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在考察北美早期土著社会文化衰落的原因时，除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因素外，我们还要从外来传染性疾病这个因素进行一些阐释。自从15世纪哥伦布踏上新大陆以来，美洲社会所遭遇的已经不仅仅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侵扰，来自旧世界的各种传染性疾病也不期而至，在自身毫无免疫力的早期土著民族群体中无情肆虐和破坏。就土著社会与文化而言，这些疾病主要在如下方面带来影响：土著部落中的长者死于非命，依赖口耳相传的传统技能、知识与文化丧失殆尽；印第安人传统的信仰体系崩塌，外来信仰体系得以传播和接受；土著社会习俗改变，传统生活方式转型。
关键词 外来传染性疾病，土著民族，社会文化变动
中图分类号 K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18-0051-07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了一个包括欧洲、亚洲和非洲在内的旧世界与作为新世界的美洲之间的“哥伦布大交换”进程。这个过程不仅是过去学界所强调的人员、技术的交流，而且也是微生物、动植物的相互交换。旧世界入侵美洲的各种微生物（如各种病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给新世界的原住民带来了各种传染性疾病，其中最主要的有天花、麻疹、疟疾、鼠疫等。外来传染性疾病在印第安人社会中肆虐，对美国印第安人来说是灾难性的，土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重大打击。
外来传染性疾病对美国早期土著民族文化的影响毋庸置疑，但学界的研究却未能全面阐释这个问题。美国学术界对于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土著民族影响的著述颇多，其中，既有全面分析外来传染性疾病对美国印第安人社会的影响，①又有针对特定疾病（比如天花、疟疾等）、②特定土著群体、③抑或疾病对土著人口、政治、经济等某个方面④的个案研究。不过，问题在于，美国学者关于疾病对土著民族文化影响的研究涉猎不多，或有涉及也论述尚不深入。①国内学界主要关注欧洲殖民主义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影响和打击，而对于外来传染性疾病与美洲土著民族的研究很少，只有少数论著涉及该问题。②因此，在吸收国内外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不揣浅陋，利用近年来搜集的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部落传统知识与技能的断裂与丧失
土著群体中的长者是传承部落传统技能、知识与文化的载体。而外来传染性疾病在导致土著群体人口急剧减少之时，遭受打击最大、死亡比例最高的就是印第安人社会中的年长者。大多数长者的骤然患病死亡，带来的是土著传统技能、知识的丧失以及文化的断裂。另外，由于传染病的幸存者只是以前存在的土著人口的一小部分，这些幸存的印第安人可能无法保留所有的土著传统知识，也无法继续以前的传统习俗与生活方式。③
在北美大陆的土著社会中，大多数印第安人群体都处于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对于他们而言，文字和书写尚未出现。在这种以口述为基础的社会中，土著传统的技能、知识与文化的传递主要是通过部落中长者的记忆维系，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例如，18世纪后半期在太平洋沿岸的萨利希人社会（Southern Coast Salish）中，土著社会的知识与文化是通过神话、传说和故事代代相传的。部落中的长者有责任向年轻人和其他成年人灌输本部落的文化传统，帮助他们理解人与自然的恰当关系。④在波尼（Pawnee）社会以及其他印第安人社会，重要的部落知识都是长者通过口述或者示范传授给年轻人的。由于一些知识只有在长者去世前才会传授给下一代人，一个人只有在其老师活到很大年龄时才能学会各种知识。⑤
不过，极为不幸的是，在外来传染性疾病传播的过程中，由于部落中的长者身体虚弱、抵抗力低下，恰恰成为对天花以及其他各种疾病最无抵抗的群体。因此，面对外来疾病的打击，他们的死亡比例和人数在土著群体中都是最高的。由于长者在土著社会的文化传承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宗教领袖与部落头人突然丧命于传染性疾病所产生的危机是非印第安人难以理解的。宗教领袖只有通过合法的传统渠道才能将其神学知识传递给下一代。当这些人突然以一种极为神秘的方式去世，该民族与超自然领域的关系断裂。⑥1710年，安立甘教会的一位传教士报告说，在繁荣的古斯·克里克教区（Goose Creek）的“自由印第安人”中已经没有任何长者，因而无法记起其部落宗教仪式的含义。许多人仅仅是离开故土以到“更远的地方去”。⑦太平洋沿岸萨利希人的情况也是如此。18世纪70年代太平洋沿海地区土著群体中大规模发生传染性疾病——天花，该部落中的长者与其他成年人相继死亡。该群体中年轻的幸存者发现，本部落传统中必不可少的某些神话、传说与故事失传、改变或者被简化。⑧
除此之外，土著部落中的长者和成年人还是实用生存技能的保留者。众多传统技能，如到哪里去狩猎、何时去狩猎，在不影响未来资源的情况下猎杀多少动物，捕杀多少鱼类，采集多少食物以避免过度依赖自然等，都是由部落中的长者和成年人掌握。随着外来疾病的侵袭，部落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尤其是部落中的长者与成年人的死亡，导致部落传统的生存技能开始失传。当采纳传统方式的人越来越少时，年轻人或许更易于接受外来的工具和方法如枪支、钢斧、铁网以及欧洲贸易货物等。有证据表明，到1824年，皮吉特湾河狸的数量已经被毛皮贸易改变。受这些疾病影响的印第安人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技术、贸易关系、生存策略、金钱经济、商业活动，而这些引入的外来事物改变了他们与自然的传统关系。印第安人经常处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禁锢之中，处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交替和冲突的双文化困境中。①
二、土著信仰体系的崩塌与新宗教的接受
