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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为确立“当代文学”规范而设置的机构,到了2008年,当麦家的作品登上了《人民文学》,他的《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有人认为是市场经济给作协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作协的使命和未来不得不面临彻底的改变
没有一个机构比现如今的作协更显得尴尬。它几乎被人遗忘,却时常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被人们提起——要不是有人又站出来骂它,人们已很少想起这个单位。
韩寒骂过它,李锐骂过它,如今郑渊洁也站出来骂它,仿佛这个机构已经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拿出来被批判的名词。
因为没有权力,于是那些相对的责任,也更加地模糊,这倒更成为被人诟病之处。
之于外人,作协是一个可有可无、一帮陌生的作家的庙堂;而之于作家,这个机构却是一个成名前想进进不去,成名后不想进也被争取进去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作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便颜面扫地了。如作协研究者王本朝所说,作协在现如今的体制中,类似当初的国企,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而正面临着破产危机。
作协内部的人也试图改变这一切,他们不断地想去除这个机构的“衙门”色彩,让它变得更像一个为作家服务的组织;而作协外部的人关心的,却是一批文人仍被国家“包养”着,却又体现不出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似乎一被“包养”,文学即死。
权威的倒掉
作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寞的,没有确切的时刻,但能从时代变革中看出,作协影响力是怎么一点点地被消弱的。
“文革”是作协的一个转折。
如果此前它是一个权力机构,那么此后它开始回归到一个专业机构了。
作协诞生于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那次会议的主要工作,一是确立“当代文学”应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当代文学”確立规范;另一个就是建立“专管文艺”的全国性机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它是作协的前身。
中国文联自诞生之初就属于正部级单位,后来中国作协从中分出,仍保留了与之平等的级别。这意味着在中国,作家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协会的艺术家。
这让作家们更有了清高的条件,也为逢政治运动头一个就是作家“遭难”埋下了伏笔。
像作协这样的组织,“左联”时期已经出现它的“雏形”;延安时期政党领导文艺的组织方式,也提供了经验。而这一切,皆是直接模仿了苏联的文艺体制。
到了文革,毛泽东认为建国以后文艺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路线,所以,“文革”一开始作协先瘫痪。
作协在文革前的那17年间,被文学史研究者界定为作协的“黄金时期”。
那段日子,中国作协享受着极高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多半是国家政治权力赋予的,它是个完全的“官方”机构,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和物质资本,是开展严酷的文艺斗争和批判运动的标枪。
那时候的作协更像一个文化垄断机构,它垄断着文学的评判和成长以及作家的名与利。
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这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阶级斗争工具了。
这是作协的一个转折点。比起此前的“十七年”,作协的功能明显被削弱了。
此后,作协的工作重心也从斗争和批判,转移到了奖励。
从1978年开始,中国作协,以及地方作协和其他文化部门实行的评奖活动,名目繁多。种种奖项,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对作家赋予文化“象征资本”,以及经济利益,一时颇为有效。
这是作协回归专业性的一个标志。
但一个重要事实是,相对于此前的“十七年”,专业的文学已经不单单在作协有,文学的评价机制也已不可能完全由作协垄断和控制了。
19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各种“民间”机构也开展评奖活动;而即使是作协的“最高”评奖,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也不一定都得到广泛承认。大学文学教育和文学史写作,也不会以它的评价作为判断基准。
逐渐,作协连这点专业性的权威也丧失了。
在作家陆天明看来,作协权威的分水岭是2007年。那一年,郭敬明加入了作协。当时作协里争议很大,陆天明是激烈的反对者之一。
