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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钱理群教授讲过,农村孩子在语文学习方面有优势,想来真有道理。本人出身清贫,少时寒暑假上山砍柴,常一个人在山路徘徊或在山冈独坐,要么到滩涂上截港挖洞,摸鱼捉蟹。没有呼朋引伴的热闹,只专注于对每一棵树的审视、对每一声潮的谛听。刘勰曰:“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荫,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静听天籁,游目骋怀。孤独寂寞的生活养成了我对自然的敏感和热爱。
那时学生的课业并没有太多负担,闲居之时便寻找书本,书恰恰是那个时代最为缺乏的“奇货”,但家家都有《毛泽东选集》,于是它就成了我最好的藏书。里边的大道理当然难以理解,我就专门读其中的注解,注解里有典故、神话、传说。又记得有一次获取意外之财:捡了两毛钱。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有钱买书了,多少次经过公社的供销社,看着玻璃橱柜里的书不忍离去,现在终于可以买了——一个人怀揣纸币,按捺住喜悦,走海塘十里,买了一本连环画《雪山融冰》。买书可能是我生活中的常事,但四十年前这次买书的情景记忆犹新。有时候我想,上帝让你失去了一样东西,一定会用另一种东西来补偿。清贫会让你孤独,孤独让你与文字结缘。我以为热爱自然、热爱书籍是语文老师源泉性的东西。醉心阅读书本和自然的人,大概都有相同的脾性,就是易感、内省。“情郁于中,必发之外。”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那时没有摇滚,也少人交流,那就信笔涂鸦、自言自语、自娱自乐吧。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拙于人际而醉心于阅读和自然,习惯于独立思考和文字表达。
几年前,我问一个刚进高一的孩子读《荷塘月色》的感受,不料他竟提出一个令我始料不及的问题:“朱自清这么晚了,一个人在黑魃魃的池塘边走,不怕打劫啊?”孩子的阅读注意偏离了老师的预期,但我知道像这样的偏离不是个别现象。同样,读朱自清的《背影》会读出朱父违反交通规则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难道仅仅是学生的逆向思维吗?我以为同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有关。现在的孩子远离乡村,那种夜不闭户、门不落锁的安宁,那种渡头落日、墟里炊烟的宁静,早已被现代的喧哗和骚动取代。光天化日下飞车抢劫、斑马线上人车争道,这种紧张而刺激的现状深入孩子们的记忆,最后对他们的阅读形成干扰。与在城市成长的孩子相比,那些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孩子是不必自卑的,相反,更应该庆幸。教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一词:“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多美的秋天啊!口诵心惟,我的眼前马上会出现相应的图景,而且能做到人在景中:遥看雄鹰在碧空穿行盘旋,俯察锦鳞在秋水中空若无依,环视四周,天降微霜,万物各呈其美。但无论怎样启发,无论选择多么美的图片,学生没有见过飞翔之鹰,没有摸过水中之鱼,没有经历过一地白霜带给人的寒冷和新鲜,是不可能进入诗词意境中的。农业社会的终结,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很多寄寓古典场景的环境不复存在,很多诗意的事件不能复原,很多温馨而撩人心绪的情感无所附丽。汉文学之美多数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现在“物质基础”正在失去,要孩子们领略文学之美,也真是强人所难。
因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有乡村生活经历的语文教师更容易带领学生走进中国文学;少年时候的清贫对于语文教师是一笔人生财富,他更富有同情、怜悯和感恩等人文情怀。甚至我们能更大胆更武断一点地说,语文教师的成熟是漫长的,他的专业成长更多地伴随着人生悲欢。
1996年,大概是我评上浙江省教坛新秀的第三年。那时候浙江省语文教研员是卢瑞宝先生,每一届教坛新秀评出,他都要组织一次全省性的教坛新秀汇报课。他主持浙江省语文教研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语文教师。当卢老师指名要我上课时,我颇有畏葸不前的心态。卢老师鼓励我要敢于冒尖,并且让我自己挑选最有感觉的课文上。那本教材,最让我“心有戚戚焉”的课文就是《一碗阳春面》,日本作家栗良平所作的一篇小说,情节简单,但其中人情淳厚,蕴涵深远,几次研读,令我动容。最后,我把这篇小说概括为三个字:“事、情、理”,而且理清其间关系:情缘事发,理因情生。因此,定下教学目标是理清事、体验情、感悟理。尽管学生可以从小说事件中概括出许多“情”来:相濡以沫的母子亲情、面馆主人的感动之情、顾客的人间温情、公司老板的体恤眷顾之情,但“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仍然是观念的东西——这些情事发生在书本里面,发生在遥远的日本北海道,与我何干?