除了对土著传统知识与技能的影响外，外来疾病引发的人口减少还动摇了当地文化维系的某些社会体制及相伴随的宗教信仰，因为这些体制与宗教信仰需要特定人群拥有一定的人口数量才能正常发挥作用。这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太平洋沿海西北部地区的土著群体中极为明显。由于这一地区的印第安人人口大幅度削减，以致他们的部落和氏族群体无法正常运作。其结果是，他们很少举行宗教仪式，原有的宗教信仰体系难以为继。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土著群体中的宗教领袖或死于传染性疾病，或由于无法解释印第安人的死亡而被杀死。外来疾病对土著民族信仰体系的冲击也极为重大，土著文化与宗教信仰体系随之被动摇。切罗基人对1738年天花大流行的反应就是一个典型。伴随着疾病的肆虐与土著疗法的失灵，切罗基人陷入绝望的境地，传统宗教信仰被抛弃。正如贸易商詹姆斯·阿代尔（James Adair）所说： 所有的巫师与相信预言的群体都打碎其古老而神圣的器物，扔掉了其他可以用来使用的各种圣物，因为印第安人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被污染，故而丧失了神圣之力。②
这种文化与信仰体系的断裂，可能导致土著社会更易于接受外来文化，包括医疗技术、宗教思想与社会体制等。学者加尔文·马丁（Calvin Martin）以其对东北部一个土著群体的研究为基础，指出外来疾病导致土著传统的人—动物关系发生变化，这允许印第安人过度消耗河狸与其他毛皮动物。具体说来，他宣称，印第安人猎手无情猎杀动物，因为他们将摧毁其生活方式的流行病归咎于野生动物。马丁提出，一些印第安人认为：
野生动物出于某种未明的原因，决定将它们最为强大的武器（疾病）施诸人类，后者现在已经感受到它们可怕的愤怒。野生动物已经破坏了相互信任的契约。③
对于马丁的观点，学界赞同者无几。许多学者关注的是马丁著作的含义，即印第安人的“信仰体系没有强大到足以应对欧洲疾病所产生的社会与心理打击”。④
印第安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仅是疾病引起的信仰体系变化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土著群体面对疾病的入侵，开始逐渐放弃其原有的宗教信仰，转而接受基督教或某种混合信仰。早在西班牙人征服北美初期，面对外来传染性疾病的肆虐，西班牙成年人对天花拥有免疫力，故而使得他们大多数人没有感染疾病并较为健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著美国人却死亡数百万。这使阿兹特克人心理崩溃。一些印第安人感到他们的神灵背叛了他们；其他人则得出结论说，西班牙人信仰的上帝比土著民族的诸多神灵拥有更为强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拯救与重生至少让人们满怀希望，或许还强化了土著美洲人的迫切愿望，基督教徒的上帝或许能够遏制基督徒所传播的疾病。结果是，很多印第安人放弃原有的土著宗教信仰，转而信仰西班牙人的天主教。⑤
土著民族的信仰转变，也同样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中写道：
需要考虑的是，疾病只杀死印第安人却对西班牙人作用不大，这个事实对当时的印第安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这种差异只能通过超自然的力量进行解释，对于神灵支持哪一方的问题已经毫无疑问。依据印第安人原有神灵所建构的宗教、巫师以及生活方式，根本无法在西班牙人所信奉的上帝展现其强大能力后存在下去了。印第安人接受基督教，屈从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也就毫不奇怪了。上帝已经表明他站在西班牙人的一边，从欧洲传入的传染性疾病的爆发强化了这种教训。①
起初印第安人怀疑传教士是用某种魔力来释放天花病毒，后来随着逐渐熟悉传教士，他们认为传教士获得免疫力是其道德与精神上的成就。印第安人无法理解大多数神父通过在孩童时代感染天花而获得免疫力，故而他们认为神父们比巫师更优越，因为后者也和其他印第安人一样患病和死亡。
北美其他地区也是如此。17世纪30年代，面对天花与其他流行病的肆虐，东北部地区的休伦人为了治疗疾病而接受洗礼，而其他印第安人则相信，通过成为法国人在信仰上的血亲，则能够避免传教士的巫术。其结果是，休伦人与法国人所结成的贸易和军事联盟：
转变成一种体制，迫使他们允许传教士居住在土著村落中，而这些传教士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其目的则是颠覆休伦人传统的生活方式。②
1662年，一场天花流行病在东北部的易洛魁联盟中爆发。一位传教士此时居住在易洛魁人中间。据说他极为细心，不让一个婴儿错过洗礼，“天花开始干预，（传播福音）在这些无辜的人中取得了丰收”，该群体中200多名印第安人接受洗礼。17世纪末期东南部天花大流行，再加上英国人发动的奴隶袭击，使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土著社会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种灾难，法国人发现土著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愿意接受基督教。到17世纪末期，白人传教士已经清楚了解到，流行病为他们促使土著人接受基督教提供了机会。当耶稣会传教士回到密西西比时，这些神父发现，阔波人已经在河岸竖起了一个十字架，“极不耐烦地”等待建立一个永久的布道站。③居住于密西西比河东岸的图尼卡人（Tunicas）也开始接受文化移植。1699年1月，法国传教士团到达他们中间。图尼卡人或许认为这些外来神父拥有土著巫师所缺乏的治疗能力，故而允许数名患病儿童甚至其主要酋长之一都接受洗礼。④不过，这种信仰转变并未能阻止人口的死亡，一位神父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正在大量死亡。”⑤
面对疾病对土著民族信仰体系的冲击，有经验的传教士知道，其他人也很快了解到，这些致命疾病的出现为福音传播提供了机会。西南部圣加布里尔（San Gabriel）的洗礼记录显示，最早的洗礼主要发生在即将死亡的儿童和老年人中。依据教堂法和天主教的政策，这种洗礼无需征得即将死亡者的同意。因此，一旦有儿童幸存下来，心怀感激的父母认为他们欠了传教士的恩情，为了报答他们会接受天主教洗礼。⑥另外，在疾病肆虐时期，传教士积极治疗疾病，分发水和木柴，给予患者一定的帮助和照顾。例如，在1636～1637年间，休伦部落爆发了天花流行病，耶稣会的一名教士对部落中的200多名成员实行放血治疗。⑦所有这些活动被土著人进一步接受，因为当时部落中几乎没有人能够站立，遑论还可以照顾病患。
