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安西地区的屯田是唐代西域屯田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唐军破龟兹的公元648年或稍后,终于安西陷于吐蕃的公元801年,前后历时约一个半世纪,主要分布于库车、新和、沙雅和轮台四县境内.唐代安西地区的屯田,成效显著,产粮能满足安西驻军之需,达到了唐设屯田“供糗粮”“省馈运”之目的,为国家节省了军费支出、减轻了财政负担.屯田活动的开展还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安西地区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安西的水利开发、扩大了安西农业开发面积、巩固了李唐中央朝廷在安西的统治地位.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安西地区的屯田是唐代西域屯田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唐军破龟兹的公元648年或稍后,终于安西陷于吐蕃的公元801年,前后历时约一个半世纪,主要分布于库车、新和、沙雅和轮台四县境内.唐代安西地区的屯田,成效显著,产粮能满足安西驻军之需,达到了唐设屯田“供糗粮”“省馈运”之目的,为国家节省了军费支出、减轻了财政负担.屯田活动的开展还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安西地区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安西的水利开发、扩大了安西农业开发面积、巩固了李唐中央朝廷在安西的统治地位.
其他文献
1986年,四川省成都市指挥街遗址出土一件瓷盘T2④:49,盘内以酱彩书“韭蒜”二字铭.本文通过类型学比较,判断此盘为前后蜀时期成都琉璃厂窑产品.“韭蒜”二字应断为“韭、蒜”,诸多唐人文献记载韭菜与大蒜是唐人喜食的蔬菜.此盘从实物角度证明前后蜀时期成都人食用韭菜与大蒜的情况,可为文献补遗.
中国要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问题,不仅仅是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单个国家或单个企业封锁或遏制的问题,而是面临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构建的全产业链封锁体系问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封锁和遏制策略和战略的情形下,同时在中美全面进入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机会的“零和博弈”格局下,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必然会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精心布局的各种陷阱.因此,中国要试图突破和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和实施的全球产业链封锁和遏制策略,需要科学地分析和把握关
本文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晋绥边区亩产计量单位及其换算比例,估测边区粮食亩产发现,抗战时期晋绥边区亩产经历了先下降后回升的变化趋势,有的甚至超过战前水平.当然,不同质量土地的亩产差别很大,山地亩产一般不过十几斤,梁地亩产仅30-50斤,水地亩产则可达到200-300斤.显然,仅仅用下降来描述抗战后粮食亩产的变化是较为笼统的.抗战时期边区亩产的回升,缓解了边区的粮食恐慌,不仅使农业支持抗战、支持边区经济成为现实,而且构成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河三角洲是史前海岱地区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地区,新石器时代黄河三角洲先民获取食物的方式主要有农作物种植、采集、家畜饲养、渔猎等.自后李文化至北辛文化时期,采集、渔猎经济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至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和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在生业方式中的重要地位才真正确立起来,采集、渔猎退居次要地位.这种生业模式是受史前黄河三角洲资源丰富但承载力有限的自然环境决定的,这种状况也使得史前时期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地矛盾非常突出,城和文字等因之产生,催生了海岱地区最早的文明.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战略高度指出进入新时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性,是我们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把握发展大势,找准历史方位,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两个大局”战略论断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相结合,具有鲜明的逻辑必然性,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展现了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彰显了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价值,是正确处理好中国与世界关系、把握历史主动、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遵循.作为对当前发展总体形势的重要判断,我们应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深化
中国古代艺术时空结构是动态节奏与静态结构的有机统一,主要受尚“化”与执“中”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影响.尚“化”,偏重道家思想,指向的是动态节奏,呈现的是时空结构的多变性与张力性,集中体现在“化”“游”“远”“逸”四大关键词,而“化”又是“游”“远”“逸”的基本前提和内在推动力;执“中”,偏重儒家与佛家思想,指向的是静态结构,但又静中有动,是时空结构的整一性与圆融性,集中体现在“中”“和”“圆”“通”四大关键词,并以“中”为前提.这是中国古代艺术时空结构区别于其他东西方艺术时空结构的根本之所在,并从自然、生命、
秦汉“大男大女模式”最初并不是专门用来征发赋役的,它是最基本的人身控制模式.直到汉初,“大男大女模式”与赋役制度仍不是直接对应.随着户赋演变为口赋以及杂税的弹性扩张,赋税征缴逐渐向“大男大女模式”靠拢;秦汉“傅籍模式”是朝廷每年八月对男子进行的系统工作,与女性无涉,其目的是统计男子服兵役、更役等常规徭戍的人数.汉代徭役的制度弹性导致服役对象由傅籍男性扩展到大男群体,甚至大女群体,呈现出“大男大女模式”与“傅籍模式”的纠缠不清,形成了汉代赋役身份的外在错位.
明清时期,岭南少数民族在制度、政策推动与自身发展需求的双重动力作用下,以农业交流为载体,与汉族建立经济联系,逐步突破岭南民族地域分异格局.这一时期,岭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农副产品、农业技术、农产品消费方式等三个方面都有所交流,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岭南的地理交汇区特性,造就了明清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产品的独特性与高品质,这也是推动岭南民族地域分异格局突破的有利因素.
粟谷是明代华北平原最为重要的秋粮作物,不仅广为种植,而且品种多样.伴随着明代华北平原小麦、高粱种植区域的扩大,粟谷在粮食种植结构中的比重有所降低,但其核心和主体地位并未动摇.《天工开物》所言北方“烝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之语,当是大体估测,而非实数,但却造成一种北方粟作地位无足轻重的错觉.事实上,“麦不熟小歉,谷不熟则大饥”仍然是明代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基本写照.
秦汉时期,兽医学的长足性发展推动了牲畜养殖业的繁荣.与前代相比,秦汉兽医群体的规模更大,医术也更为精湛.秦汉牲畜常见疾病大致包括瘟疫、“病中”“咳涕”等内科疾病和创伤、眼疾、皮肤病等外科疾病.鉴于病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兽医们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多样性与灵活性并重的原则,主要采取药物法、手术法、熏烤法及巫术法保障牲畜的生命健康.兽医数量的增加、医术的进步和医理的发展表明,秦汉兽医学已成为一门较为独立、系统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