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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5日，全国民众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圣诞礼物：基准利率上调0.25%。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人民银行已六度上调存款准备金，两次加息。政府正明确无误地向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抗通胀。
此刻，比通胀更危险的另一个敌人——滞涨，正悄悄逼近中国。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是最早发出此类警告的官员。在外界看来，贺铿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早在2009年出现在央视《面对面》时，他就说“我的工资买不起房”，他甚至还呼吁，“政府炒地推高房价，卖地收入应收归中央。”
圣诞节前一天，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达贺铿位于西交民巷全国人大新办公室时，发现这位计量经济学家的办公桌上只摆着两样东西，一个是一尺多高的毛泽东塑像，另一个是他紧握的双手。
作为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贺铿认为，12年积极财政政策、“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后遗症，给中国经济积累大量滞涨风险。贺铿与《中国新闻周刊》的对话就从这里开始。
滞涨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前不久你曾表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已进入滞涨，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贺铿：2010年6月份开始，中国工业就出现下滑的苗头，当时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表现得不是太好。出现这个情况，我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房地产调控使得投资规模受到一定限制；二是清理地方债务平台。去年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规模估计有七八万亿，可是地方财政有什么做抵押？这个问题很让人担心。清理必然使地方的投资积极性和投资能力受到限制，这也会导致GDP和工业受到一定影响；第三个是节能减排，国家对一些污染比较严重、耗能比较大的企业进行了限制。
房地产、地方债务和高能耗产业的问题，都是前些年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膨胀的结果。现在不限制、不调整不行，否则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但是一旦调整，就必然使我们的工业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就会减速。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凯恩斯主义实行过度，其结果就是滞涨。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就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就没有断过，我认为，现在整个中国经济已经患上了积极财政依赖症。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从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看，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慢，这个与你的滞涨预测是否有冲突？
贺铿：2010年10%的增长率应该是能够确定的，这个增长率并不低。但是呢，2010年6、7月份就已经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因此，下半年，从保增长的考虑，恐怕政府又是恢复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11月的货币投放看，回升很多，但是这样来保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迟早还是要回归到正常轨道上来。特别是当前因为货币发行得比较多，再加上一些炒作的因素等等，物价上涨得比较快。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又受到制约，这就是滞涨。我认为，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滞涨是很难避免的。2010年，我最担心的是经济二次探底。2011年，遇到的情况可能更复杂，经济滞涨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但经济探底的问题不存在了。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会不担心二次探底？
贺铿：2010年担心经济二次探底，主要是担心当时受调控影响，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大幅下滑。现在看，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还算平稳。政府明年计划推出的10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能够保证房地产市场保持一个适度投资规模，保证经济增长。当时另一个担心的是新增贷款会不会收缩得太紧，导致一些工程烂尾。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宏观调控做得不错，避免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还有一个关于二次探底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我是与其他的经济学家有很大差异的，我认为，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复苏是比较稳定的。最明显的例证是，中国对外出口恢复得比较快，已经回升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上来。为什么会恢复呢？并不是中国有什么本事，而是人家的经济好了，需要你的产品，你才能出口，这说明美日欧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复苏是比较稳健的。
宏观政策仍是相机抉择
中国新闻周刊：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1年的财政货币、货币政策分别为积极和稳健，你如何理解其中的积极和稳健的提法？
贺铿：现在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一个很实质性的提法，更多的是个心理上的，即便真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也会比今年安排的10500亿元要少。同样，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意味着今年的新增贷款要比去年少很多，六七万亿总还是有的。因此，并不必拘泥于积极不积极、稳健不稳健的提法，还是要根据经济的现实情况去灵活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你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还是相机抉择，而不是着眼于一个长期稳定的目标。你如何评价过去一年中国的宏观调控？
贺铿：宏观调控肯定是相机抉择。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订得那么精确，中间不做任何调整。现实中，政府只可能是订一个大的范围，然后交人大讨论，最后确认下来。
