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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生活着这样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群体：一年365天，他们多数时间都是在等待中度过；“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子女的陪伴，高楼大厦也只不过是冰冷的钢筋水泥，山珍海味也只不过是食不知味的残羹冷炙——他们就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空巢老人”。
“空巢老人”已成为社会问题
“空巢老人”这一概念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提出，一般是指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夫妇。现在，一些学者提出将空巢老人分为3类：本身就无子女的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子女在身边却疏于联系的老人。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老人杨秀英，今年67岁。2008年，在独子离京工作后，杨秀英成为了空巢老人队伍中的一员。据杨秀英的家人介绍，杨秀英早年在北京某皮革厂工作。由于常年处于皮革漂染等化学加工的工作环境下，年轻时，杨秀英就已经基本丧失嗅觉。退休后，杨秀英与丈夫分居已久，且因自身性格内向等因素，平时交友范围极为有限。曾与独子相依为命的杨秀英，在独子离京工作后，每天本就平淡的生活变得更加索然无味，并于两年前，患上了阿兹海默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经济》记者到达杨秀英家中采访时，已过午饭时间。但据记者目测，杨秀英家中并无用过午饭的痕迹。在记者的提醒下，杨秀英才半信半疑地为自己准备起午饭。而所谓的午饭，只不过是杨秀英从冰箱中拿出的一个用保鲜膜包裹着的小碗。据记者观察，碗里饭菜的贮藏时间应该不少于2天。在杨秀英家中，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内，记者看到老旧但却一尘不染的家具。杨秀英告诉记者，因为每天无事可做，因此，就只好多擦几遍家具，但究竟一天内能擦几遍，杨秀英自己也记不清楚。“我的弟弟、妹妹每周都来看我，给我买好一周需要的蔬菜、水果，有事我也会打电话叫他们。”杨秀英说。但当记者问到儿子多久回家一次的时候，杨秀英的脸上流露出了难言的无奈与思念：“不一定。儿子在深圳做生意，生意好、时间也富余的时候，就会多回来几趟，不然一年到头，可能也就可数的两三趟。”
在北京，像杨秀英这样的空巢老人为数众多。据2013年2月27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颁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空巢老人人口数量继续上升，2012年为0.99亿人，2013年将突破1亿人大关。在北京、上海等部分大中城市，空巢家庭甚至超过70%。空巢家庭、空巢老人的种类不断增多、人数不断扩大，使空巢老人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空巢老人”是必然，还是偶然？
空巢老人人数的不断上升，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是必然，还是偶然？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2013年，我国“春运”期间，全国道路、水路、民航、铁路运送旅客总量超过34亿人次，增幅显著。每年的春节前后，好似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旅客输送量，似乎为不断加剧的空巢老人现象做出了有力的解释。当前，在中国社会变迁、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现状下，因教育、财富等资源分配不均，使得流动人口的数量激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在谈到空巢老人问题时，向《经济》记者表示：“大量务工人员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市、乡镇地区的空巢老人不断增多。”
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也为原本的“独生子女家庭”埋下了成为“空巢家庭”的伏笔。传统的“4对多”模式，即4个老人对多个子女，被今天的“421”模式，即4个老人对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所取代。子女为生计、工作的忙碌奔波，加剧了老人独守空巢的现象。
