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眼中的中国三地
　　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曾几度踏足中国土地。
　　1916年，泰戈尔赴日本访问时途经香港。在码头上他看见普通的中国工人时，给予了“健美的体魄”“男子汉的伟岸”“全身运动着的美”这样的热情赞誉。在泰戈尔眼中，中国人“富有人性”和“人情味”，他对中国产生了心理上的亲近感。而他认为，日本则缺少人情味。抗日战争爆发后，泰戈尔始终靠近中国，支持和声援中国抗战。
　　泰戈尔正式访华是在1924年。应梁启超邀请，泰戈尔率领“国际大学访问团”到达上海，并沿长江一路游历到南京，所到之处尽是鲜花簇拥。在东南大学，泰戈尔发表了自己的见闻，由随行的徐志摩作翻译：
　　余乘轮船溯扬子江而上，于昨夜月朦胧时，登甲板瞭望，沿岸风景，依稀莫辨，于村林中窥见两三星火，回顾船上乘客，多入睡乡，鼾声大作，因发生种种感想，觉得世界上现时未普遍的光明，就等此村林中之星火，社会上乏清明的感觉，就等此乘客中之酣睡。及船近金陵，晨光熹微，鸟声杂树，无数帆船，顺风直驶，稳渡中流，又觉得此种光明浩大现象，即将来世界人类，经过混沌状态，由牺牲奋斗所得结果之比例。
　　其后泰戈尔到了北京。他对北京极尽赞美之辞，对矜持保守、宁静舒适的京派文化十分欣赏，而对十里洋场、风花雪月的海派文化则颇有贬抑。泰戈尔认为，上海被物欲过分染指，长满了物质主义的荒革。
　　罗素论中国人的性格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在各地游学和讲演，目睹了风雨飘摇中的中国。1922年，归国后的罗素写下《中国问题》。在书中，罗素这样评价当时中国人的性格：
　　初来乍到中国，一定对那里显而易见的弊端感到震惊：乞丐成群，贫穷惊人，疾病横行，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每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但是，中国人，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等待着中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
　　……他们选择了由偏爱享受权力而产生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贪婪泛滥，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金钱意味着能带来享乐，因而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在中国，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力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錢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适当时候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
　　……在我快要离开中国之前，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诚恳地要求我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我以犹豫的心情谈了三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
　　……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尽管我很少见到，但这无疑是事实。“义和拳”运动的兴起就证明了这点。中国历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充满了这样的动乱。
　　爱因斯坦在中国得知获得诺贝尔奖
　　爱因斯坦1922年赴日本讲学，来回两度路经上海。碰巧的是，爱因斯坦正是在上海得知自己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爱因斯坦前后只在上海驻留了不足三天，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苦难有着敏锐的触觉，对贫苦的中国劳动者十分同情。在他的旅行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记录：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特别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萧伯纳谈中国人的“内外有别”
　　1933年，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游历中国，结交了不少文化名人。鲁迅对萧伯纳评价很高，称赞他具有“撕掉绅士们假面”的勇气，是“现在的世界的文豪”。萧伯纳对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有过赞美，也有毫不客气的批评。在北平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一切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和亲善，而在他们自己的中间，却老是那么不客气，老在打仗。
　　
　　而当看到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中国政府把故宫的文物向南方转移时，萧伯纳说：
　　故宫古物的南迁，在北平文化史上增加了悲痛的一页，好似古物较数百万北平人民的生命更重要的样子。我们赴意大利游历，则罗马时代的种种古物犹存，未闻意大利因为内乱外争而把古物搬东移西的……中国富人亦南迁，好似北平可以放弃一样，富人的财产不可受丝毫的损失。我不懂是什么道理，是否富人的财产较北平全市的价格为高吗？
　　
　　在萧伯纳眼中，民国时的中国人对外过分逢迎和客气，对内则“窝里斗”、自私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