2010年的宏观调控整体上还是成功的。货币政策中除了匯率的政策，给了外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我不太赞成外，其他的应该说掌握得比较稳健，包括清理地方政府债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联储“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环境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到“稳健”？
贺铿：现在很多人对于稳健的理解，就是新增贷款的数额怎么把握，至于说其他的问题，并没有考虑那么细。但货币政策还包括汇率、利率，以及其他操作工具怎么使用。我认为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如何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如何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因此，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是紧密关联的。现在社会上有些舆论我是不太赞成的，比如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太重，我并不这样认为。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眼下政府还有能力推出如此大规模的计划刺激经济增长吗？
贺铿：再要来一波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我们的经济恐怕就有麻烦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四万亿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问题比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危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如何一揽子消化、解决。我认为，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政府不太可能再度推出类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中国新闻周刊：很长时间，中国采取的都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财政政策，到现在容许一定的赤字，你怎么看？
贺铿：一味地强调没有一点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不见得就是好，发展经济，借点债是可以理解的。治国和治家，我们一直认为是没有太多本质差异的，如果一直靠借债度日，这个家庭恐怕是很难支持下去，但如果是一直不借任何人的钱，那你要做一些事情也是做不了的，比如在北京买房，一般的工薪族，不找银行借债，能买得起吗？但总体上来说，收支平衡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房地产：政府该做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表示，要使住房价格恢复到一个理性的水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府不能炒地、社会资金不能炒房。基于这一观点，你如何评价今年的房地产调控措施？
贺铿：现在很多人认为房地产的调控并不是很成功，一个是房价并没有下去，另外地王还是在不断出现，这显然是要改进的。从现在看，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方法，仍然是治标不治本。温家宝总理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遏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要规范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和使用，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的调控措施不得力，限购、限贷的做法并不是特别好。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称2011年将推出1000万套保障房，这是否是房地产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贺铿：这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政府不可能全部亲历亲为。目前，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把保障房和保障房体系分开。如何建设一个保障住房的体系，政府要做哪些事情，亟须规范，现在是说得多，做得不够实，而且现在这个概念很混乱。
那么政府现在应该做哪些事情呢？我认为，一个是廉租房，另一个是棚户区改造。现在还住在棚户区的人都是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作出牺牲的人，但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他们没有得到实惠。这些人过去做了这么大的贡献，现在又没有钱改善住房，政府不掏钱给他们解决问题，谁掏钱？如果你交给开发商去改造棚户区，他们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这才导致出现很多拆迁纠纷。
中国新闻周刊：1000万套保障房入市，会对2011年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你认为2011年房价会跌吗？
贺铿：我认为房价与保障房之间的关系不大，真正能够挤压目前房价泡沫的是房产税。现在世界上没几个国家是不收房产税的。比如，超过一定人均面积，房产税的税率可以设得很高，这是能够打击市场上的房地产投机炒作。一户一宅应该是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说得更直白些，政府应该传递一个信息：房地产市场不是富人赚钱投机的地方。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让少数人占有过多的房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官员和学者称开征房产税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你怎么看？
贺铿：房产统计交给地方去做，是没有那么困难的，比方说，把北京朝阳区的房屋信息调查清楚，这个需要多大工夫？不会太久的。还有人说住房价格的评估很难，但是你看现在北京哪个区域的房子值多少钱，二手房交易时，中介不是估得清清楚楚吗？增值税、营业税那么复杂，税务系统不是计算的清清楚楚吗？房产税迟迟没有开征，我看是一些人有私心，因为他的房子比较多，不愿意交那个税。有人说真要征收房产稅，可能会打个头破血流。我不这么看，现在政府征的这些税，纳税人有那么野蛮吗？合理面积的住房，我们不征税，超过一定标准再征，大部分民众还是会理解的。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称，2009年，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宏观税负如此之高，如果再开征房产税是否合适？
贺铿：现在社会上有些舆论我是不太赞成的，比如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太重，我并不这样认为。中国的税负水平跟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是不重的。且不论是宽口径还是窄口径，国家统计局算的这个宏观税负是与世界标准接轨的。我国现行的统计标准是以欧洲的统计标准为蓝本，同时吸收了北美统计的部分原则，早在我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期间，中国就加入了世界统一的统计比较体系，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世界银行也是认可的。有些机构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而自己去创造一个口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确定的，我也不会认同他们的数据。★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人民银行已六度上调存款准备金，两次加息。政府正明确无误地向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抗通胀。
