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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韩国书法圈的一员，金忠显（别号汉瓦研斋主人、一中居士）的名号无人不晓。金先生的书法涉及汉文书法和韩文宫体、古体书法，乃至创造了中韩文混用书法形式，走出了多样的书法之路。然而，作为20世纪韩国书法史上的中心人物，金忠显这个名字在历史的发展道路上已被渐渐地遗忘。而其中的最大原因，是他长期与疾病做斗争，无法进行创作和社会活动。最近，韩国书法处于停滞状态，此时我们越发想念一中先生。因为是他奠定了韩国书法新道路的建立基础，他是一个时代韩国书法的代表人物。
一﹑制作韩文书法校本
一中先生自述开启书法之路的契机是东亚日报社主办的“前朝鲜男女学生作品展”。在那次展赛中，先生的汉文书法获得了“特奖”。1938年6月4日《东亚日报》刊登获奖作品，6月10日甚至在单独的版面上对一中先生进行介绍，可见其权威性。一中先生从那次书法展赛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展。当时中学是五年制，其实还有三年的时间有参展的机会。先生放弃参展，从这时开始更加努力学习书法，全面进行韩文书法的研究。
幸运的是，作为研究韩文书法的基础资料，一中先生祖上代代相传下来的宫体资料有很多。在宫中传下来的封书和誊书对韩文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一中先生的五代祖金炳畴与福温公主是朝鲜第23代王纯祖与纯元王后的驸马和嫡二女，所以家中保留了很多封书。其中包括纯元王后、孝定皇后、明成皇后赐给驸马金炳畴的封书。
一中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从朝鲜时代开始传下来的韩文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为后人可以更容易地学习而编制了教育用的资料。从建立的体制来看，以前用的古体拼写法被现代拼写法取代，拯救了韩文书法的笔法，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经过了三四年的研究，他终于在1942年完成了《我们字体的写法》。那时已经出现了鼓励发展韩文的思潮，韩文书法也随之展现出自由构想的风貌。先生在韩文书法研究上的业绩得到认可，1948年他成为文教部艺术委员（艺术院会员）。此时先生只有28岁，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
先生写的书法校本在小学、中学、高中以及社会中都得到了普及。在1954年个人展以后，到1983年设立白岳美术馆，其间先生一次也没有办过个人展。20世纪60年代，以古体和古汉文混用为主的书坛，集中了先生的大量作品；七八十年代，隶书和行草书全部成为话题之作，但先生也没有举行个人展。这为先生书法校本的编纂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与标准的韩文书法校本不同，先生的书法校本从韩文造字原理出发，从韩文的历史到其写法，韩文研究的全部问题都有涉猎。这本书是由1942年出版的《我们字体的写法》经过多次修正、补充后编定的书。本书的编成大约花了40年，一中先生为了更好地解释它的意义，一个一个进行亲笔说明。在此书编辑后期，他的视力开始减弱，笔画也模糊不清。
韩文书法的发展应具备理论性的体系，一定需要基础教材，先生怀着这样的使命意识完成《我们字体的写法》的编写。有了这样的远见，即使视力衰弱，眼前模糊不清，細笔处即便颤抖，他也坚持完成此教材的编写。
二﹑古体的创造
一中先生汉文和韩文书法并行。从年谱来看，从12岁（1932）的时候，他同时研究颜真卿书法与宫体书法。先生一直致力于韩文和汉文书法并行练习。在第一次国展国文和汉文作品参展之后，所有的展览都是国文与汉文作品一起参展。而在我们国家的书家中，像这样参展的人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国文与汉文书法并行发展的同时，一中先生也经常思考韩文书法上的问题，与郑寅普老师的相遇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开端。一中先生研究韩文“古体”与在《我们字体的写法》中郑寅普的序文有关，这时是1942年。此时与郑寅普老师的见面如同天助。一中先生在遇到郑寅普老师之前发现了《训民正音解例本》，此书在1940年安东李汉杰家中被发现，经过几个月时间的考察检验，于当年7月30日在《朝鲜日报》报道。这对于研究国学的人来说是第一新闻。
