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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凭吊一位先贤。
时值残冬,面包车驶入遵义近郊的沙滩村,眼前仍为之一亮:一亩亩池塘碧水盈盈;一洼洼菜田绿色正浓。远方,山色如黛,檞树成荫;近处,野菊未凋,桂树飘香。山坡上,一幢幢白墙红格的双层农舍错落有致、形状各异;碧波粼粼的乐安江绕村而过,如一条绿色飘带,把这一方水土勾勒得钟灵毓秀。遵义的朋友说,现在不是最美的时候,如果夏天来,才真是“人间仙境”呢。我听了暗自感叹:如此山水,必有大贤。人杰地灵,此之谓也!
朋友,你猜对了,此行,我们是来拜访黎庶昌。
车在路旁停下。庭院两进,门楼一座;前带清流,后枕山峦。正房屋檐下有一黑漆竖匾,“钦使第”三个字灵动飘逸,像三只穿越了百年风雨的火凤凰,为这座古旧的宅邸衔来了几片沧桑。庭院中有水池,金鲤摇尾;宅檐下长杂花,叠红吐绿。
这里,就是一代先贤的人生起点,也是这位贵州好汉的人生归宿。
秋风已至,落叶渐稠。京城一间民宅里,一位身着青布长衫的后生推开面前的窗户。已近午时,蓝天高远、白云惨淡,院中槐树上有几只夏蝉,正低一声、高一声嘶鸣,似乎是叹息生命的短促。后生凝望片刻,头一甩,脑后的长辫画出一道弧线,啪一声缠在脖子上。他已踌躇多日,终于下决心回到案前,咬住嘴唇,饱蘸浓墨,在案头的宣纸上写下了第一句话:臣愚伏读七月二十八日星变诏书……而后,眉头微蹙、奋笔疾书,洋洋七千余言一挥而就。
他就是黎庶昌,时年26岁。两次乡试不中,一贫如洗,滞留京师已走投无路。
这是1862年10月的一天。太平天国正与清廷激战,英法联军不久前攻陷了北京。近来又天呈异象:正月太阳三晕,二月流星南奔;春夏之交,阴云遮日,旱蝗四起。西北有洪水暴发,东南现台风肆虐,七月间更有陨石雨和彗星划破苍茫天际。刚刚通过“辛酉政变”掌控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慈禧,认为这是“危亡倾覆”的征兆,为消灾弥变,以皇帝名义“下诏求言”:申谕中外大小臣工,务各齐心悉虑,于朝廷政治得失大且要者,谠言无隐。
在黎庶昌这封被后人与贾谊的《上疏陈政事》、诸葛亮的《隆中对》和范仲淹的《上宰相书》相提并论的《上皇帝书》中,自号黔男子的一介山野书生,以心雄万夫的气概,要“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根本,为生人振气节,上以回天变,下以尽人事”。笔锋所至,直指清廷种种弊端,陈述兴利除弊的方略大计。行文犀利,雄视千古。
黔地,古有“鬼州”之谓。飞鸟不通、荒蛮贫瘠,在世人眼中乃瘴气弥漫,非人所居之城,故李白曾放逐夜郎,刘禹锡被谪贬播州。这样的闭塞之地,为何走出了一个才高七步、腹隐珠玑,敢蔑视天颜、顾盼自雄的黎庶昌?
此时,我就伫立在黎庶昌沙滩故居的老屋中。
青砖铺地,横木成梁;一张圆桌,两把座椅;靠墙有六尺卧榻,四周挂着白纱帷幔。黎庶昌别妻辞子,束衣整冠,就是跨出这间房子,一路翻山越岭,走州过府,千里迢迢赴京城应考。满腹才华、一腔抱负,却不被认可。犹龙困浅滩、虎落平阳,我能想象他当时的愤懑与无奈。生他养他的沙滩村,乃黔北一朵文化奇葩。方圆不过数里,渔樵耕读、学风鼎盛,自清乾隆年至清末已延绵百余年。其间,出了几十位名人贤士,著书上百种,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科技、金石、书画等诸多领域。代表人物之一的郑珍有“西南大儒”之称,曾国藩仰其名几欲相见,都被淡泊名利的郑珍婉言相拒。郑珍是黎庶昌的表兄,曾教授过这位志向宏大,才学卓然的表弟。黎庶昌自幼读古人之书,即思慕古人之为。十七八岁时便立下志向:“以瑰伟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他留心时政,探寻强国富民之道,对种种时弊洞察入微。两次乡试落第,更使他对八股文取士的陈规不屑一顾,直言批评皇帝:“乐于求才而疏于识才,急于用才而略于培才。”
黎庶昌上书清廷,认为吏治腐败、人心敝坏,光是“危道”就列出十二种。消息传到沙滩,连郑珍都吓了一跳,言其惹下杀身大祸。出人意料的是,清廷并未加罪于黎庶昌,反而恩赏了他一个“候补知县”,差遣到曾国藩江南大营听候调用。是清廷确有剜病除脓、改革图强的勇气吗?事实是,黎庶昌上书所列种种弊端,凡涉及权贵利益和更改旧章,均因“事多窒碍之处”存而不问,只是对诸如“荐举贤才”一类的建议,谕令有关衙门“遵照办理”。窃以为,黎庶昌因祸得福获得清廷破格提拔,一下子由贡生官至“正处”,虽是非正式领导职务,但毕竟有了晋升仕途的平台,盖因其时局——咸丰皇帝驾崩,他钦定的顾命八大臣被捕入狱,其中两位亲王还掉了脑袋,朝野上下无不噤若寒蝉,皇帝下诏求言,一个多月竟无一人应答。本来清廷此举是为排遣内心纠结作的一次自我按摩,如果尴尬收场,心何以安?
黎庶昌的上书不啻帮清廷找到了一个台阶。该贡生言辞激烈、话锋犀利,“朕”还降旨恩用,岂不更显“皇恩浩荡”?其实,黎庶昌后来投身江南大营只委了一个“稽查保甲”的小差事,若不是一个偶然机遇,他以小吏之身终老南山也未可知。有一日,曾国藩早起查看诸营,夜色未退,只远处一点星火露帷。他循星火挑帷而入,见一年轻人正习文练字,环顾案头收藏不俗,一番攀谈有感其才,遂把这个叫黎庶昌的年轻人调到身边,进了秘书班子。这之后,未见黎庶昌在军事上有过什么建树,但曾国潘为桐城派晚期领袖,其诗文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他身边又聚集着一群富有真才实学的文人骚客,黎庶昌与他们诗文唱和,文学上倒是日有精进。
清以小说名世,诗词成就并不为世人称道,但非乏善可陈。今人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一说,推尊郑珍为清代诗国第一人。甚至有论者认为,历代诗人中,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与之比肩者。黎庶昌自幼受郑珍指点,其诗词奇绝恣意,应有资格分沾这一盛誉。至于散文,他年轻时熟读司马迁与班固,尊尚儒术,兼收诸子百家。入仕后又师承曾国藩,其文简练缜密、风格奇伟、意境开阔、雄恣华瞻,确是一代文章高手。后来黄遵宪与他作竟日谈时,说他是“一世倜傥之才,抗时希世,海内外驰名”,绝非虚与委蛇。 黎庶昌仕途蹇滞,一度想彻底投笔从戎,为此他曾写信向已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求教,并希望他推荐自己到李鸿章的淮军,在镇压陕西的回民起义中建立军功。曾国藩回信认为不妥,理由是,太平天国剿灭,中原初定,建立军功已殊为不易。况且,“李相西征,部下尚多,必不能舍其屡立战功之旧人,更用未习军旅之文士。阁下杖策相从”,充其量混个助理、秘书罢了,何必呢!曾国藩让他稍等数月,说正在为他活动差事。清朝晚期,候补干部多如牛毛,想得一实职殊为不易。
黎庶昌对曾国藩是敬重的。他以“曾门弟子”为荣,在曾国藩死后对其一生梳理总结,撰成《曾国藩年谱》十二卷,后又为其作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传记文章。曾国藩位高权重,但礼贤下士,对黎庶昌有提携奖掖之恩。他曾明奏密奏清廷几次,希望为黎庶昌谋一实职,并在黎庶昌落魄时多方为其奔走。不过,这一瓢冷水浇得正逢其时。如果黎庶昌随李鸿章部去“剿匪”,手上就会沾染起义农民的鲜血,笔下则少了意蕴丰沛的华章。这当然并非曾国藩初衷,历史在这里愣了一下神儿。于是,清廷失去一条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中国近代史多了一位引火种于华夏的先贤。
站在黎庶昌的老屋前,眺望微波荡漾的乐安江,我的眼前曾出现一幅幻境:江水千回百转、一波三折,终于奔流入海。湛蓝的大海欢迎她远道而来,绽放开一簇簇晶莹的浪花。无垠的海面上,一艘轮船正准备启航,从乐安江走出来的黎庶昌站在船首,迎风而立。
乐安江是乌江的支流。它动静交织,流经处,有两岸峭壁林立、水势湍急的险滩;也有水面滞缓宽阔、鱼翔浅底的平湖。我在想,黎庶昌的人生多像他的母亲河,如同一曲扣人心弦的古筝,有激越的抒情也有无奈的低吟。1876年10月17日,当他随公使郭嵩焘出任大清国驻英参赞,登上英轮“塔拉万阔”号从上海吴淞口起锚出海时,可曾想到,这一天注定要被写进中国的近代史,而他的荣辱进退也将构成祖国母亲脸上的细微表情?
