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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江南奢靡世风的盛行对江南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学创作上突出表现为主情崇俗创作观的确立。
在古代社会里，文学作品所展现出的风格特征与士人日常言行中形成的风气密切相关。换言之，士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喜好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诗词、小说及戏曲的创作中。聚焦晚明江南地区，在经过明代前中期近两百年的经济发展后，士人积累了一定量的财富，渐渐滋生了奢靡浮华的风气。当这种风气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作用于士人的文学创作。
世风与文风两者间的互动对江南文学的发展多有助益。在晚明数十年间，江南士人强调文学作品应从之前的教化主理中走出，突显浸润人间真情实感及描摹山林江湖世俗生活，创作风气随之一变，推动了晚明江南地区成为中国古代地域文学发展的高峰。
生活优渥 奢靡浮华
在历来以文化繁荣而著称的江南地区，奢靡浮华风气早在明代成化年间便已隐隐胎动。明代笔记作家苏州人王锜在《寓圃杂记》中谈到了江南世风的日新月异：明成化时，江南经济日益繁盛，街市两边亭台楼阁鳞次栉比，运送货物的车马来来往往，陈列的各式商品琳琅满目，一些颇为昂贵的金银器也出现在市场交易中，商人的吆喝叫卖声与顾客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王锜描绘了自己进入市场的亲身经历，形象地说明了江南世风正在逐渐发生一些变化。
到明万历年间，奢靡浮华之风在江南各地愈演愈烈。明代周世昌纂修的《（万历）重修昆山县志》卷二对此情形有所记载：“邸第从御之美，服饰珍馐之盛，古或无之。”地方官员的辦公府邸及普通市民居住的宅院都讲求建筑的高雅美观，人们日常穿着服装的样式越来越丰富精致，一日三餐也时常会出现昂贵的山珍海味。周世昌在描述江南地区奢浮之风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住宅、服饰、饮食等方面逾越传统礼制的深深担忧。
明代松江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则以日常饮食为中心，通过阐析饮食的前后变化来展现明代前中期和明代后期在社会文化上的巨大变化。明代前期的日常饮食，一般情况下多是果蔬五种、菜肴五种，唯有招待年高尊贵者或是办理婚宴时，才会另行添置虾、蟹、蚬、蛤等海鲜。明代后期的日常饮食则演化为，寻常时节举办的宴会准备十道菜品，而且各种名贵的山珍海味也会摆出来用以款待客人。日常饮食中每餐菜肴增多，尤其是一些价格昂贵的山珍海味日渐成为家常菜，足可见出彼时江南地区浮华风气的盛行。
清代有识之士对晚明江南地区的奢侈之风盛行而致误国也有揭示。清代陈祖范《司业文集》卷二记载甚详：以前做鞋织袜这些活计往往由家庭里的女性完成，而今却是从市场上专营鞋袜的店铺里购买;以前茶坊酒肆还不是很多，贩卖胃脯等食物的商人尚担心卖不出去，而今各类店铺遍布大街小巷，各类商品摆满柜台，一日之内便可卖完;以前只有身份尊贵者才能坐轿出行，而今各式马车充塞道路;专供饮酒唱歌的画舫停留在码头，表演乐舞、杂技的倡优人数越来越多;婚丧嫁娶的礼仪日益繁冗。履袜、茶坊酒肆、乘轩、画舫、倡优、婚聚摄盛等日常生活面貌的前后鲜明对比，显露出晚明江南地区奢靡之风的盛行，士人们对此不无担忧。
从文学发展角度看，晚明江南地区的奢靡风气对当时士人的创作观念和作品风格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主情、崇俗两个方面，两者间的双向互动突显了世风与文风间的密切关系。
走出教化 创作主情
在晚明江南地区奢靡浮华风气的熏陶下，士人开始强调文学创作应走出明初教化主理的限囿，强调自主舒展情感的重要性。
明太祖朱元璋在多年南征北战之后定鼎南京，尤其注重对士人的思想控制，在创作上则强调文学作品应彰显劝善惩恶、止乎礼义的意旨。然而，经过近两百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尝试打破教化主理对文学创作的制约，以争取让文学重新回归至抒情言志的轨道。明代文学由前中期尊崇教化主理到后期力倡婉约主情的发展脉络，在诗文、戏曲和小说等不同文体中都可窥见端倪。这种文体功用风格的嬗变，实际上和整个社会风尚的历时改观密不可分。
“情”的概念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学中至为重要的关键词。而在晚明的文献中，对情的推尊俯拾皆是，既有思想领域诸如王阳明及其弟子极力标举心学，认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之类的七情是人心本就具有的情绪，“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又不乏文学领域里诸如汤显祖、冯梦龙、孟称舜、张琦等人标榜情之举足轻重。
细化来说，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清晰地阐释了情感和诗歌间的共生关系。冯梦龙在《情史序》里持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将天地运行规则与情感普遍存在间的错综关系梳理得颇为清晰。
