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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与人：最近，昆明市因为推行注重实效的强力改革措施，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熊思远：这其实是媒体对昆明这个美丽城市的一种期待，希望昆明市委、市政府能在全国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逐步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追赶型、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路子。同时，也与昆明这场改革的领军人物仇和的媒体关注度不无关系。鉴于仇和在江苏改革创造的经验，人们有理由对他在新的政治平台上的改革创新，寄予期望。而这正是“新政”的当代中国解读。
车与人：在您看来，昆明市委市政府所推行的这些改革举措，对现代新昆明建设有何作用，您如何评价?
熊思远：在谈及“昆明新政”之前，先来看一看仇和在沭阳点的5把“火”。正是这5把火，仇和成为当代中国政坛上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也正是这5把火，实现了仇和在当代中国政坛上的“三级跳”。
沭阳改革烧的第一把火是整治环境。第二把火是煅造沭阳的交通。第三把火对准了社会治安。第四把火烧到了沭阳官场上的腐败。第五把火则烧向了经济。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始的阶段，沭阳的百姓是吃了苦的。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有敢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一切在百姓看来如疾风骤雨一般的政策无不遭到了世人的冷眼和诋毁。仇和对百姓的不理解曾经表示，“不用强制力量怎么行?中国要用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那得怎么走? 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但是最让人感动的是他那句：“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为了尽快点燃这几把火，仇和创造了“仇和速度”。仇和说：“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仇和其实是在用改革的速度同反对改革的舆论打一个“闪电战”。
仇和还把这几把火带到了他不断履新的职位上，他要打造一种“仇和环境”： “三最”(最严肃的服务承诺制度、最严格的限时办结制度、最严厉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公共行政环境；“四最三一”(流程最短、效率最高、收费最少、门槛最低和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结、一条龙服务)的工作制度环境；“三最四低”(创业最宽松、社会最文明、人居最安全和低交易成本、低生产成本、低行政成本、低社会成本)的社会经济环境；“三就三百”(对城市低保对象、城郊失地失居的贫困农民、农村特困家庭，100％提供大病就医帮助，对其子女100％提供义务教育帮助，对适龄劳动力100％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帮助)的社会保障环境；“一保三开放”(在保证义务教育快速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公共教育环境；等等。而这些，昆明的官员们早已倒背如流，昆明的老百姓也已耳熟能详。这样说来，昆明新政会有个什么样的走向，不是很明白了吗?
不过，与宿迁相比，昆明还是有诸多不同的地方 昆明是省会城市，是云南省惟一、我国西部地区位居第四的人口超过600万的特大型城市，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上的国际化区域性中心城市，还是拥有世界自然遗产——石林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性旅游城市。所以，仇和履新昆明，并非照搬宿迁模式，而是深入调查研究，仅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考察走遍了昆明的五区八县和所有党委、政府职能部门。经过仔细调研和实地观摩，仇和对昆明的发展有了初步但整体的考量。
仇和强调：“难题再难，必须破题，而且要快破题；顽症再顽，必须施治，而且要标本兼治。”(《昆明日报》2008年1月18日)
车与人：在您看来，这次昆明的改革，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熊思远：昆明实施新政，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然而，“新政风暴”不仅刮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也吹到了云南市州县。几天前我到省内的州县讲学，州市的官员向我打听最多的就是“仇和”。“昆明新政”还引发了全国、乃至国外媒体的关注。
不过，昆明老百姓的分析更朴实，他们认为，昆明的官不好当了。一是不读书、不学习、不看报的“混混官”就很难混得走，要知道，仇和是非常爱读书、勤读书的人，据说，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文版，他就从第12版一直买到第17版，《世界通史》则看了3个版本，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政府的革命》。二是买来的官、跑来的官“乌纱帽”可能会保不住了。三是懒散、懈怠的官员必须打起精神做事了，因为昆明市这次改革的一大重点，就是工作作风的转变，而仇和本人也是思维敏捷，步伐很快，行动迅雷不及掩耳……
车与人：宿迁改革与这次“昆明新政”，在社会氛围有何变化?
熊思远：与仇和前十年在宿迁的表现自始至终充满争议不同，昆明从上至下一开始就欢迎仇和的到来。说明社会对改革者不仅是宽容。而且是期待了。
宿迁改革的社会氛围，可以由代表官方意识的《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5期(2006年2月10日)的一篇封面文章《仇和升迁具突破意义走出改革者无好下场怪圈》得到诠释。
该文指出，仇和的升迁，其标本意义在于：一是走出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怪圈——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而仇和的改革最终使所有人共享到了改革成果，最终促进社会形成“宽容改革者，善待失败者”的社会氛围，并进而给了仇和这样的干部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二是折射出了一种积极的用人导向——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争议”干部，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四平八稳的“误事”干部——而这，本身就是吏治的一种创新。文章称： “宿迁带来了鲶鱼效应。仇和升迁与其说是对仇和个人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仇和所释放出来的改变落后县市依靠自己、敢闯敢干的探求精神的肯定。”
而刚刚拉开序幕的“昆明新政”，有了一个更加宽容的改革环境，所以，我们期待它有一个更加积极有为的结果。
熊思远：这其实是媒体对昆明这个美丽城市的一种期待，希望昆明市委、市政府能在全国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逐步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追赶型、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路子。同时，也与昆明这场改革的领军人物仇和的媒体关注度不无关系。鉴于仇和在江苏改革创造的经验，人们有理由对他在新的政治平台上的改革创新，寄予期望。而这正是“新政”的当代中国解读。
车与人：在您看来，昆明市委市政府所推行的这些改革举措，对现代新昆明建设有何作用，您如何评价?
