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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解放的时候,我家住在上海的“下只角”提篮桥区的虹镇。我们隔壁隔壁的隔壁,有个人姓姚,年约四十。长相五官尚可,白皙的脸面毫无血色,阴着一股灰土气,嘴里镶着两颗金牙。他骨瘦如柴,穿着蓝布长衫,双肩扛着一个头,走路酷似一副衣裳架在地上移动。看上去怪可怕的。
他家搬来居住时,我才13岁。放学后,我常带着弟弟和他的与我一般大的儿子大龙和大龙的兄弟们玩耍,经常到他们家串门。他们家客人很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然而,有一种怪现象:来人有的无精打采,走路东倒西歪;有的鼻涕眼泪,打着哈欠,跌跌冲冲;有的缩头弯腰,颤颤抖抖,进门站不住,屁股立即往椅子上放。个个都瞪着一双暗淡无光贪婪的眼睛,似乎是来向姚某乞讨。
来人进门先把攥在手中的钱往台子上一摊,随即把“前门”牌、“老刀”牌、“美丽”牌或“金鼠”牌、“大克雷斯”牌香烟空壳拆开,揭开银光闪闪的锡纸撸平,外壳则卷成一根吸管。与此同时,姚某把钱点数一遍往长衫口袋里一揣,然后打开一个小瓶,用他那留着一寸多长的小指指甲,如同一柄调匙,小心翼翼挖出一丁点白色粉末,倾在平整的锡纸上。客人们饿狼一般赶紧燃着一根火柴,在锡纸下面对着白粉烘烤。瞬间,那白色粉末旋即化成一粒粉红色水珠,仿佛在荷叶上滚动,冒着缕缕表烟。
客人屏住劲,一口气把那青烟吸入口中,生怕被流动的空气带走。不一会功夫,那水珠儿在锡纸上变小最终消失。此时,客人闭目养神片刻,长长舒一口气,伸伸腰,睁开又眼,精神抖擞地道声再见,神气活现地拔脚而去。
回家,我把看到的向父亲叙述,并问那是什么玩意。父亲说:“咱北方人叫白面,上海人称白粉,毒品。那些人是来吸毒的。害人的东西。”母亲接着说:“少到他们家去。大龙他爸生痨病,挺厉害的,痨病传染人,没治。甭再去他家。”
大约是1950年春末,有天中午放学回家,母亲指着隔壁悄悄地说:“姚家出事了。上午来了5个解放军,提着枪,还有个当官的,把大龙爹抓去了,从后门押出去的。”我往街上看看,依然如往日那么平静,姚家的门掩着,留着条缝,没有声响。殊不知,这一条缝是一张微微张开的口,正在无声无息地等待残渣余孽自投罗网。一次大规模的扫毒在行动。
这天上午,军管会开了几辆美制十轮军用卡车,停在离虹镇街飞虹路不远的地方,解放军三五人一组分头行动。5个解放军来到姚家,先把大龙的爸拿下,虚掩着门,不露声色地“守株待兔”。但凡吸毒的人未过瘾之前,都像病秧儿,阵风吹得倒似的,料他没了挣扎的份儿。于是前门进来,后门拎出,送到军用卡车上,毋须戴手铐,有的人爬不上车还要解放军抬上去。一个个似打蔫的鸡,站也站不住,都乖乖地坐在车上。解放军战士端枪看押。
捉这些人,解放军不费力没动武,赛过三根手指捉田螺,稳扎稳拿。前门进一个,后门送一个,犹如走马灯,解放军来回跑。一天下来,居然装了几卡车。看热闹的群众高兴地拍手说:“像捉大闸蟹,一大串。”
自那以后,经过政府几次严厉打击,毒品开始远离百姓,远离社会,并逐步在上海乃至全国绝迹了数十年。
他家搬来居住时,我才13岁。放学后,我常带着弟弟和他的与我一般大的儿子大龙和大龙的兄弟们玩耍,经常到他们家串门。他们家客人很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然而,有一种怪现象:来人有的无精打采,走路东倒西歪;有的鼻涕眼泪,打着哈欠,跌跌冲冲;有的缩头弯腰,颤颤抖抖,进门站不住,屁股立即往椅子上放。个个都瞪着一双暗淡无光贪婪的眼睛,似乎是来向姚某乞讨。
来人进门先把攥在手中的钱往台子上一摊,随即把“前门”牌、“老刀”牌、“美丽”牌或“金鼠”牌、“大克雷斯”牌香烟空壳拆开,揭开银光闪闪的锡纸撸平,外壳则卷成一根吸管。与此同时,姚某把钱点数一遍往长衫口袋里一揣,然后打开一个小瓶,用他那留着一寸多长的小指指甲,如同一柄调匙,小心翼翼挖出一丁点白色粉末,倾在平整的锡纸上。客人们饿狼一般赶紧燃着一根火柴,在锡纸下面对着白粉烘烤。瞬间,那白色粉末旋即化成一粒粉红色水珠,仿佛在荷叶上滚动,冒着缕缕表烟。
客人屏住劲,一口气把那青烟吸入口中,生怕被流动的空气带走。不一会功夫,那水珠儿在锡纸上变小最终消失。此时,客人闭目养神片刻,长长舒一口气,伸伸腰,睁开又眼,精神抖擞地道声再见,神气活现地拔脚而去。
回家,我把看到的向父亲叙述,并问那是什么玩意。父亲说:“咱北方人叫白面,上海人称白粉,毒品。那些人是来吸毒的。害人的东西。”母亲接着说:“少到他们家去。大龙他爸生痨病,挺厉害的,痨病传染人,没治。甭再去他家。”
大约是1950年春末,有天中午放学回家,母亲指着隔壁悄悄地说:“姚家出事了。上午来了5个解放军,提着枪,还有个当官的,把大龙爹抓去了,从后门押出去的。”我往街上看看,依然如往日那么平静,姚家的门掩着,留着条缝,没有声响。殊不知,这一条缝是一张微微张开的口,正在无声无息地等待残渣余孽自投罗网。一次大规模的扫毒在行动。
这天上午,军管会开了几辆美制十轮军用卡车,停在离虹镇街飞虹路不远的地方,解放军三五人一组分头行动。5个解放军来到姚家,先把大龙的爸拿下,虚掩着门,不露声色地“守株待兔”。但凡吸毒的人未过瘾之前,都像病秧儿,阵风吹得倒似的,料他没了挣扎的份儿。于是前门进来,后门拎出,送到军用卡车上,毋须戴手铐,有的人爬不上车还要解放军抬上去。一个个似打蔫的鸡,站也站不住,都乖乖地坐在车上。解放军战士端枪看押。
捉这些人,解放军不费力没动武,赛过三根手指捉田螺,稳扎稳拿。前门进一个,后门送一个,犹如走马灯,解放军来回跑。一天下来,居然装了几卡车。看热闹的群众高兴地拍手说:“像捉大闸蟹,一大串。”
自那以后,经过政府几次严厉打击,毒品开始远离百姓,远离社会,并逐步在上海乃至全国绝迹了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