此刻，比通胀更危险的另一个敌人——滞涨，正悄悄逼近中国。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是最早发出此类警告的官员。在外界看来，贺铿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早在2009年出现在央视《面对面》时，他就说“我的工资买不起房”，他甚至还呼吁，“政府炒地推高房价，卖地收入应收归中央。”
圣诞节前一天，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达贺铿位于西交民巷全国人大新办公室时，发现这位计量经济学家的办公桌上只摆着两样东西，一个是一尺多高的毛泽东塑像，另一个是他紧握的双手。
作为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贺铿认为，12年积极财政政策、“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后遗症，给中国经济积累大量滞涨风险。贺铿与《中国新闻周刊》的对话就从这里开始。
滞涨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前不久你曾表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已进入滞涨，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贺铿：2010年6月份开始，中国工业就出现下滑的苗头，当时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表现得不是太好。出现这个情况，我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房地产调控使得投资规模受到一定限制；二是清理地方债务平台。去年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规模估计有七八万亿，可是地方财政有什么做抵押？这个问题很让人担心。清理必然使地方的投资积极性和投资能力受到限制，这也会导致GDP和工业受到一定影响；第三个是节能减排，国家对一些污染比较严重、耗能比较大的企业进行了限制。
房地产、地方债务和高能耗产业的问题，都是前些年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膨胀的结果。现在不限制、不调整不行，否则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但是一旦调整，就必然使我们的工业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就会减速。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凯恩斯主义实行过度，其结果就是滞涨。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就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就没有断过，我认为，现在整个中国经济已经患上了积极财政依赖症。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从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看，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慢，这个与你的滞涨预测是否有冲突？
贺铿：2010年10%的增长率应该是能够确定的，这个增长率并不低。但是呢，2010年6、7月份就已经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因此，下半年，从保增长的考虑，恐怕政府又是恢复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11月的货币投放看，回升很多，但是这样来保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迟早还是要回归到正常轨道上来。特别是当前因为货币发行得比较多，再加上一些炒作的因素等等，物价上涨得比较快。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又受到制约，这就是滞涨。我认为，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滞涨是很难避免的。2010年，我最担心的是经济二次探底。2011年，遇到的情况可能更复杂，经济滞涨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但经济探底的问题不存在了。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会不担心二次探底？
贺铿：2010年担心经济二次探底，主要是担心当时受调控影响，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大幅下滑。现在看，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还算平稳。政府明年计划推出的10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能够保证房地产市场保持一个适度投资规模，保证经济增长。当时另一个担心的是新增贷款会不会收缩得太紧，导致一些工程烂尾。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宏观调控做得不错，避免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还有一个关于二次探底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我是与其他的经济学家有很大差异的，我认为，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复苏是比较稳定的。最明显的例证是，中国对外出口恢复得比较快，已经回升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上来。为什么会恢复呢？并不是中国有什么本事，而是人家的经济好了，需要你的产品，你才能出口，这说明美日欧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复苏是比较稳健的。
宏观政策仍是相机抉择
中国新闻周刊：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1年的财政货币、货币政策分别为积极和稳健，你如何理解其中的积极和稳健的提法？
贺铿：现在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一个很实质性的提法，更多的是个心理上的，即便真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也会比今年安排的10500亿元要少。同样，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意味着今年的新增贷款要比去年少很多，六七万亿总还是有的。因此，并不必拘泥于积极不积极、稳健不稳健的提法，还是要根据经济的现实情况去灵活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你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还是相机抉择，而不是着眼于一个长期稳定的目标。你如何评价过去一年中国的宏观调控？
贺铿：宏观调控肯定是相机抉择。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订得那么精确，中间不做任何调整。现实中，政府只可能是订一个大的范围，然后交人大讨论，最后确认下来。