总之，疾病的新奇性和破坏力也影响到印第安人的精神生活。由于不能治愈患者或遏制流行病，土著宗教领袖声名狼藉；他们的追随者抛弃了他们，部落宗教生活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一些印第安人甚至对文化移植更为脆弱，接受了殖民者的信仰，后者的神灵或许能拯救这场可怕的流行病危机。当然，对于外来疾病是否导致土著民族接受基督教的问题，学界还有争议。有学者通过对加利福尼亚通瓦人（Tongva）与丘马什人（Chumash）的考察提出，加利福尼亚的土著人并没有抛弃他们古老的信仰体系变成基督徒，而是顽强地坚持着土著信仰观念，就像前文所述一样。西班牙殖民政策中强制性基督教化的特征，导致土著民族在古老教义基础上形成新的宗教信仰，并利用这些观念来解释和应对外来的可怕疾病。通过这种方式，印第安人维持着对土著社会某种程度的控制。布道站的一些印第安人确实接受了基督教，但是他们是将原有信仰和新宗教的可融合元素综合在一起。①不过，无论印第安人是接受了基督教，还是在吸收基督教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宗教信仰体系，无可否认的是，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土著民族的宗教信仰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导致它发生重大变化。 当然，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土著信仰基督教也并非都有积极推动的作用，它们有时也会影响甚至是妨碍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这首先表现在土著人口由于疾病的爆发而削减，进而减少布道站中土著基督教信徒。例如，到18世纪中期，北美东南部圣安东尼和里奥格兰德地区布道站土著信教者“人口大大削减或者完全消失，是天花、麻疹以及布道站所带来的压力所导致的”。②更进一步向西和向南，1780～1781年的天花致使新墨西哥布道站中的5000多名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丧命。人口急剧丧失的结果是，西班牙总督不得不将布道站的数量减少为20个。③不过，许多土著村落人口减少得太多，以至于数个曾经极为活跃的布道站都变成参观地。阿克玛（Acoma）就是一个例证。1760年该布道站拥有1052人，但是1780～1781年天花流行病导致该站人口大幅度减少，最终它变成一个供人参观的地方。④
三、外来疾病的冲击与土著社会习俗的改变
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北美大陆土著人口的影响固然引人注目，不过它们对幸存部落更为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它所导致的风俗习惯变化，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疾病构成与欧洲接触接踵而至的文化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极大地改变了土著文化习俗。”⑤可以说，疾病在土著群体中的肆虐影响到了土著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
疾病对土著部落中死亡习俗的影响尤为显著。它导致土著人口不断死亡，使得以印第安人部落内死亡习俗兴起和强化。这方面堪萨人部落是一个例证。19世纪30年代，堪萨印第安人在族人死亡后会举行一系列仪式，其中主要包括：（1）马匹和食物献祭；（2）禁食；（3）袭击。例如，当男主人死亡后，一匹马就被献祭。如果死亡的那位堪萨人拥有数匹马，那么最好的马匹会被杀死。1839年10月，洛伦萨·沃夫（Lorenza Waugh）在访问一个土著村落时发现：“一些马匹的尾巴被固定在坟墓旁边的柱子上。”这种行为，是为了确保印第安人的灵魂能够骑着马匹的灵魂到“月亮照耀的另一个大狩猎场”。禁食也是1839年沃夫所观察到的另一习俗。他指出，一旦有堪萨人去世，他或者她的直系亲属以禁食一个月或更长时间进行哀悼。袭击也成为该群体成员复仇的方式。死者的数名男性亲属会组成一个战争团体，发动袭击以杀死敌对部落的成员为目的。1838年秋季初期，当四名堪萨武士死于发烧后，一位传教士发现，武士群体立即组织起来，并向波尼人的领地进发了。他写道：“（堪萨人）一定要让其他某个部落流血或遭到劫掠，以作为弥补至上神使他们付出的损失。”⑥
这些死亡习俗不仅仅出现在堪萨印第安人部落，而且还出现在大平原地区的很多土著群体中。例如，卡杜人（Caddo）与科曼奇人（Comanche）都实行溺婴和妻子随身献祭；黑脚人（Blackfoot）则在亲人死亡时会献祭马匹，奥塞奇人（Osage）则将食物放在坟墓上，并通过袭击为死者复仇；庞卡印第安人（Ponca）会在哀悼死者时期禁食，还会抛弃包括食物和衣物在内的所有财务。当然，这些证据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平原印第安人。南卡罗来纳的卡陶巴人（Catawba），也拥有与堪萨人类似的死亡习俗。学者詹姆斯·梅里尔（James Merrell）指出，在流行病爆发时期，健康的卡陶巴人照顾和哀悼患者和贫困者，而不去狩猎、贸易和种植农作物。这就削弱了该部落，导致更多的部落成员死于疾病。①丹尼尔·里克特（Daniel Richter）也表明易洛魁人如何应对灾难性的欧洲疾病，为了哀悼死者和获得俘虏，他们更为频繁地发动战争。最后，在中部次极地地区的印第安人中，也有学者描述了克里人（Creek）与奥吉布瓦人（Ojibwa）坚持的两种哀悼习俗——摧毁个人财物与在亲属死亡后停止狩猎一年，而不顾来自于广泛传播的严重流行病所导致的人口损失。②
不过，随着疾病的长期持续打击，面对北美白人殖民者拓殖与扩张的加剧，土著民族不得不修改其死亡习俗。某些证据表明，堪萨人在1880年代修正了其死亡习俗。不过，马匹仍然是死亡仪式的一部分。当一位男性印第安人去世后，其亲属将马匹（不是献祭）给予外出为死者复仇的袭击群体的领导人。袭击也得以修正，成为一种狩猎活动。以前战争群体是要杀死敌对部落的一名成员，后来杀死野生动物也足以为死去的部落成员复仇。有学者报告说：“（以前是敌人，现在是任何活着的生物）必须付出血的代价以弥补（堪萨人）命的损失。”
这些调整确实具有适应性：活了下来的马匹可以用来交换食物和衣服，成功的袭击不仅结束了哀悼活动而且还带来了食物。③同样，其他群体的死亡习俗，也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修正和改变。