对此，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蓝皮书副主编党俊武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客观看待空巢老人现象。在看到造成空巢老人人数不断增多的负面因素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空巢老人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整个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进步表现。“从西方等国家看，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使‘与老分居’成为整个现代化当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因为每个人的自主意识在提高，生活方式也在改变，个体独立能力增强，子女不再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依附父母。我国的现状也正是如此。”党俊武指出。
“空巢老人”面临的三大挑战
空巢老人的人数不断增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空巢老人也逐步向高龄、失能或伴有多种疾病的趋势靠近。空巢老人面临的三大挑战——生活保障、日常照料服务、精神慰藉，时刻牵动着出门在外的游子心。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老人姚庆淑，今年56岁，家中独女在两年前出国留学，自此，姚庆淑与老伴便过上了独守空巢的日子。姚庆淑告诉《经济》记者，年轻时，她靠个体经营赚了一些钱，老伴也是国企单位的职工，因此，家中的经济情况一直不错。但女儿大学毕业后，提出继续出国深造的想法，老两口为女儿的前途着想，将自己辛苦挣来的“养老金”全部投资在了女儿身上。本能颐养天年的姚庆淑，在女儿出国后的这两年期间，无奈又重新做起小买卖，亏盈不定。目前，家中唯一稳定的经济来源，只有姚庆淑与老伴每月8000元左右的退休金。此外，由于女儿刚刚出国留学不久，光靠平时打工赚钱不足以支付生活费和学费。因此，姚庆淑和老伴每隔半年还要汇一笔不小的开支给远在国外的女儿。已到耆艾之年的姚庆淑夫妇，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十分力不从心。在北京，与姚庆淑夫妇遭遇相同的空巢老人并不在少数。据2013年发布的《北京老龄产业研究报告》显示，北京子女及孙子女每年支付老人的赡养费仅为2607.7元，而老人每年则会“倒贴”后代1500元左右。
此外，在问及姚庆淑夫妇是否考虑过今后入住养老机构的问题时，姚庆淑夫妇表现出明显的迟疑与排斥。据姚庆淑透露，她所居住的这个小区，虽空巢老人人数不少，但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却不到10%。“养老院住着不仅没家舒服还挺贵，而且外人看了也笑话”。姚庆淑向《经济》记者解释道。据蓝皮书显示，近年，我国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明显下降，居家养老的意愿仍占据主流。其中，城镇地区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从2006年的16.1%下降至11.3%。在自报个人（家庭）平均每月可承担费用方面，城镇老年人1016元。此外，蓝皮书对城镇自报社区为老人服务情况的调查显示，37.4%有上门护理服务，仅2%有过利用；46.5%有上门看病服务，6%有过利用。由此可见，空巢老人对入住养老机构及享受社区老年人服务的意愿明显不足，而服务价钱及水平是使其受阻的最大因素，这造成空巢老人的日常照料服务问题堪忧。 2013年2月21日，一则“寻狗启事”一经转发，便在网上引起广泛热议。一位名叫“家居曹老师”的网友，因自己的爱犬在街头不慎走失，便以一套价值过百万的房产作为答谢，“悬赏”送还者。“家居曹老师”表示，因儿子常年在外工作，自己只能独守空巢。而常伴身边的爱犬是“家居曹老师”的唯一生活寄托，因此，便引发了这场“寻狗风波”。事件背后，却道尽了空巢老人独居生活的寂寞与无助，引人心酸。据北京市密云县法院资料显示，近年来，包含精神赡养诉求的案件明显上升，一些空巢老人因对子女不常回家探望，忽略其精神需求不满，便诉诸法律。这也充分证明，精神慰藉问题成为空巢老人的通病亟待解决。
“空巢老人”的日常照料问题之解
针对日常照料服务方面，蓝皮书提出以老年人自我服务和家庭养老服务为基础、以社区居家服务、公寓服务和日间照护服务为主干、院舍服务为支撑、邻里服务和志愿服务为补充的中国特色老龄服务体系。“作为中国特色老龄服务体系，蓝皮书所提出的理想养老模式就是按照‘老年人自管-子女管理-入户提供服务-入住养老机构’的规律逐渐递进。”党俊武解释道。
据《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显示，2015年年末，我国养老机构，每千名老年人将达30张床位。但近年来，老年人不断下降的养老机构入住意愿，使空巢老人的养老去处成为问题。党俊武认为，其中原因主要归结于两点：第一，空巢老人的自尊心作怪；第二，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据统计，由政府投资建设社会养老机构，每增加一个床位，便随之增加10万到15万不等的财政支出，开销庞大。以社区为单位的居家养老模式，每年仅需政府为每个老人援助1200元左右，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因此，以社区为单位居家养老模式将入住养老机构取而代之，将成为今后中国特色老龄服务体系中的有效可行途径，并大大缓解了空巢老人的日常照料服务问题。