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良藏《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卷，存10纸，长275.9厘米。正面抄写147行，背面抄写94行，共计241行。
　　《瑜伽师地论>为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当年玄奘赴印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瑜伽师地论>。玄奘回国后，将该论译为汉文，计100卷，成为中国佛教唯识宗立宗的基本典籍。9世纪下半叶，即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著名义学僧人法成曾参照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释>，为弟子们讲解该《瑜伽师地论>。听讲弟子有洪真、一真、悟真、福慧、谈迅、福赞、福性、法镜、智慧山、明照等等。法成的讲解包括科分与疏义两方面，弟子在听讲现场做了笔记。本遗书即为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某弟子笔记，内容为对“本地分”的科分，即《瑜伽师地论>卷第二、卷第三部分文字的科分。由于原卷个别部分曾被后人剪开重装，故次序略有错落、缺漏。
　　现知敦煌遗书存有此类分门记数十号，其中与本号内容基本对应者约有2号，即伯2035号、斯2552号。日本《大正藏>曾据该2号录文收入第85卷。 《藏外佛教文献》亦曾依据伯2035号发表过整理本。由于这些笔记由不同弟子分别记录，内容难免有详略差异，本遗书的发现为整理这一文献提供了新的资料。
　　令人意外的是本遗书正面第八纸抄写《八转声颂》 -篇。首尾具全，有首尾题，首题下署“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译”。 《八转声颂》乃用两首偈颂论述梵文名词的八格变化，每首五言八句，是古印度声明学的重要著作。前此，我们仅知道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北京大学藏有《八转声颂》的敦煌遗书抄本，现知天地间尚有第三个抄本，由周绍良收藏。本遗书《八转声颂》首题、译者署名下有“至德/周绍良/”阳文石朱印一方，由此得知周绍良对该《八转声颂>的关注，可谓“巨眼”。敦煌遗书中也存有《八声转颂》的藏文写本，且有题记： “大编审堪布、译师法成由天竺本译出并审定”，说明法成亦将该文献翻译为藏文，汉、藏本所据的底本均为梵文。本文献反映了当年敦煌地区梵、汉、藏佛教文献的流传，及当时对梵文、对不同语言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习，甚为可贵。又，本遗书背面有用“楞严弯”勾画的科分，这在敦煌遗書中亦甚为罕见。
　　本遗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此。
　　若干年前，我曾经撰文提到：从东汉到北宋，中国的写本流通期约1100年;而从东晋到五代，写本的盛行期约为700年。遗憾的是，随着刻本的产生，写本的地位变化，乃至后人论古籍，言必称“版本”，且唯以“宋版”为矜贵。写本研究的缺失，起码使中国700年学术文化之依托难明。
　　写本研究包括写本形态、写本对学者治学与学术沿革之影响等诸多方面。本遗书就是我们研究写本的极好标本。比如：
　　本遗书有各种硃笔圈点，可供我们研究古人如何用圈点标示文献结构。
　　本遗书有大量殊笔、墨笔的修订、行间加字，行间加行，石朱笔、墨笔的涂抹，还有倒乙、校改等种种书写符号，不但让我们了解一篇写本文献的形成过程，而且可以由此窥见当年寺院的教学过程。
　　本遗书所抄的《八转声颂》属于加文，这种情况在敦煌遗书中非常罕见，可谓特例，故更加值得注意。
　　本遗书通篇是对《瑜伽师地论》的科分，何以在文间抄写这一《八转声颂》呢？考察原卷，原来此处法成正在讲述“六色”中的“声”。佛教不同派别对“声”有不同的解说，此不具述。想必此处为法成解释《瑜伽师地论>所主张的“十八种声”时顺便提及。该听课弟子则全文照录。有意思的是，本遗书对“声”的笔记从第九纸开始，但《八转声颂>却抄写在第八纸。可能正因为如此，抄写者在《八转声颂》的首题下特意标注其科分：“三杂明声等聚之相”。而这一科分正是第九纸的第一句话。这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寺院佛教教学的信息，也为我们整理此类笔记应如何处理此种文字提供了样例，这无疑是写本研究的珍贵资料。
　　又如，本遗书背面抄写文字94行，其中有些亦为《瑜伽师地论》卷二的分门记，大部分则属于我所谓的“补记”。这种补记一般书写在所补文字的背面，是对正面文字的补充。因此，整理写本时，应把背后的补记与正面文字视为一体。但以往研究者有把它们当做杂写甚或直接予以忽略者，当然这也是由于仅从图版难以确认正背面文字位置的缘故，不可苛责。本遗书则为我们研究写本的此类补记提供了直观的样本，识者鉴之。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