为了让学生从理性概括走向感性体验,从书本走向生活,我做了如下讲述: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只要充满真情,不管哪个细节,都令我们感动、令我们浮想联翩。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读中学时,大概是“文革”后期吧,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年关要做年糕,好几年总是以玉米粉代替。父亲安慰我说,明年过年就有白米年糕了。尽管父亲带领一家人努力耕作,但每年总是同样的年糕同样的话。直到中学毕业,我家终于有了白米年糕。但父亲更加苍老了。现在,我一看到年糕,就会想起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就对带领全家走出艰难的老父亲充满了感激之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美好的情感犹如阳光雨露,滋润着我们的生命。或者是血缘亲情,或者是老师、朋友、同学的友谊,请大家酝酿一下,然后说一个你经历过的细节,让大家分享。
这样的经历,虽然为了教学,我做了一些加工和剪裁,但基本上是真实的。这样的讲述,除了为唤醒学生的体验,实在是我教学时的真情流露。这堂课以后多次教学,每教一次,都感动一次,连同学生和自己。应该说,《一碗阳春面》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堂课,所谓“最深”,就是动用了自己的生活储备,就是唤醒了记忆中最温情的部分。苦难是一种财富,清贫未必不是。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金钱成为社会全部的生存哲学,人们对于那个集体贫穷的时代已经记忆模糊了,对于曾经经历的清苦生活难以启齿了。“文章憎命达”,语文教学也一样,出身富裕,经历单一,未必就是好事:少时清苦,生活多艰,人世磨难,可能会更好地领会汉语文的精神。
有时候,我想,48年前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今天我在干什么?或者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我的语文水平是否更高一筹?有许多偶然因素左右着我们的人生走向,我不能另寻假设,但有时不妨大胆推测:我出身富裕,椿萱并茂,属于村子里的望族。干部常在家中坐,长老不时来存问,我从小生活在众人的夸耀中。童年不乏玩伴,又是“孩子王”,这样我可能更有“领袖”的气质,更为“自信”,不至于今天的生活左支右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时我就没有心思和时间去独自面对自然,倾心文字了。1978年参加高考,多少家境好于我的学生,成绩并不占优;多少城里孩子,有着“顶班”(父母是居民户口,孩子可以顶替父母工作)的条件, 放松了学业。我很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今天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假如我出身书香门第,那就可能身居城镇(因为乡野很少有书香门第的),我可能更有“文雅”的气质,不至于今天这样脱不了农民的拙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可能没有今天这样真诚为人、老实做事的秉性了。我不是那种秉承家传的读书人,我仅有的一点语文教绩,来自我对于职业的珍惜,来自认真做事的天性。
1984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我主动参加了浙江师范大学的本科函授考试。那时一星期大概十二节课。我在日课表上填补上函授的课程,备、教、改、辅之余,老老实实地按照自己排定的日课表,自学本科函授课程。没有人督促我,没有领导要求我,没有教育行政部门考核我,完全是自加压力、自作主张。三年时间,我把大学中文系本科的课程系统地学了一遍。我也不是那种天生聪明的人,天生聪明的人据说在离开办公室到达教室的过程中,就可以把课备好。对我而言,这简直是奇迹。我要花半天才能备好一节课,有时候还不止。有些教师在教材上稍加圈点评注,就能上台滔滔不绝,我也只能“徒有羡鱼情”,老老实实地写好每一篇课文的详案,二十几年如一日,这样的习惯让我的教学设计更加理想,让我的课堂教学更令自己满意。这倒不是意识到教书育人的重要性,更多的是性格驱使——我不止一次想到,如果我是一个环卫工人,我会认认真真扫好每一个角落。
吕叔湘以为,语文教学更多地像农业,而不是像工业。我以为可以做多样的理解:教师是农民而非工人,语文课堂是庄稼地而不是流水线,学生是禾苗而非零部件,语文教学是春种秋收的过程而不是产品的加工过程。什么季节,什么庄稼,怎样的田地,该做什么农活,一切要依天顺性。语文教师尤其要学习农民的老实、勤快,精耕细作。叶圣陶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张志公也强调:“字要端端正正地写,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作文要认认真真地做。”这些都是农民做派。我为自己传承了这种老实和勤快而自豪,但跟农民对庄稼的态度、对土壤的认识、对季节的把握、对农活的熟练相比,又不禁自惭:我跟农民还是差得太远了。因诌打油诗一首,用以自勉:
