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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古写经主要指奈良、平安、镰仓时期，即刊本大藏经之前在日本书写或转写的佛经资料。目前，日本古写经的现代化编辑与数据库建设主要是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主持开展的，自2006年以来，该单位陆续出版《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九辑。丛刊编校精善，是研究日本古写经文本特征、流传情况、宗教机能的重要学术资料。丛刊编辑出版的成功实践归功于其编辑策略，即贯彻系统综合的编辑方针、偏重学术研究的编辑倾向和整合数字资源的编辑意识。对《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出版状况进行梳理，对其编辑策略进行探讨，这项工作可以为新时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提供新思路，有助于日本古写经这一宝贵的域外汉籍文献的挖掘、回归、传播与研究。
关键词：日本古写经;《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日本古写经数据库”;编辑出版;編辑策略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1）01-007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1.01.008
一、日本古写经文献述论
汉文佛典文献从历时的编纂顺序来看，可以分为写本佛经、刻本佛经和现代印刷本佛经。汉文写本佛经主要包括敦煌写经和日本古写经[1]61。由于敦煌写经文献内容的丰富性、经文内涵的广博性，尤其是收藏单位的国际性，使得“敦煌学”一诞生就成为了一门世界显学。作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多年来，敦煌写经文献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持续性关注。同样作为写本佛经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古写经实际与敦煌写经在文献所处时代上大约有四五百年的交集①，然而由于日本古写经深藏于日本各地的寺院、高校图书馆、地方机关等，多数资料尚未批量付梓刊行，加之近年研究日本古写经者多为日本史或日本语研究者，极少专攻佛教文字文献者，种种原因使得日本古写经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和研究。
所谓日本古写经，主要指起自奈良朝，经平安时代，至镰仓时期，即刊本大藏经以前在日本书写或者转写的佛经资料[2]。从书写年代来看，日本古写经主要包括奈良写经、平安写经、镰仓写经。日本天平七年（735年）入唐留学僧玄昉回国，带回汉文佛经写本5 000余卷，这是根据《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抄写的一整部汉文大藏经（“一切经”），共计1 076部、5 048卷。这套汉文写本大藏经存放在当时的奈良兴福寺，供人抄写和校对，并成为此后日本古写经的源头。日本历史上的古写经卷帙浩繁，现存奈良时代（710—794年）古写经大约2 000卷，平安、镰仓时代（794—1333年）复抄的古写经更是多达5万多卷[3]。从收藏单位来看，日本古写经主要包括正仓院圣语藏、法隆寺一切经、石山寺一切经、中尊寺一切经、金刚寺一切经、七寺一切经、兴圣寺一切经、妙莲寺藏松尾社一切经、名取新宫寺一切经、西方寺一切经、大门寺一切经、德运寺一切经等[以上所列各单位收藏的日本古写经，大都调查完毕，参见（日）落合俊典：《 近年日本古写经研究概况——以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为中心》，《版本目录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36页。 ]。
日本古写经文献具有多方面的学术资料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与敦煌写经不同，日本古写经更大程度上是对唐代写经的抄录和复抄，保持了许多失传的文献，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的异本，保留了与通行刻本有差异或通行刻本没有的字句与文字[参见雨山：《日本古写经的价值》，《中国民族报》2016年9月27日第8版;（日）落合俊典撰、方广锠译：《写本一切经的资料价值》，《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7-129页。]。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古写经作为唐代佛典的忠实复写本的同时，也反映了隋唐佛教的基本状态，是研究隋唐佛教极为重要的文献。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来看，与敦煌写经多为单经文献的情况不同，日本古写经的主体部分是汉文大藏经，中国现存的汉文大藏经主要是宋开宝藏以后的历代刻本佛藏，而日本古写经正保存了唐代写本一切经的文字文献面貌，因此日本古写经还是校理刻本大藏经不可多得的材料[中国学者在利用日本古写经校理汉文大藏经上，已有较为成功的范例。董志翘、刘晓兴以日本金刚寺一切经、兴圣寺一切经、七寺一切经为参校本全面校理了《经律异相》，郭绍林以日本兴圣寺一切经为参校本校勘了《续高僧传》。参见[南朝梁]僧旻、宝唱等撰集，董志翘、刘晓兴校注：《经律异相校注》，巴蜀书社，2018年;邢乃千：《向学界推荐两本新书、好书·董志翘、刘晓兴等著〈经律异相校注〉》，《北斗语言学刊》2018年第1期;[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 续高僧传》， 中华书局，2014年。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日本古写经主要由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僧徒抄写而成，经文传写过程中，由书写变易、抄录失误等原因产生的讹字误字满纸皆是，这些疑难俗字正是近代汉字汉语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笔者曾撰文指出，日本古写经的现代化编辑与数据库建设主要是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开展的。该校分别于 2005 年和 2010 年申请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重大项目“奈良平安古写经研究据点的形成”和“东亚佛教写本研究据点的形成”。依托这两个项目，该校陆续出版了《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初步建成了“日本古写经数据库”[1]62。位于日本东京的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是一所只设有佛教学研究科的独立大学院大学，就其规模来说，大概是日本全国最小的。但是，作为大学院大学，该校具备了进行佛教学专业研究所需的一切条件。在充分占有丰富的第一手佛教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以严密的文献学方法为基础，旁求博考，研机综微，对佛教文献和佛教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
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在世界佛教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目标是培养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人员。该校设有国际佛教学研究所和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现专职教授主要有落合俊典、后藤敏文、齐藤明、デレアヌ フロリン和藤井教公等。 作为写本佛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古写经是可以媲美敦煌佛教写经的。
日本拥有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汉文大藏经活字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而奈良平安古写经也是提升大正藏附加使用价值的必不可缺的文献材料。然而，一直以来，学界仅利用了日本古写经与刊本佛经的互补性功能，只是将这些奈良平安时代的古写经与10世纪之后中国、朝鲜刊本大藏经进行比较，并没有很好地挖缺日本古写经本身的文献资料价值。作为浓缩日本佛教文化精华的古写经，日本国内未见集成出版计划，流失于日本海外的亦为数不少。有鉴于此，在日本国内寺院、博物馆、日本海外研究机构的协助下，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依托日本文部科学省重大项目，多年致力于日本古佚写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依据收集的写经材料制作数字图版，力图复原《贞元入藏录》所收的佛典文献全貌，为成为东亚佛教文化基本典籍的研究据点而一直努力。
二、《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出版状况