作家们关注的焦点的是,郭敬明被已判抄袭的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被作为代表作,出现在他加入作协的申请表上。
这个事件引起了一场久远的口水战。支持者作家王蒙说,作协不是选道德楷模。而反对者则集体认为这是作协起码底线的丧失。
而最终结果,却是让作协变得更加软弱和权威扫地。于是,与作协的人打交道久了,总能听到他们对异见者的愤愤不平,“你们不敢骂其他部委,就会拿作协说事”。
在陆天明看来,作协到如今已经成了一个丧失起码原则的单位,因为它很多时候缺乏一个起码的态度或者方向。
进去后一劳永逸,出来后满腹怨言
作协的社会角色日益消退,而它与作家的关系则成为这些年被争相诟病的焦点。
今年,作协又公布发展了408个新会员的名单。其中,包括香港作家金庸。而作协会员的数字也增加到了8930名。
虽然,作协内部人士不断重申,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业余、兼职的,即不从作协领取薪资的,真正的专业作家已经少之又少。但外界依旧不满,怀疑其质量是否与这日益庞大的数字一样成比例上涨。
作协和作家的关系最初是密切无间的。即使在整个80年代,作协的功能逐渐去权威化,但这依旧不防碍作协和作家成为那个时代的骄子。
80年代,消费文化尚未大行其道,文学承担了思想解放、政治预言、情感宣泄等众多功能。就像北岛说的那样,当时的诗人是“戴错了面具”,扮演了先知、斗士等众多角色。那时候,《人民文学》被誉为文学顶端的皇冠,对于作家的膜拜带着朝圣的虔诚。当时流传,外省青年进北京,一吃烤鸭,二看长城,三就是去拜会《小说选刊》的李敬泽。李当初是北大中文系的才子,后任《人民文学》主编至今。
那时候,作协还是唯一的晋身文坛的路。于是,有没有入作协成为当初界定作家成功与否的标准。当时加入作协的标准是:两位介绍人,两部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的作品。
这个门槛在当时拦住了一批文青。
而到了90年代,越来越多的作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入市场,作协已经不是他们追求的唯一了。作协和作家的关系,日益被消解。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到后来,连作家的名片上都不写“作协”这个东家了。比如王蒙,他只写着:作家王蒙。
市场和社会认可的影响力已经远远大于作协这个机构的权威性。作协对于作家已经不必要了。
而另一面,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机构,一个引导作家的“抓手”。作协还必须长久地存在着。于是,作协之于作家的关系变得尴尬起来。
90年代后半段,意识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和作家的疏离,作协开始主动减负,那就是让吃财政饭的专业作家逐渐减少。
1999年,翟泰丰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他开始大力推动作协改革,这也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这次改革让全国的出版业和媒体都苦不堪言,对文学影响也很大。
这注定是个在作协内部吃力且不讨好的做法。这次改革让作协削减了大部分的专业作家,也打破了作协与作家那股牢固的关系。此后,如果说作协对文青还有吸引力,那就是尚有一些资源,能够满足文青便捷地跻身文坛。
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此前作协会员是要交会费的,但后来有些作家说,要收费就不入,最终作协会费只好作罢。
时至今日,全国作协仅有200多名专业作家,占全体会员的四十分之一。但这依旧让外界觉得不舒服。
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这些年一直把作协作为关注的对象。他说,以重庆为例,重庆作协一年政府拨款200万元,这还不算其他专项资金的申请。富的省份也有每年四五百万的。而地方作协的工作人员就那么几个,再加上10多个专业作家,过得清闲又滋润。那些专业作家,大多没有名气,进去了就不想出来,典型的铁饭碗。仅从上班这点来说,全国没有一个作协上班是满员的,就跟轮休似的。而主要工作,永远是在各地开会或者采风。
王本朝的话基本上代表了一直以来外界对于作协质疑的声音。从韩寒到郑渊洁,质疑者也都是冲着作协这种不合时宜的衙门作风而去。
而更让王本朝不可理解的是,如今的作协从没有主动炒过作家的鱿鱼,只有作家炒作协。作家进去后一劳永逸,出来后满腹怨言。而作协和作家的关系在这样的纠结中达到了危机的顶点。
市场经济给作协打了记响亮的耳光
翟泰丰的改革来自不得已,而地方作协的改制却从未中断过——只不过从未彻底。
进入2000年,各地方的作协组织同样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压力,开始转换供养专业作家的思路。于是,便出现了签约作家群体,即在一定的时间内被作协供养的关系。
这在作协看来是在用人体制上的一个突破,叫“不为我所有,只求我所用”。说白了就是本着扶持作品的原则,给作家一部分“小费”,虽然很少,但至少能让更多的好作品冒出来。
然而事与愿违,文学的疲软不是“小费”能够拯救的。好作品依旧与我们这个时代保持着距离。
