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丰富浩瀚的族谱文献，学界长期聚讼不止，或充分肯定其史料价值，或极端否定其真实性。我们觉得：族谱中既存在真实性的史料，也不乏附会夸饰的内容。只要我们冷静地意识到这两个方面，我们便会分别用族谱的真实内容和不真实内容，进行社会史的分析研究，从而解释若干历史现象。
　　
　　族谱资料的史料价值
　　
　　中国向来有重视修史的传统，国有国史，省、府、州、县乃至乡镇村落有志，家族特别是有头有脸的家族都强调必须有谱，即家谱。史志是国家立国的根本，要灭人之国，首先要让人们忘却自己的历史。所以秦始皇灭六国后，要求把六国的历史书尽行烧毁，把有势力的家族迁离原来生活的地方，以消除他们对自己历史的记忆。也有的统治者不惜篡改历史，像有些号称实录的东西其实并不都是事实。
　　但是长期以来，求真一直是修史者矢志追求的目标，也成为他们的职业道德。只有坚持了真的原则，人们才能对过去的情况有切实的了解，不然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以讹传讹，而不知所终。
　　在族谱的修纂中，人们亦普遍把血缘的纯洁性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凡改姓、入赘、过继都会影响血缘的纯洁性，因而修谱时被排斥在外。凡遵循这种传统的族谱，往往就能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一个家族的发展源流、起落兴衰、聚合离散以及家族的经济活动和活动范围，家族与地方社会事务、地方权力格局的关系，家族与地方政治乃至与国家政治的关系等。有时国史及省、府、州、县志缺载的东西可以通过族谱得到补正，特别是人物事迹，族谱往往最为重视，且记载相当详细，因为这是家族树立自豪感的基本材料。我们今天将社会史的研究从政治史转移至社会文化史的过程中，民间史料与官方史志的相互补充显得尤为重要。像历史上的著名文学家施耐庵，正史里没有关于他的传记，但在施氏家谱中我们就能见到很详细的记载。在开展民间社会经济史、人口史、教育史、民族史、宗教史、华侨史、妇女史等诸多研究时，族谱都是一个重要的资料窗口。
　　谭其骧先生说：“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故谱牒不可靠，然唯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即移动的路线、移动的规模等方面的记载往往是真实的可供利用的资料。
　　
　　族谱的生产机理值得追问
　　
　　应该说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社会风气都会对族谱的修纂产生影响，对族谱记载的真实性形成考验。根据陈支平先生的研究，明清时期的闽北地区主要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那里修纂的族谱尽管部头不大，但较为客观、平实。而在闽南，商品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夸张炫耀的成分在族谱中就表现得较多，甚至血缘的纯洁性也被极大地冲破，塑祖造神、联宗合流等现象大量出现。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合姓、改姓、入赘、过继者都能堂而皇之进入族谱，关于家族始祖的追溯亦多存在附会现象，攀附名人的现象特别严重。当然，其他许多地方的族谱都存在这种攀附现象。正因为如此，族谱的真实性就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或许在我们对族谱的塑祖造神、联宗合流等现象有了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就可对族谱作为史料的价值作出有区别的对待。
　　在福建地区的族谱中，有些大的族谱往往就是联宗合流的结果，族谱里记载的人员并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同血缘性，他们之所以会凝聚在一起，往往是面临共同的生存危机之后所作的一种选择。首先，这里的社会风气中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倾向推动人们必须凝聚成大的家族，这样才能在宗族性或地域性的械斗中处于有利地位。其次，宗族的凝聚有时是凝聚商业资本的需要，特别是在需要较大资本的海外贸易中，不仅需要较多的货币资本，而且也需要较多的人力资本，在福建沿海，已经有儿子的家庭往往还继续收养螟蛉子，以便在出海贸易中，让螟蛉子承担巨大的风险。一旦螟蛉子躲过了风险，为家族赢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时，或许螟蛉子的身份就被隐匿。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族的凝聚往往与商业特别是高风险的商业活动相伴随，所以在闽北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宗族的发展规模就不如闽南那么大，宗族的活动也不像闽南举行得那么频繁。
　　我们或许还可以通过族谱去分析闽南商业发展的社会组织基础。闽南的宗族也都强调“孝悌仁义、崇功报德”，强调家族内的相互帮助、相互救济，但他们更多时候是为了共同抵御外来的威胁，如倭寇、海盗或者是土匪恶霸的侵袭等。这是海洋环境下人们的一种生存谋略。作为海商，他们不仅要聚合同血缘的人们，而且要调动全村、全乡乃至整个地区的力量，有时他们还要与不支持海上发展的政府对抗，这些都迫使他们淡化宗族的血缘要求，而力图凝聚到更多的力量。
　　