记述这次行程的散文《奉旨伦敦记》,就安放在黎庶昌故居的展柜中。隔着玻璃,那斑驳的字迹依稀可辨,沿途的见闻亦在字里行间呈现。历时50余天,航程31000里,这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跋涉,更是一次观念和思想的跨越。
可以想见黎庶昌当年的情景——多少次日出,多少个月落,他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极目远眺,但见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低头,海浪击打船舷,有如碎玉乱溅;抬首,一行海鸥正掠过天际,引发了他内心一腔豪情。说来令人惊诧,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固守“华夷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即便是娘肚里的双胞胎,西人也是“其足向天,其头向地”,咱们“则自生民以来,男女项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故光绪二年,清廷开始向外派遣使节,凡出使外邦者皆为人不屑。郭嵩焘奉旨首任英国公使,竟被乡党耻笑和辱骂,他原拟檄调的参赞也有人囿于偏见托词不就。黎庶昌则不然,他卓然而立,清廉自守,在颓靡的晚清官场仕途不顺;更重要的是,他受林则徐、魏源影响,企盼能有机会走出国门学来富民强国之道。尽管行前娇妾爱子百般不舍,他还是毅然奉调,成了贵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一旦踏上西方诸国,开明的黎庶昌还是有些“蒙圈儿”。
出使西欧五年,他历任英、法、德和西班牙四国参赞。在《曾侯两次呈递法国国书情形》一文中,他曾这样描述递交国书的过程:宫门外陈兵一队,奏乐迎宾。至门前下车后,他以参赞身份手捧国书,紧随公使曾纪泽身后,“以次鱼贯入其便殿,三鞠躬而前”,法国总统则“向门立待,亦免冠鞠躬”。双方互致诵答后,鞠个躬就齐活了。
黎庶昌觉得很新鲜。不妨对比一下他日后回国被召见的情景——半夜两点半来到军机房候着,早上八点半才应招进殿。“太后御座上遮一黄纱幔,制如屏风,皇帝则坐于幔前”。黎庶昌进门即跪,高呼“跪请圣安”;复摘冠于地,再呼:“叩谢天恩!”随即一个头要在地上磕出响儿来。其后,所有的回话都要跪在地上。慈禧先和他扯了几句闲篇儿,突然问:“见他们的国君是怎么样?”黎庶昌据实而奏:“见面不过是点点头,仪文甚简。”这位中年妇女产生了好奇心:“是站立么?”“是。”老佛爷很是自得:“他们也还恭顺。”听话音儿,仿佛鸦片战争一败再败后,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不是腐朽的清廷,倒是以两万余众便长驱直入北京,令慈禧仓皇出逃的西方列强。而一个外表显赫,实则已腐朽到只能靠可悲的精神胜利法来支撑的王朝,焉有不倾倒塌陷之理?
出使西方递交国书,只是履行一般的外交程序。作为参赞,黎庶昌还被邀参观了法国议院开会的场面,这让素有师夷之长以自强的黎庶昌眼界大开。在一个可容纳200人左右的会议厅里,议长居中而坐,手边放着一个铃铛,与会者可自由发言,议长“不欲其议”,摇铃铛制止也没人理会。有一个绅士,“君党也,发一议,令众举手以观从违,举右手者不过10人,余皆民党”,或嘲讽讥笑,或拍手起哄。法国总统马克蒙因为在议院中得不到多数支持,只好下台。“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的老百姓生活如常,好像不曾听说一样。而且开会时,“人声嘈杂,几欲交斗”,如此“家丑”不但不刻意遮掩,还令外国使节当场观看。
黎庶昌没有嘲笑“蛮夷之地”的不臣之举,反省清廷决策施政过程,认为这才是民政之效也。感叹中国乃君主专制之国,皇帝独揽大权,既不让朝臣分担责任,也不把权力放置于类似西方议院那样的机构予以制衡,怎么能保证决策的正确与科学?
黎庶昌参观了军工厂、印刷厂、纺织厂、造船厂、瓷器厂,看到了火车、轮船、电器和各种机器生产确是强国富民之要术,见证了顶层政治设计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仅举一例,中国以农业立国,却连一座专门的农务学堂都没有,还停留在牛耕人拉、靠天吃饭的水准。而在西班牙的一所普通农业技校里,他看到了配有各种精密仪器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植物标本陈列馆、教具陈列馆以及各种先进的农业机械。他与社会广泛接触,认真体察各种民俗,感到西洋民众的文化艺术修养确实高于国人,他们观看戏剧、参观画展、举办舞会,被封建卫道士斥为桑间濮上的所谓“淫靡”之风,较之大清国的“男女授受不亲”,亦不过是社会风气开化的表现罢了。资本家“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但有钱后却能捐资办学,赞助慈善。由于法制相对完善,为官者较之清廷也廉洁得多。耶稣蒙难日那一天,西班牙王室举办纪念活动,国王和王后竟亲自给平民洗脚。在大清王朝,有这想法就触犯天条,说出来那还得了?纯属作死! 黎庶昌变法的思想愈加清晰。中国地广人稠,但如果妄自尊大,一味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必为世界潮流所淘汰,他将这些见闻详尽记录了下来。按说,黎庶昌游览西方诸国,事事皆动于心,文章应该声情并茂、色彩斑斓。可是,在他这些文章的结集《西洋杂志》中,却没有文接千载的议论和思飘万里的描绘,都是纯客观记述,用现在的话说,属于零度叙事。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年应召上书,就因为黎庶昌出语无忌、直抒胸臆,受到了朝中保守势力弹劾,如果不是特定的历史背景,被“递解还乡”甚至杀头也未可知。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儿女亲家,作为首任中国驻外使节,他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每每谈及,欣赏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结果被朝中保守势力抓住了小辫儿,斥之为“汉奸”。堂堂二品大员被一撸到底,成了一介平民,死后还险被开棺鞭尸。不过,倘据此认为黎庶昌是因为官场颓风熏染而变得圆滑了,则不然。入仕后,他清廉自守,以学问立身,如求自保,他可以尸位素餐,一言不发。作为一个窃火者,黎庶昌其实是想尽量不被保守势力纠缠,多运些薪火于暗夜沉沉的晚清,让更多的国人感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沾溉。
雄鹰收翮栖息于枝头,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更远的飞翔。
1884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绿色还在路上。一匹快马疾奔而来,扬起一路黄尘。在位于东堂子胡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佩戴腰刀的折差一挽缰绳,烈马前蹄腾空,发出一声长鸣,路旁古柏上几只宿鸟被惊醒了,呼扇呼扇翅膀,慵懒地飞向天空。
日本成功实行“明治维新”的第16个年头,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上书清廷求变。历史把一个重要的变革机遇,假黎庶昌之手推给了宫禁森严的紫禁城。
使欧归国后,黎庶昌升任日本公使,时年45岁。官帽上的顶珠已由青金石换成了珊瑚,穿上了绣有锦鸡的清廷二品高干制服。那时的他对未来一定踌躇满志,“斯游应比封侯壮,莫道书生骨相穷”,或许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不然,展室墙上的黎庶昌怎么会怡然而笑?只是他肯定不知道,这笑容会在那张已被岁月雕刻过的脸上持续多久。