据落合俊典介绍，“奈良平安古写经研究据点的形成”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以9世纪初日本弘法大师空海（774—835年）所携回的《贞元入藏录》为准，利用日本古写经文献来复原唐代大藏经文本[4]131。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古写经研究所以金刚寺一切经为主，逐步展开对日本各寺院、图书馆、海外研究机构等古佚写经的收集与调查工作;定期举行“东亚佛教写本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针对新发现的日本古写经以及中国、朝鲜刊本不同系统的和刻本佛经进行专题讨论;精选不同宗派、不同体裁、不同收藏单位、不同研究价值的日本古写经材料，对其进行影印、解题、录文、论述等工作，陆续出版《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截至目前，《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已正式出版九辑，分别为：第一辑《玄应撰〈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2006年）[5];第二辑《〈大乘起信论〉金刚寺一切经本、金刚寺圣教本、真福寺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学研究所松本文库本》（2007年）[6];第三辑《金刚寺藏〈观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卷下）〉》（2008年）[7];第四辑《 集诸经礼忏仪（卷下）》（2010年）[8];第五辑《书陵部藏玄一撰〈无量寿经记〉、身延文库藏义寂撰〈无量寿经述记〉》（2013年）[9];第六辑《金刚寺藏〈宝箧印陀罗尼经〉》（2013年）[10];第七辑《 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藏、金刚寺藏〈摩诃止观〉卷第一》（2014 年）[11];第八辑《续高僧传（卷四、卷六）》（2014年）[12];第九辑《〈高僧传〉卷五·〈续高僧传〉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2015年）[13]。落合俊典先生已详细介绍前四辑[4]131-133，下面从历史文献学、编辑出版学的角度对《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第五辑至第九辑进行梳理与研究。
（一）《书陵部藏玄一撰〈无量寿经记〉、身延文库藏义寂撰〈无量寿经述记〉》（第五辑，2013年）
《无量寿经》为佛教净土宗三部经之一，作为净土思想的基本典籍，历代为之注疏、作述者不可枚举。《无量寿经》传到中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地，此经的传习也颇为兴盛。本辑所收唐新罗玄一《无量寿经记》、唐新罗义寂《无量寿经述记》皆为《无量寿经》后代具有代表性的注释作品。
《无量寿经记》，唐新罗僧玄一所撰。佛教文献诸种目录中，该书或提“二卷”，或提“三卷”，或提“上中下”，今唯存卷上之后半。《无量寿经记》“多解名相，少述义理。多引汉译《平等觉经》《往生论》《瑜伽》《地持》《智论》《成实》《法华论》《佛性论》文等。于旧解引隋慧远、唐窥基、元晓、法位、义积，及因、辨、憬诸师义”[14]。目前可知的《无量寿经记》的写本、刊本主要有5种，即书陵部藏本、大谷大学藏丹山顺艺模写本、大谷大学藏嘉永七年书写本、京都大学藏卍续藏本及京都大学藏写本。本辑所收即为书陵部藏本《无量寿经记》卷上之残。
《无量寿经述记》，唐新罗僧义寂所撰，还可称作《无量寿经疏》《无量寿经义记》《无量寿义述》《无量寿经述义》等。本书的贮存情况长期未得到确认，学界过去根据惠谷隆戒从源隆国（1004—1077年）《安养集》等收集逸文制作的复原本（以下简称惠谷复原本）得知其概要。在重新考虑新罗净土教系谱必要性的认识思潮的同时，藏在身延山久远寺的身延文库《无量寿经叙述记》卷一的断简被发现了。通过对照与惠谷复原本的共同部分，确认了身延文库本确实是《无量寿经述记》。佛教文献诸种目录中，该书或提“一卷”，或提“三卷”，或提“五卷”。据南宏信考察，身延文库本和惠谷复原本皆当为“上中下”一部三卷本[9]83-84。本辑所收为身延文库藏本《无量寿经述记》卷第一（断简）。
（二）《金刚寺藏〈宝箧印陀罗尼经〉》（第六辑，2013年）
《宝箧印陀罗尼经》，全名《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省称作《宝箧印经》，俗称作《雷峰塔藏经》[在中国，说到《宝箧印陀罗尼经》，多专指吴越国王钱俶刻印的《雷峰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曾被钱俶刻印藏于雷峰塔塔砖中，故俗称《雷峰塔藏经》。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宝箧印陀罗尼经》随即现出，此情景恰与经文所述古朽塔类似。]。该经为佛教密宗经典，由唐不空三藏所译，于德宗贞元年
间（785—805年）编入佛藏。全经1卷，经文意译，陀罗尼咒语音译，计2 700余字。经文内容中称书写此经供养于佛塔，可获佛庇佑，有趋吉避凶的功能。不空译《宝箧印陀罗尼经》在日本主要有两种版本系统[《宝箧印经》发现地遍及东亚各国，大多在浙江省境，尤以杭州雷峰塔、瑞安慧光塔发现为众。国内学者黎毓馨对五代宋辽金塔藏《宝箧印经》作了详细的研究，并公布了其收集整理的《宝箧印经》经文图版。参黎毓馨主编：《远尘离垢：唐宋时期的〈宝箧印经〉》，中国书店，2014年。 ]，分别收藏在大正藏第19册的A本（经号1022A）和 B本（经号1022B）中，A本为高丽新藏本（大正藏底本），B本为享和元年长谷寺藏本。作为这两个系统所属古写经的代表，A本系统还包括日僧空海请来的《三十贴策子》（仁和寺本），B本系统还包括本辑公布的金刚寺所藏的金泥写经本和墨书写经本。金刚寺此二写本都是平安末期到镰仓初期被抄写下的完本，有作为善本的价值。此辑为了能够一览其全貌，在首次的全文彩色影印的基础上进行翻刻，并附了解题进行介绍。 （三）《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藏、金刚寺藏〈摩诃止观〉卷第一》（第七辑，2014年）
《摩诃止观》，初名《圆顿止观》，由佛教天台宗创始人隋智顗讲述，弟子灌顶笔录而成。
该书是天台宗论述其“止观”学说的重要著作，与《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合称为“天台三大部”。该书前后3本，初本20卷，第二本10卷，第三本即现行本10卷。单行本流通较早，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入藏。奈良时代（688—763年）由唐僧鉴真首次带回日本，日僧最澄、圆珍等大加弘扬，该书对日本天台宗佛教界以及《源氏物语》等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摩诃止观》通行的版本主要有大正藏本和佛教大系本（或称《天台大师全集》本）。
大正藏第46册收有20卷本的《摩诃止观》，该本以增上寺报恩藏明本（嘉兴藏本）为底本，校以宫内厅图书寮宋本（思溪藏本）、德川时代刊岛地大等氏藏本。佛教大系本则集成了智顗《摩诃止观》、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实观《摩诃止观辅行会本》、宝地房证真《止观辅行私记》、慧澄痴空《摩诃止观开讲演义》、大宝守脱《摩诃止观开讲要义》等天台宗佛教典籍。日本古写经中，2007年，在大阪府河内长野金刚寺的圣教中发现了12世纪书写的《摩诃止观》;2008年，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确认了其所藏《摩诃止观》卷一为现存最古老的10-11世纪平安时代中期的写本。此辑即公布了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藏本《摩诃止观》卷一及金刚寺藏本《摩诃止观》卷一。
（四）《续高僧传（卷四、卷六）》（第八辑，2014年）
《续高僧传》是唐代南山律宗开山之祖道宣所撰的一部佛教僧传类著作。《续高僧传》是道宣继梁慧皎《高僧传》而作，沿用《高僧传》十科僧传体例，经文标题每科加“篇”字，全書30卷，共10篇，即译经篇、义解篇、习禅篇、明律篇、护法篇、感通篇、遗身篇、读
诵篇、兴福篇、杂科声德篇。《续高僧传》现存版本较多，根据其保存形态、经文内容和流传地区，主要可以分为中国、朝鲜刊本大藏经系统和日本古写经系统两大类[关于中国、朝鲜刊本大藏经系统《续高僧传》的文本变迁，参池丽梅：《〈续高僧传〉的文本演变——七至十三世纪》，《 汉语佛学评论》2014年第1期;关于日本古写经系统《续高僧传》的流传情况，参池丽梅：《〈续高僧传〉在日本的流传》，《汉语佛学评论》2017年第1期。]。日本古写经本《续高僧传》中，流传较广、利用较多、价值较大的主要是金刚寺本、七寺本和兴圣寺本。
据池丽梅介绍，“兴圣寺一切经，是众多的日本古写一切经当中，最早引起佛教文献学者瞩目的写经集成之一。1979年，在印度学佛教学会学术大会上，绪方香州首次公开了兴圣寺一切经本《续高僧传》的存在，并指出该写本的内容与刊本系统文本大相径庭。”[15]此后，学界对兴圣寺本《续高僧传》的文献学、语言学价值一直都有相关的研究和关注。2014年，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出版了郭绍林先生点校的《续高僧传》[16]，郭绍林先生以碛砂藏为底本，以兴圣寺本、高丽新藏本、赵城金藏本为参校本。同年，《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八辑）首次公布了金刚寺、七寺、兴圣寺此3本《续高僧传》卷四和卷六的全部书影。
此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法隆寺本《续高僧传》，该本存15卷，缺卷一、卷八、卷十、卷十二至卷二○、卷二三至卷二五，丛刊第八辑除了公布以上3本，还公布了法隆寺本《续高僧传》卷六的全部书影[关于法隆寺一切经及法隆寺本《续高僧传》的文本流传情况，可参池丽梅：《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法隆寺一切经本〈续高僧传〉卷六解题》，载《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八辑），第130-137页。 ]。
（五）《〈高僧传〉卷五·〈续高僧传〉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第九辑，2015年）
《高僧传》是梁代沙门慧皎为订补梁宝唱《名僧传》而作的一部僧传类著作。全书 14卷，前13卷为僧传，末卷为序录。诚如陈士强所言，《高僧传》义例甄著，文词婉约，分科布局较《名僧传》有长足的进步[17]。僧传部分，依僧人德业，分为十科，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与《续高僧传》的版本系统类似，《高僧传》也主要可以分为中国、朝鲜刊本大藏经系统和日本古写经系统两大类[关于《高僧传》的刊本系统与写本系统，参王招国（定源）：《日本新出〈高僧傳〉古寫經本研究序説——刊本との比較に基づく成立問題の一試論》，载《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九辑），第134-153页。另外，中国著名学者汤用彤在生前基本完成《高僧传》的校点工作，后由汤一玄整理，1992年《高僧传》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校点高僧传》，补充了中华书局版本删去的部分校勘条目。汤用彤以大正藏为底本，校以弘教藏、碛砂藏、赵城金藏、金陵刻经处本，其主要在《高僧传》的刊本系统中进行佛经的点校工作，并未关注到写本系统的《高僧传》。]。据王招国调查研究，日本古写经本《高僧传》主要存有金刚寺本、七寺本、西方寺本、兴圣寺本、四天王寺本等。本辑《高僧传篇》公布了《高僧传》的金刚寺本卷五、七寺本卷五、兴圣寺本卷三·卷四、四天王寺本卷三·卷四的全部书影，对其中的金刚寺本《高僧传》卷五还作了翻刻的工作。
