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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张春霄 整理／徐涵涵
那关于1元钱的记忆
2002年我从廊坊航空工业学院毕业，那年我20岁。我与好友娟商定一起在廊坊找工作。当时是准备扎根的，我们买了锅碗瓢盆、自行车，可以作证。我们盘算着找一家大的网络公司，能当上向往以久的办公室白领，还规划着要在3年内买上房子，5年内买上车子，似乎城市、工作和票子都已经跟我们预约好了。
计算机网络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比较好找工作的，但我和娟刚踏入社会，都有些顾虑，于是决定两个人要到一个单位工作，只有招聘两个人以上的单位我们才考虑。在失去了许多机会之后，最终，我们进了一家新创立的装饰公司当设计员。那时廊坊有许多新兴的高档住宅区，我们俩常常被派去做宣传，日晒雨淋都不算什么，跟一群中学学历的业务员做完全一样简单的、毫无知识含量的工作——精神上的失落感像压在心里的石头一样让人憋屈。
试用期每个月450元，房租需要260元。从小到大没有过过这么穷的日子，我们有钱时就先买下一些米，生怕没钱时饿着。有一次家里汇钱来，从住处到最近的农行要转一次车，那里治安不太好，我们打算一起去。可是，掏遍所有的口袋只剩下3元钱，公交车票1元一张，还要转一次车。于是，我和娟先一起坐一程车，然后娟在转车的地方等着，我用最后的1元钱转车去农行取钱。
那段日子有太多关于最后1元钱的记忆。最心酸的一次，在北京工作的舍友晴说要和男友一起来玩，我和娟拼命地劝她不要来，但她坚决要来，说吃过午饭再来。我一听吃了饭来稍微放心了，因为那时我们又只剩下不到一元钱了。在盛夏午后的炎炎烈日下迎来了晴和她的男友。我们不停地给他们倒白开水，楼下西瓜的叫卖声不时传来，我多想给他们买个西瓜吃呀，可是摸摸几张毛票，只能愧疚。装作若无其事地聊天，心里却着急地想：都4点多了，他们怎么还没有走的意思？忽然想起有位男同学也在廊坊工作，而且似乎过得不错，我像抓最后一根稻草一样跑出去，用公话给他打电话。把最后的几毛钱付了话费后，我从男同学那里借到了200元。这下心里有底了，热情地留晴吃晚饭，大家出去吃了烧烤。送走晴之后，我和娟抱头大哭。
生活的艰难还可以安慰自己，说是刚毕业嘛，再熬一阵就好了，工作却照旧没有起色。都半年了，我和娟也没有做过真正的设计工作，仍旧是做着业务员工作。公司里的资深设计师从不让我们沾设计的边，领导也没有培养或者重用我们的意思。还时不时因为提前几分钟从宣传地点回到公司而被批评。
令人踏实的家乡
在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失落中，我和娟坚持到了2003年。后来，由于和老板的一次冲突，积压在心中的怨气一股脑冲了出来，我们辞了职，仍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我对娟说：“现在家乡也有招聘会，不如咱们回家看看吧。”娟也早已身心俱疲，就答应了。
在家乡找工作就不再是一个人的事了，父母亲戚全家族的人都帮我打听消息。正好市里招考公务员，家里说还是“铁饭碗”好啊，就劝说我报了名。很顺利地考上了，7月份，我被分到谷里镇政府上班。
我被安排在镇党委办公室。工作是琐碎和没有尽头的，每次开现场会都忙得不可开交。提前一天去布置会场，大到布局小到细节都要留心，常常晚上忙到10点多。第二天一大早又赶过去摆座牌，盯着何时上水，放文件……在会议快结束时，风一样抢到指定地点检查午餐准备事宜。早饭到下午两三点吃是常事。手机24小时开机，经常在深夜接到上级的各种通知：通知谁谁谁明天上午开会，今天夜里有大雨，通知各个管区防洪……夏季有雨时，必须早晨5点起床，测量降雨量并向上级汇报汛情。每年只有大年三十和初一两天能在家安心过年，今年从过完年至今我只在家里待过3天。
上班和下班的界限如此模糊，职责内和职责外的事只要找到我就得干，比方说打字员下班后，打印文件的事也是我来做。开始时总累得上火，心理也有不平衡的时候，可是，想想这份工作起码是为国家干的呀，又不是被某个私企小老板使唤。别人也总是劝我：“年轻时多干一点儿是有好处的，大家不会看不到你的辛苦的。”
工作占据了我绝大部分时间，在这个小镇也没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娱乐，闲暇时顶多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上上网。偶尔在校友录上看到大学同学在北京、深圳、广州等大城市混得很好时，我也会羡慕。可是，一想起毕业后在廊坊的日子我就后怕：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动不动就身无分文，有什么事连个可以求助的人都没有。而现在，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单位提供食宿，离家也近，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和安全感有了。
土地上的精彩