弹指一挥三十年,乡间少年变苍颜。
临渊羡鱼勤要紧,开山树木实为先。
天地为师无言语,草木劝人有承传。
语文本是农人活,春种秋收果满园。
那时学生的课业并没有太多负担,闲居之时便寻找书本,书恰恰是那个时代最为缺乏的“奇货”,但家家都有《毛泽东选集》,于是它就成了我最好的藏书。里边的大道理当然难以理解,我就专门读其中的注解,注解里有典故、神话、传说。又记得有一次获取意外之财:捡了两毛钱。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有钱买书了,多少次经过公社的供销社,看着玻璃橱柜里的书不忍离去,现在终于可以买了——一个人怀揣纸币,按捺住喜悦,走海塘十里,买了一本连环画《雪山融冰》。买书可能是我生活中的常事,但四十年前这次买书的情景记忆犹新。有时候我想,上帝让你失去了一样东西,一定会用另一种东西来补偿。清贫会让你孤独,孤独让你与文字结缘。我以为热爱自然、热爱书籍是语文老师源泉性的东西。醉心阅读书本和自然的人,大概都有相同的脾性,就是易感、内省。“情郁于中,必发之外。”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那时没有摇滚,也少人交流,那就信笔涂鸦、自言自语、自娱自乐吧。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拙于人际而醉心于阅读和自然,习惯于独立思考和文字表达。
几年前,我问一个刚进高一的孩子读《荷塘月色》的感受,不料他竟提出一个令我始料不及的问题:“朱自清这么晚了,一个人在黑魃魃的池塘边走,不怕打劫啊?”孩子的阅读注意偏离了老师的预期,但我知道像这样的偏离不是个别现象。同样,读朱自清的《背影》会读出朱父违反交通规则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难道仅仅是学生的逆向思维吗?我以为同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有关。现在的孩子远离乡村,那种夜不闭户、门不落锁的安宁,那种渡头落日、墟里炊烟的宁静,早已被现代的喧哗和骚动取代。光天化日下飞车抢劫、斑马线上人车争道,这种紧张而刺激的现状深入孩子们的记忆,最后对他们的阅读形成干扰。与在城市成长的孩子相比,那些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孩子是不必自卑的,相反,更应该庆幸。教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一词:“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多美的秋天啊!口诵心惟,我的眼前马上会出现相应的图景,而且能做到人在景中:遥看雄鹰在碧空穿行盘旋,俯察锦鳞在秋水中空若无依,环视四周,天降微霜,万物各呈其美。但无论怎样启发,无论选择多么美的图片,学生没有见过飞翔之鹰,没有摸过水中之鱼,没有经历过一地白霜带给人的寒冷和新鲜,是不可能进入诗词意境中的。农业社会的终结,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很多寄寓古典场景的环境不复存在,很多诗意的事件不能复原,很多温馨而撩人心绪的情感无所附丽。汉文学之美多数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现在“物质基础”正在失去,要孩子们领略文学之美,也真是强人所难。
因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有乡村生活经历的语文教师更容易带领学生走进中国文学;少年时候的清贫对于语文教师是一笔人生财富,他更富有同情、怜悯和感恩等人文情怀。甚至我们能更大胆更武断一点地说,语文教师的成熟是漫长的,他的专业成长更多地伴随着人生悲欢。
1996年,大概是我评上浙江省教坛新秀的第三年。那时候浙江省语文教研员是卢瑞宝先生,每一届教坛新秀评出,他都要组织一次全省性的教坛新秀汇报课。他主持浙江省语文教研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语文教师。当卢老师指名要我上课时,我颇有畏葸不前的心态。卢老师鼓励我要敢于冒尖,并且让我自己挑选最有感觉的课文上。那本教材,最让我“心有戚戚焉”的课文就是《一碗阳春面》,日本作家栗良平所作的一篇小说,情节简单,但其中人情淳厚,蕴涵深远,几次研读,令我动容。最后,我把这篇小说概括为三个字:“事、情、理”,而且理清其间关系:情缘事发,理因情生。因此,定下教学目标是理清事、体验情、感悟理。尽管学生可以从小说事件中概括出许多“情”来:相濡以沫的母子亲情、面馆主人的感动之情、顾客的人间温情、公司老板的体恤眷顾之情,但“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仍然是观念的东西——这些情事发生在书本里面,发生在遥远的日本北海道,与我何干?为了让学生从理性概括走向感性体验,从书本走向生活,我做了如下讲述: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只要充满真情,不管哪个细节,都令我们感动、令我们浮想联翩。