日本的发展曾很落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时,日本还处于原始社会。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日本以中国为师,改革其氏族奴隶制国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渐显赶超之势。特别是1868年由中下层武士发动的明治维新,开始拜西方文明为师,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发为目标,推翻了封建幕府长达300年的统治。实行内阁、建立国会、颁布宪法,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发展,国力大增。不但废除了和西方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还俨然与其平起平坐,把曾经的老师中国甩在了身后。
黎庶昌有充分的理由微笑。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开始的明治维新,“明治”的年号就是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下,向明而治。”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已实行“脱亚入欧”,但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犹存,朝野中许多学士大夫对中华文化颇有造诣,不少人可以用汉文成诗。黎庶昌家学渊远,学识超群,上任甫始,便经常与日本友人吟诗唱和,风骚独领。一时间,在日本的文人骚客当中,如果与黎庶昌没有过从竟成了一件很没面子的事。黎庶昌和他们之间的吟诗唱和并非官场客套,而是加深中日民间友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力之举。比如,西学渐兴,旧版秘籍已不为日本书肆所重视,其中竟有不少国内早已亡佚的古籍,有的还是极为珍贵的孤本。黎庶昌如获至宝,通过日本友人以重金四方收访。“耗三年薪俸积余,举银一万八千两”,刊刻出了精美的《古逸丛书》200卷。
此刻,这套丛书像劫后余生的勇士,成军一列,立于黎庶昌故居的展柜之中。文字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文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开端的历史。作为鲜活的历史符号,先哲们著书立说,记述了对社会发展与自然进程的独特认知。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用黑字印在白纸上的灵魂,一个个睿智的灵魂聚集,便成就了光耀千秋的炎黄文化火炬。古老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聚而不散,靠的就是其文化的巨大向心力。如果古籍珍本不断亡逸,便如同江河断流,中华民族的血脉何以延续?仅此一事,黎庶昌即居功甚伟,值得我们脱帽致敬。
在沙滩黎庶昌的故居里,还保存着一块前些年出土的石碑。长一米,宽半米,碑文典雅畅达、凄婉动人,书法遒美健秀,颇具二王之风。如果不是遵义友人提示,我真不敢想象,碑文和书法皆出自一位叫贞子的日本姑娘。她的父亲海南先生是日本学有所成的汉学家,与黎庶昌相识后,情谊日浓。黎庶昌再使日本后,海南先生正在外地养病,不日后去世。黎庶昌特赶去送葬,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墓志铭,并从此对海南先生的遗孤多有关照。《海南文集》出版,先生的女儿贞子请黎庶昌为之作序,还不时来署探访求教,与黎庶昌随行日本的夫人赵氏情同母女。后来赵氏归国后病逝,贞子闻讯,“悲恸不能言”,为赵氏写的墓志铭感人肺腑,黎庶昌令工匠按手迹勒石镌刻,藏于地下。我望着石碑感叹不已,当年,一位日本小姑娘竟有如此的汉学功力和书法造诣。遵义的朋友告诉我,黄苗子先生曾参观黎庶昌故居,面对其碑文也十分惊诧,拓了两幅,一幅送与日本友人,一幅自己收藏。昔日的文化外交成就斐然,留存于今的这一佳话似可佐证了。
遗憾的是,黎庶昌脸上的笑容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他以文化为纽带的外交特色时被世人称赞,应该得益于其文人本色。“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本质上他还是一介书生,对本国及所在国文化的掌控能力是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除此之外,黎庶昌也有难以言说的苦衷。初任日本公使时,黎庶昌很欣赏前任大使的参赞黄遵宪,想留其共事,却被黄遵宪一口拒绝了,理由是,“非不为公佐,实弱国无外交可言。”那时中日尚未开战,日本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知,即便是中国的知识界也自以为:“即便放眼五大洲,中国也堪称强国。与东海区区一岛国相较,之其渺乎不足比数亦,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富,何啻十倍于倭、百倍于倭而已?”
黎庶昌上任后不久,即感到黄遵宪言之不虚。在许多外交场合,他所受到的礼遇颇为疏阔,远不如西方诸国使节受到尊重。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更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比如,他任日本公使时,中国的属国琉球已被日本强行设县。黎庶昌赴任后,曾试图通过交涉有所转圜,终因国力衰微,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日本将其彻底吞并,算是切身体会到了“天朝上国”怎样被“东海区区一岛国”所轻慢。他还经手过一起人命官司,长崎巡捕以查巡鸦片为名殴伤华侨数人,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日本外相井上馨对黎庶昌惩办凶手的要求根本不予理会,咬定是误杀,不应抵罪。黎庶昌性格刚健,与日本外相“文书往复辩论至两月之久”,日方最后才将凶犯判了五年监禁,赔了家属几千块银洋。这件事在华人中争相传颂,因为能有这样的结果已实属意外了。而黎庶昌的自尊心仍然受到了伤害,日本所以敢轻慢“天朝上国”,实为其国力已超过清廷。他出使欧洲六年,足迹遍及西方诸国,再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反观清廷的因循守旧、国力日衰,更加痛切感受到了变法求新的迫切性。 使日第三年,黎庶昌经过深思熟虑,写成了《敬陈管见折》递交总理衙门,请求转奏朝廷。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提出了七条富国强兵的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海军实力,认为现在的水师“战舰未备,魄力未雄”,“实难责与西人匹敌”,要练足一百号兵船,分成南北两个水师,专做攻敌之用,而且每个水师应有铁甲巨舰四五艘。可惜,这道奏折老佛爷连看都没有看到。总理事务衙门认为“情事不合,且有忌讳处”,竟然“寝而不奏,将原折退回”。曾纪泽知晓奏折的内容后,认为“大疏条陈时务,切中机宜”,“弟怀之已久而未敢发”;掌管总理衙门的亲贵大臣认为这道奏折有涉忌讳处,也不是纯属的推诿之词。天朝威武,一派祥和,慈禧觉得有水军撑一下门面就可以了,花更多的银子去添船置炮纯属多余,如果当时看了黎庶昌的折子,难保不甩脸子。至于朝廷那些守旧的大臣,因“循袭旧之见牢不可破”,仇视“火车轮船”,对黎庶昌的相关奏请更会横加指责。
清廷又错失了一次历史性机遇。如果黎庶昌的奏折当时能被采纳,后来的甲午之战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中国近代史也是另外一种走向了。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余晖下的沙滩村别有一番景致。
远方的山峦被镶上了金边,近处的水面泛起满目碎银,江畔的垂钓者持竿未动,仿佛镀上金辉的雕塑。有几只叫不上名的飞鸟在空中盘旋,例行归巢前的最后一轮搜巡。如果来得巧,据说还能听到江边古寺的悠远梵钟和渔家女子的清亮歌喉呢!
遵义的朋友问:“黎庶昌墓离此不远,可否有兴致凭吊?”
