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的时候，我家住在上海的“下只角”提篮桥区的虹镇。我们隔壁隔壁的隔壁，有个人姓姚，年约四十。长相五官尚可，白皙的脸面毫无血色，阴着一股灰土气，嘴里镶着两颗金牙。他骨瘦如柴，穿着蓝布长衫，双肩扛着一个头，走路酷似一副衣裳架在地上移动。看上去怪可怕的。
　　他家搬来居住时，我才13岁。放学后，我常带着弟弟和他的与我一般大的儿子大龙和大龙的兄弟们玩耍，经常到他们家串门。他们家客人很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然而，有一种怪现象：来人有的无精打采，走路东倒西歪；有的鼻涕眼泪，打着哈欠，跌跌冲冲；有的缩头弯腰，颤颤抖抖，进门站不住，屁股立即往椅子上放。个个都瞪着一双暗淡无光贪婪的眼睛，似乎是来向姚某乞讨。
　　来人进门先把攥在手中的钱往台子上一摊，随即把“前门”牌、“老刀”牌、“美丽”牌或“金鼠”牌、“大克雷斯”牌香烟空壳拆开，揭开银光闪闪的锡纸撸平，外壳则卷成一根吸管。与此同时，姚某把钱点数一遍往长衫口袋里一揣，然后打开一个小瓶，用他那留着一寸多长的小指指甲，如同一柄调匙，小心翼翼挖出一丁点白色粉末，倾在平整的锡纸上。客人们饿狼一般赶紧燃着一根火柴，在锡纸下面对着白粉烘烤。瞬间，那白色粉末旋即化成一粒粉红色水珠，仿佛在荷叶上滚动，冒着缕缕表烟。
　　客人屏住劲，一口气把那青烟吸入口中，生怕被流动的空气带走。不一会功夫，那水珠儿在锡纸上变小最终消失。此时，客人闭目养神片刻，长长舒一口气，伸伸腰，睁开又眼，精神抖擞地道声再见，神气活现地拔脚而去。
　　回家，我把看到的向父亲叙述，并问那是什么玩意。父亲说：“咱北方人叫白面，上海人称白粉，毒品。那些人是来吸毒的。害人的东西。”母亲接着说：“少到他们家去。大龙他爸生痨病，挺厉害的，痨病传染人，没治。甭再去他家。”
　　大约是1950年春末，有天中午放学回家，母亲指着隔壁悄悄地说：“姚家出事了。上午来了5个解放军，提着枪，还有个当官的，把大龙爹抓去了，从后门押出去的。”我往街上看看，依然如往日那么平静，姚家的门掩着，留着条缝，没有声响。殊不知，这一条缝是一张微微张开的口，正在无声无息地等待残渣余孽自投罗网。一次大规模的扫毒在行动。
　　这天上午，军管会开了几辆美制十轮军用卡车，停在离虹镇街飞虹路不远的地方，解放军三五人一组分头行动。5个解放军来到姚家，先把大龙的爸拿下，虚掩着门，不露声色地“守株待兔”。但凡吸毒的人未过瘾之前，都像病秧儿，阵风吹得倒似的，料他没了挣扎的份儿。于是前门进来，后门拎出，送到军用卡车上，毋须戴手铐，有的人爬不上车还要解放军抬上去。一个个似打蔫的鸡，站也站不住，都乖乖地坐在车上。解放军战士端枪看押。
　　捉这些人，解放军不费力没动武，赛过三根手指捉田螺，稳扎稳拿。前门进一个，后门送一个，犹如走马灯，解放军来回跑。一天下来，居然装了几卡车。看热闹的群众高兴地拍手说：“像捉大闸蟹，一大串。”
　　自那以后，经过政府几次严厉打击，毒品开始远离百姓，远离社会，并逐步在上海乃至全国绝迹了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