只有一个!大家心里十分明白，从体力上讲女兵怎么能与男兵比呢?所以，我们只好加大训练量，压缩业余休息时间，以至把政治教育时间也让给了受阅训练。刻苦耐劳，严抠细训，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逼着我们改进政治工作方法，创造出了“挤公共汽车”、“下毛毛雨”、“变压器效应”、“精神物质共效应”等方法，见缝插针，变着法儿地抓教育，政治鼓动工作搞得非常生动、活泼、扎实、有效。
　　进入6月份，阅兵村帐篷里开始升温了。到了七八月，中午外边气温30多摄氏度，帐篷里边更高，有40多摄氏度。热得人根本睡不了觉，但大家依然严守纪律，老老实实地在里边“休息”。在烈日照射下，阅兵训练场水泥地面上的温度更高，往往超过50摄氏度。下午正式开训前，全方队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进行一个小时的拔军姿训练，这是每天的必修课目。凭着顽强的精神，在阅兵总指挥部和沙河分指挥部组织的历次考核和9次合练及两次天安门前预演中，女兵方队的训练成绩始终名列前茅。9月26日，总指挥部组织了阅兵前最后一次考核，完全按国庆当天天安门前的实际情况操作，齐步50米、正步96米、再加齐步50米的顺序，完成196米分列式行进动作。在考核中，女兵方队精神饱满，步伐有力，横、竖、斜线整齐，踢腿、摆臂、步幅、步速合乎标准，规定时间3分22秒75，而实走3分22秒整，仅误差0.75秒，创下了徒步方队最佳成绩。
　　10月1日，我随女兵方队来到天安门广场，远远观望。第二天，《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雄姿英发，阔步向前》的首都国庆阅兵特写，关于女兵方队通过天安门是这样描述的：“向右——看!”随着清脆的口令声，女卫生兵方队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这个我国阅兵吏上第一次出现的女兵方队，来自汉、满、回、壮、蒙古、朝鲜、彝、达斡尔、鄂温克等九个民族，由北京军区军医学校——当年著名的“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员组成。年轻的女兵头戴大檐帽，身穿棕绿、藏青小翻领裙服，佩带红十字袖章，脚穿黑色光面皮靴，英姿飒爽，健美豪放。她们那整齐的步伐，赢得了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一阵接一阵的掌声。
　　能够担任参加首都国庆阅兵盛典第一支女兵方队的政委，是一生中一件幸事。我至今依然为当年那些不屈不挠、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女兵们的精神所感动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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