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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杜威访华，《东方杂志》借此进行了隆重的文化演绎。首先是以清初颜李学派与之相比附，将杜氏实用主义哲学看成是“发明”自身传统的一种手段；其次是在向中国读者介绍实用主义“科学哲学”之际，试图用“实验的方法”检视涌进中国的各种“主义”的真伪；再次是借杜威对中国文化之“同情的理解”，间接回应“全盘西化”等激进观点，重拾对“东方文化”、“中国道路”的自信。《东方杂志》对杜威的跟踪报道、深度介绍、广泛翻译、重点解读，无一不透露出丰富的文化意味，无一不打上鲜明的态度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