《训民正音解例本》的发现使这些问题得到化解。《训民正音解例本》不仅提供了韩文体制性的理论，更是开发了“古体”，打破了这期间限定于宫体的韩文书法的局面。一中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训民正音》和《龙飞御天歌》的刻本体中融入篆书和隶书的特征，促进了韩文“古体”的诞生。借用设计用语来说，即是由印刷体向活字设计（笔写）转换。从这一点来讲，一中先生是促成印刷与笔写分界之人。现在，在韩国还没有人对于刻本体代笔写体的书法化提出任何异议。
三﹑创新的书法
一中先生创造性的想象力已为众人所知，创造性的想象力将艺术家和匠人区别开来。朝鲜美术展览会以及国展对于“书法是不是艺术”这命题打问号的理由亦正在于这个“创意性”。一中先生在创意力方面受到瞩目。一中先生最先关注的是宫体的现代化，在这个时代把宫体做适当的创造性变化绝对不是易事。一中先生从此入手，他写的宫体不是宫女的书体，而是加入男性风度的自家风书体。先生不止于此，在《训民正音》和《龙飞御天歌》中加入篆隶笔意，创造了世上从未有过的韩文古体。先生在汉文书法中也开创了从未见过的书风。先生的隶书一开始以中国的汉隶为根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了自己的风貌—一中风的书体。用流利又大胆的笔画，结合汉隶多样特点形成的一中隶书是书法史上从未有过的书法。先生的行草书用篆隶笔意表达，具有神妙的变化和古意。这也是历代书法史看不到的现象。俄罗斯文艺批评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说“艺术是把日常的事物变成陌生的东西”，一中先生晚年的隶书与行草是在任何时代都尚未出现过的。但其字又不令人觉得生硬，反而令人感到亲切和舒服，那是因为他的字里含着古典的？气息。
先生的字深入古法，具有古典意味又有充实的自我感觉表达是他平生的书法观。一生将汉文和韩文书法并行的一中先生，成功地把它们混融于一个画面。翻阅过去的中国书法史，也有五体混融的先例。如王献之、郑板桥等人的尝试。一中先生在此基础上，把汉文五体与韩文宫体和古体融汇起来。1962年的作品《井邑词》就属于这一类。在一中先生手中，无论是什么样的书体或者书法面貌，都能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一点正是欣赏者最感叹的。
一﹑制作韩文书法校本
一中先生自述开启书法之路的契机是东亚日报社主办的“前朝鲜男女学生作品展”。在那次展赛中，先生的汉文书法获得了“特奖”。1938年6月4日《东亚日报》刊登获奖作品，6月10日甚至在单独的版面上对一中先生进行介绍，可见其权威性。一中先生从那次书法展赛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展。当时中学是五年制，其实还有三年的时间有参展的机会。先生放弃参展，从这时开始更加努力学习书法，全面进行韩文书法的研究。
幸运的是，作为研究韩文书法的基础资料，一中先生祖上代代相传下来的宫体资料有很多。在宫中传下来的封书和誊书对韩文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一中先生的五代祖金炳畴与福温公主是朝鲜第23代王纯祖与纯元王后的驸马和嫡二女，所以家中保留了很多封书。其中包括纯元王后、孝定皇后、明成皇后赐给驸马金炳畴的封书。
一中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从朝鲜时代开始传下来的韩文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为后人可以更容易地学习而编制了教育用的资料。从建立的体制来看，以前用的古体拼写法被现代拼写法取代，拯救了韩文书法的笔法，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经过了三四年的研究，他终于在1942年完成了《我们字体的写法》。那时已经出现了鼓励发展韩文的思潮，韩文书法也随之展现出自由构想的风貌。先生在韩文书法研究上的业绩得到认可，1948年他成为文教部艺术委员（艺术院会员）。此时先生只有28岁，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