此辑除影印《高僧传》外，还收录了目前可知最早的3种《续高僧传》。据池丽梅研究，现存最古老的《续高僧传》文本，是附有天平十二年（740年）5月1日光明皇后御愿文的“五月一日经”本，有3卷传世：京都国立博物院藏卷二八、东大寺藏卷二九、正仓院圣语藏卷三○[18]。天平写经本《续高僧传》虽然所存卷数很少，但这些文献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初窥道宣《续高僧传》文本的原始形态，是不可多得的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此辑将现存的这3种“五月一日经”本《续高僧传》全部影印，并作了翻刻的工作。
三、《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编辑策略 （一）全面：贯彻系统综合的编辑方针
与敦煌写经相比，日本古写经的公开出版物要少很多，据笔者浅陋所知，主要包括饭岛稻太郎主编《日本古写经集成》[19]、筑岛裕主编《古辞书音义集成》[20]（佛经音义部分）、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主编《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等。《日本古写经集成》做的是纯粹的影印工作，主要影印了《一难宝郎、丈部浜足〈中阿含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石川卿〈佛说弥勒成佛经〉》《光明皇后发愿一切经〈 佛名经〉》《 藤原夫人发愿一切经〈太子刷护经〉》《伝朝野鱼养笔、药师寺〈大般若波经〉》《绀纸金银泥〈无量义经〉》《大字妙法莲华经·法师品》《紫纸金字〈华严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单部佛经或某部佛经中的某一品。《古辞书音义集成》收有日藏佛经音义17种，主要包括《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四分律音义》《大般若经音义（2 种）》《大般若经字抄》《妙法莲华经释文》《法华经音义（3种）》《一切经音义（4种）》《孔雀经音义》《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孔雀经单字（2种）》。《古辞书音义集成》主要对这些佛经音义作了影印原典、佛经解题和制作索引的工作。
《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不仅对日本古写经做了影印佛典、佛经解题等基础资料的搜集、调查与整理工作，更重要的是，还对日本古写经做了梳理版本系统、校勘异文用字、阐释佛经义理、弘扬佛教信仰等考据与论证的工作。与《日本古写经集成》《古辞书音义集成》相比，《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编辑方针是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细读丛刊全部目录与内容，可知其每辑内容主要由封面插图、序言、目录、资料篇、论考篇、后记、英文目录、序言英译等部分组成。封面插图（“口繪”）部分插入本辑影印佛经的不同版本卷首和卷尾的图版页。
序言部分主要是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今西顺吉教授、落合俊典教授从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文献学等角度对本辑收录佛经资料的成书背景、文献价值、历史地位、研究情况等所作的整体把握与说明。目录（“目次”）即本辑所收内容的总目录。资料篇和论考篇是丛刊每辑内容的主体部分，是日本古写经第一手研究材料和第一批研究成果的完美结合。资料篇主要是将调查、整理完毕的日本各机构所存藏的古佚写经进行解题和影印，对部分影印的古写经还做了汉字录文（“翻刻”）和汉文训读的工作。论考篇则主要是组织国内外知名佛教学、文献学专家对本辑收录的日本古写经进行撰述年代考证、版本系统研究、诸种版本校勘、梵文汉文比较、文化传播考察、宗教机能解读等方面的工作。后记（“あと
がき”）部分多由落合俊典教授撰写，主要对本辑所收古写经文献的调查情况、编校情况等进行交代。英文目录（“英文目次”）、序言英译（“緒言英譯”）是对书首的序言和目录作了英文翻译的工作。丛刊第六辑还设有“韓文目次”“緒言韓譯”，即对序言、目录进行韩文翻译。
（二）专业：偏重学术研究的编辑倾向
综合来看，《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每辑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可以体现其内容选择上严格遵循适合科研工作者阅读与研究的原则。丛刊每辑所公布的日本古写经文献皆属于首次公开出版面世，此前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与整理。一直以来，佛教文献学界关注的主要是敦煌写经和中国、朝鲜刊本的大藏经，对日本古写经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知之甚少。因此，在影印日本古写经文献的同时，有必要对该部佛经的成书背景、文献形制、版本系统、流传情况、佛理禅意等方面进行介绍。丛刊每辑的资料篇中，在影印日本古写经原典之前，都请日本知名学者对该部佛经作了解题的工作。从已出版的这九辑
刊物来看，丛刊解题的内容是令人眼前一亮的，通过学者的解题，可以第一时间获悉该部佛经在日本的文本流传情况。解题的编排也是独具匠心的，丛刊解题在介绍该部写经在日本的版本系统、流传情况等内容的同时，常常会在文中附上与该本写经密切相关的图表，这些图表或全面介绍该本写经在日本的存藏情况，或仔细比对该本写经相同内容部分与其他版本在经文用字上的区别，或详细罗列该本写经本身的文献特征。例如，在丛刊第八辑由鹤见大学池丽梅教授撰写的《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法隆寺一切经本〈续高僧传〉卷六解题》[12]130-137中，为介绍法隆寺一切经和法隆寺本《续高僧传》的版本情况，附录表1详细说明了法隆寺本《续高僧传》每一卷的具体存藏情况。池丽梅在梳理国会图书馆本《续高僧传》的文献系谱时，还附录表2对国会图书馆本、金刚寺本、七寺本、兴圣寺本、高丽初雕藏本、开元寺版本《续高僧传》卷六的卷首文字进行了详细比较。前文已述，丛刊资料篇对部分日本古写经作了录文和训读的工作。佛经的录文工作尤显编者、作者的文字文献功底，综合来看，丛刊古写经的录文基本是对写经文献原典的忠实转录，对经文中的
讹字、误字、脱文、衍文、异文等文献用字现象，多在录文或录文注记（“翻刻註記”）中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尽管如此，丛刊的一些录文或录文注记仍存在转录失误或注释失误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笔者将另撰文论述。 ]。在日本古写经的训读方面，丛刊的编写者也用力甚勤，日本古写经的训读工作主要是为了帮助日本本土学者、僧徒等阅读汉文佛经，佛经的汉文训读是实现汉文佛典融入日本本土文化（即“内在化”）的传统方式。可以说，丛刊所收日本古写经的录文和训读工作构建了更加广阔的视角和方法，这为探求日本古写经的经文用字情况，以及由文字内容反映出的中日共通的宗教文化价值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落合俊典认为，由于参加古写经调查的学者所关心是写本的文物信息，因此，他们忽略了其对研究中国佛教的文献价值。在以往的调查过程中，学者们对古写经的内容缺乏详细考察，更遑论从佛教学的角度对文献价值作出合理的评价和判断[4]129。有鉴于此，丛刊每辑的论考篇都认真编选了一组选题与本辑收录日本古写经直接相关且研究内容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论文。论考篇中编选的学者论文大多从文献学、宗教学、文化学等角度，就最新调查整理完毕的、本辑收录的日本古写经进行研究与讨论。例如，丛刊第六辑《金刚寺藏〈宝箧印陀罗尼经〉》[10]的论考篇中，收录了7篇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分别为：落合俊典《寶篋印陀羅尼經本文研究序論》、 赤尾荣庆《小論·文化財的觀点からみた金剛寺本寶篋印陀羅尼經》、海野圭介《和歌史における金剛寺本寶篋印陀羅尼經》、小岛裕子《金剛寺傳來の寳篋印陀羅尼經と信仰——法舎利としての經典》、 李际宁和方广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雷峰塔经”版本系统研究》（佐藤礼子译《〈雷峰塔經〉の版本系統研究》）、释智如《雷峰塔の版經〈寶篋印陀羅尼經〉の造詣的·宗教的機能》（山野千恵子译）、林寺正俊《宝篋印陀羅尼の梵漢比較》。 其中，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落合俊典一文与李际宁、方广锠一文皆讨论了《宝箧印经》的文献版本系统，林寺正俊将多种汉文版本与多种梵文版本的《宝箧印经》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宗教学的角度出发，小岛裕子一文与释智如一文分别讨论了《宝箧印经》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机能;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赤尾荣庆一文与海野圭介一文分別在文化遗产与和歌史的视野下讨论了《宝箧印经》。资料篇解题部分介绍了学界罕知的古写经在日本的版本系统，影印部分展示了充分反映文献特征的日本古写经部分原典图版，翻刻部分提供了与影印写经原典一一对应的录文，论考篇针对本辑收录的日本古写经推出了一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偏重学术研究的编辑倾向在丛刊每辑各个部分的内容中都有直接的体现。 （三）现代：整合数字资源的编辑意识
日本是国际上响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CT及WPPT两条约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在纸书和电子书的版权保护和数据安全方面有相对完善的法律规范和较为有效的技术措施。与敦煌写经的纸书公开出版与数据库收录的情况不同，为了精心保护收求于日本各寺院等收藏单位的日本古写经材料，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并未公开全部的日本古写经。《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除将个别稀见且只存零卷的日本古写经（如第九辑公布了全部已发现的“五月一