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开展以社区为单位居家养老的新型养老模式，为空巢老人的日常照料服务提供了极大便利。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东高地社区，在这方面就率先做出了表率。东高地社区“为老服务团”成立3年以来，累计志愿服务4000次，受到空巢老人、行动不便及有特殊需求老人的普遍欢迎。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余浴清，是一位十分典型的空巢老人。余浴清的丈夫于1989年过世，由于生理原因，余浴清没有亲生子女，她领养的一儿一女也很少到家中看望。孤身一人的余浴清生活贫苦，并在几年前患上脑血栓。两年前的一次发病，导致余浴清的左脸完全失去知觉，左耳的听觉也全部丧失，这使余浴清本就已经劳损过度的身子更加脆弱。《经济》记者到余浴清家中采访时，同楼的邻居王女士和刘女士已经到达多时。据东高地社区党委书记康丽萍介绍，这两位便是“为老服务团”的志愿者，她们的志愿服务对象就是余浴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王女士和刘女士今年的年龄分别是65岁、74岁，在家中也是和老伴独守空巢。自2011年加入“为老服务团”后，已志愿照顾余浴清2年有余。每天为余浴清买菜、做饭、收拾房间，偶尔带她看病，叮嘱她按时吃药，甚至帮助余浴清洗头、洗澡，充实忙碌的志愿服务工作让她们在日常闲暇时间有事可做。康丽萍告诉《经济》记者，东高地社区是老龄化现象极为显著的社区之一。社区内，80%以上的年轻子女都已进城或离京务工，留下许多像余浴清这样高龄、失能或患病老人独守家中。“为老服务团”是社区内老年人自发组织成立的团体，以“小老服大老”的宗旨为空巢老人提供日常入户服务，并为需要特别照顾的空巢老人制定“个人档案”，内容包括：姓名、年龄、退休金及病史等资料，既系统又详细。目前，这种以社区为单位的居家养老模式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江苏省南京市等多地成效显著。
“空巢老人”求助，更需自助
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乌鸦反哺”的典故以示儿女在成年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与西方国家相比，在我国，孝敬老人更是长久以来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因此，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已经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在刚刚结束的2013年“两会”期间，农工党中央、民进中央分别将“呼吁全社会关注失独老人”，作为今年政协会议期间的界别重点提案。民进中央特别提出“提高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根据国家财政收入状况和上一年度的消费物价指数，制定动态化的扶助标准，并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因为不同地区的财政收入和消费水平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分级负担的方法制定差异性的补贴方案”的议案，针对空巢老人，特别是失独空巢老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空巢老人遇到的最大挑战——精神慰藉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2012年12月28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提到，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将“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条文内，大力呼吁子女关注空巢老人的精神慰藉问题。党俊武认为，“常回家看看”虽已被列入法律条文，但其只是起到倡导意义，并非强制执行。“子女不可能‘常回家看看’，在金钱和时间上都难以协调。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这项条文，而是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行。”党俊武强调。同时，在解决空巢老人精神孤独的问题上，空巢老人不仅要“求助”，更重要的是“自助”。1999年，国际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观点，即人类个体老年期的健康和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生的经历和行为，通过倡导积极老龄化，最大限度地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以实现尽可能延长人类健康预期寿命，提高老年期生活质量的目标。空巢老人也该树立积极老龄化的健康心态，尽量摆脱“空巢心理”。“首先，老年人应减轻对子女的心理依赖，适应与子女分开的独立生活环境；其次，各个工作单位应在老年人退休前，提供退前培训、教育等活动，让老年人尽快适应独居后的心理及生理上的变化，使其对老年生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再次，加强老年群众自制组织的建设，扩大交际范围、提升交友能力；第四，提供多种多样的老年服务，比如：老年旅游、老年大学等。”党俊武补充道。