先生写的书法校本在小学、中学、高中以及社会中都得到了普及。在1954年个人展以后，到1983年设立白岳美术馆，其间先生一次也没有办过个人展。20世纪60年代，以古体和古汉文混用为主的书坛，集中了先生的大量作品；七八十年代，隶书和行草书全部成为话题之作，但先生也没有举行个人展。这为先生书法校本的编纂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与标准的韩文书法校本不同，先生的书法校本从韩文造字原理出发，从韩文的历史到其写法，韩文研究的全部问题都有涉猎。这本书是由1942年出版的《我们字体的写法》经过多次修正、补充后编定的书。本书的编成大约花了40年，一中先生为了更好地解释它的意义，一个一个进行亲笔说明。在此书编辑后期，他的视力开始减弱，笔画也模糊不清。
韩文书法的发展应具备理论性的体系，一定需要基础教材，先生怀着这样的使命意识完成《我们字体的写法》的编写。有了这样的远见，即使视力衰弱，眼前模糊不清，細笔处即便颤抖，他也坚持完成此教材的编写。
二﹑古体的创造
一中先生汉文和韩文书法并行。从年谱来看，从12岁（1932）的时候，他同时研究颜真卿书法与宫体书法。先生一直致力于韩文和汉文书法并行练习。在第一次国展国文和汉文作品参展之后，所有的展览都是国文与汉文作品一起参展。而在我们国家的书家中，像这样参展的人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国文与汉文书法并行发展的同时，一中先生也经常思考韩文书法上的问题，与郑寅普老师的相遇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开端。一中先生研究韩文“古体”与在《我们字体的写法》中郑寅普的序文有关，这时是1942年。此时与郑寅普老师的见面如同天助。一中先生在遇到郑寅普老师之前发现了《训民正音解例本》，此书在1940年安东李汉杰家中被发现，经过几个月时间的考察检验，于当年7月30日在《朝鲜日报》报道。这对于研究国学的人来说是第一新闻。
《训民正音解例本》的发现使这些问题得到化解。《训民正音解例本》不仅提供了韩文体制性的理论，更是开发了“古体”，打破了这期间限定于宫体的韩文书法的局面。一中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训民正音》和《龙飞御天歌》的刻本体中融入篆书和隶书的特征，促进了韩文“古体”的诞生。借用设计用语来说，即是由印刷体向活字设计（笔写）转换。从这一点来讲，一中先生是促成印刷与笔写分界之人。现在，在韩国还没有人对于刻本体代笔写体的书法化提出任何异议。
三﹑创新的书法
一中先生创造性的想象力已为众人所知，创造性的想象力将艺术家和匠人区别开来。朝鲜美术展览会以及国展对于“书法是不是艺术”这命题打问号的理由亦正在于这个“创意性”。一中先生在创意力方面受到瞩目。一中先生最先关注的是宫体的现代化，在这个时代把宫体做适当的创造性变化绝对不是易事。一中先生从此入手，他写的宫体不是宫女的书体，而是加入男性风度的自家风书体。先生不止于此，在《训民正音》和《龙飞御天歌》中加入篆隶笔意，创造了世上从未有过的韩文古体。先生在汉文书法中也开创了从未见过的书风。先生的隶书一开始以中国的汉隶为根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了自己的风貌—一中风的书体。用流利又大胆的笔画，结合汉隶多样特点形成的一中隶书是书法史上从未有过的书法。先生的行草书用篆隶笔意表达，具有神妙的变化和古意。这也是历代书法史看不到的现象。俄罗斯文艺批评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说“艺术是把日常的事物变成陌生的东西”，一中先生晚年的隶书与行草是在任何时代都尚未出现过的。但其字又不令人觉得生硬，反而令人感到亲切和舒服，那是因为他的字里含着古典的？气息。
先生的字深入古法，具有古典意味又有充实的自我感觉表达是他平生的书法观。一生将汉文和韩文书法并行的一中先生，成功地把它们混融于一个画面。翻阅过去的中国书法史，也有五体混融的先例。如王献之、郑板桥等人的尝试。一中先生在此基础上，把汉文五体与韩文宫体和古体融汇起来。1962年的作品《井邑词》就属于这一类。在一中先生手中，无论是什么样的书体或者书法面貌，都能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一点正是欣赏者最感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