日经”本《续高僧传》）进行全经影印外，多数情况下，只影印翻刻某种写经一两卷的经文内容。在出版《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同时，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还编校了《日本现存八种一切经对照目录》。据落合俊典介绍，本目录是在各机关单位所藏奈良、平安、镰仓所写一切经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日本现存古写经的存缺情况进行了整理。所谓八种一切经，指正仓院圣语藏、金刚寺、七寺、石山寺、兴圣寺、西方寺、新宫寺、妙莲寺等所藏一切经[4]133。为尝试恢复唐代大藏经的基本面貌，该目录以日僧空海请回的《贞元入藏录》为编排依据，基本可以反映日本古写经的存藏情况。依托日本文部科学省重大项目“奈良平安古写经研究据点的形成”和“东亚佛教写本研究据点的形成”，配合《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编辑出版，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以《日本现存八种一切经对照目录》为基本数据，逐步建成了“日本古写经数据库”（koshakyo-database.icabs.ac.jp）。该数据库属书目与图像数据库，采用了《贞元入藏录》和《大正藏》两种编号系统，整理了日本各寺院、各单位所藏江户时代以前的古写经书目，收录了日本金刚寺一切经4 000卷左右的图版资料[1]62。“日本古写经数据库”这一数字成果可以视作《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纸书成果的基本背景框架。《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作为原始材料与学术研究并重的专题调查整理研究成果，将其置入“日本古写经数据库”这一大的背景框架中，从编者、读者、使用者角度来看，纸书的阅读体验和数据库的使用体验是完美结合的，是创新和谐的。此外，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的官网（www.icabs.ac.jp）本身也是了解日本古写经调查与研究情况的重要数字媒介。通过其门户网站，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日本古写经研究所包括《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在内的各种书刊的出版情况、“日本古写经数据库”的数据更新情况、与日本古写经相关的公开研究会的会议情况等信息。《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虽编校精善，但其行文用字亦偶有失误之处，日本古写经研究所在其官网还挂出了第五辑和第八辑的正误表（“正誤表はこちら”）供读者参考。
结 语
佛经文献的古籍整理工作对文献整理者、出版社编辑等人员有较高的要求，作者和编辑不仅应对佛教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有相当的研究和把握，还应对古籍数字化涉及的数据的存储、管理、检索等计算机技术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衡量一部古籍出版物是否优秀，考量要素主要包括古籍本身价值、古籍整理难度、古籍是否首次整理、整理体例是否清晰、校勘记是否规范等。《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是对日本古写经这批古籍材料首次整理，编辑与作者的完美配合是这套古籍丛刊得以陆续出版并获得重大成功之所在。丛刊编辑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的落合俊典、齐藤明等教授属于学者型编辑和出版家，他们经常主持并参加日本佛教研究会议，了解日本古写经最前沿的研究动态。丛刊的专业作者群体则更有出彩之处，中国的古籍出版物多以目录或文献提要的形式显示前修时贤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丛刊则将如池丽梅、方广锠等日本国内外宗教学、语言学、文化学权威学者的最新考证性和学理性的整理、研究成果作为图书的重要部分，全文刊载，以享学林。丛刊编辑与作者亲密合作的工作实践给编辑出版工作者提供了新时代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新思路与新策略，也向文献语言学工作者展示了丛刊引领日本古写经佛教文献研究的专业实力和学术愿景。
一直以来，日本古写经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以日本古写经为代表的域外汉文写本佛经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既面临失传危险、从事研究的当代中国学者较少，又事关佛教文化积淀、佛教历史梳理和中华民族记忆传承，正是中国语言学者应当关注的冷门“绝学”。佛教语言文献承载的精神文化信息在跨地域传播、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日本古写经文献是中国唐代汉文写本大藏经在日本转写而成的材料，作为唐代佛典忠实复写本的同时，也反映了隋唐佛教的基本形态，是研究隋唐佛教文献与写本佛经用字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全面梳理日本古写经文献的出版整理情况，认真分析《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编辑出版策略，在充分占有第一手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对日本古写经为代表的域外汉文写本佛经材料进行文献整理与文字研究——这项工作势必有助于构建与拓展近代汉字学这一新兴学科，有助于挖掘和保护域外汉文佛典写经文化遗产，有助于留存和传承佛教在中国和日本间的僧徒记忆。重视域外文献、回归基础文献、挖掘原始文献，可以为中日佛教语言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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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Practice and Strategy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of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 Taking Bibliotheca Codicologica Nipponica as an Example
XIN Rui-l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mainly refer to those of the Nara， Ping an and Kamakura periods， that is，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written or transcribed in Japa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azang Sutra. At present， the modern editing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of the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s mainly carried ou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of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Since 2006， nine volumes of Bibliotheca Codicologica Nipponica， edited by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have been officially published. The excellent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of Bibliotheca Codicologica Nipponica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text characteristics， circulation， and religious function of the Japanese ancient writing sutra.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series’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s due to its editing strategy， that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editing policy， the editorial tendency of emphasiz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editorial consciousness of integrating digital resources. This paper combs the publishing situation of the Bibliotheca Codicologica Nipponica and discusses its editing strategies. This work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era， and contribute to the excavation， return， 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 of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which is a valuable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Bibliotheca Codicologica Nipponica; old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Japanese collections; edit and publish; editing strategy
收稿日期：2020-10-30
