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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13日，《京报副刊》刊出周作人为青年列的十部必读书：《诗经》、《史记》、《西游记》、汉译《旧约》（文学部分）、严复译《社会通诠》、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凯本德《爱的成年》、色耳凡德里《吉诃德先生》、斯威夫德《格利佛旅行记》、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
2月27日，刊登了张竞生列的十部书目：《建国方略》（孙中山著）、《红楼梦》、《桃花扇》、《美的人生观》（张竞生著），《科学大纲》（丹森著）、《创化论》（柏格森著）、《结婚的爱》（斯妥布士著）、《相对论浅说》（爱斯坦著）、《社会问题详解》（共学社出版）、《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
从这个书单可看出，周作人和张竞生对性学都有兴趣。周作人选的《爱的成年》和张竞生选的《结婚的爱》都是与性学有关的名著。
对这两本书，周作人都曾撰文介绍。
关于《爱的成年》，周作人说：“近来读英国凯本德著的《爱的成年》，关于两性问题，得了许多好教训，好指导。”该书第四章，有两句论自由的话周作人非常欣赏：“我们不可忘记：如无社会上的大改革，女子的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们商贩制度——将人类的力作，人类的爱情，去交易买卖的制度——完全去掉，别定出一种新理想新习俗时，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
《爱的成年》第一章论性欲，周作人认为“极多精义”：“他先肯定人生，承认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一不美善洁净；他所最恨的，便是那‘买卖人类一切物事的商贩主义，与隐藏遮盖的宗教的伪善。’他说明：‘对于人生那种不洁的思想，如不去掉，难望世间有自由优美的公共生活。’”
周作人还引用了《英文学上的玄秘主义》中论勃来克的一节话进一步阐述凯本德的观点：“人的欲求，如方向正时，以满足为佳。勃来克诗云，‘红的肢体，火焰般的头发上，禁戒播满了沙；但满足的欲求，种起生命与美的果实。’世上唯有极端纯洁，或是极端放纵的心，才能宣布出这样危险的宗旨来，在勃来克的教义上，正如斯温朋所说，‘世间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那相信不洁的念。’”
从周作人的介绍我们可知，《爱的成年》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正当的欲是洁净的，成年的爱是美好的；不能把欲和爱商品化，也不能像道学家那样，明禁欲，实纵欲。
对《结婚的爱》，周作人也曾撰文推介。此书作者为斯妥布斯女士。这本书认为，两性的性欲是有差异的：“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隙的。”所谓“结婚的爱”，就是对此进行调节，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这虽然在男子是一种束缚，但并非牺牲，或者倒是祝福。我们不喜那宗教的禁欲主义，至于合理的禁欲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养活纯爱，而且又能孕育梦想，成文艺的种子。”
周作人引用了凯沙诺伐的话，具体说明何为“以女性为本位”：“我想，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向来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向来的爱只有‘骑士的爱’才是爱，一落在家庭里，便多被欲所害了。凯沙诺伐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个有名的荡子，但霭理斯称他‘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所以他是知爱的人。这‘爱之术’以前几乎只存在草野间了，《结婚的爱》可以说是家庭的爱之术的提倡传授者。”
《家庭的爱》要求男子尽可能节欲，束缚自己，“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这样，家庭中的女性方有幸福感。这是一种爱的艺术。
