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一项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新指标——克强指数（ Li keqiang index）。这个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的指数，是三种经济指标：耗电量、铁路运货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的结合。
　　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
　　《经济学人》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
　　这本杂志特别列出一张曲线图，以过去十年为时间轴，将“克强指数”与官方发布的GDP走势相对照，发现趋势上总体一致，但在上下波幅上，前者的表现比后者剧烈得多。
　　“克强指数”很快被一些国际机构认可。花旗银行用它来对比工业企业利润，认为解释能力更强。
　　评论者说，就真实性而言，“克强指数”包括的三项指标，项项涉及真金白银，几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饱受诟病，“克强指数”显示出一名地方决策者的清醒、实在，也展现出他的专业功底和专业精神。
　　李克强的专业精神，既来自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来自从工业、农业两个大省再到中央的实践磨练。
　　他外出调研经常随机行动，到县城的超市询问商品价格，与小吃摊摊主聊天；或者是在下乡途中临时下车，追问村民税费改革落实情况；爬上8米高的粮库，捡起稻米细嚼，自己感受粮食品质。
　　2013年春节前，李克强在包头棚户区看望居民，因为是临时到来，让居民家的“光屁股娃娃”欢乐地抢了新闻联播的镜头。
　　因为有对真实情况的把握，在审视和应对经济难题时，他显得功力深厚、底气十足。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做了一次令参会者“深感吃惊”的总结发言。据与会者讲，他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从世界经济困局讲到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环环相扣，逻辑严密，面前没有一页讲稿。
　　他主持的会，还要求参会人员不准念稿，讲实际问题。
　　事实上，在十八大召开前，李克强“督战”营业税改增值税，在官方媒体发出的现场特写中，他数次打断埋头念稿的发言者，直切关键：“你就说说，试点中还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被外电解读为“展现强势作风”，“塑造熟悉经济、果敢的形象”；民间则更关注被“拷问”的官员一时间为之紧张，将此视作“新政风”。
　　而细究李克强的为学、从政之路，这更多地反映了他崇尚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基层调研时，面对老百姓，他也经常会追问：有什么恼火事？哪里不满意？
　　《小康》杂志的一篇报道曾引述一名河南官员的话说，1998年李克强初到河南，但让河南官员感到意外的是， 新省长并没有立刻搞什么大动作，工作和生活都很低调。
　　李克强此前给外界的印象近乎学者，面对“中国的缩影”河南， “李克强像个学生，自己摸索，自己去学习。”河南一位退休官员对媒体说。
　　1999年初的《领导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李克强到任河南半年后召开的一次“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研讨会”。
　　相对于“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本身，文章更感兴趣的是研讨会的组织运作方式，“对各级领导如何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尤其是如何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这篇文章说，由省政府出面召开研讨会，本身就是件新鲜事，会议的组织运作更有特点：
　　一是形式简单，没有会标，未请记者，没有惯常的程式和“过门儿”，厅局领导每人领到的材料袋足有几斤重，那是几十个单位近两个月来调研的各类研究报告。而会前的调研由李克强主导安排，有关部门列出了50个调研题目，要求必须用数据支撑观点，把存在问题和调整方向找准。
　　二是领导“到位”，代省长李克强、副省长张以祥“一坐到底”，边听边记，不时插话，参与“研讨”。
　　李克强询问的“行情”非常具体：水泥总量供过于求，高标号水泥占多大比例，省内市场如何；医药行业新增产值中新药和普药各占多大比重，新药市场份额有多大；纺织行业服装比例过低的原因是什么。
　　这篇文章感慨，河南省工业经济结构调整讲了多年，但进展缓慢，一般号召多，工作指导失之空泛，缺乏实打实的研究，曾多次留下因见事迟、行动缓、工作不力而错过结构调整机遇的憾事。
　　这种被一些地方干部视作“新鲜事”的调研方式，对于李克强来讲，是一种专业习惯、专业方法。
　　随后，在省长任内，李克强力推城市建设的“两端”——体现现代城市特征的“郑东新区”，以邓州孟楼为样板的小城镇。提出“东引西进”战略，引进国外和东部沿海的先进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提升产业档次，开拓中西部市场。
　　2000年下半年，李克强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主导了河南省的“十五”规划编制工作，从而梳理、确立了河南面向未来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据知情者回忆，在他的办公室、省政府会议室或是出差开会的临时住所，他经常会同有关人员，自己摁着计算器，测算着什么产业会对全省拉动性最大，会使一些资源枯竭的城市繁荣起来；摊开地图，描画着铁路、高速公路的网架结构。
　　从酷暑难耐的盛夏，到大雪拥门的冬夜，用他的心血编就的规划，至今仍是河南的战略导向和战略重点：中原城市群、大中小城镇三头并举推动城镇化、交通运输大通道、文化旅游大省、优质专用小麦和优质肉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特别是他提出的两高战略——“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较高的增长质量”，在带领河南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同时，不也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放大版实验吗？
　　2002年末升任河南省委书记之后，李克强的执政方略全面亮相：
　　提出“中原崛起”，夹在东南沿海和西部大开发之间的河南开始尝试走出“洼地”。
　　以“中原城市群”概念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同时力推县域经济、小城镇建设。这种城镇化发展脉络，既是李克强在学术研究阶段“三元结构”理论的2. 0版，也与后来中央力推的思路一致。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李克强提出“三化”——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几年后当他作为副总理强调“新型四化”时，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化。
　　作为制度配套，李克强提出了要创新体制：深化国企改革、发展非公经济、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服务型政府。
　　2004年底李克强转任辽宁省委书记，上任15天，跑遍了全省12个地级市和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翻检他在每一地的调研讲话，扎实而具体，小到某家企业的人均工资、某家钢厂的转炉规格，大到国企股份制改造、“大沈阳”、“锦州湾”、延长产业链条和推动资本运作。他的施政方略没有河南那么长的准备期，几乎与就任时的密集调研同时亮相。
　　也许得益于对中国底层社会的切身感受，也许与传统的和合思想有关，从当年的硕士论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强一直注重将学理分析与现实约束紧密贴合，找平衡，扩共识——这种务实的思路，对于断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异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未必给人一时惊喜，却称得起持久的专业和负责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