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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风行“假设历史”；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在二战后如未运兵东北，改采稳定华北政策，则中国现代史将完全改观。
蒋介石“其介如石”，人同其名，倔强固执，极少承认错误。但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里，却坦白承认二战后大举运送国军主力部队至东北，以阻止中共接收，并冀望以速战速决方式解决共军，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如果蒋介石当年先稳住华北、华中和华南，再想办法收复东北，则中国现代史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在“假设历史”风行英、美学界之际，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尉(ArthurWedron)写了一篇《没有眼泪的中国——如果蒋介石不在1946年孤注一掷》的学术论文，刊登于美国《军事史季刊》所出版的专著《如果……将会怎么样》里面。这本轰动美国学界的“反事实”的历史论著，共有二十位知名史家发表“另类史观”。
林尉指出，国民政府在二战结束后，犯了两个致命性的错误，一是蒋介石紧急运兵东北，将国军精锐部队投入局面混沌的关外；二是调处国共冲突的美国特使马歇尔，于1946年5月国军赢得四平街战役后，突然迫使蒋介石停战，蒋不得不接受。林尉表示，1946年6月6日第二次停战命令下达后，国军士气即开始大跌，从而导致东北之失；东北的败退，则是中国大陆全面沦陷的先声。林尉强调，蒋介石的坚持己见以及马帅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迫蒋停战，是促成国府在东北崩溃的两大主因。
林尉认为，如果蒋介石采取稳定华北、华中、华南和放弃东北的政策，则中共绝不致坐大，最多只能称雄东北，建立“中华民主人民共和国”，并受到苏联的牵制，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统治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土地。亦即“自由中国”是大国，“红色中国”是小国，与今天的两岸恰好相反。林尉又说，在一大（民主进步）一小（专制落后）的对比下，局促东北的中共局势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受到国府冲击，而发生和平演变。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则不会有韩战、越战，更不会有冷战。十万美国子弟也不会在亚洲两次战争中丧生，中华民国亦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历史事实当然不像林尉所假设的情况那样发展，蒋介石后悔极了。蒋在1956年12月1日完稿的《苏俄在中国》里，坦然表示：“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蒋介石当时认为八年抗战乃是为收复东北而打的，能控制东北，即能控制全中国。因此，他不顾美军驻华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的反对，紧急运兵东北。在苏联大肆掠夺东北重工业设备和百般阻挠国军接收东北的严峻局面下，以及在雅尔塔密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双重压力下，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蒋介石，决定抢先出关，接收东北并与共军决战，魏德迈当然知道，如无美国协助运兵与后勤支援，则国府既不能接收东北，亦无法稳定华北。故他向蒋介石建议，由国府提出五强（中美英法俄）暂时监护东北的方案，魏德迈说他刻意不用敏感的“托管”（trusteeship），而使用“监护”(guardian)这个字眼，以免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魏氏同时向蒋建议，调派国府最优秀的行政人才和军事将领到长城以南的华北，固守这些重要地区，遭蒋拒绝。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民国)二十一年，我们对俄复交，可以说是引致苏俄进入太平洋的导火线。而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之间，苏俄对东北问题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收计划，最后反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更是我的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蒋表示：“东北土地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人民是我中华民国的国民，资源是我们国家建设所不可缺乏的条件。我们收复东北的主权这一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让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的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蒋介石懊恼地说：“至于东北主权接收问题，我政府本已决心如前节所述，提交联合国解决，而不使其与关内的军事问题互相牵制。不幸我们的决心不够，而对于这一个最重大的东北问题，在当时的决策，又因对外的国际关系而中途动摇，不能贯彻到底，遂使我们遭受这种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
即使历史按照美国史家林尉所假设的发展，毛泽东会甘心长期屈居东北吗?和蒋介石同样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毛泽东，会愿意长期臣服于克里姆林宫的淫威下吗?进一步而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毛泽东必须解放中国的个性而言，中共不仅不会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偏安东北，更不会长时间受苏联摆布，此其一。假如蒋介石放弃东北、稳住华北、华中和华南，国府就能保住政权吗?大陆变色的原因，不只是军事失利而已，经济的崩溃、社会的解体、政治的失败、美国调停的无效、民心的丧失以及对政府向心力的瓦解，皆是造成蒋介石政府仓皇辞朝的催化剂，此其二。五十多年前的中国局势，如照林尉的假设而演变，变成“蒋大毛小”，然从国共长期斗争的本质来看，内战肯定会继续打下去，蒋毛势必会在“苍茫大地”上，争夺“谁主沉浮”。
英国牛津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授福古森(NiallFetguson，目前在纽约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97年主编了一部专谈假设历史的论文集，从17世纪的欧洲谈到20世纪末。书中所提出的“另类史观”引起欧洲史学界的重视，并对美国史学界产生相当的启发作用。一般读者也许可以从史学家的“大胆假设”中，“小心求证”史实，从而获得重温历史的乐趣。