土地上也是有着快乐和充实的。我的工作被认可，从2004年起，镇党委决定由我全面负责妇联工作。我感到有些压力，又有些无所适从，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一天，一位30多岁的妇女在办公楼里徘徊，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俺男人跟别的村的一个女人好，俺俩离婚了，一个5岁的女儿跟俺过。快秋收了，他想收俺女儿地里的玉米。可那块地当初就是俺种的，而且他不给抚养费，女儿眼看就要长大上学，地里的庄稼就是俺的命根儿。同志，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别让他收俺的庄稼？”看着眼前这位衣衫褴褛的大姐，我心里隐隐作痛，好像她就是自己的姐妹。我把她让到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马上去找镇长汇报。
镇里很重视，为她的事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我们一趟趟跑去找她的丈夫。她丈夫不但放弃那块地，还补给了她女儿的抚养费。大姐眼中溢满眼泪，她拉过女儿说：“快，快谢谢咱的贵人。”我牵住小女孩伸过来的手，小小的脏脏的手那么柔软，那么无助。把它们握在自己的手心，我心里漾起一片温情。能帮上她们，我有多么高兴啊。如果我没有回家乡当公务员，遇到这样的事，我能为她们做什么呢？这件事让我很有成就感。
从那以后我对工作更上心了。市妇联组织“春蕾计划”，我带头捐款，又挨个单位游说，结果我们镇的捐款总额在全市排第2名。我把200—40Q元不等的助学金送到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家里。孩子们拿着这微薄的钱感激得颤抖，我又一次被震颤了：200元，是一个农村孩子两个学期的学费，能让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这么满足!我在廊坊为私企老板打工，有这样的价值吗？我一边为自己做了这件事感到高兴，又一边遗憾自己的力量太小，不能帮他们更多，不能帮助更多的人。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为乡亲们多做点儿事情!
此时我发现，自己真正回到父辈们耕耘的土地，我有了庄稼人那种对土地质朴的情感。麦子拔节了，灌浆了，成熟了，一片金黄了，走在丰收的季节，我心里也满怀收获，我与土地从来没有如此亲近。
留在土地上，失去了许多——没有琳琅满目的物质享受，也没有都市丰富多彩的精神消费方式。可城市再好，那是别人的家。我回到家乡，每帮助一个人，他们的满意都会让我觉得饱满、踏实。一如这无华的土地却能给人最大的营养。
编辑：徐涵涵
那关于1元钱的记忆
2002年我从廊坊航空工业学院毕业，那年我20岁。我与好友娟商定一起在廊坊找工作。当时是准备扎根的，我们买了锅碗瓢盆、自行车，可以作证。我们盘算着找一家大的网络公司，能当上向往以久的办公室白领，还规划着要在3年内买上房子，5年内买上车子，似乎城市、工作和票子都已经跟我们预约好了。
计算机网络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比较好找工作的，但我和娟刚踏入社会，都有些顾虑，于是决定两个人要到一个单位工作，只有招聘两个人以上的单位我们才考虑。在失去了许多机会之后，最终，我们进了一家新创立的装饰公司当设计员。那时廊坊有许多新兴的高档住宅区，我们俩常常被派去做宣传，日晒雨淋都不算什么，跟一群中学学历的业务员做完全一样简单的、毫无知识含量的工作——精神上的失落感像压在心里的石头一样让人憋屈。
试用期每个月450元，房租需要260元。从小到大没有过过这么穷的日子，我们有钱时就先买下一些米，生怕没钱时饿着。有一次家里汇钱来，从住处到最近的农行要转一次车，那里治安不太好，我们打算一起去。可是，掏遍所有的口袋只剩下3元钱，公交车票1元一张，还要转一次车。于是，我和娟先一起坐一程车，然后娟在转车的地方等着，我用最后的1元钱转车去农行取钱。
那段日子有太多关于最后1元钱的记忆。最心酸的一次，在北京工作的舍友晴说要和男友一起来玩，我和娟拼命地劝她不要来，但她坚决要来，说吃过午饭再来。我一听吃了饭来稍微放心了，因为那时我们又只剩下不到一元钱了。在盛夏午后的炎炎烈日下迎来了晴和她的男友。我们不停地给他们倒白开水，楼下西瓜的叫卖声不时传来，我多想给他们买个西瓜吃呀，可是摸摸几张毛票，只能愧疚。装作若无其事地聊天，心里却着急地想：都4点多了，他们怎么还没有走的意思？忽然想起有位男同学也在廊坊工作，而且似乎过得不错，我像抓最后一根稻草一样跑出去，用公话给他打电话。把最后的几毛钱付了话费后，我从男同学那里借到了200元。这下心里有底了，热情地留晴吃晚饭，大家出去吃了烧烤。送走晴之后，我和娟抱头大哭。
生活的艰难还可以安慰自己，说是刚毕业嘛，再熬一阵就好了，工作却照旧没有起色。都半年了，我和娟也没有做过真正的设计工作，仍旧是做着业务员工作。公司里的资深设计师从不让我们沾设计的边，领导也没有培养或者重用我们的意思。还时不时因为提前几分钟从宣传地点回到公司而被批评。
令人踏实的家乡