虽然张竞生向青年推荐了这本《家庭的爱》，虽然他也强调两性之间要“以女性为本位”，“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但他这一主张只局限于男女做爱方面，让女子主动，让女子获得快乐。《结婚的爱》所倡导的“爱之术”在张竞生那里却变成了“房中术”。
张竞生一篇文章的标题干脆就是《向老妇学习房中术》。文中说他在国外结识一位“西方的史湘云”，两人鱼水之欢时，他的这位“情人”总处于“主动”地位：“她身要放在上面，我当然在下面，一切听从她的摆布，左旋右转，疾徐，轻重，都任她的安排。我全然立于被动地位了。她笑说她是学得极深的闺房艺术的，是向一位老于此道的妇人学得的。”
你看，同样强调“以女性为本位”，《家庭的爱》是要男子节制欲望，以女子愉悦为愉悦，这样婚姻才稳固，家庭才幸福。这是一种爱之术。张竞生也倡导“以女性为本位”，说的是在做爱中，让女子获得快感，在此基础上，“立于被动地位”的男子“更觉有万倍的性乐”。一个是形而上的爱之术；一个是形而下的性之术。都说“以女性为本位”，两者相差不啻云泥。
后来张竞生又宣扬“第三种水”、“女子阴部呼吸”法，由性学拓荒者变为性交研究者。如此一来，周作人对他的态度由开始的赞赏变为后来的鄙夷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沦为性交专家之前，张竞生关于性学的一些研究得到了周作人的支持。
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在文中他首次推出他的爱情“四项基本原则”：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什么是爱情？我一面承认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一面又承认它是由许多条件组成。这些条件举其要的：为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
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例如甲乙丙三人同爱一女，以谁有最优胜的条件为中选。男子对于女人的选择也是如此的。因为人情对于所欢，谁不希望得到一人极广大的爱情呢？所以把爱情条件来比较，作为选择的标准，这是人类心理中必然的定则。
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因为有比较自然就有选择，有选择自然时时有希望善益求善的念头，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爱情既是有条件的、可比的、可变迁的，那么，夫妻的关系，自然与朋友的交合有相似的性质。所不同的，夫妻是比密切的朋友更密切。所以他们的爱情，应比浓厚的友情更加浓厚。
张竞生此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撰文对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予以痛斥。张竞生陷入四面楚歌之际，周作人发表了《无条件的爱情》给他解围：“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里，近来很流行什么无条件的爱情……于是我不禁记起什么笔记上的一条故事来。有一个强悍放纵的无赖独宿在一间空屋里，夜半见有一个女子出现，他就一把拉住。她变了脸，乃是吊死鬼（！）他却毫不惊慌，说他仍是爱她。这似乎可以算是无条件的爱情的实例了，但总还有一个条件，便是异性。” 周作人几句话绵里藏针，刺中了张竞生论敌的痛处。当时的文坛，周作人的地位举足轻重。有他撑腰，张竞生再和论敌争辩时更是有恃无恐，顾盼自雄了。
张竞生专著《美的人生观》是开垦性学“处女地”之作，他大胆进入封建礼教的禁区，长驱直入，深耕细作。这一敢为人先的勇气赢得了周作人的佩服：“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周作人的赏识让张竞生喜出望外。他后来回忆说，这些赞誉“出自那时全国所推崇为大批评家之口，使我真是受宠若惊，又使我抱负不凡了”。
受英国文豪霭理斯影响，张竞生决定编辑出版《性史》，他在刊物上发布广告向全国征集个人的性经历。编辑《性史》过程中，他曾把此事告诉周作人，后者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
然而，《性史》的出版却成了张竞生的败笔。张竞生承认，《性史》里的文章，没有科学结论，只有性的叙述，撰稿者以小说笔法渲染个人的性隐私，有哗众取宠之心，无科学研究之意。结果，本该严肃的研究材料“性史”成了准色情读物。南开中学甚至一纸公文告到京津警察厅，要求查禁《性史》、《情书一束》等五种“淫书”。