疾病还改变了土著群体的婚姻模式与土著妇女的生育情况。18世纪初期在北美东南部地区，旅行家约翰·劳森（John Lawson）宣称：
在他们看来，与本民族的妇女结婚是最令人不齿的，但当整个部落只有很少的人口，以致他们之间相互都有血缘关系时，他们只能在陌生人中寻找丈夫和妻子。④
这种婚姻模式的改变是土著居民面对疾病所带来的人口急剧减少所作出的一种反应，是通过各种土著群体不断迁移、合并和结盟实现的。到19世纪初期的大平原地区，霍乱疾病的肆虐，不断减少适婚年龄的男女人数。这严重威胁到土著部落的生存。迫于生存压力，当地印第安人也改变了其婚姻习俗。有资料表明，霍乱促使夏延和科曼奇部落从族外婚（部族外通婚）到允许族内婚（与同族人通婚）的转变，以便于不断减少的部落单位能够自我更新。⑤另外，疾病及其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影响到土著妇女的生育能力，土著部落中的儿童数量和比例减少。罗德岛的创立者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在1634年就谈及瘟疫对印第安人儿童数量的影响：
他们通常有很多孩子，增殖很快。当然，一旦瘟疫或者其他疾病降临到他们中间，他们就开始大量死亡，人口也无力恢复。⑥
疾病所带来的其他影响，如营养不良、社会压力等，也都会降低妇女的生育能力。外来传染性疾病会严重损害土著群体的营养水平，而营养不良恰恰是妇女不育的重要因素。还有，社会压力的影响与营养不良类似。很多研究都揭示了神经与免疫系统之间的联系。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压力、恐惧、悲伤、沮丧、绝望，以及类似的状态都会大大增加对包括怀孕和生育相关的感染性疾病如肺结核等疾病的易感染性。⑦疾病所导致的土著妇女生育能力降低的结果就是，印第安人部落中儿童数量下降。例如，皮马人（Pima）跟随西班牙人迁移到北美大陆重新定居。在迁移后不久，举行洗礼的传教士发现，该土著群体儿童总数仅为114人，而群体此时拥有500名成员，儿童仅占总人数的22.8%。这表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存在不同的死亡率，或许是疾病损害了土著妇女的生育能力。① 同时，面对因疾病而带来的人口剧减，土著群体为了生存开始领养那些也遭到疾病侵袭且部落解体的印第安人幸存者，以弥补其人口损失。17世纪赫赫有名的易洛魁联盟就是一个例证。1649年休伦人联盟解体，许多幸存者流离失所。作为休伦人敌人的易洛魁五大部落乘机领养不少的休伦印第安人。另外一场广泛传播的流行病爆发于1654年。它推动易洛魁联盟五大部落之一的塞内卡人放弃不少的村落。但是与此同时，塞内卡人也领养了很多的休伦幸存者，并促使该部落新建了三个村落。②其他土著群体在面临疾病所导致的人口削减时，也都或多或少采取了接纳其他部落幸存者的措施来增加人口数量。随着外来人口的加入，土著部落身份认同也开始转变。有学者指出，易洛魁联盟之一的奥内达加人（Onondaga）以前在其领地安居乐业，身份认同维持不变，但是随着接纳周边土著群体的俘虏和避难者进入部落，该部落成员的族裔认同发生了转变。他发现：
如果一个人与大山中的民族（他们就是从这座山获得了其部落名称和认同）共同生活或者为后者接受，那么他就是一名奥内达加人，而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部落。③
另外，北美东南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土著群体之一——克里克部落，就是由数个支离破碎的印第安人群体的幸存者混合而成的。克里克人巧妙地接纳外来者，以便增强他们的部落实力，抵御外来的敌对群体。结果是，尽管克里克部落受到战争、酗酒以及天花流行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在18世纪中期仍然拥有50个村落，3500名武士。④
关于北美早期土著社会文化衰落的原因，国外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阐释理论。在过去的500多年中，这些解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强调欧洲人的军事技能、优良的武器；二是将欧洲人对土著人的胜利归功于上帝旨意； 三是强调欧洲人的暴力与残忍在征服和削减土著民族过程中的作用。直到近期，后一种论调，被称之为“黑色传奇”（Black Legend），得到了尤为广泛的认可。⑤国内学界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出发，依据相关事实，主要强调欧洲殖民主义活动尤其是暴力因素的作用。毫无疑问，自从15世纪以来，欧洲人入侵美洲、近代殖民主义的兴起确实对美国早期的土著民族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殖民活动尤其是战争、屠杀、征服，乃至后来的文明开化，都是导致美国早期印第安人社会文化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过，除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因素外，我们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可能还要开阔视野，从外来传染性疾病这个因素进行一些考察。自从15世纪哥伦布踏上新大陆以来，美洲社会所遭遇的已经不仅仅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侵扰和打击，来自旧世界的各种传染性疾病也不期而至，在自身毫无免疫力的美国早期土著民族群体中无情肆虐和破坏。这些疾病打击的结果，就土著社会与文化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土著部落中的长者死于非命，依赖口耳相传的传统技能、知识与文化丧失殆尽；印第安人传统的信仰体系崩塌，外来信仰体系得以传播和接受；土著社会习俗改变，传统生活方式转型。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从社会层面上看，天花——通过杀死如此众多的土著故事讲述者——已经部分地切断了当时的那代人与过去的历史联系。传统、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狩猎与家务技能、氏族领导都丧失殆尽。麻子脸（印第安人对天花的称谓）几乎动摇了部落结构，使幸存者像一艘破旧不堪的船只在风雨中飘摇。⑥
尽管这位学者讨论的是天花对土著民族的影响，但是他的总结同样适用于其他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土著社会的冲击。这场突如其来的生物灾难给土著社会带来了瓦解与失衡，人类学家称之为 “社会机能失调”（social dysfunction）。⑦
