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当选的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闭幕大会上说，应该“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这是句大实话，切中当前社会思潮的要害。
　　快速发展的中国，难免出现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而且，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切成就用13亿作分母一除，都会变小；一切问题用13亿作分子一乘，都会变大。何况机遇从来与挑战共生，成就往往与问题相伴。
　　快速发展的中国，难免引起世界关注。有的看中国不顺眼是因为不舒服。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当全球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在震荡中不仅存活下来，而且经过改革开放迅猛发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欲刮“遏制中国”之风者大有人在。有的看中国不顺眼则是因为不习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效应倍增，引起国际社会震动，一些国家应对我快速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明显增强，一些邻国对我戒备心理上升。中国似乎突然现身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在“被曝光”、“被比较”，“被竞争”，“被崛起”。
　　于是，国外有人喊，国内也有应，似乎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唯有“全盘西化”，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走西方的发展道路。
　　此论，且不说是别有用心者企图致中国于万劫不复的陷阱，也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断然拒绝的“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
　　这种极端主张要不得，因其“脱离国情”。不妨看看历史。诚然，由于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也就常被理解为西方化，后发国家往往在各方面模仿西方。中国也真诚地向西方学习。当年张之洞就提出“中学为体”，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推进洋务运动。那时“西化”的决心和行动都很大，但挽回了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吗？历史早就宣告，此路不通。
　　这种极端主张要不得，因其“浮躁”。不妨比较他国。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土耳其，在现代转型中曾以最大的决心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分子。从1920年开始，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全力推动土耳其走向全盘西方化的道路。这一改革似乎颇为成功，好像已脱胎换骨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所有这些都只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阉割改种，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这在绝不接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充分表现出来。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
　　这种极端主张要不得，归结起来就是其“浮躁和脱离国情”。不是要重视向西方学习、听西方高见吗？不妨再听听人家怎么说。被选为五十位杰出美国人之一的、《华盛顿邮报》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思想家”莱斯特·R·布朗就认为，“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应。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以持续的经济。中国若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仰慕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还要快速发展，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发展之年”往往有“多事之秋”。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管航程多险阻，只要发展了，就可以 “轻舟已过万重山”；又要谨慎地对待“多事”，正确地处理“多事”，清醒地“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看问题，作判断，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公正；要全面分析、统筹兼顾，中和平衡、不走极端，实现稳中求进；要沉得住气、耐得住烦，静得下心、稳得住阵，方能宁静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