　　清朝建立以来，非常注重家族在基层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顺治九年（1652年），清朝统治者借鉴明朝经验，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即“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颁行八旗及各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礼部·风教·讲约一》）。康熙颁布“圣谕十六条”，即“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帝将之扩充为“圣谕广训”，乾隆帝在下江南的巡游中给苏州的大家族颁赐匾额等，都体现了清朝“以孝治天下”的文化追求。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清初族谱的修撰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庶民修撰族谱衍成风潮。在山东栖霞，家族的历史以前往往只刻在墓碑上，到了清初，则普遍修撰族谱，“家有宗派载之于谱……以崇孝德而敦族谊”。黄城《丁氏族谱·丁氏旧谱序》中说：族谱“详其源流，别其支派，使后之人，阅谱而知某与某为一支，某与某为同派，各支各派本同一源，所谓正人伦之始，复正人道之终者，在是矣”。双山张氏修谱之后，宗族和睦：“远者引而近之，疏而亲之，阖族如一家，千百人如一人。无论贤、不肖，咸知敦睦，世世守孝友之风，人人存忠厚之衷。”2001年六修双山《张氏族谱》中所载《二修谱序》说，族众互帮互助：“自谱之后，有庆相祝，有丧相吊，有患难相扶，谷者翼之，莠者抑之，无烦官府之法。富者财之，贫者力之，将助吉凶之义容有未赡乎……一教一养，俾吾诸宗日迈月征焉。官修职，士修学，民修业，永永百世，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文公之礼范常存，柳氏之家法不替。”光绪十七年续修汶阳《陈氏族谱·序》中说：“谱书藏于家中，比户可给，出游可挟，晦明风雨展谱而阅之，上自始祖于高曾祖，以及旁支之伯叔子侄，亦可以晤晤焉。是谱诸书至悉也。”
　　族谱特别致力于聚合族众。乾隆八年纂修的《齐郡谭氏族谱》覆盖到栖霞、文登、淄川、潍县、宁海州等几个地区。光绪年间修谱，栖霞、莱阳、海阳三地区60余村70余人聚集到栖霞小李庄共议修谱事宜。迨《齐郡谭氏族谱》印成后，共有40多个村出钱存谱，20多个村捐钱赞助。古阳疃《李氏族谱》记载的族众覆盖胶东栖霞、龙口、招远、莱阳、海阳等5个县市、16个乡镇的56个村庄。从某种意义上说，能使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修谱行动是对朝廷政策的响应。
　　
　　族谱的文化倾向
　　
　　


　　作为宗族，一般都有自己的族规、族田、族茔、族产以及宗族的人物传记等。这些内容往往又都反映在族谱上。
　　为了树立自己的良好名声，在宗族的内部，往往亦注重士绅文化的建设，许多宗族都把发展教育、通过科举跻身仕途作为自己的目标。大体可以说，强调家族成员的功名是全国各地族谱的普遍现象。无论这些功名是考来的，还是捐来的，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几乎所有族谱都会为入谱的有功名者保存画像，记录他们的科名和业绩。这客观上能对族人产生激励作用。宗族还经常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以及迎神赛会等文化娱乐活动，把族规中的规定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而这些族规大多模仿中原传统大家族沿袭儒家说教而制定的族规、家训，具有较强的文化规劝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对中原文化的一种依归。从客家、畲族的相继修撰族谱，更容易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如今地处边陲的福建确实保持了许多中原文化的传统因子，起源于宋的朱子学就产生于福建的土地上，而且对福建的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建文化几乎是全面地吸收了中原文化，进而不断地推进着自己的文化发展进程的。
　　在福建的族谱中，人们很容易产生今天的福建人其先辈皆来自中原的印象，或许我们只能把这理解为是福建人对中原文化依归的结果，并不代表福建土著人灭绝了，而是福建土著人中原化了。福建土著人之所以中原化，则应该理解为直至明中叶以前中原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中原人的视野里，福建属于未开化地区，这里的人们往往以渔盐作为生计方式，生成的是具有海洋性的文化，只是因为当时海洋文化仍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商业贸易也未取得较大的发展，而当时的中原文化相对来说则已发展得较为成熟，福建海洋文化必须与之融合，必须通过科举谋求功名，从而进入当时的主流文化圈，乃至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由此看福建文化，我们今天看到的福建少数民族都很小，或许就是依归中原文化较深的一种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明清政府对福建的家族建设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的态度，甚至可以说福建家族发展本身就是响应政府要求其中原化的一种表现。
　　放眼岭南、西南各地，出于对明清中央政权强大力量的慑服，依归于中原文化的现象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清朝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是政府对该地区依归进展不大的一种强制性政策，其能有所推行或亦标志着地方土著的顽固态度有所松动。
　　综而言之，对于族谱，我们既可以追问其真实性，依据其真实的资料复原一段一段的历史；亦可以在了解了其必然存在不实的事实后，分析其背后的实际功利需求和文化演变的倾向。从这两方面看，族谱的研究价值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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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