作协同时也在不断地放下身段,除了不断吸收80后作家和网络作家的加盟,作为作协的下属单位《人民文学》也不停轉换着思路。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人民文学》从来都被视作严肃文学的净土,它从来都与大众趣味保持着距离。现在,就连《人民文学》的总编李敬泽都不得不在文章里承认,我们选家关于什么是好小说的充分共识,如今已经很成为了问题。
他说,这就像20年多前,自己在《小说选刊》时,就知道,关于什么是好小说,在编辑部内部的看法通常是南辕北辙。“我们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摸索,在已知的、熟悉的好小说与未知的、陌生的好小说之间犹豫。比如在一九八五、八六、八七年,我们就得经常为莫言、苏童、韩少功、余华的小说是不是好的、是否值得选而争论、权衡。权衡的结果不同,当时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之间就有明确的差异。”
八五、八六那几年是严肃文学最初松动的几年,事实上连《人民文学》也不明白,什么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好小说。这听上去多少有些令人发笑。
到了2008年,当麦家的作品登上了《人民文学》,他的《暗算》还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大多数作家都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这是严肃文学的失守。
在陆天明看来,这是市场经济给作协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而在李敬泽个人的书单里,2008年最好的小说里却没有《暗算》。显然,评论家的口味时常与市场的口味永远保持着距离,而茅盾奖却被视为不得不对市场的一种妥协。
自从作协旗下的作家出版社率先进行市场化改制并取得成功后,《人民文学》也将推向市场的传言一直就未消停。
在作协工作超过50年,《人民文学》前副主编周明担心,它曾被称为“皇家刊物”,因为它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风向标。而一旦不再享受政府拨款,它将会走向哪里?
其实变化已经开始,最近《人民文学》创刊第600期的专号,光荣献给了那些“80后”新锐们。而其中唯一的长篇是郭敬明的小说《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让《人民文学》意外的却是,杂志上街两天,就被卖脱销了。
这在这本刊物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那是1962年的第五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的《诗六首》。有评论说,事实证明,《人民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小了,郭敬明“穷”得只剩下钱了。
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变,仿佛也预示着作协的命运。★
没有一个机构比现如今的作协更显得尴尬。它几乎被人遗忘,却时常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被人们提起——要不是有人又站出来骂它,人们已很少想起这个单位。
韩寒骂过它,李锐骂过它,如今郑渊洁也站出来骂它,仿佛这个机构已经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拿出来被批判的名词。
因为没有权力,于是那些相对的责任,也更加地模糊,这倒更成为被人诟病之处。
之于外人,作协是一个可有可无、一帮陌生的作家的庙堂;而之于作家,这个机构却是一个成名前想进进不去,成名后不想进也被争取进去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作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便颜面扫地了。如作协研究者王本朝所说,作协在现如今的体制中,类似当初的国企,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而正面临着破产危机。
作协内部的人也试图改变这一切,他们不断地想去除这个机构的“衙门”色彩,让它变得更像一个为作家服务的组织;而作协外部的人关心的,却是一批文人仍被国家“包养”着,却又体现不出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似乎一被“包养”,文学即死。
权威的倒掉
作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寞的,没有确切的时刻,但能从时代变革中看出,作协影响力是怎么一点点地被消弱的。
“文革”是作协的一个转折。
如果此前它是一个权力机构,那么此后它开始回归到一个专业机构了。
作协诞生于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那次会议的主要工作,一是确立“当代文学”应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当代文学”確立规范;另一个就是建立“专管文艺”的全国性机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它是作协的前身。
中国文联自诞生之初就属于正部级单位,后来中国作协从中分出,仍保留了与之平等的级别。这意味着在中国,作家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协会的艺术家。