熊思远：在谈及“昆明新政”之前，先来看一看仇和在沭阳点的5把“火”。正是这5把火，仇和成为当代中国政坛上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也正是这5把火，实现了仇和在当代中国政坛上的“三级跳”。
沭阳改革烧的第一把火是整治环境。第二把火是煅造沭阳的交通。第三把火对准了社会治安。第四把火烧到了沭阳官场上的腐败。第五把火则烧向了经济。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始的阶段，沭阳的百姓是吃了苦的。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有敢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一切在百姓看来如疾风骤雨一般的政策无不遭到了世人的冷眼和诋毁。仇和对百姓的不理解曾经表示，“不用强制力量怎么行?中国要用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那得怎么走? 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但是最让人感动的是他那句：“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为了尽快点燃这几把火，仇和创造了“仇和速度”。仇和说：“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仇和其实是在用改革的速度同反对改革的舆论打一个“闪电战”。
仇和还把这几把火带到了他不断履新的职位上，他要打造一种“仇和环境”： “三最”(最严肃的服务承诺制度、最严格的限时办结制度、最严厉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公共行政环境；“四最三一”(流程最短、效率最高、收费最少、门槛最低和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结、一条龙服务)的工作制度环境；“三最四低”(创业最宽松、社会最文明、人居最安全和低交易成本、低生产成本、低行政成本、低社会成本)的社会经济环境；“三就三百”(对城市低保对象、城郊失地失居的贫困农民、农村特困家庭，100％提供大病就医帮助，对其子女100％提供义务教育帮助，对适龄劳动力100％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帮助)的社会保障环境；“一保三开放”(在保证义务教育快速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公共教育环境；等等。而这些，昆明的官员们早已倒背如流，昆明的老百姓也已耳熟能详。这样说来，昆明新政会有个什么样的走向，不是很明白了吗?
不过，与宿迁相比，昆明还是有诸多不同的地方 昆明是省会城市，是云南省惟一、我国西部地区位居第四的人口超过600万的特大型城市，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上的国际化区域性中心城市，还是拥有世界自然遗产——石林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性旅游城市。所以，仇和履新昆明，并非照搬宿迁模式，而是深入调查研究，仅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考察走遍了昆明的五区八县和所有党委、政府职能部门。经过仔细调研和实地观摩，仇和对昆明的发展有了初步但整体的考量。
仇和强调：“难题再难，必须破题，而且要快破题；顽症再顽，必须施治，而且要标本兼治。”(《昆明日报》2008年1月18日)
车与人：在您看来，这次昆明的改革，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熊思远：昆明实施新政，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然而，“新政风暴”不仅刮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也吹到了云南市州县。几天前我到省内的州县讲学，州市的官员向我打听最多的就是“仇和”。“昆明新政”还引发了全国、乃至国外媒体的关注。
不过，昆明老百姓的分析更朴实，他们认为，昆明的官不好当了。一是不读书、不学习、不看报的“混混官”就很难混得走，要知道，仇和是非常爱读书、勤读书的人，据说，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文版，他就从第12版一直买到第17版，《世界通史》则看了3个版本，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政府的革命》。二是买来的官、跑来的官“乌纱帽”可能会保不住了。三是懒散、懈怠的官员必须打起精神做事了，因为昆明市这次改革的一大重点，就是工作作风的转变，而仇和本人也是思维敏捷，步伐很快，行动迅雷不及掩耳……
车与人：宿迁改革与这次“昆明新政”，在社会氛围有何变化?
熊思远：与仇和前十年在宿迁的表现自始至终充满争议不同，昆明从上至下一开始就欢迎仇和的到来。说明社会对改革者不仅是宽容。而且是期待了。
宿迁改革的社会氛围，可以由代表官方意识的《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5期(2006年2月10日)的一篇封面文章《仇和升迁具突破意义走出改革者无好下场怪圈》得到诠释。
该文指出，仇和的升迁，其标本意义在于：一是走出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怪圈——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而仇和的改革最终使所有人共享到了改革成果，最终促进社会形成“宽容改革者，善待失败者”的社会氛围，并进而给了仇和这样的干部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二是折射出了一种积极的用人导向——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争议”干部，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四平八稳的“误事”干部——而这，本身就是吏治的一种创新。文章称： “宿迁带来了鲶鱼效应。仇和升迁与其说是对仇和个人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仇和所释放出来的改变落后县市依靠自己、敢闯敢干的探求精神的肯定。”
而刚刚拉开序幕的“昆明新政”，有了一个更加宽容的改革环境，所以，我们期待它有一个更加积极有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