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寻求的道路，无外乎“不为良吏，便为良医”。而许多文人本身就是良医，他们不仅能吟诗作赋，还精通医术，与医术有着难解之缘。
　　  刘禹锡属于典型的“久病成医”，他自幼体弱多病，经常服药，对医药颇有研究。三十年持之以恒，遂成良医。他曾说：“生疾不必太忧心，三治七养谨而慎。”他写有一首《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他用此诗赠给来自印度的医僧，也可见当时中外医学交流情况。
　　  欧阳修在《送杨寘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欧阳修通过弹琴，不仅陶冶情操，更治好了自己的忧郁之症，所以，在饯行时，他送给杨寘一把琴作为纪念，并且写了这篇谈弹琴的文章，还把学弹琴的老师孙道滋也请来一起喝酒。
　　  苏轼不仅文章、诗词、书法冠绝当代，在医药上的成就也首屈一指。他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私集资合办的医院——“安乐坊”，并对气功强身祛病也有深入研究。然而，他意外所得的处方圣散子，却给他带来毁誉参半的名声。“凡伤寒不问症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适黄州连岁大疫，使用此方“所全活者，至不可数”。然而后来永嘉瘟疫，用之，则“被害者不可胜数”。圣散子多辛温燥烈之药，用于寒疫固效，用于瘟疫，则为祸不可胜言矣，苏轼也因此大受后人抨击。
　　  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有几首药名词流传于世，读来饶有兴味。“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提防风月费篇章。孤负寻常山简醉。独自。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谁伴。只甘松竹共凄凉。”（《定风波·用药名招婺源马荀仲游雨岩马善医》）这首词含有许多药名，分别为：木香、禹余粮、石膏、防风、常山、栀子、海藻、甘松等。既表达了词意，又不显得牵强。
　　  陆游行医更加专业，他曾著有一本医书名《陆氏续集验方》。南宋淳熙二年，陆游在成都做一个小官，其时疫病流行，他目睹患者贫病交加之惨状，便在街头煮大锅药给患者服用，救了很多人。并有诗云：“我游四方不得意，阳狂施药成都市。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疲民起憔悴。”晚年居山阴，他还亲自种药，配制丸散膏丹，走乡串户，为鄉亲治病。很多人为感谢他的活命之恩，生下的儿子都起名叫“陆”：“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竟完全是一个受群众欢迎的职业医生了。
　　  蒲松龄精通医术却鲜为人知。《草木传》就是他根据中草药的性味、功能等特点，运用“生”“旦”“丑”“净”等戏剧行当加以演化而成的著作。剧中的“清肺汤”则是《医宗金鉴》治疗肺热喘咳的方剂。请听剧中人物的道白：“那一日在天门冬前麦门冬后摇了摇兜铃，内出两位妇人，一个叫知母，头戴一枝旋复花，擦着一脸天花粉;一个叫贝母，头戴一枝款冬花，搽着一脸元明粉……汇成一方，便把那热痰喘咳一并治去。”此一方中用了多少味中草药，略有点医学常识者，一看便知。
　　  文以载道，医以济世。鲁迅和郭沫若，当年弃医从文，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深受国人崇敬。当代作家中比较有名的余华、毕淑敏、冯唐等，也是医生出身。他们用医生的眼光，观察人和纷繁的人生。作为医生，他们有理性的思维和丰厚的医学知识;作为作家，他们有感性的内心和细腻的文字表达能力。
　　  由此观之，文人与医术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文人擅长医术的比比皆是，而医生自己也往往文采飞扬。不过，在社会化分工日趋细化的今天，每个人都潜心于自己某一特定的领域，能身兼文人与医生称号的人已然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