【作者简介】高欢，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
丁见民，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关键词 外来传染性疾病，土著民族，社会文化变动
中图分类号 K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18-0051-07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了一个包括欧洲、亚洲和非洲在内的旧世界与作为新世界的美洲之间的“哥伦布大交换”进程。这个过程不仅是过去学界所强调的人员、技术的交流，而且也是微生物、动植物的相互交换。旧世界入侵美洲的各种微生物（如各种病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给新世界的原住民带来了各种传染性疾病，其中最主要的有天花、麻疹、疟疾、鼠疫等。外来传染性疾病在印第安人社会中肆虐，对美国印第安人来说是灾难性的，土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重大打击。
外来传染性疾病对美国早期土著民族文化的影响毋庸置疑，但学界的研究却未能全面阐释这个问题。美国学术界对于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土著民族影响的著述颇多，其中，既有全面分析外来传染性疾病对美国印第安人社会的影响，①又有针对特定疾病（比如天花、疟疾等）、②特定土著群体、③抑或疾病对土著人口、政治、经济等某个方面④的个案研究。不过，问题在于，美国学者关于疾病对土著民族文化影响的研究涉猎不多，或有涉及也论述尚不深入。①国内学界主要关注欧洲殖民主义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影响和打击，而对于外来传染性疾病与美洲土著民族的研究很少，只有少数论著涉及该问题。②因此，在吸收国内外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不揣浅陋，利用近年来搜集的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部落传统知识与技能的断裂与丧失
土著群体中的长者是传承部落传统技能、知识与文化的载体。而外来传染性疾病在导致土著群体人口急剧减少之时，遭受打击最大、死亡比例最高的就是印第安人社会中的年长者。大多数长者的骤然患病死亡，带来的是土著传统技能、知识的丧失以及文化的断裂。另外，由于传染病的幸存者只是以前存在的土著人口的一小部分，这些幸存的印第安人可能无法保留所有的土著传统知识，也无法继续以前的传统习俗与生活方式。③
在北美大陆的土著社会中，大多数印第安人群体都处于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对于他们而言，文字和书写尚未出现。在这种以口述为基础的社会中，土著传统的技能、知识与文化的传递主要是通过部落中长者的记忆维系，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例如，18世纪后半期在太平洋沿岸的萨利希人社会（Southern Coast Salish）中，土著社会的知识与文化是通过神话、传说和故事代代相传的。部落中的长者有责任向年轻人和其他成年人灌输本部落的文化传统，帮助他们理解人与自然的恰当关系。④在波尼（Pawnee）社会以及其他印第安人社会，重要的部落知识都是长者通过口述或者示范传授给年轻人的。由于一些知识只有在长者去世前才会传授给下一代人，一个人只有在其老师活到很大年龄时才能学会各种知识。⑤
不过，极为不幸的是，在外来传染性疾病传播的过程中，由于部落中的长者身体虚弱、抵抗力低下，恰恰成为对天花以及其他各种疾病最无抵抗的群体。因此，面对外来疾病的打击，他们的死亡比例和人数在土著群体中都是最高的。由于长者在土著社会的文化传承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宗教领袖与部落头人突然丧命于传染性疾病所产生的危机是非印第安人难以理解的。宗教领袖只有通过合法的传统渠道才能将其神学知识传递给下一代。当这些人突然以一种极为神秘的方式去世，该民族与超自然领域的关系断裂。⑥1710年，安立甘教会的一位传教士报告说，在繁荣的古斯·克里克教区（Goose Creek）的“自由印第安人”中已经没有任何长者，因而无法记起其部落宗教仪式的含义。许多人仅仅是离开故土以到“更远的地方去”。⑦太平洋沿岸萨利希人的情况也是如此。18世纪70年代太平洋沿海地区土著群体中大规模发生传染性疾病——天花，该部落中的长者与其他成年人相继死亡。该群体中年轻的幸存者发现，本部落传统中必不可少的某些神话、传说与故事失传、改变或者被简化。⑧
除此之外，土著部落中的长者和成年人还是实用生存技能的保留者。众多传统技能，如到哪里去狩猎、何时去狩猎，在不影响未来资源的情况下猎杀多少动物，捕杀多少鱼类，采集多少食物以避免过度依赖自然等，都是由部落中的长者和成年人掌握。随着外来疾病的侵袭，部落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尤其是部落中的长者与成年人的死亡，导致部落传统的生存技能开始失传。当采纳传统方式的人越来越少时，年轻人或许更易于接受外来的工具和方法如枪支、钢斧、铁网以及欧洲贸易货物等。有证据表明，到1824年，皮吉特湾河狸的数量已经被毛皮贸易改变。受这些疾病影响的印第安人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技术、贸易关系、生存策略、金钱经济、商业活动，而这些引入的外来事物改变了他们与自然的传统关系。印第安人经常处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禁锢之中，处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交替和冲突的双文化困境中。①
二、土著信仰体系的崩塌与新宗教的接受