以最善写情的词体而论，孟称舜《古今词统序》认为词的功能主要在于“摹写情态，令人一展卷而魂动魄化者为上”，摹写锦帷绮席中的生动情态，使观者能够沉醉其中，旨在说明词体应以表现情感为主。
张琦在《衡曲麈谈·情痴寤言》中更是宣称“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曷望其至人乎”，极力突显情对于人之成为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肯定人情欲望渐渐成了明末文坛的共识。
打破对立 强调崇俗
晚明江南士人也逐渐走出雅与俗之间的对立，崇俗成为文人进行创作的重要选项。
崇俗的表现有很多种，一类情况是社会身份层面的。传统社会将人群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第一等的士人以读书做官为业，最末等的商人则身份低微。当士人放下对商人的成见，当商人不再畏惧与士人交往，正说明世俗气最重的商人地位的逐步提高。祝允明、唐顺之、归有光等著名士人都曾为商人撰写过传记碑碣，说明了传统意识里受到尊重的士人有日渐亲近商人的趋势。在此影响下，文学创作中也越来越强调崇俗的重要性。
崇俗的另一类情况是：江南士人开始在理论上探讨雅俗之间可能存在的转化关系。在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发展中，渐渐出现了以诗赋为代表的雅文学，以及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历来文学史中，便多有雅俗之争，崇雅抑或崇俗成为划分文学流派的重要标准。
整个明代，尤其是晚明，伴随着社会高度发展后形成的奢靡浮华世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也迎来了兴盛局面，以至于在今人的印象中，小说、戏曲成了代表明代文学的标志性文体。
明代书画家、戏曲家徐渭对雅俗之间的关系有过精彩论述。他在《题〈昆仑奴〉杂剧后》中阐述，戏曲语言在关节处应力避脂粉气，书写内容也应以表现家常生活为主，诸如“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之类的表述，足见徐渭极为推重本色，即强调戏曲语言的通俗性和表现情感的真实性。
翻览和细读明清笔记、方志和别集，能发现其中多有对晚明江南地区奢靡风气的描绘。世风的变易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表现在士人创作风格上，则体现为对主情、崇俗的极力推重，从此亦可见世风与文风间的密切关系。
彭志，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在古代社会里，文学作品所展现出的风格特征与士人日常言行中形成的风气密切相关。换言之，士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喜好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诗词、小说及戏曲的创作中。聚焦晚明江南地区，在经过明代前中期近两百年的经济发展后，士人积累了一定量的财富，渐渐滋生了奢靡浮华的风气。当这种风气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作用于士人的文学创作。
世风与文风两者间的互动对江南文学的发展多有助益。在晚明数十年间，江南士人强调文学作品应从之前的教化主理中走出，突显浸润人间真情实感及描摹山林江湖世俗生活，创作风气随之一变，推动了晚明江南地区成为中国古代地域文学发展的高峰。
生活优渥 奢靡浮华
在历来以文化繁荣而著称的江南地区，奢靡浮华风气早在明代成化年间便已隐隐胎动。明代笔记作家苏州人王锜在《寓圃杂记》中谈到了江南世风的日新月异：明成化时，江南经济日益繁盛，街市两边亭台楼阁鳞次栉比，运送货物的车马来来往往，陈列的各式商品琳琅满目，一些颇为昂贵的金银器也出现在市场交易中，商人的吆喝叫卖声与顾客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王锜描绘了自己进入市场的亲身经历，形象地说明了江南世风正在逐渐发生一些变化。
到明万历年间，奢靡浮华之风在江南各地愈演愈烈。明代周世昌纂修的《（万历）重修昆山县志》卷二对此情形有所记载：“邸第从御之美，服饰珍馐之盛，古或无之。”地方官员的辦公府邸及普通市民居住的宅院都讲求建筑的高雅美观，人们日常穿着服装的样式越来越丰富精致，一日三餐也时常会出现昂贵的山珍海味。周世昌在描述江南地区奢浮之风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住宅、服饰、饮食等方面逾越传统礼制的深深担忧。
明代松江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则以日常饮食为中心，通过阐析饮食的前后变化来展现明代前中期和明代后期在社会文化上的巨大变化。明代前期的日常饮食，一般情况下多是果蔬五种、菜肴五种，唯有招待年高尊贵者或是办理婚宴时，才会另行添置虾、蟹、蚬、蛤等海鲜。明代后期的日常饮食则演化为，寻常时节举办的宴会准备十道菜品，而且各种名贵的山珍海味也会摆出来用以款待客人。日常饮食中每餐菜肴增多，尤其是一些价格昂贵的山珍海味日渐成为家常菜，足可见出彼时江南地区浮华风气的盛行。