周作人虽认为《性史》有不妥之处，但对南开中学的做法却极为反感。他接连发表《南开中学的性教育》、《南开与淫书》，抨击查禁“淫书”的做法。
周作人佩服张竞生的勇气，呼吁人们能原谅《性史》中的缺点与谬误。毕竟，谁没有缺点，谁不犯错误呢？只要张竞生能本着严肃认真态度研究性学，就不该将其一棍子打死。但周作人没想到，张竞生会在荒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性学”或许是一柄双刃剑，它能扫荡禁欲的栅栏，也能捅破纵欲的浊流。显然，张竞生后来已把“性学”浓缩为“性术”，可谓直把杭州当汴州了。周作人对张竞生的看法由此发生转变。
1927年初，张竞生南下上海，开办了“美的书店”，还编印《新文化》杂志，推销他所谓的“性知识”，大谈所谓“第三种水”、“女子阴部呼吸”、“阳具喝烧酒”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性术”。周作人此时如梦方醒，不再对张竞生抱有希望，他感慨：“张竞生于《新文化》出版时就已脱皮换骨，已不是先前的张竞生了。”
周作人把张竞生的性学运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民国十六年之前，“他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民国十六年之后，是张竞生的第二个时期，周作人认为，这一时期的张竞生已变成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由性学家改为术士了。对张竞生人生角色的快速转换，周作人也不由得啧啧称奇：“现在，他却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道士，这实在变得太奇了。”
关于性，当然可以谈可以研究，但周作人认为，谈性要做到：“一有艺术的趣味，二有科学的了解，三有道德的节制。”对于性的态度，周作人认为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
而张竞生发表在《新文化》上的“性术”文章，没有“科学的了解”，只有无端的臆测；缺乏“道德的节制”，一味文学地渲染；当张竞生津津乐道于“房中术”时，他对性的态度自然不可能做到“艺术地自然”了。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准确地指出，张竞生谈性，“缺少清醒健全”。
张竞生留学欧美，博览典籍，有学问有眼光有胆量，机缘凑泊，他本该肩起开创中国“性学”新时代的重任。可喝了洋墨水的他为何最终却沦为本土道家术士，四处兜售他那上不了台面的“房中术”？周作人在《论做鸡蛋糕》一文中给出了答案：“我们假定这些知识已经有了，但是如不能利用，还是空的。本来凡有知识无一不是有益有用的，只要人能用他。中国人因为奴性尚未退化，喜因而恶创，善记忆而缺乏思索，虽然获得新知识也总是堆积起来，不能活用，古希腊哲人云，‘多识不能益智’，正是痛切的批评。据英国故部丘教授说，希腊的‘多识’一语别有含义，系指一堆事实，记在心里，未曾经过理知的整理之谓。中国人的知识大抵如此，我常说这好像一家药材店，架上许多抽屉贮藏着各种药品，一格一格的各不相犯，乌头附子与茯苓生地间壁放着，待有主顾时取用。中国人的脑子里也分作几隔，事实与迷信同时并存，所以学过生理的人在讲台上教头骨有几块，生病时便相信符水可以止痢，石燕可以催生，而静坐起来‘丹田’里有一股气可以穿过横隔膜，钻通颅骨而出去了。”
张竞生推崇霭理斯的性学观，也啃过霭理斯的性学著作，但西方性学观在张竞生脑中却能和道家术士观和平相处，并且，张竞生既能“洋为中用”，从西方的“女性本位主义”开掘出“第三种水”，也能“古为今用”，把道家的“丹田之气”转换成“阴部呼吸”。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张竞生吃的是西餐，挤出的是脓水。
西方“性学”的土壤无疑是肥沃的，可张竞生的吸收功能显然出了问题，对西方“性学”他不仅浅尝辄止，而且对糟粕情有独钟，对精华却莫名其妙予以“扬弃”。西方播下霭理斯的“龙种”，东方收获张竞生的“跳蚤”。周作人对其恨铁不成钢，部分原因在此。
饱学的张竞生不可谓不“多识”，但他的人生却验证了古希腊名言：多识不能益智。
那么，如何才能让“多识”益智呢？周作人在文中给出了答案：“把所得的知识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组织起一种自己的人生观，时时去与新得的知识较量，不使有什么分裂或矛盾，随后便以这个常识为依凭，判断一切日常的事件与问题。这样做去，虽然不能说一定可以安身立命，有快乐而无烦闷，总之这是应当如此的，而且有些通行的谬误思想，如天地人为三才，天上有专管本国的上帝，地球是宇宙之中心，人身不洁，性欲罪恶，道德不变，有什么天经地义，等等谬见，至少总可以免除了罢。”