我来到庭院中,端详着他的半身雕像不愿移步。真是感叹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居然把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先贤塑造得如此栩栩如生:瓜皮帽、长布衫,剑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目光如两道利剑,脱鞘而出,正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向远方眺望。
我站在他的对面,我们的目光在瞬间对接。
哦,他的目光中为什么会有难以排遣的忧怨?是的,比起他使日归国,“饯别宴会无虚日,惜别祝颂之词数以百计。启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港,情谊涤笃者竟追饯至数百里外”的盛况,黎庶昌的晚景可谓凄凉。十米卧室、两进庭院,覆盖了他生命的全部空间。“君看缥缈綦江路,百马如龙出贵州”,他本来应该有一个更为壮丽的人生舞台。更何况,他忧郁成疾,孑然独处,生命最后的时光终日以泪洗面,一介翩翩名士已成了一个疯癫孤寂的山间老叟。世事弄人,殊荣与失落的变幻在晚清官场已近常态,他的恩师曾国藩接受直隶总督关防时,曾被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气势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慕。其后一年,即因天津教案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几近身败名裂。黎庶昌非恋枥老骥,视荣华如浮云,自然明白官场荣枯无常的道理。
他的忧怨是因为他对大清国的失望。甲午开战之前,时任四川川东道员的黎庶昌曾请命去日本斡旋,以避战端。因为两任使日经历,他明白战端一开断难取胜。不是因为兵单力薄,那时,仅北洋水师已有各种舰船70余艘,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军力对比。政治腐败,贪腐盛行,李鸿章已把北洋水师当成自己在官场谋身立命的私产,上下不能一心,将士难以用命,水师成军后装备从未更新,指挥、训练、现代海战理念、日常管理以及火力配备,已在日本海军之下,一旦交手,胜算能有几何?清廷没有“恩准”他的这一请求。翁同龢主战,光绪皇帝主战,慈禧亦主战,他们已被表面上的强大所迷惑。深知北洋水师实力的李鸿章则有口难言,因为他以操练水师有功揽权邀宠,已获得了清廷太多的褒奖。战败后他曾自嘲,貌似强大的北洋水师不过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小小风雨尚可支吾应对,一旦有大的风浪袭来,露馅儿是必须的。黎庶昌也是自作多情,虽然他出使日本时以道德文章在日本文化界享有很高威望,但以他的游说想使日本休兵罢战,则天真得有些迂腐。日本不满岛国之境久矣,对外扩张是既定国策。黎庶昌早就明白,国之是非皆以实力强弱而论,没有道理好讲,他不过是心存侥幸罢了。但是一旦开战,作为爱国者的黎庶昌则从主和派变成了坚定的主战派。双方已然交手,再提后撤无异投降。甲午之战从1894年7月始,至1895年4月终,每闻战败消息,黎庶昌即忧愤至极,终日不食。
焉能不怨?当他听说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定远号,在海战的关键时刻竟只剩三发炮弹,前后主炮各一发后,剩下的一发竟要划拳而定;当他听说黄海一战,邓世昌驾驶着航速只有18节且已受伤的致远号,去撞击航速22.5节的日本旗舰吉野号中弹而沉,邓世昌壮烈牺牲;当他听说李鸿章命丁汝昌避而不战,躲进威海卫,水师苦撑待援,终陷绝境,总兵刘步蟾下令自沉定远号“以免资敌”,并与提督丁汝昌先后自裁殉国;北洋水师被日军海陆夹击,“包了饺子”;可以想见黎庶昌心肝俱裂、痛不欲生的情状。十年前就上书清廷需厉兵秣马的黎庶昌,曾在战事中要捐白银万两以襄军费,并奏请朝廷令各级官员出钱助战,也被清廷置之不理。就在黎庶昌每闻败耗便失声痛哭时,慈禧却正在筹措巨资,一门心思为自己举办60大寿庆典,准备接受百官朝贺,大宴群臣呢!眼看败绩连连却无能为力,黎庶昌的眼泪仅仅是流给阵亡的将士吗?作为一介儒生,黎庶昌的内心是矛盾的。清廷的专制与腐败他洞若观火,而忠君的历史局限又让他不愿看到大厦将倾。这和他的恩师何其相似乃尔,曾国藩深知清兵腐朽无能,弹压内乱尚可,抵御外敌堪忧,曾提出裁撤绿营编练新军。清廷拒绝了他的军改方案,曾国藩就心知肚明了,作为异族统治者,原来清廷惧内乱较外患更甚,由此对清廷绝望至极。但听幕僚预言清廷将在50年内灭亡,却唯愿速死。曾国藩救得了清王朝,清王朝却救不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是一代效忠清廷知识分子的悲哀,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之幸事呢?“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况且,凤非凤台非台。情系华夏,当为奔流不息的江水而歌;心念苍生,何必因沉舟病树哀伤?
我的目光和黎庶昌的目光对视。我发现,他目光中的忧怨似乎有些退隐,代之一束穿透历史风云的睿智。莫非,九天之上的先生痛定思痛,与我心有戚戚焉? 我们知道,自汉以降,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主要靠陆上的丝绸之路。18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也开辟出了一条抵达中国的海路。更直接、更舒适、更安全的海上交通工具使中西交流变得更具规模。晚清一大批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几乎无一不是通过海路抵达西方的。
黎庶昌是其中优秀的一员,他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胸襟开阔,目光深邃而明澈。
较之洋务派,黎庶昌固然也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并为此考察了西方诸国的各类工厂。游历巴黎万国博览会时,他随众人坐上腾空而起的热气球,并不是为了欣赏巴黎美丽的景致,而是记录下了热气球的各种数据。但是,他更关注民俗民风所反映出的国民心理,更重视议院政治对权力的约束与监控,这在他记述外交活动和日常民俗的多篇散文中可以看到。国民心理,折射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民主政治,反映的是一种施政理念。这或许比坚船利炮更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强盛。
黎庶昌多次记述了递交国书的情形,包括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也是“相视一笑,礼仪甚简”。反观清廷,仅一个“拜折”仪式就令人惊诧——地方官员向朝廷呈报奏折前,先要在衙门大堂内设香案,供奉用黄缎包裹的小木箱。僚属们则按等级排列庭中,主衔上奏官员穿戴齐整立于庭院中间,面对香案,门外放礼炮三响,鼓乐齐鸣,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捧起木箱恭敬地交给站立一旁的折差武弁。折差接住,将木箱双手捧过头顶,疾步下堂走出辕门,再鸣炮三响,以示恭送。且看,专制之国与民政之国的分野何其巨大?而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时处颓势的清廷,仍坚持西方使节面见大清皇帝必须行跪拜大礼,而且,王八咬手指——死不松口。谈崩后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囚于圆明园。在朝为官,黎庶昌不能僭越官场规则,但是他却在文章中曲隐地表达了对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的不以为然,希望以此唤醒国人对民主与自由的向往。
不过,与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者不同,黎庶昌对开放有着独立见解,主张“酌用西法”。他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糟糕透顶,反而认为西方列强的“美善之风”亦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觅到珍贵的思想资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不是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了吗?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我们的经史子集中不是也一再倡导吗?至于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更是美轮美奂了。西方一位使节曾断言绝不会向大清皇帝下跪行礼,可是他刚刚走到太和殿便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因为,伟大的中国建筑太令他震撼了!黎庶昌与李鸿章均为曾国藩幕属,后来李鸿章权倾朝野,但黎庶昌对他的一味媚外很不赞同,曾婉言提示,或许李鸿章不以为然。黎庶昌无奈叹曰:“两大之间难为小,然子产相郑,郑已立。国朝(指清朝)的子产安在乎?”郭嵩焘在引欧风美雨启迪民智上功不可没,但他认为大英帝国拥有大量殖民地,也是因为“仁爱兼至”,赢得了“环海归心”,就有点走火入魔了。在汲取与接纳西方文明时,黎庶昌没有忘记托承传统文化之精义,难能可贵。
黎庶昌的目光犀利而智慧,还表现在能与时俱进。他也曾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也曾盲目憎恨洋人。岂止他,即便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不是也相信过“米利坚国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相信英国兵“腿脚僵直,不善陆战”吗?可贵的是,黎庶昌经过实地考察,很快纠正了偏见,既有文化自信,又能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洞悉中国之种种不足。行文著书,引火种于华夏;不惧刀斧,发宏论于庙堂。他的见解不为清廷所采纳,不是由于他缺少洞察时事的目光,而是因为清廷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睿智与腐朽的种种细节,已经在历史的底片上纤毫毕现。
1897年冬,黎庶昌在沙滩老屋郁郁而终,时年61岁。
据说那一天,天降细雨,雨带西风。黎庶昌咽气时,院中古槐有一大鸟,灰羽白喙,开翮腾空飞起,绕树三匝,悲鸣数声。然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天之尽头。
黎庶昌死后第二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其实,谭嗣同等人的改革主张大都在黎庶昌的历次上书中涉及。一腔热血谁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中国社会彻底变革之先声,谁能否认,菜市口刑场上空那血染的风采中,没有黎庶昌的一腔热血呢?