基金項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历代汉文佛典文字汇编、考释及研究”（16ZDA171）;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疑难字词考释与研究”（2020YJ011）;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日文献语言学视角下灾害话语的回溯与研究”（20200104）
作者简介：
辛睿龙，男，文学博士，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文献情报学、编辑语言学研究。
① 有关敦煌写经与日本古写经的异同，参见方广锠：《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关键词：日本古写经;《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日本古写经数据库”;编辑出版;編辑策略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1）01-007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1.01.008
一、日本古写经文献述论
汉文佛典文献从历时的编纂顺序来看，可以分为写本佛经、刻本佛经和现代印刷本佛经。汉文写本佛经主要包括敦煌写经和日本古写经[1]61。由于敦煌写经文献内容的丰富性、经文内涵的广博性，尤其是收藏单位的国际性，使得“敦煌学”一诞生就成为了一门世界显学。作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多年来，敦煌写经文献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持续性关注。同样作为写本佛经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古写经实际与敦煌写经在文献所处时代上大约有四五百年的交集①，然而由于日本古写经深藏于日本各地的寺院、高校图书馆、地方机关等，多数资料尚未批量付梓刊行，加之近年研究日本古写经者多为日本史或日本语研究者，极少专攻佛教文字文献者，种种原因使得日本古写经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和研究。
所谓日本古写经，主要指起自奈良朝，经平安时代，至镰仓时期，即刊本大藏经以前在日本书写或者转写的佛经资料[2]。从书写年代来看，日本古写经主要包括奈良写经、平安写经、镰仓写经。日本天平七年（735年）入唐留学僧玄昉回国，带回汉文佛经写本5 000余卷，这是根据《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抄写的一整部汉文大藏经（“一切经”），共计1 076部、5 048卷。这套汉文写本大藏经存放在当时的奈良兴福寺，供人抄写和校对，并成为此后日本古写经的源头。日本历史上的古写经卷帙浩繁，现存奈良时代（710—794年）古写经大约2 000卷，平安、镰仓时代（794—1333年）复抄的古写经更是多达5万多卷[3]。从收藏单位来看，日本古写经主要包括正仓院圣语藏、法隆寺一切经、石山寺一切经、中尊寺一切经、金刚寺一切经、七寺一切经、兴圣寺一切经、妙莲寺藏松尾社一切经、名取新宫寺一切经、西方寺一切经、大门寺一切经、德运寺一切经等[以上所列各单位收藏的日本古写经，大都调查完毕，参见（日）落合俊典：《 近年日本古写经研究概况——以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为中心》，《版本目录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36页。 ]。
日本古写经文献具有多方面的学术资料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与敦煌写经不同，日本古写经更大程度上是对唐代写经的抄录和复抄，保持了许多失传的文献，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的异本，保留了与通行刻本有差异或通行刻本没有的字句与文字[参见雨山：《日本古写经的价值》，《中国民族报》2016年9月27日第8版;（日）落合俊典撰、方广锠译：《写本一切经的资料价值》，《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7-129页。]。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古写经作为唐代佛典的忠实复写本的同时，也反映了隋唐佛教的基本状态，是研究隋唐佛教极为重要的文献。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来看，与敦煌写经多为单经文献的情况不同，日本古写经的主体部分是汉文大藏经，中国现存的汉文大藏经主要是宋开宝藏以后的历代刻本佛藏，而日本古写经正保存了唐代写本一切经的文字文献面貌，因此日本古写经还是校理刻本大藏经不可多得的材料[中国学者在利用日本古写经校理汉文大藏经上，已有较为成功的范例。董志翘、刘晓兴以日本金刚寺一切经、兴圣寺一切经、七寺一切经为参校本全面校理了《经律异相》，郭绍林以日本兴圣寺一切经为参校本校勘了《续高僧传》。参见[南朝梁]僧旻、宝唱等撰集，董志翘、刘晓兴校注：《经律异相校注》，巴蜀书社，2018年;邢乃千：《向学界推荐两本新书、好书·董志翘、刘晓兴等著〈经律异相校注〉》，《北斗语言学刊》2018年第1期;[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 续高僧传》， 中华书局，2014年。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日本古写经主要由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僧徒抄写而成，经文传写过程中，由书写变易、抄录失误等原因产生的讹字误字满纸皆是，这些疑难俗字正是近代汉字汉语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笔者曾撰文指出，日本古写经的现代化编辑与数据库建设主要是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开展的。该校分别于 2005 年和 2010 年申请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重大项目“奈良平安古写经研究据点的形成”和“东亚佛教写本研究据点的形成”。依托这两个项目，该校陆续出版了《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初步建成了“日本古写经数据库”[1]62。位于日本东京的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是一所只设有佛教学研究科的独立大学院大学，就其规模来说，大概是日本全国最小的。但是，作为大学院大学，该校具备了进行佛教学专业研究所需的一切条件。在充分占有丰富的第一手佛教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以严密的文献学方法为基础，旁求博考，研机综微，对佛教文献和佛教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
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在世界佛教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目标是培养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人员。该校设有国际佛教学研究所和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现专职教授主要有落合俊典、后藤敏文、齐藤明、デレアヌ フロリン和藤井教公等。 作为写本佛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古写经是可以媲美敦煌佛教写经的。
日本拥有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汉文大藏经活字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而奈良平安古写经也是提升大正藏附加使用价值的必不可缺的文献材料。然而，一直以来，学界仅利用了日本古写经与刊本佛经的互补性功能，只是将这些奈良平安时代的古写经与10世纪之后中国、朝鲜刊本大藏经进行比较，并没有很好地挖缺日本古写经本身的文献资料价值。作为浓缩日本佛教文化精华的古写经，日本国内未见集成出版计划，流失于日本海外的亦为数不少。有鉴于此，在日本国内寺院、博物馆、日本海外研究机构的协助下，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依托日本文部科学省重大项目，多年致力于日本古佚写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依据收集的写经材料制作数字图版，力图复原《贞元入藏录》所收的佛典文献全貌，为成为东亚佛教文化基本典籍的研究据点而一直努力。
二、《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出版状况
据落合俊典介绍，“奈良平安古写经研究据点的形成”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以9世纪初日本弘法大师空海（774—835年）所携回的《贞元入藏录》为准，利用日本古写经文献来复原唐代大藏经文本[4]131。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古写经研究所以金刚寺一切经为主，逐步展开对日本各寺院、图书馆、海外研究机构等古佚写经的收集与调查工作;定期举行“东亚佛教写本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针对新发现的日本古写经以及中国、朝鲜刊本不同系统的和刻本佛经进行专题讨论;精选不同宗派、不同体裁、不同收藏单位、不同研究价值的日本古写经材料，对其进行影印、解题、录文、论述等工作，陆续出版《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截至目前，《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已正式出版九辑，分别为：第一辑《玄应撰〈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2006年）[5];第二辑《〈大乘起信论〉金刚寺一切经本、金刚寺圣教本、真福寺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学研究所松本文库本》（2007年）[6];第三辑《金刚寺藏〈观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卷下）〉》（2008年）[7];第四辑《 集诸经礼忏仪（卷下）》（2010年）[8];第五辑《书陵部藏玄一撰〈无量寿经记〉、身延文库藏义寂撰〈无量寿经述记〉》（2013年）[9];第六辑《金刚寺藏〈宝箧印陀罗尼经〉》（2013年）[10];第七辑《 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藏、金刚寺藏〈摩诃止观〉卷第一》（2014 年）[11];第八辑《续高僧传（卷四、卷六）》（2014年）[12];第九辑《〈高僧传〉卷五·〈续高僧传〉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2015年）[13]。落合俊典先生已详细介绍前四辑[4]131-133，下面从历史文献学、编辑出版学的角度对《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第五辑至第九辑进行梳理与研究。