这让作家们更有了清高的条件,也为逢政治运动头一个就是作家“遭难”埋下了伏笔。
像作协这样的组织,“左联”时期已经出现它的“雏形”;延安时期政党领导文艺的组织方式,也提供了经验。而这一切,皆是直接模仿了苏联的文艺体制。
到了文革,毛泽东认为建国以后文艺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路线,所以,“文革”一开始作协先瘫痪。
作协在文革前的那17年间,被文学史研究者界定为作协的“黄金时期”。
那段日子,中国作协享受着极高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多半是国家政治权力赋予的,它是个完全的“官方”机构,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和物质资本,是开展严酷的文艺斗争和批判运动的标枪。
那时候的作协更像一个文化垄断机构,它垄断着文学的评判和成长以及作家的名与利。
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这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阶级斗争工具了。
这是作协的一个转折点。比起此前的“十七年”,作协的功能明显被削弱了。
此后,作协的工作重心也从斗争和批判,转移到了奖励。
从1978年开始,中国作协,以及地方作协和其他文化部门实行的评奖活动,名目繁多。种种奖项,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对作家赋予文化“象征资本”,以及经济利益,一时颇为有效。
这是作协回归专业性的一个标志。
但一个重要事实是,相对于此前的“十七年”,专业的文学已经不单单在作协有,文学的评价机制也已不可能完全由作协垄断和控制了。
19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各种“民间”机构也开展评奖活动;而即使是作协的“最高”评奖,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也不一定都得到广泛承认。大学文学教育和文学史写作,也不会以它的评价作为判断基准。
逐渐,作协连这点专业性的权威也丧失了。
在作家陆天明看来,作协权威的分水岭是2007年。那一年,郭敬明加入了作协。当时作协里争议很大,陆天明是激烈的反对者之一。
作家们关注的焦点的是,郭敬明被已判抄袭的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被作为代表作,出现在他加入作协的申请表上。
这个事件引起了一场久远的口水战。支持者作家王蒙说,作协不是选道德楷模。而反对者则集体认为这是作协起码底线的丧失。
而最终结果,却是让作协变得更加软弱和权威扫地。于是,与作协的人打交道久了,总能听到他们对异见者的愤愤不平,“你们不敢骂其他部委,就会拿作协说事”。
在陆天明看来,作协到如今已经成了一个丧失起码原则的单位,因为它很多时候缺乏一个起码的态度或者方向。
进去后一劳永逸,出来后满腹怨言
作协的社会角色日益消退,而它与作家的关系则成为这些年被争相诟病的焦点。
今年,作协又公布发展了408个新会员的名单。其中,包括香港作家金庸。而作协会员的数字也增加到了8930名。
虽然,作协内部人士不断重申,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业余、兼职的,即不从作协领取薪资的,真正的专业作家已经少之又少。但外界依旧不满,怀疑其质量是否与这日益庞大的数字一样成比例上涨。
作协和作家的关系最初是密切无间的。即使在整个80年代,作协的功能逐渐去权威化,但这依旧不防碍作协和作家成为那个时代的骄子。
80年代,消费文化尚未大行其道,文学承担了思想解放、政治预言、情感宣泄等众多功能。就像北岛说的那样,当时的诗人是“戴错了面具”,扮演了先知、斗士等众多角色。那时候,《人民文学》被誉为文学顶端的皇冠,对于作家的膜拜带着朝圣的虔诚。当时流传,外省青年进北京,一吃烤鸭,二看长城,三就是去拜会《小说选刊》的李敬泽。李当初是北大中文系的才子,后任《人民文学》主编至今。
那时候,作协还是唯一的晋身文坛的路。于是,有没有入作协成为当初界定作家成功与否的标准。当时加入作协的标准是:两位介绍人,两部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的作品。
这个门槛在当时拦住了一批文青。
而到了90年代,越来越多的作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入市场,作协已经不是他们追求的唯一了。作协和作家的关系,日益被消解。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到后来,连作家的名片上都不写“作协”这个东家了。比如王蒙,他只写着:作家王蒙。
市场和社会认可的影响力已经远远大于作协这个机构的权威性。作协对于作家已经不必要了。
而另一面,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机构,一个引导作家的“抓手”。作协还必须长久地存在着。于是,作协之于作家的关系变得尴尬起来。
90年代后半段,意识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和作家的疏离,作协开始主动减负,那就是让吃财政饭的专业作家逐渐减少。
1999年,翟泰丰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他开始大力推动作协改革,这也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这次改革让全国的出版业和媒体都苦不堪言,对文学影响也很大。
