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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胡适1929年，训政时期，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对胡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的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刘文典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许春草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多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林派叶独醒去请许春草，许问叶：“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
吴佩孚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地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一交涉对象。”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史量才史量才办《申极》，为政府不喜。他曾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史置之不理。吴等人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五十四岁。
王造时蒋介石曾想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他通过王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说：“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傅斯年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介石，历数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无名老农1945年秋，戴笠陪同梅乐斯去东南视察，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江山县。他们到达一处农家门前停车，下来后，一位老农连忙招呼儿孙们为他们搬出桌椅，叫人冲茶。戴用家乡话和老农交谈起来。谁知他的家乡话一出口，老农便问他贵姓，等他说出之后，老农马上大声对他家人说：“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戴春风，不要冲茶了。桌椅给我搬进去！”弄得戴笠无法应付，也不知如何叫翻译向梅乐斯解释。随从们责问老农，老农很干脆地说：“别的人我们还愿意招待一下，戴春风他自己清楚他在家乡干过什么？”原来戴笠年轻时为江山县有名的恶棍。他虽然发迹了，但有骨气的人始终看他不起。
新凤霞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刘鬃要新凤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刘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新凤霞说：“你们说他坏，，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邓宝珊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龚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梁漱溟1973年10月，“批林批孔”活动展开。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梁漱溟表态。81岁高龄的梁侃侃而谈，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他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话，完全跟中央“文革”唱反调。消息传开，轰动北京城。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摘自辽宁教育出版社《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编者：余世存）
胡适1929年，训政时期，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对胡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的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刘文典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许春草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多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林派叶独醒去请许春草，许问叶：“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
吴佩孚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地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一交涉对象。”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史量才史量才办《申极》，为政府不喜。他曾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史置之不理。吴等人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五十四岁。
王造时蒋介石曾想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他通过王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说：“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傅斯年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介石，历数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无名老农1945年秋，戴笠陪同梅乐斯去东南视察，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江山县。他们到达一处农家门前停车，下来后，一位老农连忙招呼儿孙们为他们搬出桌椅，叫人冲茶。戴用家乡话和老农交谈起来。谁知他的家乡话一出口，老农便问他贵姓，等他说出之后，老农马上大声对他家人说：“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戴春风，不要冲茶了。桌椅给我搬进去！”弄得戴笠无法应付，也不知如何叫翻译向梅乐斯解释。随从们责问老农，老农很干脆地说：“别的人我们还愿意招待一下，戴春风他自己清楚他在家乡干过什么？”原来戴笠年轻时为江山县有名的恶棍。他虽然发迹了，但有骨气的人始终看他不起。
新凤霞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刘鬃要新凤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刘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新凤霞说：“你们说他坏，，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邓宝珊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龚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梁漱溟1973年10月，“批林批孔”活动展开。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梁漱溟表态。81岁高龄的梁侃侃而谈，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他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话，完全跟中央“文革”唱反调。消息传开，轰动北京城。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摘自辽宁教育出版社《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编者：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