（一）《书陵部藏玄一撰〈无量寿经记〉、身延文库藏义寂撰〈无量寿经述记〉》（第五辑，2013年）
《无量寿经》为佛教净土宗三部经之一，作为净土思想的基本典籍，历代为之注疏、作述者不可枚举。《无量寿经》传到中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地，此经的传习也颇为兴盛。本辑所收唐新罗玄一《无量寿经记》、唐新罗义寂《无量寿经述记》皆为《无量寿经》后代具有代表性的注释作品。
《无量寿经记》，唐新罗僧玄一所撰。佛教文献诸种目录中，该书或提“二卷”，或提“三卷”，或提“上中下”，今唯存卷上之后半。《无量寿经记》“多解名相，少述义理。多引汉译《平等觉经》《往生论》《瑜伽》《地持》《智论》《成实》《法华论》《佛性论》文等。于旧解引隋慧远、唐窥基、元晓、法位、义积，及因、辨、憬诸师义”[14]。目前可知的《无量寿经记》的写本、刊本主要有5种，即书陵部藏本、大谷大学藏丹山顺艺模写本、大谷大学藏嘉永七年书写本、京都大学藏卍续藏本及京都大学藏写本。本辑所收即为书陵部藏本《无量寿经记》卷上之残。
《无量寿经述记》，唐新罗僧义寂所撰，还可称作《无量寿经疏》《无量寿经义记》《无量寿义述》《无量寿经述义》等。本书的贮存情况长期未得到确认，学界过去根据惠谷隆戒从源隆国（1004—1077年）《安养集》等收集逸文制作的复原本（以下简称惠谷复原本）得知其概要。在重新考虑新罗净土教系谱必要性的认识思潮的同时，藏在身延山久远寺的身延文库《无量寿经叙述记》卷一的断简被发现了。通过对照与惠谷复原本的共同部分，确认了身延文库本确实是《无量寿经述记》。佛教文献诸种目录中，该书或提“一卷”，或提“三卷”，或提“五卷”。据南宏信考察，身延文库本和惠谷复原本皆当为“上中下”一部三卷本[9]83-84。本辑所收为身延文库藏本《无量寿经述记》卷第一（断简）。
（二）《金刚寺藏〈宝箧印陀罗尼经〉》（第六辑，2013年）
《宝箧印陀罗尼经》，全名《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省称作《宝箧印经》，俗称作《雷峰塔藏经》[在中国，说到《宝箧印陀罗尼经》，多专指吴越国王钱俶刻印的《雷峰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曾被钱俶刻印藏于雷峰塔塔砖中，故俗称《雷峰塔藏经》。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宝箧印陀罗尼经》随即现出，此情景恰与经文所述古朽塔类似。]。该经为佛教密宗经典，由唐不空三藏所译，于德宗贞元年
间（785—805年）编入佛藏。全经1卷，经文意译，陀罗尼咒语音译，计2 700余字。经文内容中称书写此经供养于佛塔，可获佛庇佑，有趋吉避凶的功能。不空译《宝箧印陀罗尼经》在日本主要有两种版本系统[《宝箧印经》发现地遍及东亚各国，大多在浙江省境，尤以杭州雷峰塔、瑞安慧光塔发现为众。国内学者黎毓馨对五代宋辽金塔藏《宝箧印经》作了详细的研究，并公布了其收集整理的《宝箧印经》经文图版。参黎毓馨主编：《远尘离垢：唐宋时期的〈宝箧印经〉》，中国书店，2014年。 ]，分别收藏在大正藏第19册的A本（经号1022A）和 B本（经号1022B）中，A本为高丽新藏本（大正藏底本），B本为享和元年长谷寺藏本。作为这两个系统所属古写经的代表，A本系统还包括日僧空海请来的《三十贴策子》（仁和寺本），B本系统还包括本辑公布的金刚寺所藏的金泥写经本和墨书写经本。金刚寺此二写本都是平安末期到镰仓初期被抄写下的完本，有作为善本的价值。此辑为了能够一览其全貌，在首次的全文彩色影印的基础上进行翻刻，并附了解题进行介绍。 （三）《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藏、金刚寺藏〈摩诃止观〉卷第一》（第七辑，2014年）
《摩诃止观》，初名《圆顿止观》，由佛教天台宗创始人隋智顗讲述，弟子灌顶笔录而成。
该书是天台宗论述其“止观”学说的重要著作，与《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合称为“天台三大部”。该书前后3本，初本20卷，第二本10卷，第三本即现行本10卷。单行本流通较早，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入藏。奈良时代（688—763年）由唐僧鉴真首次带回日本，日僧最澄、圆珍等大加弘扬，该书对日本天台宗佛教界以及《源氏物语》等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摩诃止观》通行的版本主要有大正藏本和佛教大系本（或称《天台大师全集》本）。
大正藏第46册收有20卷本的《摩诃止观》，该本以增上寺报恩藏明本（嘉兴藏本）为底本，校以宫内厅图书寮宋本（思溪藏本）、德川时代刊岛地大等氏藏本。佛教大系本则集成了智顗《摩诃止观》、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实观《摩诃止观辅行会本》、宝地房证真《止观辅行私记》、慧澄痴空《摩诃止观开讲演义》、大宝守脱《摩诃止观开讲要义》等天台宗佛教典籍。日本古写经中，2007年，在大阪府河内长野金刚寺的圣教中发现了12世纪书写的《摩诃止观》;2008年，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确认了其所藏《摩诃止观》卷一为现存最古老的10-11世纪平安时代中期的写本。此辑即公布了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藏本《摩诃止观》卷一及金刚寺藏本《摩诃止观》卷一。
（四）《续高僧传（卷四、卷六）》（第八辑，2014年）
《续高僧传》是唐代南山律宗开山之祖道宣所撰的一部佛教僧传类著作。《续高僧传》是道宣继梁慧皎《高僧传》而作，沿用《高僧传》十科僧传体例，经文标题每科加“篇”字，全書30卷，共10篇，即译经篇、义解篇、习禅篇、明律篇、护法篇、感通篇、遗身篇、读
诵篇、兴福篇、杂科声德篇。《续高僧传》现存版本较多，根据其保存形态、经文内容和流传地区，主要可以分为中国、朝鲜刊本大藏经系统和日本古写经系统两大类[关于中国、朝鲜刊本大藏经系统《续高僧传》的文本变迁，参池丽梅：《〈续高僧传〉的文本演变——七至十三世纪》，《 汉语佛学评论》2014年第1期;关于日本古写经系统《续高僧传》的流传情况，参池丽梅：《〈续高僧传〉在日本的流传》，《汉语佛学评论》2017年第1期。]。日本古写经本《续高僧传》中，流传较广、利用较多、价值较大的主要是金刚寺本、七寺本和兴圣寺本。
据池丽梅介绍，“兴圣寺一切经，是众多的日本古写一切经当中，最早引起佛教文献学者瞩目的写经集成之一。1979年，在印度学佛教学会学术大会上，绪方香州首次公开了兴圣寺一切经本《续高僧传》的存在，并指出该写本的内容与刊本系统文本大相径庭。”[15]此后，学界对兴圣寺本《续高僧传》的文献学、语言学价值一直都有相关的研究和关注。2014年，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出版了郭绍林先生点校的《续高僧传》[16]，郭绍林先生以碛砂藏为底本，以兴圣寺本、高丽新藏本、赵城金藏本为参校本。同年，《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八辑）首次公布了金刚寺、七寺、兴圣寺此3本《续高僧传》卷四和卷六的全部书影。
此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法隆寺本《续高僧传》，该本存15卷，缺卷一、卷八、卷十、卷十二至卷二○、卷二三至卷二五，丛刊第八辑除了公布以上3本，还公布了法隆寺本《续高僧传》卷六的全部书影[关于法隆寺一切经及法隆寺本《续高僧传》的文本流传情况，可参池丽梅：《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法隆寺一切经本〈续高僧传〉卷六解题》，载《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八辑），第130-137页。 ]。
（五）《〈高僧传〉卷五·〈续高僧传〉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第九辑，2015年）
《高僧传》是梁代沙门慧皎为订补梁宝唱《名僧传》而作的一部僧传类著作。全书 14卷，前13卷为僧传，末卷为序录。诚如陈士强所言，《高僧传》义例甄著，文词婉约，分科布局较《名僧传》有长足的进步[17]。僧传部分，依僧人德业，分为十科，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与《续高僧传》的版本系统类似，《高僧传》也主要可以分为中国、朝鲜刊本大藏经系统和日本古写经系统两大类[关于《高僧传》的刊本系统与写本系统，参王招国（定源）：《日本新出〈高僧傳〉古寫經本研究序説——刊本との比較に基づく成立問題の一試論》，载《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九辑），第134-153页。另外，中国著名学者汤用彤在生前基本完成《高僧传》的校点工作，后由汤一玄整理，1992年《高僧传》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校点高僧传》，补充了中华书局版本删去的部分校勘条目。汤用彤以大正藏为底本，校以弘教藏、碛砂藏、赵城金藏、金陵刻经处本，其主要在《高僧传》的刊本系统中进行佛经的点校工作，并未关注到写本系统的《高僧传》。]。据王招国调查研究，日本古写经本《高僧传》主要存有金刚寺本、七寺本、西方寺本、兴圣寺本、四天王寺本等。本辑《高僧传篇》公布了《高僧传》的金刚寺本卷五、七寺本卷五、兴圣寺本卷三·卷四、四天王寺本卷三·卷四的全部书影，对其中的金刚寺本《高僧传》卷五还作了翻刻的工作。
此辑除影印《高僧传》外，还收录了目前可知最早的3种《续高僧传》。据池丽梅研究，现存最古老的《续高僧传》文本，是附有天平十二年（740年）5月1日光明皇后御愿文的“五月一日经”本，有3卷传世：京都国立博物院藏卷二八、东大寺藏卷二九、正仓院圣语藏卷三○[18]。天平写经本《续高僧传》虽然所存卷数很少，但这些文献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初窥道宣《续高僧传》文本的原始形态，是不可多得的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此辑将现存的这3种“五月一日经”本《续高僧传》全部影印，并作了翻刻的工作。