这番话，不止是说给张竞生听的。
2月27日，刊登了张竞生列的十部书目：《建国方略》（孙中山著）、《红楼梦》、《桃花扇》、《美的人生观》（张竞生著），《科学大纲》（丹森著）、《创化论》（柏格森著）、《结婚的爱》（斯妥布士著）、《相对论浅说》（爱斯坦著）、《社会问题详解》（共学社出版）、《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
从这个书单可看出，周作人和张竞生对性学都有兴趣。周作人选的《爱的成年》和张竞生选的《结婚的爱》都是与性学有关的名著。
对这两本书，周作人都曾撰文介绍。
关于《爱的成年》，周作人说：“近来读英国凯本德著的《爱的成年》，关于两性问题，得了许多好教训，好指导。”该书第四章，有两句论自由的话周作人非常欣赏：“我们不可忘记：如无社会上的大改革，女子的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们商贩制度——将人类的力作，人类的爱情，去交易买卖的制度——完全去掉，别定出一种新理想新习俗时，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
《爱的成年》第一章论性欲，周作人认为“极多精义”：“他先肯定人生，承认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一不美善洁净；他所最恨的，便是那‘买卖人类一切物事的商贩主义，与隐藏遮盖的宗教的伪善。’他说明：‘对于人生那种不洁的思想，如不去掉，难望世间有自由优美的公共生活。’”
周作人还引用了《英文学上的玄秘主义》中论勃来克的一节话进一步阐述凯本德的观点：“人的欲求，如方向正时，以满足为佳。勃来克诗云，‘红的肢体，火焰般的头发上，禁戒播满了沙；但满足的欲求，种起生命与美的果实。’世上唯有极端纯洁，或是极端放纵的心，才能宣布出这样危险的宗旨来，在勃来克的教义上，正如斯温朋所说，‘世间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那相信不洁的念。’”
从周作人的介绍我们可知，《爱的成年》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正当的欲是洁净的，成年的爱是美好的；不能把欲和爱商品化，也不能像道学家那样，明禁欲，实纵欲。
对《结婚的爱》，周作人也曾撰文推介。此书作者为斯妥布斯女士。这本书认为，两性的性欲是有差异的：“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隙的。”所谓“结婚的爱”，就是对此进行调节，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这虽然在男子是一种束缚，但并非牺牲，或者倒是祝福。我们不喜那宗教的禁欲主义，至于合理的禁欲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养活纯爱，而且又能孕育梦想，成文艺的种子。”
周作人引用了凯沙诺伐的话，具体说明何为“以女性为本位”：“我想，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向来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向来的爱只有‘骑士的爱’才是爱，一落在家庭里，便多被欲所害了。凯沙诺伐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个有名的荡子，但霭理斯称他‘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所以他是知爱的人。这‘爱之术’以前几乎只存在草野间了，《结婚的爱》可以说是家庭的爱之术的提倡传授者。”
《家庭的爱》要求男子尽可能节欲，束缚自己，“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这样，家庭中的女性方有幸福感。这是一种爱的艺术。
虽然张竞生向青年推荐了这本《家庭的爱》，虽然他也强调两性之间要“以女性为本位”，“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但他这一主张只局限于男女做爱方面，让女子主动，让女子获得快乐。《结婚的爱》所倡导的“爱之术”在张竞生那里却变成了“房中术”。