这注定是个在作协内部吃力且不讨好的做法。这次改革让作协削减了大部分的专业作家,也打破了作协与作家那股牢固的关系。此后,如果说作协对文青还有吸引力,那就是尚有一些资源,能够满足文青便捷地跻身文坛。
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此前作协会员是要交会费的,但后来有些作家说,要收费就不入,最终作协会费只好作罢。
时至今日,全国作协仅有200多名专业作家,占全体会员的四十分之一。但这依旧让外界觉得不舒服。
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这些年一直把作协作为关注的对象。他说,以重庆为例,重庆作协一年政府拨款200万元,这还不算其他专项资金的申请。富的省份也有每年四五百万的。而地方作协的工作人员就那么几个,再加上10多个专业作家,过得清闲又滋润。那些专业作家,大多没有名气,进去了就不想出来,典型的铁饭碗。仅从上班这点来说,全国没有一个作协上班是满员的,就跟轮休似的。而主要工作,永远是在各地开会或者采风。
王本朝的话基本上代表了一直以来外界对于作协质疑的声音。从韩寒到郑渊洁,质疑者也都是冲着作协这种不合时宜的衙门作风而去。
而更让王本朝不可理解的是,如今的作协从没有主动炒过作家的鱿鱼,只有作家炒作协。作家进去后一劳永逸,出来后满腹怨言。而作协和作家的关系在这样的纠结中达到了危机的顶点。
市场经济给作协打了记响亮的耳光
翟泰丰的改革来自不得已,而地方作协的改制却从未中断过——只不过从未彻底。
进入2000年,各地方的作协组织同样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压力,开始转换供养专业作家的思路。于是,便出现了签约作家群体,即在一定的时间内被作协供养的关系。
这在作协看来是在用人体制上的一个突破,叫“不为我所有,只求我所用”。说白了就是本着扶持作品的原则,给作家一部分“小费”,虽然很少,但至少能让更多的好作品冒出来。
然而事与愿违,文学的疲软不是“小费”能够拯救的。好作品依旧与我们这个时代保持着距离。
作协同时也在不断地放下身段,除了不断吸收80后作家和网络作家的加盟,作为作协的下属单位《人民文学》也不停轉换着思路。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人民文学》从来都被视作严肃文学的净土,它从来都与大众趣味保持着距离。现在,就连《人民文学》的总编李敬泽都不得不在文章里承认,我们选家关于什么是好小说的充分共识,如今已经很成为了问题。
他说,这就像20年多前,自己在《小说选刊》时,就知道,关于什么是好小说,在编辑部内部的看法通常是南辕北辙。“我们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摸索,在已知的、熟悉的好小说与未知的、陌生的好小说之间犹豫。比如在一九八五、八六、八七年,我们就得经常为莫言、苏童、韩少功、余华的小说是不是好的、是否值得选而争论、权衡。权衡的结果不同,当时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之间就有明确的差异。”
八五、八六那几年是严肃文学最初松动的几年,事实上连《人民文学》也不明白,什么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好小说。这听上去多少有些令人发笑。
到了2008年,当麦家的作品登上了《人民文学》,他的《暗算》还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大多数作家都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这是严肃文学的失守。
在陆天明看来,这是市场经济给作协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而在李敬泽个人的书单里,2008年最好的小说里却没有《暗算》。显然,评论家的口味时常与市场的口味永远保持着距离,而茅盾奖却被视为不得不对市场的一种妥协。
自从作协旗下的作家出版社率先进行市场化改制并取得成功后,《人民文学》也将推向市场的传言一直就未消停。
在作协工作超过50年,《人民文学》前副主编周明担心,它曾被称为“皇家刊物”,因为它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风向标。而一旦不再享受政府拨款,它将会走向哪里?
其实变化已经开始,最近《人民文学》创刊第600期的专号,光荣献给了那些“80后”新锐们。而其中唯一的长篇是郭敬明的小说《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让《人民文学》意外的却是,杂志上街两天,就被卖脱销了。
这在这本刊物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那是1962年的第五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的《诗六首》。有评论说,事实证明,《人民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小了,郭敬明“穷”得只剩下钱了。
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变,仿佛也预示着作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