要离开这座百年老宅了。一代先贤在这里出生,一个甲子后又逝于斯处。这是一次简单的人生轮回吗?不,它标刻着中国近代史一次螺旋式的上升。积铢累寸,历史总是在坎坷中前行。我精心从庭院的角落采来几朵野菊,恭恭敬敬地置于黎庶昌塑像前。遵义的朋友见到了,说,我们正在征集反映沙滩文化精髓的词句,二十个字以内。黎庶昌是沙滩文化的重要代表,可否有兴趣撰一佳句,也算是献给前辈的一束馨香?
我略一沉吟,想了两句话。这应该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可惜,黎庶昌们积薪引火、不惜驱命,转头之间,已在历史的天空中化作了一缕青烟。而现在,吾生有幸,正由我们这一代人努力践行,虽然筚路蓝缕,却矢志不渝。但愿先生在天之灵能够期许:
——渔樵耕读,固文化之本;经世致用,圆强国之梦。
责任编辑 王 童
时值残冬,面包车驶入遵义近郊的沙滩村,眼前仍为之一亮:一亩亩池塘碧水盈盈;一洼洼菜田绿色正浓。远方,山色如黛,檞树成荫;近处,野菊未凋,桂树飘香。山坡上,一幢幢白墙红格的双层农舍错落有致、形状各异;碧波粼粼的乐安江绕村而过,如一条绿色飘带,把这一方水土勾勒得钟灵毓秀。遵义的朋友说,现在不是最美的时候,如果夏天来,才真是“人间仙境”呢。我听了暗自感叹:如此山水,必有大贤。人杰地灵,此之谓也!
朋友,你猜对了,此行,我们是来拜访黎庶昌。
车在路旁停下。庭院两进,门楼一座;前带清流,后枕山峦。正房屋檐下有一黑漆竖匾,“钦使第”三个字灵动飘逸,像三只穿越了百年风雨的火凤凰,为这座古旧的宅邸衔来了几片沧桑。庭院中有水池,金鲤摇尾;宅檐下长杂花,叠红吐绿。
这里,就是一代先贤的人生起点,也是这位贵州好汉的人生归宿。
1
秋风已至,落叶渐稠。京城一间民宅里,一位身着青布长衫的后生推开面前的窗户。已近午时,蓝天高远、白云惨淡,院中槐树上有几只夏蝉,正低一声、高一声嘶鸣,似乎是叹息生命的短促。后生凝望片刻,头一甩,脑后的长辫画出一道弧线,啪一声缠在脖子上。他已踌躇多日,终于下决心回到案前,咬住嘴唇,饱蘸浓墨,在案头的宣纸上写下了第一句话:臣愚伏读七月二十八日星变诏书……而后,眉头微蹙、奋笔疾书,洋洋七千余言一挥而就。
他就是黎庶昌,时年26岁。两次乡试不中,一贫如洗,滞留京师已走投无路。
这是1862年10月的一天。太平天国正与清廷激战,英法联军不久前攻陷了北京。近来又天呈异象:正月太阳三晕,二月流星南奔;春夏之交,阴云遮日,旱蝗四起。西北有洪水暴发,东南现台风肆虐,七月间更有陨石雨和彗星划破苍茫天际。刚刚通过“辛酉政变”掌控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慈禧,认为这是“危亡倾覆”的征兆,为消灾弥变,以皇帝名义“下诏求言”:申谕中外大小臣工,务各齐心悉虑,于朝廷政治得失大且要者,谠言无隐。
在黎庶昌这封被后人与贾谊的《上疏陈政事》、诸葛亮的《隆中对》和范仲淹的《上宰相书》相提并论的《上皇帝书》中,自号黔男子的一介山野书生,以心雄万夫的气概,要“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根本,为生人振气节,上以回天变,下以尽人事”。笔锋所至,直指清廷种种弊端,陈述兴利除弊的方略大计。行文犀利,雄视千古。
黔地,古有“鬼州”之谓。飞鸟不通、荒蛮贫瘠,在世人眼中乃瘴气弥漫,非人所居之城,故李白曾放逐夜郎,刘禹锡被谪贬播州。这样的闭塞之地,为何走出了一个才高七步、腹隐珠玑,敢蔑视天颜、顾盼自雄的黎庶昌?
此时,我就伫立在黎庶昌沙滩故居的老屋中。
青砖铺地,横木成梁;一张圆桌,两把座椅;靠墙有六尺卧榻,四周挂着白纱帷幔。黎庶昌别妻辞子,束衣整冠,就是跨出这间房子,一路翻山越岭,走州过府,千里迢迢赴京城应考。满腹才华、一腔抱负,却不被认可。犹龙困浅滩、虎落平阳,我能想象他当时的愤懑与无奈。生他养他的沙滩村,乃黔北一朵文化奇葩。方圆不过数里,渔樵耕读、学风鼎盛,自清乾隆年至清末已延绵百余年。其间,出了几十位名人贤士,著书上百种,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科技、金石、书画等诸多领域。代表人物之一的郑珍有“西南大儒”之称,曾国藩仰其名几欲相见,都被淡泊名利的郑珍婉言相拒。郑珍是黎庶昌的表兄,曾教授过这位志向宏大,才学卓然的表弟。黎庶昌自幼读古人之书,即思慕古人之为。十七八岁时便立下志向:“以瑰伟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他留心时政,探寻强国富民之道,对种种时弊洞察入微。两次乡试落第,更使他对八股文取士的陈规不屑一顾,直言批评皇帝:“乐于求才而疏于识才,急于用才而略于培才。”
黎庶昌上书清廷,认为吏治腐败、人心敝坏,光是“危道”就列出十二种。消息传到沙滩,连郑珍都吓了一跳,言其惹下杀身大祸。出人意料的是,清廷并未加罪于黎庶昌,反而恩赏了他一个“候补知县”,差遣到曾国藩江南大营听候调用。是清廷确有剜病除脓、改革图强的勇气吗?事实是,黎庶昌上书所列种种弊端,凡涉及权贵利益和更改旧章,均因“事多窒碍之处”存而不问,只是对诸如“荐举贤才”一类的建议,谕令有关衙门“遵照办理”。窃以为,黎庶昌因祸得福获得清廷破格提拔,一下子由贡生官至“正处”,虽是非正式领导职务,但毕竟有了晋升仕途的平台,盖因其时局——咸丰皇帝驾崩,他钦定的顾命八大臣被捕入狱,其中两位亲王还掉了脑袋,朝野上下无不噤若寒蝉,皇帝下诏求言,一个多月竟无一人应答。本来清廷此举是为排遣内心纠结作的一次自我按摩,如果尴尬收场,心何以安?