“空巢老人”已成为社会问题
“空巢老人”这一概念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提出，一般是指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夫妇。现在，一些学者提出将空巢老人分为3类：本身就无子女的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子女在身边却疏于联系的老人。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老人杨秀英，今年67岁。2008年，在独子离京工作后，杨秀英成为了空巢老人队伍中的一员。据杨秀英的家人介绍，杨秀英早年在北京某皮革厂工作。由于常年处于皮革漂染等化学加工的工作环境下，年轻时，杨秀英就已经基本丧失嗅觉。退休后，杨秀英与丈夫分居已久，且因自身性格内向等因素，平时交友范围极为有限。曾与独子相依为命的杨秀英，在独子离京工作后，每天本就平淡的生活变得更加索然无味，并于两年前，患上了阿兹海默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经济》记者到达杨秀英家中采访时，已过午饭时间。但据记者目测，杨秀英家中并无用过午饭的痕迹。在记者的提醒下，杨秀英才半信半疑地为自己准备起午饭。而所谓的午饭，只不过是杨秀英从冰箱中拿出的一个用保鲜膜包裹着的小碗。据记者观察，碗里饭菜的贮藏时间应该不少于2天。在杨秀英家中，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内，记者看到老旧但却一尘不染的家具。杨秀英告诉记者，因为每天无事可做，因此，就只好多擦几遍家具，但究竟一天内能擦几遍，杨秀英自己也记不清楚。“我的弟弟、妹妹每周都来看我，给我买好一周需要的蔬菜、水果，有事我也会打电话叫他们。”杨秀英说。但当记者问到儿子多久回家一次的时候，杨秀英的脸上流露出了难言的无奈与思念：“不一定。儿子在深圳做生意，生意好、时间也富余的时候，就会多回来几趟，不然一年到头，可能也就可数的两三趟。”
在北京，像杨秀英这样的空巢老人为数众多。据2013年2月27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颁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空巢老人人口数量继续上升，2012年为0.99亿人，2013年将突破1亿人大关。在北京、上海等部分大中城市，空巢家庭甚至超过70%。空巢家庭、空巢老人的种类不断增多、人数不断扩大，使空巢老人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空巢老人”是必然，还是偶然？
空巢老人人数的不断上升，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是必然，还是偶然？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2013年，我国“春运”期间，全国道路、水路、民航、铁路运送旅客总量超过34亿人次，增幅显著。每年的春节前后，好似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旅客输送量，似乎为不断加剧的空巢老人现象做出了有力的解释。当前，在中国社会变迁、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现状下，因教育、财富等资源分配不均，使得流动人口的数量激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在谈到空巢老人问题时，向《经济》记者表示：“大量务工人员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市、乡镇地区的空巢老人不断增多。”
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也为原本的“独生子女家庭”埋下了成为“空巢家庭”的伏笔。传统的“4对多”模式，即4个老人对多个子女，被今天的“421”模式，即4个老人对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所取代。子女为生计、工作的忙碌奔波，加剧了老人独守空巢的现象。
对此，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蓝皮书副主编党俊武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客观看待空巢老人现象。在看到造成空巢老人人数不断增多的负面因素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空巢老人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整个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进步表现。“从西方等国家看，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使‘与老分居’成为整个现代化当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因为每个人的自主意识在提高，生活方式也在改变，个体独立能力增强，子女不再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依附父母。我国的现状也正是如此。”党俊武指出。