除了对土著传统知识与技能的影响外，外来疾病引发的人口减少还动摇了当地文化维系的某些社会体制及相伴随的宗教信仰，因为这些体制与宗教信仰需要特定人群拥有一定的人口数量才能正常发挥作用。这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太平洋沿海西北部地区的土著群体中极为明显。由于这一地区的印第安人人口大幅度削减，以致他们的部落和氏族群体无法正常运作。其结果是，他们很少举行宗教仪式，原有的宗教信仰体系难以为继。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土著群体中的宗教领袖或死于传染性疾病，或由于无法解释印第安人的死亡而被杀死。外来疾病对土著民族信仰体系的冲击也极为重大，土著文化与宗教信仰体系随之被动摇。切罗基人对1738年天花大流行的反应就是一个典型。伴随着疾病的肆虐与土著疗法的失灵，切罗基人陷入绝望的境地，传统宗教信仰被抛弃。正如贸易商詹姆斯·阿代尔（James Adair）所说： 所有的巫师与相信预言的群体都打碎其古老而神圣的器物，扔掉了其他可以用来使用的各种圣物，因为印第安人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被污染，故而丧失了神圣之力。②
这种文化与信仰体系的断裂，可能导致土著社会更易于接受外来文化，包括医疗技术、宗教思想与社会体制等。学者加尔文·马丁（Calvin Martin）以其对东北部一个土著群体的研究为基础，指出外来疾病导致土著传统的人—动物关系发生变化，这允许印第安人过度消耗河狸与其他毛皮动物。具体说来，他宣称，印第安人猎手无情猎杀动物，因为他们将摧毁其生活方式的流行病归咎于野生动物。马丁提出，一些印第安人认为：
野生动物出于某种未明的原因，决定将它们最为强大的武器（疾病）施诸人类，后者现在已经感受到它们可怕的愤怒。野生动物已经破坏了相互信任的契约。③
对于马丁的观点，学界赞同者无几。许多学者关注的是马丁著作的含义，即印第安人的“信仰体系没有强大到足以应对欧洲疾病所产生的社会与心理打击”。④
印第安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仅是疾病引起的信仰体系变化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土著群体面对疾病的入侵，开始逐渐放弃其原有的宗教信仰，转而接受基督教或某种混合信仰。早在西班牙人征服北美初期，面对外来传染性疾病的肆虐，西班牙成年人对天花拥有免疫力，故而使得他们大多数人没有感染疾病并较为健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著美国人却死亡数百万。这使阿兹特克人心理崩溃。一些印第安人感到他们的神灵背叛了他们；其他人则得出结论说，西班牙人信仰的上帝比土著民族的诸多神灵拥有更为强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拯救与重生至少让人们满怀希望，或许还强化了土著美洲人的迫切愿望，基督教徒的上帝或许能够遏制基督徒所传播的疾病。结果是，很多印第安人放弃原有的土著宗教信仰，转而信仰西班牙人的天主教。⑤
土著民族的信仰转变，也同样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中写道：
需要考虑的是，疾病只杀死印第安人却对西班牙人作用不大，这个事实对当时的印第安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这种差异只能通过超自然的力量进行解释，对于神灵支持哪一方的问题已经毫无疑问。依据印第安人原有神灵所建构的宗教、巫师以及生活方式，根本无法在西班牙人所信奉的上帝展现其强大能力后存在下去了。印第安人接受基督教，屈从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也就毫不奇怪了。上帝已经表明他站在西班牙人的一边，从欧洲传入的传染性疾病的爆发强化了这种教训。①
起初印第安人怀疑传教士是用某种魔力来释放天花病毒，后来随着逐渐熟悉传教士，他们认为传教士获得免疫力是其道德与精神上的成就。印第安人无法理解大多数神父通过在孩童时代感染天花而获得免疫力，故而他们认为神父们比巫师更优越，因为后者也和其他印第安人一样患病和死亡。
北美其他地区也是如此。17世纪30年代，面对天花与其他流行病的肆虐，东北部地区的休伦人为了治疗疾病而接受洗礼，而其他印第安人则相信，通过成为法国人在信仰上的血亲，则能够避免传教士的巫术。其结果是，休伦人与法国人所结成的贸易和军事联盟：
转变成一种体制，迫使他们允许传教士居住在土著村落中，而这些传教士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其目的则是颠覆休伦人传统的生活方式。②
1662年，一场天花流行病在东北部的易洛魁联盟中爆发。一位传教士此时居住在易洛魁人中间。据说他极为细心，不让一个婴儿错过洗礼，“天花开始干预，（传播福音）在这些无辜的人中取得了丰收”，该群体中200多名印第安人接受洗礼。17世纪末期东南部天花大流行，再加上英国人发动的奴隶袭击，使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土著社会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种灾难，法国人发现土著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愿意接受基督教。到17世纪末期，白人传教士已经清楚了解到，流行病为他们促使土著人接受基督教提供了机会。当耶稣会传教士回到密西西比时，这些神父发现，阔波人已经在河岸竖起了一个十字架，“极不耐烦地”等待建立一个永久的布道站。③居住于密西西比河东岸的图尼卡人（Tunicas）也开始接受文化移植。1699年1月，法国传教士团到达他们中间。图尼卡人或许认为这些外来神父拥有土著巫师所缺乏的治疗能力，故而允许数名患病儿童甚至其主要酋长之一都接受洗礼。④不过，这种信仰转变并未能阻止人口的死亡，一位神父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正在大量死亡。”⑤
面对疾病对土著民族信仰体系的冲击，有经验的传教士知道，其他人也很快了解到，这些致命疾病的出现为福音传播提供了机会。西南部圣加布里尔（San Gabriel）的洗礼记录显示，最早的洗礼主要发生在即将死亡的儿童和老年人中。依据教堂法和天主教的政策，这种洗礼无需征得即将死亡者的同意。因此，一旦有儿童幸存下来，心怀感激的父母认为他们欠了传教士的恩情，为了报答他们会接受天主教洗礼。⑥另外，在疾病肆虐时期，传教士积极治疗疾病，分发水和木柴，给予患者一定的帮助和照顾。例如，在1636～1637年间，休伦部落爆发了天花流行病，耶稣会的一名教士对部落中的200多名成员实行放血治疗。⑦所有这些活动被土著人进一步接受，因为当时部落中几乎没有人能够站立，遑论还可以照顾病患。
