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问题是当今学界具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热点。十多年前由李申教授所撰写的《中国儒教史》在学界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争论。韩星教授积极参与了这场争论，后来撰写了《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一书，对儒教问题产生的由来和争鸣情况做了梳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此后，他没有停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以近代以来的孔教为研究对象，陆续地写了一系列论文，发表在不同刊物上。十年时间如白驹过隙，近期我欣喜地读到韩星教授的专著《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从中国儒教发展史来看，《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一书接续了李申的《中国儒教史》，对传统儒教“灭亡”后百年来以孔教的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梳理，勾勒出儒教现代传承与复兴的历程，可以说填补此领域的空白，是一部具有创新性的学术专著。目前儒教重建问题已经蓄势待发，但具体怎么重建，学界和社会仍然不能达成一致。韩星教授在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观点平实中道，值得借鉴。
　　韩星教授怀着温情与敬意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孔教思潮与运动做了全面梳理。他从康有为提出孔教说的动因、目的、经过、内容等方面对康有为孔教说进行了整体评述，揭示了康有为孔教说与政治维新和专制体制的矛盾与冲突，肯定了康有为孔教说的价值。由康有为、陈焕章倡导的孔教运动，在清末民初引发了广泛争论，梁启超开始追随康有为，后来观点发生变化，形成了多变的孔教观。韩星教授对近代孔教的梳理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熟知的康有为、陈焕章倡导的孔教活动及其思想，更扩展到了反对孔教的新文化运动派、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学衡派，以及民间儒教段正元与道德学社，这就大大扩展了孔教研究的领域。在孔教活动引起的争论中，反对最激烈且具有文化批判意义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把文化批判的主要目标对准了孔教，使近代以来的孔教之争达到了高潮；辜鸿铭是一个学贯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在中西比较文明的视野中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其对孔教的看法别具一格，与康有为、陈焕章有很大不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立而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超越于政党之见的一个学术派别，其孔教观重视道德教化与人格提升；段正元与道德学社在近现代民间影响很大，段正元的很多弟子都是军政要员，以北京为中心道德学社散布全国各地，段正元在各地讲学传道，在现代中国产生了独特的历史影响和作用。本书第六章主要是对段正元关于儒家之道和孔儒之教的思想做梳理，认为段正元传承儒家的道统，发扬儒家的教统，是儒学和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一脉。
　　本书近一半的篇幅是在描述中国大陆孔教运动失败以后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圈所产生的影响，显示了儒教的现代传承与顽强的生命力。近代孔教活动在大陆失败以后发展到东南亚，在海外华人那里却引起了热烈的响应，掀起了孔教的海外复兴浪潮，至今仍然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精神信仰。孔教在海外华人当中走的是民间发展之路，尽管曾经步履艰难，风高浪急，但总体上是成功的。在东南亚，通过孔教对内增强华人的凝聚力，孔教成为他们的信仰支撑、心理寄托和感情慰藉；对外不被同化，以保持华人的民族和文化特性。作者以孔教为主线，梳理了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孔教、儒学和民间信仰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发展演变的历程。
　　在结语部分，韩星教授对海外孔教与儒学、儒教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指出以孔教学院为代表的海外孔教曾经在殖民地的文化以及其他多元文化的氛围中以宗教为形式，以儒家人道为本质，弘扬和护卫中华文化，成为海外赤子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海外孔教在思想理念上是以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为教主，实际上是以孔子的伟大人格和思想为依归，本质上是人文道德修养，是以宗教的形式传承和发挥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它与历史上的儒教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与儒学有更直接的承续关系。他们把儒学变成一种“宗教”，在很大意义上是在活动方式上将其宗教化，而不是把它神学化，把孔子的学说变成神学，进行顶礼膜拜，搞成迷信———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孔教运动是传统儒学的民间化、现代化，在思想上仍然保持了传统儒学人文主义的基本品质。
　　在对近代孔教历史梳理的基础上，韩星教授对儒教相关理论问题也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由于学界对儒教这个概念有很大争议，他在《自序》中首先表达了自己的儒教观，认为在儒教问题争论过程中人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简单地以“是”与“否”来回答。其实，历史上儒家的“教”不仅仅是狭义的教育之教，更有教化、宗教的含义。儒教以道为教，最终落实在尊天重地前提下的人文主义精神上。他理解的儒教不是讲鬼神迷信的宗教，而主要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礼仪形式。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往往是通过相互联系的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指儒家在内在心性修养中有“内在超越”的宗教体验，如《孟子》《中庸》的“诚”，《大学》中的定、静、安、虑、得，都涉及儒家的宗教性体验与道德实践；另一方面，是外在的三祭之礼。三祭之礼是宗教性礼仪形式，所以也能使人们产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文言传》）“外在超越”的宗教性体验。
　　对于当下建设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特别是越来越高的重建儒教的呼声，韩星教授的态度是积极的，又是谨慎的。他在不同地方反复强调儒教复兴要保持儒家人文理性的核心精神，避免宗教狂热和排他性，造成宗教和文化冲突。在本书中他肯定了孔教运动及其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但认为，孔教毕竟只是儒学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宗教一脉，并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方向，也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能走宗教的道路，应该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文化，构建21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尽管在中国大陆，儒学发展的主流不可能走宗教化的道路，但并不否认在以儒学为主的多元文化融会过程中，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的民间儒教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就是说，如果要建立儒教，也可能是民间儒教，即由儒家学者和民众共同建立非官方非政治化的儒教组织，当然也并非与政治无任何关系，而是以文化的方式实现政治的目标。儒教发展的民间道路起码应该有两种功能：一是社会教化的作用，以教育的方式面对普通民众；二是宗教的方式，以宗教的形式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实际上二者应该结合起来。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民间”立场：一是作为孔教这样类似的儒教实体必须是在民间力量的支持下组织起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二是符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是社会化的，属于公共领域的文化现象；三是非政治化的，不能有官方的直接支持或强烈的官方背景，以免失去其长远的文化价值。这些观点平实中道，我想很多人都会赞同。该书可以对当今中国大陆的儒教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儒学发展路径与现状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5BZX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