在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失落中，我和娟坚持到了2003年。后来，由于和老板的一次冲突，积压在心中的怨气一股脑冲了出来，我们辞了职，仍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我对娟说：“现在家乡也有招聘会，不如咱们回家看看吧。”娟也早已身心俱疲，就答应了。
在家乡找工作就不再是一个人的事了，父母亲戚全家族的人都帮我打听消息。正好市里招考公务员，家里说还是“铁饭碗”好啊，就劝说我报了名。很顺利地考上了，7月份，我被分到谷里镇政府上班。
我被安排在镇党委办公室。工作是琐碎和没有尽头的，每次开现场会都忙得不可开交。提前一天去布置会场，大到布局小到细节都要留心，常常晚上忙到10点多。第二天一大早又赶过去摆座牌，盯着何时上水，放文件……在会议快结束时，风一样抢到指定地点检查午餐准备事宜。早饭到下午两三点吃是常事。手机24小时开机，经常在深夜接到上级的各种通知：通知谁谁谁明天上午开会，今天夜里有大雨，通知各个管区防洪……夏季有雨时，必须早晨5点起床，测量降雨量并向上级汇报汛情。每年只有大年三十和初一两天能在家安心过年，今年从过完年至今我只在家里待过3天。
上班和下班的界限如此模糊，职责内和职责外的事只要找到我就得干，比方说打字员下班后，打印文件的事也是我来做。开始时总累得上火，心理也有不平衡的时候，可是，想想这份工作起码是为国家干的呀，又不是被某个私企小老板使唤。别人也总是劝我：“年轻时多干一点儿是有好处的，大家不会看不到你的辛苦的。”
工作占据了我绝大部分时间，在这个小镇也没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娱乐，闲暇时顶多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上上网。偶尔在校友录上看到大学同学在北京、深圳、广州等大城市混得很好时，我也会羡慕。可是，一想起毕业后在廊坊的日子我就后怕：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动不动就身无分文，有什么事连个可以求助的人都没有。而现在，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单位提供食宿，离家也近，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和安全感有了。
土地上的精彩
土地上也是有着快乐和充实的。我的工作被认可，从2004年起，镇党委决定由我全面负责妇联工作。我感到有些压力，又有些无所适从，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一天，一位30多岁的妇女在办公楼里徘徊，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俺男人跟别的村的一个女人好，俺俩离婚了，一个5岁的女儿跟俺过。快秋收了，他想收俺女儿地里的玉米。可那块地当初就是俺种的，而且他不给抚养费，女儿眼看就要长大上学，地里的庄稼就是俺的命根儿。同志，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别让他收俺的庄稼？”看着眼前这位衣衫褴褛的大姐，我心里隐隐作痛，好像她就是自己的姐妹。我把她让到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马上去找镇长汇报。
镇里很重视，为她的事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我们一趟趟跑去找她的丈夫。她丈夫不但放弃那块地，还补给了她女儿的抚养费。大姐眼中溢满眼泪，她拉过女儿说：“快，快谢谢咱的贵人。”我牵住小女孩伸过来的手，小小的脏脏的手那么柔软，那么无助。把它们握在自己的手心，我心里漾起一片温情。能帮上她们，我有多么高兴啊。如果我没有回家乡当公务员，遇到这样的事，我能为她们做什么呢？这件事让我很有成就感。
从那以后我对工作更上心了。市妇联组织“春蕾计划”，我带头捐款，又挨个单位游说，结果我们镇的捐款总额在全市排第2名。我把200—40Q元不等的助学金送到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家里。孩子们拿着这微薄的钱感激得颤抖，我又一次被震颤了：200元，是一个农村孩子两个学期的学费，能让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这么满足!我在廊坊为私企老板打工，有这样的价值吗？我一边为自己做了这件事感到高兴，又一边遗憾自己的力量太小，不能帮他们更多，不能帮助更多的人。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为乡亲们多做点儿事情!
此时我发现，自己真正回到父辈们耕耘的土地，我有了庄稼人那种对土地质朴的情感。麦子拔节了，灌浆了，成熟了，一片金黄了，走在丰收的季节，我心里也满怀收获，我与土地从来没有如此亲近。
留在土地上，失去了许多——没有琳琅满目的物质享受，也没有都市丰富多彩的精神消费方式。可城市再好，那是别人的家。我回到家乡，每帮助一个人，他们的满意都会让我觉得饱满、踏实。一如这无华的土地却能给人最大的营养。
编辑：徐涵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