张竞生一篇文章的标题干脆就是《向老妇学习房中术》。文中说他在国外结识一位“西方的史湘云”，两人鱼水之欢时，他的这位“情人”总处于“主动”地位：“她身要放在上面，我当然在下面，一切听从她的摆布，左旋右转，疾徐，轻重，都任她的安排。我全然立于被动地位了。她笑说她是学得极深的闺房艺术的，是向一位老于此道的妇人学得的。”
你看，同样强调“以女性为本位”，《家庭的爱》是要男子节制欲望，以女子愉悦为愉悦，这样婚姻才稳固，家庭才幸福。这是一种爱之术。张竞生也倡导“以女性为本位”，说的是在做爱中，让女子获得快感，在此基础上，“立于被动地位”的男子“更觉有万倍的性乐”。一个是形而上的爱之术；一个是形而下的性之术。都说“以女性为本位”，两者相差不啻云泥。
后来张竞生又宣扬“第三种水”、“女子阴部呼吸”法，由性学拓荒者变为性交研究者。如此一来，周作人对他的态度由开始的赞赏变为后来的鄙夷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沦为性交专家之前，张竞生关于性学的一些研究得到了周作人的支持。
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在文中他首次推出他的爱情“四项基本原则”：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什么是爱情？我一面承认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一面又承认它是由许多条件组成。这些条件举其要的：为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
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例如甲乙丙三人同爱一女，以谁有最优胜的条件为中选。男子对于女人的选择也是如此的。因为人情对于所欢，谁不希望得到一人极广大的爱情呢？所以把爱情条件来比较，作为选择的标准，这是人类心理中必然的定则。
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因为有比较自然就有选择，有选择自然时时有希望善益求善的念头，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爱情既是有条件的、可比的、可变迁的，那么，夫妻的关系，自然与朋友的交合有相似的性质。所不同的，夫妻是比密切的朋友更密切。所以他们的爱情，应比浓厚的友情更加浓厚。
张竞生此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撰文对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予以痛斥。张竞生陷入四面楚歌之际，周作人发表了《无条件的爱情》给他解围：“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里，近来很流行什么无条件的爱情……于是我不禁记起什么笔记上的一条故事来。有一个强悍放纵的无赖独宿在一间空屋里，夜半见有一个女子出现，他就一把拉住。她变了脸，乃是吊死鬼（！）他却毫不惊慌，说他仍是爱她。这似乎可以算是无条件的爱情的实例了，但总还有一个条件，便是异性。” 周作人几句话绵里藏针，刺中了张竞生论敌的痛处。当时的文坛，周作人的地位举足轻重。有他撑腰，张竞生再和论敌争辩时更是有恃无恐，顾盼自雄了。
张竞生专著《美的人生观》是开垦性学“处女地”之作，他大胆进入封建礼教的禁区，长驱直入，深耕细作。这一敢为人先的勇气赢得了周作人的佩服：“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周作人的赏识让张竞生喜出望外。他后来回忆说，这些赞誉“出自那时全国所推崇为大批评家之口，使我真是受宠若惊，又使我抱负不凡了”。
受英国文豪霭理斯影响，张竞生决定编辑出版《性史》，他在刊物上发布广告向全国征集个人的性经历。编辑《性史》过程中，他曾把此事告诉周作人，后者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
然而，《性史》的出版却成了张竞生的败笔。张竞生承认，《性史》里的文章，没有科学结论，只有性的叙述，撰稿者以小说笔法渲染个人的性隐私，有哗众取宠之心，无科学研究之意。结果，本该严肃的研究材料“性史”成了准色情读物。南开中学甚至一纸公文告到京津警察厅，要求查禁《性史》、《情书一束》等五种“淫书”。
周作人虽认为《性史》有不妥之处，但对南开中学的做法却极为反感。他接连发表《南开中学的性教育》、《南开与淫书》，抨击查禁“淫书”的做法。
