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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良藏《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卷,存10纸,长275.9厘米。正面抄写147行,背面抄写94行,共计241行。
《瑜伽师地论>为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当年玄奘赴印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瑜伽师地论>。玄奘回国后,将该论译为汉文,计100卷,成为中国佛教唯识宗立宗的基本典籍。9世纪下半叶,即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著名义学僧人法成曾参照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释>,为弟子们讲解该《瑜伽师地论>。听讲弟子有洪真、一真、悟真、福慧、谈迅、福赞、福性、法镜、智慧山、明照等等。法成的讲解包括科分与疏义两方面,弟子在听讲现场做了笔记。本遗书即为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某弟子笔记,内容为对“本地分”的科分,即《瑜伽师地论>卷第二、卷第三部分文字的科分。由于原卷个别部分曾被后人剪开重装,故次序略有错落、缺漏。
现知敦煌遗书存有此类分门记数十号,其中与本号内容基本对应者约有2号,即伯2035号、斯2552号。日本《大正藏>曾据该2号录文收入第85卷。 《藏外佛教文献》亦曾依据伯2035号发表过整理本。由于这些笔记由不同弟子分别记录,内容难免有详略差异,本遗书的发现为整理这一文献提供了新的资料。
令人意外的是本遗书正面第八纸抄写《八转声颂》 -篇。首尾具全,有首尾题,首题下署“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译”。 《八转声颂》乃用两首偈颂论述梵文名词的八格变化,每首五言八句,是古印度声明学的重要著作。前此,我们仅知道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北京大学藏有《八转声颂》的敦煌遗书抄本,现知天地间尚有第三个抄本,由周绍良收藏。本遗书《八转声颂》首题、译者署名下有“至德/周绍良/”阳文石朱印一方,由此得知周绍良对该《八转声颂>的关注,可谓“巨眼”。敦煌遗书中也存有《八声转颂》的藏文写本,且有题记: “大编审堪布、译师法成由天竺本译出并审定”,说明法成亦将该文献翻译为藏文,汉、藏本所据的底本均为梵文。本文献反映了当年敦煌地区梵、汉、藏佛教文献的流传,及当时对梵文、对不同语言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习,甚为可贵。又,本遗书背面有用“楞严弯”勾画的科分,这在敦煌遗書中亦甚为罕见。
本遗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此。
若干年前,我曾经撰文提到:从东汉到北宋,中国的写本流通期约1100年;而从东晋到五代,写本的盛行期约为700年。遗憾的是,随着刻本的产生,写本的地位变化,乃至后人论古籍,言必称“版本”,且唯以“宋版”为矜贵。写本研究的缺失,起码使中国700年学术文化之依托难明。
写本研究包括写本形态、写本对学者治学与学术沿革之影响等诸多方面。本遗书就是我们研究写本的极好标本。比如:
本遗书有各种硃笔圈点,可供我们研究古人如何用圈点标示文献结构。
本遗书有大量殊笔、墨笔的修订、行间加字,行间加行,石朱笔、墨笔的涂抹,还有倒乙、校改等种种书写符号,不但让我们了解一篇写本文献的形成过程,而且可以由此窥见当年寺院的教学过程。
本遗书所抄的《八转声颂》属于加文,这种情况在敦煌遗书中非常罕见,可谓特例,故更加值得注意。
本遗书通篇是对《瑜伽师地论》的科分,何以在文间抄写这一《八转声颂》呢?考察原卷,原来此处法成正在讲述“六色”中的“声”。佛教不同派别对“声”有不同的解说,此不具述。想必此处为法成解释《瑜伽师地论>所主张的“十八种声”时顺便提及。该听课弟子则全文照录。有意思的是,本遗书对“声”的笔记从第九纸开始,但《八转声颂>却抄写在第八纸。可能正因为如此,抄写者在《八转声颂》的首题下特意标注其科分:“三杂明声等聚之相”。而这一科分正是第九纸的第一句话。这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寺院佛教教学的信息,也为我们整理此类笔记应如何处理此种文字提供了样例,这无疑是写本研究的珍贵资料。
又如,本遗书背面抄写文字94行,其中有些亦为《瑜伽师地论》卷二的分门记,大部分则属于我所谓的“补记”。这种补记一般书写在所补文字的背面,是对正面文字的补充。因此,整理写本时,应把背后的补记与正面文字视为一体。但以往研究者有把它们当做杂写甚或直接予以忽略者,当然这也是由于仅从图版难以确认正背面文字位置的缘故,不可苛责。本遗书则为我们研究写本的此类补记提供了直观的样本,识者鉴之。