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读中学时,大概是“文革”后期吧,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年关要做年糕,好几年总是以玉米粉代替。父亲安慰我说,明年过年就有白米年糕了。尽管父亲带领一家人努力耕作,但每年总是同样的年糕同样的话。直到中学毕业,我家终于有了白米年糕。但父亲更加苍老了。现在,我一看到年糕,就会想起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就对带领全家走出艰难的老父亲充满了感激之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美好的情感犹如阳光雨露,滋润着我们的生命。或者是血缘亲情,或者是老师、朋友、同学的友谊,请大家酝酿一下,然后说一个你经历过的细节,让大家分享。
这样的经历,虽然为了教学,我做了一些加工和剪裁,但基本上是真实的。这样的讲述,除了为唤醒学生的体验,实在是我教学时的真情流露。这堂课以后多次教学,每教一次,都感动一次,连同学生和自己。应该说,《一碗阳春面》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堂课,所谓“最深”,就是动用了自己的生活储备,就是唤醒了记忆中最温情的部分。苦难是一种财富,清贫未必不是。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金钱成为社会全部的生存哲学,人们对于那个集体贫穷的时代已经记忆模糊了,对于曾经经历的清苦生活难以启齿了。“文章憎命达”,语文教学也一样,出身富裕,经历单一,未必就是好事:少时清苦,生活多艰,人世磨难,可能会更好地领会汉语文的精神。
有时候,我想,48年前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今天我在干什么?或者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我的语文水平是否更高一筹?有许多偶然因素左右着我们的人生走向,我不能另寻假设,但有时不妨大胆推测:我出身富裕,椿萱并茂,属于村子里的望族。干部常在家中坐,长老不时来存问,我从小生活在众人的夸耀中。童年不乏玩伴,又是“孩子王”,这样我可能更有“领袖”的气质,更为“自信”,不至于今天的生活左支右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时我就没有心思和时间去独自面对自然,倾心文字了。1978年参加高考,多少家境好于我的学生,成绩并不占优;多少城里孩子,有着“顶班”(父母是居民户口,孩子可以顶替父母工作)的条件, 放松了学业。我很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今天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假如我出身书香门第,那就可能身居城镇(因为乡野很少有书香门第的),我可能更有“文雅”的气质,不至于今天这样脱不了农民的拙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可能没有今天这样真诚为人、老实做事的秉性了。我不是那种秉承家传的读书人,我仅有的一点语文教绩,来自我对于职业的珍惜,来自认真做事的天性。
1984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我主动参加了浙江师范大学的本科函授考试。那时一星期大概十二节课。我在日课表上填补上函授的课程,备、教、改、辅之余,老老实实地按照自己排定的日课表,自学本科函授课程。没有人督促我,没有领导要求我,没有教育行政部门考核我,完全是自加压力、自作主张。三年时间,我把大学中文系本科的课程系统地学了一遍。我也不是那种天生聪明的人,天生聪明的人据说在离开办公室到达教室的过程中,就可以把课备好。对我而言,这简直是奇迹。我要花半天才能备好一节课,有时候还不止。有些教师在教材上稍加圈点评注,就能上台滔滔不绝,我也只能“徒有羡鱼情”,老老实实地写好每一篇课文的详案,二十几年如一日,这样的习惯让我的教学设计更加理想,让我的课堂教学更令自己满意。这倒不是意识到教书育人的重要性,更多的是性格驱使——我不止一次想到,如果我是一个环卫工人,我会认认真真扫好每一个角落。
吕叔湘以为,语文教学更多地像农业,而不是像工业。我以为可以做多样的理解:教师是农民而非工人,语文课堂是庄稼地而不是流水线,学生是禾苗而非零部件,语文教学是春种秋收的过程而不是产品的加工过程。什么季节,什么庄稼,怎样的田地,该做什么农活,一切要依天顺性。语文教师尤其要学习农民的老实、勤快,精耕细作。叶圣陶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张志公也强调:“字要端端正正地写,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作文要认认真真地做。”这些都是农民做派。我为自己传承了这种老实和勤快而自豪,但跟农民对庄稼的态度、对土壤的认识、对季节的把握、对农活的熟练相比,又不禁自惭:我跟农民还是差得太远了。因诌打油诗一首,用以自勉:
弹指一挥三十年,乡间少年变苍颜。
临渊羡鱼勤要紧,开山树木实为先。
天地为师无言语,草木劝人有承传。
语文本是农人活,春种秋收果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