黎庶昌的上书不啻帮清廷找到了一个台阶。该贡生言辞激烈、话锋犀利,“朕”还降旨恩用,岂不更显“皇恩浩荡”?其实,黎庶昌后来投身江南大营只委了一个“稽查保甲”的小差事,若不是一个偶然机遇,他以小吏之身终老南山也未可知。有一日,曾国藩早起查看诸营,夜色未退,只远处一点星火露帷。他循星火挑帷而入,见一年轻人正习文练字,环顾案头收藏不俗,一番攀谈有感其才,遂把这个叫黎庶昌的年轻人调到身边,进了秘书班子。这之后,未见黎庶昌在军事上有过什么建树,但曾国潘为桐城派晚期领袖,其诗文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他身边又聚集着一群富有真才实学的文人骚客,黎庶昌与他们诗文唱和,文学上倒是日有精进。
清以小说名世,诗词成就并不为世人称道,但非乏善可陈。今人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一说,推尊郑珍为清代诗国第一人。甚至有论者认为,历代诗人中,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与之比肩者。黎庶昌自幼受郑珍指点,其诗词奇绝恣意,应有资格分沾这一盛誉。至于散文,他年轻时熟读司马迁与班固,尊尚儒术,兼收诸子百家。入仕后又师承曾国藩,其文简练缜密、风格奇伟、意境开阔、雄恣华瞻,确是一代文章高手。后来黄遵宪与他作竟日谈时,说他是“一世倜傥之才,抗时希世,海内外驰名”,绝非虚与委蛇。 黎庶昌仕途蹇滞,一度想彻底投笔从戎,为此他曾写信向已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求教,并希望他推荐自己到李鸿章的淮军,在镇压陕西的回民起义中建立军功。曾国藩回信认为不妥,理由是,太平天国剿灭,中原初定,建立军功已殊为不易。况且,“李相西征,部下尚多,必不能舍其屡立战功之旧人,更用未习军旅之文士。阁下杖策相从”,充其量混个助理、秘书罢了,何必呢!曾国藩让他稍等数月,说正在为他活动差事。清朝晚期,候补干部多如牛毛,想得一实职殊为不易。
黎庶昌对曾国藩是敬重的。他以“曾门弟子”为荣,在曾国藩死后对其一生梳理总结,撰成《曾国藩年谱》十二卷,后又为其作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传记文章。曾国藩位高权重,但礼贤下士,对黎庶昌有提携奖掖之恩。他曾明奏密奏清廷几次,希望为黎庶昌谋一实职,并在黎庶昌落魄时多方为其奔走。不过,这一瓢冷水浇得正逢其时。如果黎庶昌随李鸿章部去“剿匪”,手上就会沾染起义农民的鲜血,笔下则少了意蕴丰沛的华章。这当然并非曾国藩初衷,历史在这里愣了一下神儿。于是,清廷失去一条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中国近代史多了一位引火种于华夏的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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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黎庶昌的老屋前,眺望微波荡漾的乐安江,我的眼前曾出现一幅幻境:江水千回百转、一波三折,终于奔流入海。湛蓝的大海欢迎她远道而来,绽放开一簇簇晶莹的浪花。无垠的海面上,一艘轮船正准备启航,从乐安江走出来的黎庶昌站在船首,迎风而立。
乐安江是乌江的支流。它动静交织,流经处,有两岸峭壁林立、水势湍急的险滩;也有水面滞缓宽阔、鱼翔浅底的平湖。我在想,黎庶昌的人生多像他的母亲河,如同一曲扣人心弦的古筝,有激越的抒情也有无奈的低吟。1876年10月17日,当他随公使郭嵩焘出任大清国驻英参赞,登上英轮“塔拉万阔”号从上海吴淞口起锚出海时,可曾想到,这一天注定要被写进中国的近代史,而他的荣辱进退也将构成祖国母亲脸上的细微表情?
记述这次行程的散文《奉旨伦敦记》,就安放在黎庶昌故居的展柜中。隔着玻璃,那斑驳的字迹依稀可辨,沿途的见闻亦在字里行间呈现。历时50余天,航程31000里,这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跋涉,更是一次观念和思想的跨越。
可以想见黎庶昌当年的情景——多少次日出,多少个月落,他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极目远眺,但见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低头,海浪击打船舷,有如碎玉乱溅;抬首,一行海鸥正掠过天际,引发了他内心一腔豪情。说来令人惊诧,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固守“华夷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即便是娘肚里的双胞胎,西人也是“其足向天,其头向地”,咱们“则自生民以来,男女项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故光绪二年,清廷开始向外派遣使节,凡出使外邦者皆为人不屑。郭嵩焘奉旨首任英国公使,竟被乡党耻笑和辱骂,他原拟檄调的参赞也有人囿于偏见托词不就。黎庶昌则不然,他卓然而立,清廉自守,在颓靡的晚清官场仕途不顺;更重要的是,他受林则徐、魏源影响,企盼能有机会走出国门学来富民强国之道。尽管行前娇妾爱子百般不舍,他还是毅然奉调,成了贵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一旦踏上西方诸国,开明的黎庶昌还是有些“蒙圈儿”。
出使西欧五年,他历任英、法、德和西班牙四国参赞。在《曾侯两次呈递法国国书情形》一文中,他曾这样描述递交国书的过程:宫门外陈兵一队,奏乐迎宾。至门前下车后,他以参赞身份手捧国书,紧随公使曾纪泽身后,“以次鱼贯入其便殿,三鞠躬而前”,法国总统则“向门立待,亦免冠鞠躬”。双方互致诵答后,鞠个躬就齐活了。
黎庶昌觉得很新鲜。不妨对比一下他日后回国被召见的情景——半夜两点半来到军机房候着,早上八点半才应招进殿。“太后御座上遮一黄纱幔,制如屏风,皇帝则坐于幔前”。黎庶昌进门即跪,高呼“跪请圣安”;复摘冠于地,再呼:“叩谢天恩!”随即一个头要在地上磕出响儿来。其后,所有的回话都要跪在地上。慈禧先和他扯了几句闲篇儿,突然问:“见他们的国君是怎么样?”黎庶昌据实而奏:“见面不过是点点头,仪文甚简。”这位中年妇女产生了好奇心:“是站立么?”“是。”老佛爷很是自得:“他们也还恭顺。”听话音儿,仿佛鸦片战争一败再败后,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不是腐朽的清廷,倒是以两万余众便长驱直入北京,令慈禧仓皇出逃的西方列强。而一个外表显赫,实则已腐朽到只能靠可悲的精神胜利法来支撑的王朝,焉有不倾倒塌陷之理?
出使西方递交国书,只是履行一般的外交程序。作为参赞,黎庶昌还被邀参观了法国议院开会的场面,这让素有师夷之长以自强的黎庶昌眼界大开。在一个可容纳200人左右的会议厅里,议长居中而坐,手边放着一个铃铛,与会者可自由发言,议长“不欲其议”,摇铃铛制止也没人理会。有一个绅士,“君党也,发一议,令众举手以观从违,举右手者不过10人,余皆民党”,或嘲讽讥笑,或拍手起哄。法国总统马克蒙因为在议院中得不到多数支持,只好下台。“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的老百姓生活如常,好像不曾听说一样。而且开会时,“人声嘈杂,几欲交斗”,如此“家丑”不但不刻意遮掩,还令外国使节当场观看。
黎庶昌没有嘲笑“蛮夷之地”的不臣之举,反省清廷决策施政过程,认为这才是民政之效也。感叹中国乃君主专制之国,皇帝独揽大权,既不让朝臣分担责任,也不把权力放置于类似西方议院那样的机构予以制衡,怎么能保证决策的正确与科学?