“空巢老人”面临的三大挑战
空巢老人的人数不断增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空巢老人也逐步向高龄、失能或伴有多种疾病的趋势靠近。空巢老人面临的三大挑战——生活保障、日常照料服务、精神慰藉，时刻牵动着出门在外的游子心。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老人姚庆淑，今年56岁，家中独女在两年前出国留学，自此，姚庆淑与老伴便过上了独守空巢的日子。姚庆淑告诉《经济》记者，年轻时，她靠个体经营赚了一些钱，老伴也是国企单位的职工，因此，家中的经济情况一直不错。但女儿大学毕业后，提出继续出国深造的想法，老两口为女儿的前途着想，将自己辛苦挣来的“养老金”全部投资在了女儿身上。本能颐养天年的姚庆淑，在女儿出国后的这两年期间，无奈又重新做起小买卖，亏盈不定。目前，家中唯一稳定的经济来源，只有姚庆淑与老伴每月8000元左右的退休金。此外，由于女儿刚刚出国留学不久，光靠平时打工赚钱不足以支付生活费和学费。因此，姚庆淑和老伴每隔半年还要汇一笔不小的开支给远在国外的女儿。已到耆艾之年的姚庆淑夫妇，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十分力不从心。在北京，与姚庆淑夫妇遭遇相同的空巢老人并不在少数。据2013年发布的《北京老龄产业研究报告》显示，北京子女及孙子女每年支付老人的赡养费仅为2607.7元，而老人每年则会“倒贴”后代1500元左右。
此外，在问及姚庆淑夫妇是否考虑过今后入住养老机构的问题时，姚庆淑夫妇表现出明显的迟疑与排斥。据姚庆淑透露，她所居住的这个小区，虽空巢老人人数不少，但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却不到10%。“养老院住着不仅没家舒服还挺贵，而且外人看了也笑话”。姚庆淑向《经济》记者解释道。据蓝皮书显示，近年，我国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明显下降，居家养老的意愿仍占据主流。其中，城镇地区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从2006年的16.1%下降至11.3%。在自报个人（家庭）平均每月可承担费用方面，城镇老年人1016元。此外，蓝皮书对城镇自报社区为老人服务情况的调查显示，37.4%有上门护理服务，仅2%有过利用；46.5%有上门看病服务，6%有过利用。由此可见，空巢老人对入住养老机构及享受社区老年人服务的意愿明显不足，而服务价钱及水平是使其受阻的最大因素，这造成空巢老人的日常照料服务问题堪忧。 2013年2月21日，一则“寻狗启事”一经转发，便在网上引起广泛热议。一位名叫“家居曹老师”的网友，因自己的爱犬在街头不慎走失，便以一套价值过百万的房产作为答谢，“悬赏”送还者。“家居曹老师”表示，因儿子常年在外工作，自己只能独守空巢。而常伴身边的爱犬是“家居曹老师”的唯一生活寄托，因此，便引发了这场“寻狗风波”。事件背后，却道尽了空巢老人独居生活的寂寞与无助，引人心酸。据北京市密云县法院资料显示，近年来，包含精神赡养诉求的案件明显上升，一些空巢老人因对子女不常回家探望，忽略其精神需求不满，便诉诸法律。这也充分证明，精神慰藉问题成为空巢老人的通病亟待解决。
“空巢老人”的日常照料问题之解
针对日常照料服务方面，蓝皮书提出以老年人自我服务和家庭养老服务为基础、以社区居家服务、公寓服务和日间照护服务为主干、院舍服务为支撑、邻里服务和志愿服务为补充的中国特色老龄服务体系。“作为中国特色老龄服务体系，蓝皮书所提出的理想养老模式就是按照‘老年人自管-子女管理-入户提供服务-入住养老机构’的规律逐渐递进。”党俊武解释道。
据《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显示，2015年年末，我国养老机构，每千名老年人将达30张床位。但近年来，老年人不断下降的养老机构入住意愿，使空巢老人的养老去处成为问题。党俊武认为，其中原因主要归结于两点：第一，空巢老人的自尊心作怪；第二，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据统计，由政府投资建设社会养老机构，每增加一个床位，便随之增加10万到15万不等的财政支出，开销庞大。以社区为单位的居家养老模式，每年仅需政府为每个老人援助1200元左右，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因此，以社区为单位居家养老模式将入住养老机构取而代之，将成为今后中国特色老龄服务体系中的有效可行途径，并大大缓解了空巢老人的日常照料服务问题。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开展以社区为单位居家养老的新型养老模式，为空巢老人的日常照料服务提供了极大便利。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东高地社区，在这方面就率先做出了表率。东高地社区“为老服务团”成立3年以来，累计志愿服务4000次，受到空巢老人、行动不便及有特殊需求老人的普遍欢迎。