（摘自《关东作家》2003.12）B11
蒋介石“其介如石”，人同其名，倔强固执，极少承认错误。但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里，却坦白承认二战后大举运送国军主力部队至东北，以阻止中共接收，并冀望以速战速决方式解决共军，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如果蒋介石当年先稳住华北、华中和华南，再想办法收复东北，则中国现代史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在“假设历史”风行英、美学界之际，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尉(ArthurWedron)写了一篇《没有眼泪的中国——如果蒋介石不在1946年孤注一掷》的学术论文，刊登于美国《军事史季刊》所出版的专著《如果……将会怎么样》里面。这本轰动美国学界的“反事实”的历史论著，共有二十位知名史家发表“另类史观”。
林尉指出，国民政府在二战结束后，犯了两个致命性的错误，一是蒋介石紧急运兵东北，将国军精锐部队投入局面混沌的关外；二是调处国共冲突的美国特使马歇尔，于1946年5月国军赢得四平街战役后，突然迫使蒋介石停战，蒋不得不接受。林尉表示，1946年6月6日第二次停战命令下达后，国军士气即开始大跌，从而导致东北之失；东北的败退，则是中国大陆全面沦陷的先声。林尉强调，蒋介石的坚持己见以及马帅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迫蒋停战，是促成国府在东北崩溃的两大主因。
林尉认为，如果蒋介石采取稳定华北、华中、华南和放弃东北的政策，则中共绝不致坐大，最多只能称雄东北，建立“中华民主人民共和国”，并受到苏联的牵制，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统治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土地。亦即“自由中国”是大国，“红色中国”是小国，与今天的两岸恰好相反。林尉又说，在一大（民主进步）一小（专制落后）的对比下，局促东北的中共局势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受到国府冲击，而发生和平演变。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则不会有韩战、越战，更不会有冷战。十万美国子弟也不会在亚洲两次战争中丧生，中华民国亦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历史事实当然不像林尉所假设的情况那样发展，蒋介石后悔极了。蒋在1956年12月1日完稿的《苏俄在中国》里，坦然表示：“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蒋介石当时认为八年抗战乃是为收复东北而打的，能控制东北，即能控制全中国。因此，他不顾美军驻华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的反对，紧急运兵东北。在苏联大肆掠夺东北重工业设备和百般阻挠国军接收东北的严峻局面下，以及在雅尔塔密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双重压力下，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蒋介石，决定抢先出关，接收东北并与共军决战，魏德迈当然知道，如无美国协助运兵与后勤支援，则国府既不能接收东北，亦无法稳定华北。故他向蒋介石建议，由国府提出五强（中美英法俄）暂时监护东北的方案，魏德迈说他刻意不用敏感的“托管”（trusteeship），而使用“监护”(guardian)这个字眼，以免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魏氏同时向蒋建议，调派国府最优秀的行政人才和军事将领到长城以南的华北，固守这些重要地区，遭蒋拒绝。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民国)二十一年，我们对俄复交，可以说是引致苏俄进入太平洋的导火线。而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之间，苏俄对东北问题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收计划，最后反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更是我的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蒋表示：“东北土地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人民是我中华民国的国民，资源是我们国家建设所不可缺乏的条件。我们收复东北的主权这一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让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的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蒋介石懊恼地说：“至于东北主权接收问题，我政府本已决心如前节所述，提交联合国解决，而不使其与关内的军事问题互相牵制。不幸我们的决心不够，而对于这一个最重大的东北问题，在当时的决策，又因对外的国际关系而中途动摇，不能贯彻到底，遂使我们遭受这种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
即使历史按照美国史家林尉所假设的发展，毛泽东会甘心长期屈居东北吗?和蒋介石同样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毛泽东，会愿意长期臣服于克里姆林宫的淫威下吗?进一步而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毛泽东必须解放中国的个性而言，中共不仅不会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偏安东北，更不会长时间受苏联摆布，此其一。假如蒋介石放弃东北、稳住华北、华中和华南，国府就能保住政权吗?大陆变色的原因，不只是军事失利而已，经济的崩溃、社会的解体、政治的失败、美国调停的无效、民心的丧失以及对政府向心力的瓦解，皆是造成蒋介石政府仓皇辞朝的催化剂，此其二。五十多年前的中国局势，如照林尉的假设而演变，变成“蒋大毛小”，然从国共长期斗争的本质来看，内战肯定会继续打下去，蒋毛势必会在“苍茫大地”上，争夺“谁主沉浮”。
英国牛津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授福古森(NiallFetguson，目前在纽约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97年主编了一部专谈假设历史的论文集，从17世纪的欧洲谈到20世纪末。书中所提出的“另类史观”引起欧洲史学界的重视，并对美国史学界产生相当的启发作用。一般读者也许可以从史学家的“大胆假设”中，“小心求证”史实，从而获得重温历史的乐趣。
（摘自《关东作家》2003.12）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