黎庶昌参观了军工厂、印刷厂、纺织厂、造船厂、瓷器厂,看到了火车、轮船、电器和各种机器生产确是强国富民之要术,见证了顶层政治设计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仅举一例,中国以农业立国,却连一座专门的农务学堂都没有,还停留在牛耕人拉、靠天吃饭的水准。而在西班牙的一所普通农业技校里,他看到了配有各种精密仪器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植物标本陈列馆、教具陈列馆以及各种先进的农业机械。他与社会广泛接触,认真体察各种民俗,感到西洋民众的文化艺术修养确实高于国人,他们观看戏剧、参观画展、举办舞会,被封建卫道士斥为桑间濮上的所谓“淫靡”之风,较之大清国的“男女授受不亲”,亦不过是社会风气开化的表现罢了。资本家“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但有钱后却能捐资办学,赞助慈善。由于法制相对完善,为官者较之清廷也廉洁得多。耶稣蒙难日那一天,西班牙王室举办纪念活动,国王和王后竟亲自给平民洗脚。在大清王朝,有这想法就触犯天条,说出来那还得了?纯属作死! 黎庶昌变法的思想愈加清晰。中国地广人稠,但如果妄自尊大,一味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必为世界潮流所淘汰,他将这些见闻详尽记录了下来。按说,黎庶昌游览西方诸国,事事皆动于心,文章应该声情并茂、色彩斑斓。可是,在他这些文章的结集《西洋杂志》中,却没有文接千载的议论和思飘万里的描绘,都是纯客观记述,用现在的话说,属于零度叙事。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年应召上书,就因为黎庶昌出语无忌、直抒胸臆,受到了朝中保守势力弹劾,如果不是特定的历史背景,被“递解还乡”甚至杀头也未可知。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儿女亲家,作为首任中国驻外使节,他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每每谈及,欣赏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结果被朝中保守势力抓住了小辫儿,斥之为“汉奸”。堂堂二品大员被一撸到底,成了一介平民,死后还险被开棺鞭尸。不过,倘据此认为黎庶昌是因为官场颓风熏染而变得圆滑了,则不然。入仕后,他清廉自守,以学问立身,如求自保,他可以尸位素餐,一言不发。作为一个窃火者,黎庶昌其实是想尽量不被保守势力纠缠,多运些薪火于暗夜沉沉的晚清,让更多的国人感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沾溉。
雄鹰收翮栖息于枝头,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更远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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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绿色还在路上。一匹快马疾奔而来,扬起一路黄尘。在位于东堂子胡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佩戴腰刀的折差一挽缰绳,烈马前蹄腾空,发出一声长鸣,路旁古柏上几只宿鸟被惊醒了,呼扇呼扇翅膀,慵懒地飞向天空。
日本成功实行“明治维新”的第16个年头,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上书清廷求变。历史把一个重要的变革机遇,假黎庶昌之手推给了宫禁森严的紫禁城。
使欧归国后,黎庶昌升任日本公使,时年45岁。官帽上的顶珠已由青金石换成了珊瑚,穿上了绣有锦鸡的清廷二品高干制服。那时的他对未来一定踌躇满志,“斯游应比封侯壮,莫道书生骨相穷”,或许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不然,展室墙上的黎庶昌怎么会怡然而笑?只是他肯定不知道,这笑容会在那张已被岁月雕刻过的脸上持续多久。
日本的发展曾很落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时,日本还处于原始社会。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日本以中国为师,改革其氏族奴隶制国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渐显赶超之势。特别是1868年由中下层武士发动的明治维新,开始拜西方文明为师,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发为目标,推翻了封建幕府长达300年的统治。实行内阁、建立国会、颁布宪法,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发展,国力大增。不但废除了和西方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还俨然与其平起平坐,把曾经的老师中国甩在了身后。
黎庶昌有充分的理由微笑。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开始的明治维新,“明治”的年号就是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下,向明而治。”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已实行“脱亚入欧”,但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犹存,朝野中许多学士大夫对中华文化颇有造诣,不少人可以用汉文成诗。黎庶昌家学渊远,学识超群,上任甫始,便经常与日本友人吟诗唱和,风骚独领。一时间,在日本的文人骚客当中,如果与黎庶昌没有过从竟成了一件很没面子的事。黎庶昌和他们之间的吟诗唱和并非官场客套,而是加深中日民间友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力之举。比如,西学渐兴,旧版秘籍已不为日本书肆所重视,其中竟有不少国内早已亡佚的古籍,有的还是极为珍贵的孤本。黎庶昌如获至宝,通过日本友人以重金四方收访。“耗三年薪俸积余,举银一万八千两”,刊刻出了精美的《古逸丛书》200卷。
此刻,这套丛书像劫后余生的勇士,成军一列,立于黎庶昌故居的展柜之中。文字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文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开端的历史。作为鲜活的历史符号,先哲们著书立说,记述了对社会发展与自然进程的独特认知。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用黑字印在白纸上的灵魂,一个个睿智的灵魂聚集,便成就了光耀千秋的炎黄文化火炬。古老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聚而不散,靠的就是其文化的巨大向心力。如果古籍珍本不断亡逸,便如同江河断流,中华民族的血脉何以延续?仅此一事,黎庶昌即居功甚伟,值得我们脱帽致敬。
在沙滩黎庶昌的故居里,还保存着一块前些年出土的石碑。长一米,宽半米,碑文典雅畅达、凄婉动人,书法遒美健秀,颇具二王之风。如果不是遵义友人提示,我真不敢想象,碑文和书法皆出自一位叫贞子的日本姑娘。她的父亲海南先生是日本学有所成的汉学家,与黎庶昌相识后,情谊日浓。黎庶昌再使日本后,海南先生正在外地养病,不日后去世。黎庶昌特赶去送葬,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墓志铭,并从此对海南先生的遗孤多有关照。《海南文集》出版,先生的女儿贞子请黎庶昌为之作序,还不时来署探访求教,与黎庶昌随行日本的夫人赵氏情同母女。后来赵氏归国后病逝,贞子闻讯,“悲恸不能言”,为赵氏写的墓志铭感人肺腑,黎庶昌令工匠按手迹勒石镌刻,藏于地下。我望着石碑感叹不已,当年,一位日本小姑娘竟有如此的汉学功力和书法造诣。遵义的朋友告诉我,黄苗子先生曾参观黎庶昌故居,面对其碑文也十分惊诧,拓了两幅,一幅送与日本友人,一幅自己收藏。昔日的文化外交成就斐然,留存于今的这一佳话似可佐证了。
遗憾的是,黎庶昌脸上的笑容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他以文化为纽带的外交特色时被世人称赞,应该得益于其文人本色。“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本质上他还是一介书生,对本国及所在国文化的掌控能力是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除此之外,黎庶昌也有难以言说的苦衷。初任日本公使时,黎庶昌很欣赏前任大使的参赞黄遵宪,想留其共事,却被黄遵宪一口拒绝了,理由是,“非不为公佐,实弱国无外交可言。”那时中日尚未开战,日本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知,即便是中国的知识界也自以为:“即便放眼五大洲,中国也堪称强国。与东海区区一岛国相较,之其渺乎不足比数亦,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富,何啻十倍于倭、百倍于倭而已?”
黎庶昌上任后不久,即感到黄遵宪言之不虚。在许多外交场合,他所受到的礼遇颇为疏阔,远不如西方诸国使节受到尊重。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更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比如,他任日本公使时,中国的属国琉球已被日本强行设县。黎庶昌赴任后,曾试图通过交涉有所转圜,终因国力衰微,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日本将其彻底吞并,算是切身体会到了“天朝上国”怎样被“东海区区一岛国”所轻慢。他还经手过一起人命官司,长崎巡捕以查巡鸦片为名殴伤华侨数人,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日本外相井上馨对黎庶昌惩办凶手的要求根本不予理会,咬定是误杀,不应抵罪。黎庶昌性格刚健,与日本外相“文书往复辩论至两月之久”,日方最后才将凶犯判了五年监禁,赔了家属几千块银洋。这件事在华人中争相传颂,因为能有这样的结果已实属意外了。而黎庶昌的自尊心仍然受到了伤害,日本所以敢轻慢“天朝上国”,实为其国力已超过清廷。他出使欧洲六年,足迹遍及西方诸国,再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反观清廷的因循守旧、国力日衰,更加痛切感受到了变法求新的迫切性。 使日第三年,黎庶昌经过深思熟虑,写成了《敬陈管见折》递交总理衙门,请求转奏朝廷。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提出了七条富国强兵的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海军实力,认为现在的水师“战舰未备,魄力未雄”,“实难责与西人匹敌”,要练足一百号兵船,分成南北两个水师,专做攻敌之用,而且每个水师应有铁甲巨舰四五艘。可惜,这道奏折老佛爷连看都没有看到。总理事务衙门认为“情事不合,且有忌讳处”,竟然“寝而不奏,将原折退回”。曾纪泽知晓奏折的内容后,认为“大疏条陈时务,切中机宜”,“弟怀之已久而未敢发”;掌管总理衙门的亲贵大臣认为这道奏折有涉忌讳处,也不是纯属的推诿之词。天朝威武,一派祥和,慈禧觉得有水军撑一下门面就可以了,花更多的银子去添船置炮纯属多余,如果当时看了黎庶昌的折子,难保不甩脸子。至于朝廷那些守旧的大臣,因“循袭旧之见牢不可破”,仇视“火车轮船”,对黎庶昌的相关奏请更会横加指责。
清廷又错失了一次历史性机遇。如果黎庶昌的奏折当时能被采纳,后来的甲午之战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中国近代史也是另外一种走向了。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4
余晖下的沙滩村别有一番景致。
远方的山峦被镶上了金边,近处的水面泛起满目碎银,江畔的垂钓者持竿未动,仿佛镀上金辉的雕塑。有几只叫不上名的飞鸟在空中盘旋,例行归巢前的最后一轮搜巡。如果来得巧,据说还能听到江边古寺的悠远梵钟和渔家女子的清亮歌喉呢!
遵义的朋友问:“黎庶昌墓离此不远,可否有兴致凭吊?”