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余浴清，是一位十分典型的空巢老人。余浴清的丈夫于1989年过世，由于生理原因，余浴清没有亲生子女，她领养的一儿一女也很少到家中看望。孤身一人的余浴清生活贫苦，并在几年前患上脑血栓。两年前的一次发病，导致余浴清的左脸完全失去知觉，左耳的听觉也全部丧失，这使余浴清本就已经劳损过度的身子更加脆弱。《经济》记者到余浴清家中采访时，同楼的邻居王女士和刘女士已经到达多时。据东高地社区党委书记康丽萍介绍，这两位便是“为老服务团”的志愿者，她们的志愿服务对象就是余浴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王女士和刘女士今年的年龄分别是65岁、74岁，在家中也是和老伴独守空巢。自2011年加入“为老服务团”后，已志愿照顾余浴清2年有余。每天为余浴清买菜、做饭、收拾房间，偶尔带她看病，叮嘱她按时吃药，甚至帮助余浴清洗头、洗澡，充实忙碌的志愿服务工作让她们在日常闲暇时间有事可做。康丽萍告诉《经济》记者，东高地社区是老龄化现象极为显著的社区之一。社区内，80%以上的年轻子女都已进城或离京务工，留下许多像余浴清这样高龄、失能或患病老人独守家中。“为老服务团”是社区内老年人自发组织成立的团体，以“小老服大老”的宗旨为空巢老人提供日常入户服务，并为需要特别照顾的空巢老人制定“个人档案”，内容包括：姓名、年龄、退休金及病史等资料，既系统又详细。目前，这种以社区为单位的居家养老模式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江苏省南京市等多地成效显著。
“空巢老人”求助，更需自助
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乌鸦反哺”的典故以示儿女在成年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与西方国家相比，在我国，孝敬老人更是长久以来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因此，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已经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在刚刚结束的2013年“两会”期间，农工党中央、民进中央分别将“呼吁全社会关注失独老人”，作为今年政协会议期间的界别重点提案。民进中央特别提出“提高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根据国家财政收入状况和上一年度的消费物价指数，制定动态化的扶助标准，并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因为不同地区的财政收入和消费水平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分级负担的方法制定差异性的补贴方案”的议案，针对空巢老人，特别是失独空巢老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空巢老人遇到的最大挑战——精神慰藉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2012年12月28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提到，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将“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条文内，大力呼吁子女关注空巢老人的精神慰藉问题。党俊武认为，“常回家看看”虽已被列入法律条文，但其只是起到倡导意义，并非强制执行。“子女不可能‘常回家看看’，在金钱和时间上都难以协调。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这项条文，而是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行。”党俊武强调。同时，在解决空巢老人精神孤独的问题上，空巢老人不仅要“求助”，更重要的是“自助”。1999年，国际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观点，即人类个体老年期的健康和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生的经历和行为，通过倡导积极老龄化，最大限度地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以实现尽可能延长人类健康预期寿命，提高老年期生活质量的目标。空巢老人也该树立积极老龄化的健康心态，尽量摆脱“空巢心理”。“首先，老年人应减轻对子女的心理依赖，适应与子女分开的独立生活环境；其次，各个工作单位应在老年人退休前，提供退前培训、教育等活动，让老年人尽快适应独居后的心理及生理上的变化，使其对老年生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再次，加强老年群众自制组织的建设，扩大交际范围、提升交友能力；第四，提供多种多样的老年服务，比如：老年旅游、老年大学等。”党俊武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