(责任编辑:田红玉)
《瑜伽师地论>为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当年玄奘赴印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瑜伽师地论>。玄奘回国后,将该论译为汉文,计100卷,成为中国佛教唯识宗立宗的基本典籍。9世纪下半叶,即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著名义学僧人法成曾参照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释>,为弟子们讲解该《瑜伽师地论>。听讲弟子有洪真、一真、悟真、福慧、谈迅、福赞、福性、法镜、智慧山、明照等等。法成的讲解包括科分与疏义两方面,弟子在听讲现场做了笔记。本遗书即为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某弟子笔记,内容为对“本地分”的科分,即《瑜伽师地论>卷第二、卷第三部分文字的科分。由于原卷个别部分曾被后人剪开重装,故次序略有错落、缺漏。
现知敦煌遗书存有此类分门记数十号,其中与本号内容基本对应者约有2号,即伯2035号、斯2552号。日本《大正藏>曾据该2号录文收入第85卷。 《藏外佛教文献》亦曾依据伯2035号发表过整理本。由于这些笔记由不同弟子分别记录,内容难免有详略差异,本遗书的发现为整理这一文献提供了新的资料。
令人意外的是本遗书正面第八纸抄写《八转声颂》 -篇。首尾具全,有首尾题,首题下署“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译”。 《八转声颂》乃用两首偈颂论述梵文名词的八格变化,每首五言八句,是古印度声明学的重要著作。前此,我们仅知道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北京大学藏有《八转声颂》的敦煌遗书抄本,现知天地间尚有第三个抄本,由周绍良收藏。本遗书《八转声颂》首题、译者署名下有“至德/周绍良/”阳文石朱印一方,由此得知周绍良对该《八转声颂>的关注,可谓“巨眼”。敦煌遗书中也存有《八声转颂》的藏文写本,且有题记: “大编审堪布、译师法成由天竺本译出并审定”,说明法成亦将该文献翻译为藏文,汉、藏本所据的底本均为梵文。本文献反映了当年敦煌地区梵、汉、藏佛教文献的流传,及当时对梵文、对不同语言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习,甚为可贵。又,本遗书背面有用“楞严弯”勾画的科分,这在敦煌遗書中亦甚为罕见。
本遗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此。
若干年前,我曾经撰文提到:从东汉到北宋,中国的写本流通期约1100年;而从东晋到五代,写本的盛行期约为700年。遗憾的是,随着刻本的产生,写本的地位变化,乃至后人论古籍,言必称“版本”,且唯以“宋版”为矜贵。写本研究的缺失,起码使中国700年学术文化之依托难明。
写本研究包括写本形态、写本对学者治学与学术沿革之影响等诸多方面。本遗书就是我们研究写本的极好标本。比如:
本遗书有各种硃笔圈点,可供我们研究古人如何用圈点标示文献结构。
本遗书有大量殊笔、墨笔的修订、行间加字,行间加行,石朱笔、墨笔的涂抹,还有倒乙、校改等种种书写符号,不但让我们了解一篇写本文献的形成过程,而且可以由此窥见当年寺院的教学过程。
本遗书所抄的《八转声颂》属于加文,这种情况在敦煌遗书中非常罕见,可谓特例,故更加值得注意。
本遗书通篇是对《瑜伽师地论》的科分,何以在文间抄写这一《八转声颂》呢?考察原卷,原来此处法成正在讲述“六色”中的“声”。佛教不同派别对“声”有不同的解说,此不具述。想必此处为法成解释《瑜伽师地论>所主张的“十八种声”时顺便提及。该听课弟子则全文照录。有意思的是,本遗书对“声”的笔记从第九纸开始,但《八转声颂>却抄写在第八纸。可能正因为如此,抄写者在《八转声颂》的首题下特意标注其科分:“三杂明声等聚之相”。而这一科分正是第九纸的第一句话。这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寺院佛教教学的信息,也为我们整理此类笔记应如何处理此种文字提供了样例,这无疑是写本研究的珍贵资料。
又如,本遗书背面抄写文字94行,其中有些亦为《瑜伽师地论》卷二的分门记,大部分则属于我所谓的“补记”。这种补记一般书写在所补文字的背面,是对正面文字的补充。因此,整理写本时,应把背后的补记与正面文字视为一体。但以往研究者有把它们当做杂写甚或直接予以忽略者,当然这也是由于仅从图版难以确认正背面文字位置的缘故,不可苛责。本遗书则为我们研究写本的此类补记提供了直观的样本,识者鉴之。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