周作人佩服张竞生的勇气，呼吁人们能原谅《性史》中的缺点与谬误。毕竟，谁没有缺点，谁不犯错误呢？只要张竞生能本着严肃认真态度研究性学，就不该将其一棍子打死。但周作人没想到，张竞生会在荒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性学”或许是一柄双刃剑，它能扫荡禁欲的栅栏，也能捅破纵欲的浊流。显然，张竞生后来已把“性学”浓缩为“性术”，可谓直把杭州当汴州了。周作人对张竞生的看法由此发生转变。
1927年初，张竞生南下上海，开办了“美的书店”，还编印《新文化》杂志，推销他所谓的“性知识”，大谈所谓“第三种水”、“女子阴部呼吸”、“阳具喝烧酒”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性术”。周作人此时如梦方醒，不再对张竞生抱有希望，他感慨：“张竞生于《新文化》出版时就已脱皮换骨，已不是先前的张竞生了。”
周作人把张竞生的性学运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民国十六年之前，“他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民国十六年之后，是张竞生的第二个时期，周作人认为，这一时期的张竞生已变成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由性学家改为术士了。对张竞生人生角色的快速转换，周作人也不由得啧啧称奇：“现在，他却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道士，这实在变得太奇了。”
关于性，当然可以谈可以研究，但周作人认为，谈性要做到：“一有艺术的趣味，二有科学的了解，三有道德的节制。”对于性的态度，周作人认为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
而张竞生发表在《新文化》上的“性术”文章，没有“科学的了解”，只有无端的臆测；缺乏“道德的节制”，一味文学地渲染；当张竞生津津乐道于“房中术”时，他对性的态度自然不可能做到“艺术地自然”了。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准确地指出，张竞生谈性，“缺少清醒健全”。
张竞生留学欧美，博览典籍，有学问有眼光有胆量，机缘凑泊，他本该肩起开创中国“性学”新时代的重任。可喝了洋墨水的他为何最终却沦为本土道家术士，四处兜售他那上不了台面的“房中术”？周作人在《论做鸡蛋糕》一文中给出了答案：“我们假定这些知识已经有了，但是如不能利用，还是空的。本来凡有知识无一不是有益有用的，只要人能用他。中国人因为奴性尚未退化，喜因而恶创，善记忆而缺乏思索，虽然获得新知识也总是堆积起来，不能活用，古希腊哲人云，‘多识不能益智’，正是痛切的批评。据英国故部丘教授说，希腊的‘多识’一语别有含义，系指一堆事实，记在心里，未曾经过理知的整理之谓。中国人的知识大抵如此，我常说这好像一家药材店，架上许多抽屉贮藏着各种药品，一格一格的各不相犯，乌头附子与茯苓生地间壁放着，待有主顾时取用。中国人的脑子里也分作几隔，事实与迷信同时并存，所以学过生理的人在讲台上教头骨有几块，生病时便相信符水可以止痢，石燕可以催生，而静坐起来‘丹田’里有一股气可以穿过横隔膜，钻通颅骨而出去了。”
张竞生推崇霭理斯的性学观，也啃过霭理斯的性学著作，但西方性学观在张竞生脑中却能和道家术士观和平相处，并且，张竞生既能“洋为中用”，从西方的“女性本位主义”开掘出“第三种水”，也能“古为今用”，把道家的“丹田之气”转换成“阴部呼吸”。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张竞生吃的是西餐，挤出的是脓水。
西方“性学”的土壤无疑是肥沃的，可张竞生的吸收功能显然出了问题，对西方“性学”他不仅浅尝辄止，而且对糟粕情有独钟，对精华却莫名其妙予以“扬弃”。西方播下霭理斯的“龙种”，东方收获张竞生的“跳蚤”。周作人对其恨铁不成钢，部分原因在此。
饱学的张竞生不可谓不“多识”，但他的人生却验证了古希腊名言：多识不能益智。
那么，如何才能让“多识”益智呢？周作人在文中给出了答案：“把所得的知识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组织起一种自己的人生观，时时去与新得的知识较量，不使有什么分裂或矛盾，随后便以这个常识为依凭，判断一切日常的事件与问题。这样做去，虽然不能说一定可以安身立命，有快乐而无烦闷，总之这是应当如此的，而且有些通行的谬误思想，如天地人为三才，天上有专管本国的上帝，地球是宇宙之中心，人身不洁，性欲罪恶，道德不变，有什么天经地义，等等谬见，至少总可以免除了罢。”
这番话，不止是说给张竞生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