2010年的宏观调控整体上还是成功的。货币政策中除了匯率的政策，给了外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我不太赞成外，其他的应该说掌握得比较稳健，包括清理地方政府债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联储“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环境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到“稳健”？
贺铿：现在很多人对于稳健的理解，就是新增贷款的数额怎么把握，至于说其他的问题，并没有考虑那么细。但货币政策还包括汇率、利率，以及其他操作工具怎么使用。我认为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如何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如何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因此，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是紧密关联的。现在社会上有些舆论我是不太赞成的，比如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太重，我并不这样认为。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眼下政府还有能力推出如此大规模的计划刺激经济增长吗？
贺铿：再要来一波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我们的经济恐怕就有麻烦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四万亿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问题比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危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如何一揽子消化、解决。我认为，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政府不太可能再度推出类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中国新闻周刊：很长时间，中国采取的都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财政政策，到现在容许一定的赤字，你怎么看？
贺铿：一味地强调没有一点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不见得就是好，发展经济，借点债是可以理解的。治国和治家，我们一直认为是没有太多本质差异的，如果一直靠借债度日，这个家庭恐怕是很难支持下去，但如果是一直不借任何人的钱，那你要做一些事情也是做不了的，比如在北京买房，一般的工薪族，不找银行借债，能买得起吗？但总体上来说，收支平衡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房地产：政府该做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表示，要使住房价格恢复到一个理性的水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府不能炒地、社会资金不能炒房。基于这一观点，你如何评价今年的房地产调控措施？
贺铿：现在很多人认为房地产的调控并不是很成功，一个是房价并没有下去，另外地王还是在不断出现，这显然是要改进的。从现在看，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方法，仍然是治标不治本。温家宝总理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遏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要规范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和使用，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的调控措施不得力，限购、限贷的做法并不是特别好。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称2011年将推出1000万套保障房，这是否是房地产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贺铿：这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政府不可能全部亲历亲为。目前，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把保障房和保障房体系分开。如何建设一个保障住房的体系，政府要做哪些事情，亟须规范，现在是说得多，做得不够实，而且现在这个概念很混乱。
那么政府现在应该做哪些事情呢？我认为，一个是廉租房，另一个是棚户区改造。现在还住在棚户区的人都是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作出牺牲的人，但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他们没有得到实惠。这些人过去做了这么大的贡献，现在又没有钱改善住房，政府不掏钱给他们解决问题，谁掏钱？如果你交给开发商去改造棚户区，他们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这才导致出现很多拆迁纠纷。
中国新闻周刊：1000万套保障房入市，会对2011年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你认为2011年房价会跌吗？
贺铿：我认为房价与保障房之间的关系不大，真正能够挤压目前房价泡沫的是房产税。现在世界上没几个国家是不收房产税的。比如，超过一定人均面积，房产税的税率可以设得很高，这是能够打击市场上的房地产投机炒作。一户一宅应该是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说得更直白些，政府应该传递一个信息：房地产市场不是富人赚钱投机的地方。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让少数人占有过多的房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官员和学者称开征房产税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你怎么看？
贺铿：房产统计交给地方去做，是没有那么困难的，比方说，把北京朝阳区的房屋信息调查清楚，这个需要多大工夫？不会太久的。还有人说住房价格的评估很难，但是你看现在北京哪个区域的房子值多少钱，二手房交易时，中介不是估得清清楚楚吗？增值税、营业税那么复杂，税务系统不是计算的清清楚楚吗？房产税迟迟没有开征，我看是一些人有私心，因为他的房子比较多，不愿意交那个税。有人说真要征收房产稅，可能会打个头破血流。我不这么看，现在政府征的这些税，纳税人有那么野蛮吗？合理面积的住房，我们不征税，超过一定标准再征，大部分民众还是会理解的。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称，2009年，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宏观税负如此之高，如果再开征房产税是否合适？
贺铿：现在社会上有些舆论我是不太赞成的，比如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太重，我并不这样认为。中国的税负水平跟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是不重的。且不论是宽口径还是窄口径，国家统计局算的这个宏观税负是与世界标准接轨的。我国现行的统计标准是以欧洲的统计标准为蓝本，同时吸收了北美统计的部分原则，早在我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期间，中国就加入了世界统一的统计比较体系，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世界银行也是认可的。有些机构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而自己去创造一个口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确定的，我也不会认同他们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