总之，疾病的新奇性和破坏力也影响到印第安人的精神生活。由于不能治愈患者或遏制流行病，土著宗教领袖声名狼藉；他们的追随者抛弃了他们，部落宗教生活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一些印第安人甚至对文化移植更为脆弱，接受了殖民者的信仰，后者的神灵或许能拯救这场可怕的流行病危机。当然，对于外来疾病是否导致土著民族接受基督教的问题，学界还有争议。有学者通过对加利福尼亚通瓦人（Tongva）与丘马什人（Chumash）的考察提出，加利福尼亚的土著人并没有抛弃他们古老的信仰体系变成基督徒，而是顽强地坚持着土著信仰观念，就像前文所述一样。西班牙殖民政策中强制性基督教化的特征，导致土著民族在古老教义基础上形成新的宗教信仰，并利用这些观念来解释和应对外来的可怕疾病。通过这种方式，印第安人维持着对土著社会某种程度的控制。布道站的一些印第安人确实接受了基督教，但是他们是将原有信仰和新宗教的可融合元素综合在一起。①不过，无论印第安人是接受了基督教，还是在吸收基督教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宗教信仰体系，无可否认的是，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土著民族的宗教信仰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导致它发生重大变化。 当然，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土著信仰基督教也并非都有积极推动的作用，它们有时也会影响甚至是妨碍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这首先表现在土著人口由于疾病的爆发而削减，进而减少布道站中土著基督教信徒。例如，到18世纪中期，北美东南部圣安东尼和里奥格兰德地区布道站土著信教者“人口大大削减或者完全消失，是天花、麻疹以及布道站所带来的压力所导致的”。②更进一步向西和向南，1780～1781年的天花致使新墨西哥布道站中的5000多名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丧命。人口急剧丧失的结果是，西班牙总督不得不将布道站的数量减少为20个。③不过，许多土著村落人口减少得太多，以至于数个曾经极为活跃的布道站都变成参观地。阿克玛（Acoma）就是一个例证。1760年该布道站拥有1052人，但是1780～1781年天花流行病导致该站人口大幅度减少，最终它变成一个供人参观的地方。④
三、外来疾病的冲击与土著社会习俗的改变
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北美大陆土著人口的影响固然引人注目，不过它们对幸存部落更为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它所导致的风俗习惯变化，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疾病构成与欧洲接触接踵而至的文化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极大地改变了土著文化习俗。”⑤可以说，疾病在土著群体中的肆虐影响到了土著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
疾病对土著部落中死亡习俗的影响尤为显著。它导致土著人口不断死亡，使得以印第安人部落内死亡习俗兴起和强化。这方面堪萨人部落是一个例证。19世纪30年代，堪萨印第安人在族人死亡后会举行一系列仪式，其中主要包括：（1）马匹和食物献祭；（2）禁食；（3）袭击。例如，当男主人死亡后，一匹马就被献祭。如果死亡的那位堪萨人拥有数匹马，那么最好的马匹会被杀死。1839年10月，洛伦萨·沃夫（Lorenza Waugh）在访问一个土著村落时发现：“一些马匹的尾巴被固定在坟墓旁边的柱子上。”这种行为，是为了确保印第安人的灵魂能够骑着马匹的灵魂到“月亮照耀的另一个大狩猎场”。禁食也是1839年沃夫所观察到的另一习俗。他指出，一旦有堪萨人去世，他或者她的直系亲属以禁食一个月或更长时间进行哀悼。袭击也成为该群体成员复仇的方式。死者的数名男性亲属会组成一个战争团体，发动袭击以杀死敌对部落的成员为目的。1838年秋季初期，当四名堪萨武士死于发烧后，一位传教士发现，武士群体立即组织起来，并向波尼人的领地进发了。他写道：“（堪萨人）一定要让其他某个部落流血或遭到劫掠，以作为弥补至上神使他们付出的损失。”⑥
这些死亡习俗不仅仅出现在堪萨印第安人部落，而且还出现在大平原地区的很多土著群体中。例如，卡杜人（Caddo）与科曼奇人（Comanche）都实行溺婴和妻子随身献祭；黑脚人（Blackfoot）则在亲人死亡时会献祭马匹，奥塞奇人（Osage）则将食物放在坟墓上，并通过袭击为死者复仇；庞卡印第安人（Ponca）会在哀悼死者时期禁食，还会抛弃包括食物和衣物在内的所有财务。当然，这些证据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平原印第安人。南卡罗来纳的卡陶巴人（Catawba），也拥有与堪萨人类似的死亡习俗。学者詹姆斯·梅里尔（James Merrell）指出，在流行病爆发时期，健康的卡陶巴人照顾和哀悼患者和贫困者，而不去狩猎、贸易和种植农作物。这就削弱了该部落，导致更多的部落成员死于疾病。①丹尼尔·里克特（Daniel Richter）也表明易洛魁人如何应对灾难性的欧洲疾病，为了哀悼死者和获得俘虏，他们更为频繁地发动战争。最后，在中部次极地地区的印第安人中，也有学者描述了克里人（Creek）与奥吉布瓦人（Ojibwa）坚持的两种哀悼习俗——摧毁个人财物与在亲属死亡后停止狩猎一年，而不顾来自于广泛传播的严重流行病所导致的人口损失。②
不过，随着疾病的长期持续打击，面对北美白人殖民者拓殖与扩张的加剧，土著民族不得不修改其死亡习俗。某些证据表明，堪萨人在1880年代修正了其死亡习俗。不过，马匹仍然是死亡仪式的一部分。当一位男性印第安人去世后，其亲属将马匹（不是献祭）给予外出为死者复仇的袭击群体的领导人。袭击也得以修正，成为一种狩猎活动。以前战争群体是要杀死敌对部落的一名成员，后来杀死野生动物也足以为死去的部落成员复仇。有学者报告说：“（以前是敌人，现在是任何活着的生物）必须付出血的代价以弥补（堪萨人）命的损失。”
这些调整确实具有适应性：活了下来的马匹可以用来交换食物和衣服，成功的袭击不仅结束了哀悼活动而且还带来了食物。③同样，其他群体的死亡习俗，也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修正和改变。
疾病还改变了土著群体的婚姻模式与土著妇女的生育情况。18世纪初期在北美东南部地区，旅行家约翰·劳森（John Lawson）宣称：
在他们看来，与本民族的妇女结婚是最令人不齿的，但当整个部落只有很少的人口，以致他们之间相互都有血缘关系时，他们只能在陌生人中寻找丈夫和妻子。④