三、《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编辑策略 （一）全面：贯彻系统综合的编辑方针
与敦煌写经相比，日本古写经的公开出版物要少很多，据笔者浅陋所知，主要包括饭岛稻太郎主编《日本古写经集成》[19]、筑岛裕主编《古辞书音义集成》[20]（佛经音义部分）、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主编《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等。《日本古写经集成》做的是纯粹的影印工作，主要影印了《一难宝郎、丈部浜足〈中阿含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石川卿〈佛说弥勒成佛经〉》《光明皇后发愿一切经〈 佛名经〉》《 藤原夫人发愿一切经〈太子刷护经〉》《伝朝野鱼养笔、药师寺〈大般若波经〉》《绀纸金银泥〈无量义经〉》《大字妙法莲华经·法师品》《紫纸金字〈华严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单部佛经或某部佛经中的某一品。《古辞书音义集成》收有日藏佛经音义17种，主要包括《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四分律音义》《大般若经音义（2 种）》《大般若经字抄》《妙法莲华经释文》《法华经音义（3种）》《一切经音义（4种）》《孔雀经音义》《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孔雀经单字（2种）》。《古辞书音义集成》主要对这些佛经音义作了影印原典、佛经解题和制作索引的工作。
《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不仅对日本古写经做了影印佛典、佛经解题等基础资料的搜集、调查与整理工作，更重要的是，还对日本古写经做了梳理版本系统、校勘异文用字、阐释佛经义理、弘扬佛教信仰等考据与论证的工作。与《日本古写经集成》《古辞书音义集成》相比，《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编辑方针是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细读丛刊全部目录与内容，可知其每辑内容主要由封面插图、序言、目录、资料篇、论考篇、后记、英文目录、序言英译等部分组成。封面插图（“口繪”）部分插入本辑影印佛经的不同版本卷首和卷尾的图版页。
序言部分主要是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今西顺吉教授、落合俊典教授从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文献学等角度对本辑收录佛经资料的成书背景、文献价值、历史地位、研究情况等所作的整体把握与说明。目录（“目次”）即本辑所收内容的总目录。资料篇和论考篇是丛刊每辑内容的主体部分，是日本古写经第一手研究材料和第一批研究成果的完美结合。资料篇主要是将调查、整理完毕的日本各机构所存藏的古佚写经进行解题和影印，对部分影印的古写经还做了汉字录文（“翻刻”）和汉文训读的工作。论考篇则主要是组织国内外知名佛教学、文献学专家对本辑收录的日本古写经进行撰述年代考证、版本系统研究、诸种版本校勘、梵文汉文比较、文化传播考察、宗教机能解读等方面的工作。后记（“あと
がき”）部分多由落合俊典教授撰写，主要对本辑所收古写经文献的调查情况、编校情况等进行交代。英文目录（“英文目次”）、序言英译（“緒言英譯”）是对书首的序言和目录作了英文翻译的工作。丛刊第六辑还设有“韓文目次”“緒言韓譯”，即对序言、目录进行韩文翻译。
（二）专业：偏重学术研究的编辑倾向
综合来看，《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每辑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可以体现其内容选择上严格遵循适合科研工作者阅读与研究的原则。丛刊每辑所公布的日本古写经文献皆属于首次公开出版面世，此前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与整理。一直以来，佛教文献学界关注的主要是敦煌写经和中国、朝鲜刊本的大藏经，对日本古写经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知之甚少。因此，在影印日本古写经文献的同时，有必要对该部佛经的成书背景、文献形制、版本系统、流传情况、佛理禅意等方面进行介绍。丛刊每辑的资料篇中，在影印日本古写经原典之前，都请日本知名学者对该部佛经作了解题的工作。从已出版的这九辑
刊物来看，丛刊解题的内容是令人眼前一亮的，通过学者的解题，可以第一时间获悉该部佛经在日本的文本流传情况。解题的编排也是独具匠心的，丛刊解题在介绍该部写经在日本的版本系统、流传情况等内容的同时，常常会在文中附上与该本写经密切相关的图表，这些图表或全面介绍该本写经在日本的存藏情况，或仔细比对该本写经相同内容部分与其他版本在经文用字上的区别，或详细罗列该本写经本身的文献特征。例如，在丛刊第八辑由鹤见大学池丽梅教授撰写的《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法隆寺一切经本〈续高僧传〉卷六解题》[12]130-137中，为介绍法隆寺一切经和法隆寺本《续高僧传》的版本情况，附录表1详细说明了法隆寺本《续高僧传》每一卷的具体存藏情况。池丽梅在梳理国会图书馆本《续高僧传》的文献系谱时，还附录表2对国会图书馆本、金刚寺本、七寺本、兴圣寺本、高丽初雕藏本、开元寺版本《续高僧传》卷六的卷首文字进行了详细比较。前文已述，丛刊资料篇对部分日本古写经作了录文和训读的工作。佛经的录文工作尤显编者、作者的文字文献功底，综合来看，丛刊古写经的录文基本是对写经文献原典的忠实转录，对经文中的
讹字、误字、脱文、衍文、异文等文献用字现象，多在录文或录文注记（“翻刻註記”）中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尽管如此，丛刊的一些录文或录文注记仍存在转录失误或注释失误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笔者将另撰文论述。 ]。在日本古写经的训读方面，丛刊的编写者也用力甚勤，日本古写经的训读工作主要是为了帮助日本本土学者、僧徒等阅读汉文佛经，佛经的汉文训读是实现汉文佛典融入日本本土文化（即“内在化”）的传统方式。可以说，丛刊所收日本古写经的录文和训读工作构建了更加广阔的视角和方法，这为探求日本古写经的经文用字情况，以及由文字内容反映出的中日共通的宗教文化价值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落合俊典认为，由于参加古写经调查的学者所关心是写本的文物信息，因此，他们忽略了其对研究中国佛教的文献价值。在以往的调查过程中，学者们对古写经的内容缺乏详细考察，更遑论从佛教学的角度对文献价值作出合理的评价和判断[4]129。有鉴于此，丛刊每辑的论考篇都认真编选了一组选题与本辑收录日本古写经直接相关且研究内容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论文。论考篇中编选的学者论文大多从文献学、宗教学、文化学等角度，就最新调查整理完毕的、本辑收录的日本古写经进行研究与讨论。例如，丛刊第六辑《金刚寺藏〈宝箧印陀罗尼经〉》[10]的论考篇中，收录了7篇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分别为：落合俊典《寶篋印陀羅尼經本文研究序論》、 赤尾荣庆《小論·文化財的觀点からみた金剛寺本寶篋印陀羅尼經》、海野圭介《和歌史における金剛寺本寶篋印陀羅尼經》、小岛裕子《金剛寺傳來の寳篋印陀羅尼經と信仰——法舎利としての經典》、 李际宁和方广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雷峰塔经”版本系统研究》（佐藤礼子译《〈雷峰塔經〉の版本系統研究》）、释智如《雷峰塔の版經〈寶篋印陀羅尼經〉の造詣的·宗教的機能》（山野千恵子译）、林寺正俊《宝篋印陀羅尼の梵漢比較》。 其中，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落合俊典一文与李际宁、方广锠一文皆讨论了《宝箧印经》的文献版本系统，林寺正俊将多种汉文版本与多种梵文版本的《宝箧印经》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宗教学的角度出发，小岛裕子一文与释智如一文分别讨论了《宝箧印经》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机能;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赤尾荣庆一文与海野圭介一文分別在文化遗产与和歌史的视野下讨论了《宝箧印经》。资料篇解题部分介绍了学界罕知的古写经在日本的版本系统，影印部分展示了充分反映文献特征的日本古写经部分原典图版，翻刻部分提供了与影印写经原典一一对应的录文，论考篇针对本辑收录的日本古写经推出了一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偏重学术研究的编辑倾向在丛刊每辑各个部分的内容中都有直接的体现。 （三）现代：整合数字资源的编辑意识
日本是国际上响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CT及WPPT两条约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在纸书和电子书的版权保护和数据安全方面有相对完善的法律规范和较为有效的技术措施。与敦煌写经的纸书公开出版与数据库收录的情况不同，为了精心保护收求于日本各寺院等收藏单位的日本古写经材料，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并未公开全部的日本古写经。《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除将个别稀见且只存零卷的日本古写经（如第九辑公布了全部已发现的“五月一