清代有识之士对晚明江南地区的奢侈之风盛行而致误国也有揭示。清代陈祖范《司业文集》卷二记载甚详：以前做鞋织袜这些活计往往由家庭里的女性完成，而今却是从市场上专营鞋袜的店铺里购买;以前茶坊酒肆还不是很多，贩卖胃脯等食物的商人尚担心卖不出去，而今各类店铺遍布大街小巷，各类商品摆满柜台，一日之内便可卖完;以前只有身份尊贵者才能坐轿出行，而今各式马车充塞道路;专供饮酒唱歌的画舫停留在码头，表演乐舞、杂技的倡优人数越来越多;婚丧嫁娶的礼仪日益繁冗。履袜、茶坊酒肆、乘轩、画舫、倡优、婚聚摄盛等日常生活面貌的前后鲜明对比，显露出晚明江南地区奢靡之风的盛行，士人们对此不无担忧。
从文学发展角度看，晚明江南地区的奢靡风气对当时士人的创作观念和作品风格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主情、崇俗两个方面，两者间的双向互动突显了世风与文风间的密切关系。
走出教化 创作主情
在晚明江南地区奢靡浮华风气的熏陶下，士人开始强调文学创作应走出明初教化主理的限囿，强调自主舒展情感的重要性。
明太祖朱元璋在多年南征北战之后定鼎南京，尤其注重对士人的思想控制，在创作上则强调文学作品应彰显劝善惩恶、止乎礼义的意旨。然而，经过近两百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尝试打破教化主理对文学创作的制约，以争取让文学重新回归至抒情言志的轨道。明代文学由前中期尊崇教化主理到后期力倡婉约主情的发展脉络，在诗文、戏曲和小说等不同文体中都可窥见端倪。这种文体功用风格的嬗变，实际上和整个社会风尚的历时改观密不可分。
“情”的概念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学中至为重要的关键词。而在晚明的文献中，对情的推尊俯拾皆是，既有思想领域诸如王阳明及其弟子极力标举心学，认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之类的七情是人心本就具有的情绪，“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又不乏文学领域里诸如汤显祖、冯梦龙、孟称舜、张琦等人标榜情之举足轻重。
细化来说，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清晰地阐释了情感和诗歌间的共生关系。冯梦龙在《情史序》里持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将天地运行规则与情感普遍存在间的错综关系梳理得颇为清晰。
以最善写情的词体而论，孟称舜《古今词统序》认为词的功能主要在于“摹写情态，令人一展卷而魂动魄化者为上”，摹写锦帷绮席中的生动情态，使观者能够沉醉其中，旨在说明词体应以表现情感为主。
张琦在《衡曲麈谈·情痴寤言》中更是宣称“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曷望其至人乎”，极力突显情对于人之成为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肯定人情欲望渐渐成了明末文坛的共识。
打破对立 强调崇俗
晚明江南士人也逐渐走出雅与俗之间的对立，崇俗成为文人进行创作的重要选项。
崇俗的表现有很多种，一类情况是社会身份层面的。传统社会将人群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第一等的士人以读书做官为业，最末等的商人则身份低微。当士人放下对商人的成见，当商人不再畏惧与士人交往，正说明世俗气最重的商人地位的逐步提高。祝允明、唐顺之、归有光等著名士人都曾为商人撰写过传记碑碣，说明了传统意识里受到尊重的士人有日渐亲近商人的趋势。在此影响下，文学创作中也越来越强调崇俗的重要性。
崇俗的另一类情况是：江南士人开始在理论上探讨雅俗之间可能存在的转化关系。在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发展中，渐渐出现了以诗赋为代表的雅文学，以及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历来文学史中，便多有雅俗之争，崇雅抑或崇俗成为划分文学流派的重要标准。
整个明代，尤其是晚明，伴随着社会高度发展后形成的奢靡浮华世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也迎来了兴盛局面，以至于在今人的印象中，小说、戏曲成了代表明代文学的标志性文体。
明代书画家、戏曲家徐渭对雅俗之间的关系有过精彩论述。他在《题〈昆仑奴〉杂剧后》中阐述，戏曲语言在关节处应力避脂粉气，书写内容也应以表现家常生活为主，诸如“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之类的表述，足见徐渭极为推重本色，即强调戏曲语言的通俗性和表现情感的真实性。
翻览和细读明清笔记、方志和别集，能发现其中多有对晚明江南地区奢靡风气的描绘。世风的变易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表现在士人创作风格上，则体现为对主情、崇俗的极力推重，从此亦可见世风与文风间的密切关系。
彭志，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