这种婚姻模式的改变是土著居民面对疾病所带来的人口急剧减少所作出的一种反应，是通过各种土著群体不断迁移、合并和结盟实现的。到19世纪初期的大平原地区，霍乱疾病的肆虐，不断减少适婚年龄的男女人数。这严重威胁到土著部落的生存。迫于生存压力，当地印第安人也改变了其婚姻习俗。有资料表明，霍乱促使夏延和科曼奇部落从族外婚（部族外通婚）到允许族内婚（与同族人通婚）的转变，以便于不断减少的部落单位能够自我更新。⑤另外，疾病及其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影响到土著妇女的生育能力，土著部落中的儿童数量和比例减少。罗德岛的创立者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在1634年就谈及瘟疫对印第安人儿童数量的影响：
他们通常有很多孩子，增殖很快。当然，一旦瘟疫或者其他疾病降临到他们中间，他们就开始大量死亡，人口也无力恢复。⑥
疾病所带来的其他影响，如营养不良、社会压力等，也都会降低妇女的生育能力。外来传染性疾病会严重损害土著群体的营养水平，而营养不良恰恰是妇女不育的重要因素。还有，社会压力的影响与营养不良类似。很多研究都揭示了神经与免疫系统之间的联系。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压力、恐惧、悲伤、沮丧、绝望，以及类似的状态都会大大增加对包括怀孕和生育相关的感染性疾病如肺结核等疾病的易感染性。⑦疾病所导致的土著妇女生育能力降低的结果就是，印第安人部落中儿童数量下降。例如，皮马人（Pima）跟随西班牙人迁移到北美大陆重新定居。在迁移后不久，举行洗礼的传教士发现，该土著群体儿童总数仅为114人，而群体此时拥有500名成员，儿童仅占总人数的22.8%。这表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存在不同的死亡率，或许是疾病损害了土著妇女的生育能力。① 同时，面对因疾病而带来的人口剧减，土著群体为了生存开始领养那些也遭到疾病侵袭且部落解体的印第安人幸存者，以弥补其人口损失。17世纪赫赫有名的易洛魁联盟就是一个例证。1649年休伦人联盟解体，许多幸存者流离失所。作为休伦人敌人的易洛魁五大部落乘机领养不少的休伦印第安人。另外一场广泛传播的流行病爆发于1654年。它推动易洛魁联盟五大部落之一的塞内卡人放弃不少的村落。但是与此同时，塞内卡人也领养了很多的休伦幸存者，并促使该部落新建了三个村落。②其他土著群体在面临疾病所导致的人口削减时，也都或多或少采取了接纳其他部落幸存者的措施来增加人口数量。随着外来人口的加入，土著部落身份认同也开始转变。有学者指出，易洛魁联盟之一的奥内达加人（Onondaga）以前在其领地安居乐业，身份认同维持不变，但是随着接纳周边土著群体的俘虏和避难者进入部落，该部落成员的族裔认同发生了转变。他发现：
如果一个人与大山中的民族（他们就是从这座山获得了其部落名称和认同）共同生活或者为后者接受，那么他就是一名奥内达加人，而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部落。③
另外，北美东南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土著群体之一——克里克部落，就是由数个支离破碎的印第安人群体的幸存者混合而成的。克里克人巧妙地接纳外来者，以便增强他们的部落实力，抵御外来的敌对群体。结果是，尽管克里克部落受到战争、酗酒以及天花流行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在18世纪中期仍然拥有50个村落，3500名武士。④
关于北美早期土著社会文化衰落的原因，国外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阐释理论。在过去的500多年中，这些解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强调欧洲人的军事技能、优良的武器；二是将欧洲人对土著人的胜利归功于上帝旨意； 三是强调欧洲人的暴力与残忍在征服和削减土著民族过程中的作用。直到近期，后一种论调，被称之为“黑色传奇”（Black Legend），得到了尤为广泛的认可。⑤国内学界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出发，依据相关事实，主要强调欧洲殖民主义活动尤其是暴力因素的作用。毫无疑问，自从15世纪以来，欧洲人入侵美洲、近代殖民主义的兴起确实对美国早期的土著民族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殖民活动尤其是战争、屠杀、征服，乃至后来的文明开化，都是导致美国早期印第安人社会文化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过，除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因素外，我们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可能还要开阔视野，从外来传染性疾病这个因素进行一些考察。自从15世纪哥伦布踏上新大陆以来，美洲社会所遭遇的已经不仅仅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侵扰和打击，来自旧世界的各种传染性疾病也不期而至，在自身毫无免疫力的美国早期土著民族群体中无情肆虐和破坏。这些疾病打击的结果，就土著社会与文化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土著部落中的长者死于非命，依赖口耳相传的传统技能、知识与文化丧失殆尽；印第安人传统的信仰体系崩塌，外来信仰体系得以传播和接受；土著社会习俗改变，传统生活方式转型。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从社会层面上看，天花——通过杀死如此众多的土著故事讲述者——已经部分地切断了当时的那代人与过去的历史联系。传统、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狩猎与家务技能、氏族领导都丧失殆尽。麻子脸（印第安人对天花的称谓）几乎动摇了部落结构，使幸存者像一艘破旧不堪的船只在风雨中飘摇。⑥
尽管这位学者讨论的是天花对土著民族的影响，但是他的总结同样适用于其他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土著社会的冲击。这场突如其来的生物灾难给土著社会带来了瓦解与失衡，人类学家称之为 “社会机能失调”（social dysfunction）。⑦
【作者简介】高欢，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
丁见民，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