日经”本《续高僧传》）进行全经影印外，多数情况下，只影印翻刻某种写经一两卷的经文内容。在出版《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同时，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还编校了《日本现存八种一切经对照目录》。据落合俊典介绍，本目录是在各机关单位所藏奈良、平安、镰仓所写一切经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日本现存古写经的存缺情况进行了整理。所谓八种一切经，指正仓院圣语藏、金刚寺、七寺、石山寺、兴圣寺、西方寺、新宫寺、妙莲寺等所藏一切经[4]133。为尝试恢复唐代大藏经的基本面貌，该目录以日僧空海请回的《贞元入藏录》为编排依据，基本可以反映日本古写经的存藏情况。依托日本文部科学省重大项目“奈良平安古写经研究据点的形成”和“东亚佛教写本研究据点的形成”，配合《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编辑出版，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以《日本现存八种一切经对照目录》为基本数据，逐步建成了“日本古写经数据库”（koshakyo-database.icabs.ac.jp）。该数据库属书目与图像数据库，采用了《贞元入藏录》和《大正藏》两种编号系统，整理了日本各寺院、各单位所藏江户时代以前的古写经书目，收录了日本金刚寺一切经4 000卷左右的图版资料[1]62。“日本古写经数据库”这一数字成果可以视作《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纸书成果的基本背景框架。《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作为原始材料与学术研究并重的专题调查整理研究成果，将其置入“日本古写经数据库”这一大的背景框架中，从编者、读者、使用者角度来看，纸书的阅读体验和数据库的使用体验是完美结合的，是创新和谐的。此外，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的官网（www.icabs.ac.jp）本身也是了解日本古写经调查与研究情况的重要数字媒介。通过其门户网站，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日本古写经研究所包括《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在内的各种书刊的出版情况、“日本古写经数据库”的数据更新情况、与日本古写经相关的公开研究会的会议情况等信息。《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虽编校精善，但其行文用字亦偶有失误之处，日本古写经研究所在其官网还挂出了第五辑和第八辑的正误表（“正誤表はこちら”）供读者参考。
结 语
佛经文献的古籍整理工作对文献整理者、出版社编辑等人员有较高的要求，作者和编辑不仅应对佛教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有相当的研究和把握，还应对古籍数字化涉及的数据的存储、管理、检索等计算机技术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衡量一部古籍出版物是否优秀，考量要素主要包括古籍本身价值、古籍整理难度、古籍是否首次整理、整理体例是否清晰、校勘记是否规范等。《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是对日本古写经这批古籍材料首次整理，编辑与作者的完美配合是这套古籍丛刊得以陆续出版并获得重大成功之所在。丛刊编辑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的落合俊典、齐藤明等教授属于学者型编辑和出版家，他们经常主持并参加日本佛教研究会议，了解日本古写经最前沿的研究动态。丛刊的专业作者群体则更有出彩之处，中国的古籍出版物多以目录或文献提要的形式显示前修时贤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丛刊则将如池丽梅、方广锠等日本国内外宗教学、语言学、文化学权威学者的最新考证性和学理性的整理、研究成果作为图书的重要部分，全文刊载，以享学林。丛刊编辑与作者亲密合作的工作实践给编辑出版工作者提供了新时代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新思路与新策略，也向文献语言学工作者展示了丛刊引领日本古写经佛教文献研究的专业实力和学术愿景。
一直以来，日本古写经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以日本古写经为代表的域外汉文写本佛经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既面临失传危险、从事研究的当代中国学者较少，又事关佛教文化积淀、佛教历史梳理和中华民族记忆传承，正是中国语言学者应当关注的冷门“绝学”。佛教语言文献承载的精神文化信息在跨地域传播、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日本古写经文献是中国唐代汉文写本大藏经在日本转写而成的材料，作为唐代佛典忠实复写本的同时，也反映了隋唐佛教的基本形态，是研究隋唐佛教文献与写本佛经用字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全面梳理日本古写经文献的出版整理情况，认真分析《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编辑出版策略，在充分占有第一手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对日本古写经为代表的域外汉文写本佛经材料进行文献整理与文字研究——这项工作势必有助于构建与拓展近代汉字学这一新兴学科，有助于挖掘和保护域外汉文佛典写经文化遗产，有助于留存和传承佛教在中国和日本间的僧徒记忆。重视域外文献、回归基础文献、挖掘原始文献，可以为中日佛教语言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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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Practice and Strategy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of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 Taking Bibliotheca Codicologica Nipponica as an Example
XIN Rui-l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mainly refer to those of the Nara， Ping an and Kamakura periods， that is，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written or transcribed in Japa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azang Sutra. At present， the modern editing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of the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s mainly carried ou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of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Since 2006， nine volumes of Bibliotheca Codicologica Nipponica， edited by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have been officially published. The excellent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of Bibliotheca Codicologica Nipponica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text characteristics， circulation， and religious function of the Japanese ancient writing sutra.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series’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s due to its editing strategy， that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editing policy， the editorial tendency of emphasiz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editorial consciousness of integrating digital resources. This paper combs the publishing situation of the Bibliotheca Codicologica Nipponica and discusses its editing strategies. This work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era， and contribute to the excavation， return， 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 of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which is a valuable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Bibliotheca Codicologica Nipponica; old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Japanese collections; edit and publish; editing strategy
收稿日期：2020-10-30
基金項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历代汉文佛典文字汇编、考释及研究”（16ZDA171）;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疑难字词考释与研究”（2020YJ011）;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日文献语言学视角下灾害话语的回溯与研究”（20200104）
作者简介：
辛睿龙，男，文学博士，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文献情报学、编辑语言学研究。
① 有关敦煌写经与日本古写经的异同，参见方广锠：《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