我来到庭院中,端详着他的半身雕像不愿移步。真是感叹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居然把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先贤塑造得如此栩栩如生:瓜皮帽、长布衫,剑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目光如两道利剑,脱鞘而出,正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向远方眺望。
我站在他的对面,我们的目光在瞬间对接。
哦,他的目光中为什么会有难以排遣的忧怨?是的,比起他使日归国,“饯别宴会无虚日,惜别祝颂之词数以百计。启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港,情谊涤笃者竟追饯至数百里外”的盛况,黎庶昌的晚景可谓凄凉。十米卧室、两进庭院,覆盖了他生命的全部空间。“君看缥缈綦江路,百马如龙出贵州”,他本来应该有一个更为壮丽的人生舞台。更何况,他忧郁成疾,孑然独处,生命最后的时光终日以泪洗面,一介翩翩名士已成了一个疯癫孤寂的山间老叟。世事弄人,殊荣与失落的变幻在晚清官场已近常态,他的恩师曾国藩接受直隶总督关防时,曾被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气势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慕。其后一年,即因天津教案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几近身败名裂。黎庶昌非恋枥老骥,视荣华如浮云,自然明白官场荣枯无常的道理。
他的忧怨是因为他对大清国的失望。甲午开战之前,时任四川川东道员的黎庶昌曾请命去日本斡旋,以避战端。因为两任使日经历,他明白战端一开断难取胜。不是因为兵单力薄,那时,仅北洋水师已有各种舰船70余艘,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军力对比。政治腐败,贪腐盛行,李鸿章已把北洋水师当成自己在官场谋身立命的私产,上下不能一心,将士难以用命,水师成军后装备从未更新,指挥、训练、现代海战理念、日常管理以及火力配备,已在日本海军之下,一旦交手,胜算能有几何?清廷没有“恩准”他的这一请求。翁同龢主战,光绪皇帝主战,慈禧亦主战,他们已被表面上的强大所迷惑。深知北洋水师实力的李鸿章则有口难言,因为他以操练水师有功揽权邀宠,已获得了清廷太多的褒奖。战败后他曾自嘲,貌似强大的北洋水师不过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小小风雨尚可支吾应对,一旦有大的风浪袭来,露馅儿是必须的。黎庶昌也是自作多情,虽然他出使日本时以道德文章在日本文化界享有很高威望,但以他的游说想使日本休兵罢战,则天真得有些迂腐。日本不满岛国之境久矣,对外扩张是既定国策。黎庶昌早就明白,国之是非皆以实力强弱而论,没有道理好讲,他不过是心存侥幸罢了。但是一旦开战,作为爱国者的黎庶昌则从主和派变成了坚定的主战派。双方已然交手,再提后撤无异投降。甲午之战从1894年7月始,至1895年4月终,每闻战败消息,黎庶昌即忧愤至极,终日不食。
焉能不怨?当他听说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定远号,在海战的关键时刻竟只剩三发炮弹,前后主炮各一发后,剩下的一发竟要划拳而定;当他听说黄海一战,邓世昌驾驶着航速只有18节且已受伤的致远号,去撞击航速22.5节的日本旗舰吉野号中弹而沉,邓世昌壮烈牺牲;当他听说李鸿章命丁汝昌避而不战,躲进威海卫,水师苦撑待援,终陷绝境,总兵刘步蟾下令自沉定远号“以免资敌”,并与提督丁汝昌先后自裁殉国;北洋水师被日军海陆夹击,“包了饺子”;可以想见黎庶昌心肝俱裂、痛不欲生的情状。十年前就上书清廷需厉兵秣马的黎庶昌,曾在战事中要捐白银万两以襄军费,并奏请朝廷令各级官员出钱助战,也被清廷置之不理。就在黎庶昌每闻败耗便失声痛哭时,慈禧却正在筹措巨资,一门心思为自己举办60大寿庆典,准备接受百官朝贺,大宴群臣呢!眼看败绩连连却无能为力,黎庶昌的眼泪仅仅是流给阵亡的将士吗?作为一介儒生,黎庶昌的内心是矛盾的。清廷的专制与腐败他洞若观火,而忠君的历史局限又让他不愿看到大厦将倾。这和他的恩师何其相似乃尔,曾国藩深知清兵腐朽无能,弹压内乱尚可,抵御外敌堪忧,曾提出裁撤绿营编练新军。清廷拒绝了他的军改方案,曾国藩就心知肚明了,作为异族统治者,原来清廷惧内乱较外患更甚,由此对清廷绝望至极。但听幕僚预言清廷将在50年内灭亡,却唯愿速死。曾国藩救得了清王朝,清王朝却救不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是一代效忠清廷知识分子的悲哀,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之幸事呢?“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况且,凤非凤台非台。情系华夏,当为奔流不息的江水而歌;心念苍生,何必因沉舟病树哀伤?
我的目光和黎庶昌的目光对视。我发现,他目光中的忧怨似乎有些退隐,代之一束穿透历史风云的睿智。莫非,九天之上的先生痛定思痛,与我心有戚戚焉? 我们知道,自汉以降,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主要靠陆上的丝绸之路。18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也开辟出了一条抵达中国的海路。更直接、更舒适、更安全的海上交通工具使中西交流变得更具规模。晚清一大批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几乎无一不是通过海路抵达西方的。
黎庶昌是其中优秀的一员,他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胸襟开阔,目光深邃而明澈。
较之洋务派,黎庶昌固然也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并为此考察了西方诸国的各类工厂。游历巴黎万国博览会时,他随众人坐上腾空而起的热气球,并不是为了欣赏巴黎美丽的景致,而是记录下了热气球的各种数据。但是,他更关注民俗民风所反映出的国民心理,更重视议院政治对权力的约束与监控,这在他记述外交活动和日常民俗的多篇散文中可以看到。国民心理,折射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民主政治,反映的是一种施政理念。这或许比坚船利炮更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强盛。
黎庶昌多次记述了递交国书的情形,包括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也是“相视一笑,礼仪甚简”。反观清廷,仅一个“拜折”仪式就令人惊诧——地方官员向朝廷呈报奏折前,先要在衙门大堂内设香案,供奉用黄缎包裹的小木箱。僚属们则按等级排列庭中,主衔上奏官员穿戴齐整立于庭院中间,面对香案,门外放礼炮三响,鼓乐齐鸣,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捧起木箱恭敬地交给站立一旁的折差武弁。折差接住,将木箱双手捧过头顶,疾步下堂走出辕门,再鸣炮三响,以示恭送。且看,专制之国与民政之国的分野何其巨大?而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时处颓势的清廷,仍坚持西方使节面见大清皇帝必须行跪拜大礼,而且,王八咬手指——死不松口。谈崩后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囚于圆明园。在朝为官,黎庶昌不能僭越官场规则,但是他却在文章中曲隐地表达了对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的不以为然,希望以此唤醒国人对民主与自由的向往。
不过,与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者不同,黎庶昌对开放有着独立见解,主张“酌用西法”。他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糟糕透顶,反而认为西方列强的“美善之风”亦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觅到珍贵的思想资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不是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了吗?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我们的经史子集中不是也一再倡导吗?至于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更是美轮美奂了。西方一位使节曾断言绝不会向大清皇帝下跪行礼,可是他刚刚走到太和殿便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因为,伟大的中国建筑太令他震撼了!黎庶昌与李鸿章均为曾国藩幕属,后来李鸿章权倾朝野,但黎庶昌对他的一味媚外很不赞同,曾婉言提示,或许李鸿章不以为然。黎庶昌无奈叹曰:“两大之间难为小,然子产相郑,郑已立。国朝(指清朝)的子产安在乎?”郭嵩焘在引欧风美雨启迪民智上功不可没,但他认为大英帝国拥有大量殖民地,也是因为“仁爱兼至”,赢得了“环海归心”,就有点走火入魔了。在汲取与接纳西方文明时,黎庶昌没有忘记托承传统文化之精义,难能可贵。
黎庶昌的目光犀利而智慧,还表现在能与时俱进。他也曾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也曾盲目憎恨洋人。岂止他,即便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不是也相信过“米利坚国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相信英国兵“腿脚僵直,不善陆战”吗?可贵的是,黎庶昌经过实地考察,很快纠正了偏见,既有文化自信,又能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洞悉中国之种种不足。行文著书,引火种于华夏;不惧刀斧,发宏论于庙堂。他的见解不为清廷所采纳,不是由于他缺少洞察时事的目光,而是因为清廷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睿智与腐朽的种种细节,已经在历史的底片上纤毫毕现。
1897年冬,黎庶昌在沙滩老屋郁郁而终,时年61岁。
据说那一天,天降细雨,雨带西风。黎庶昌咽气时,院中古槐有一大鸟,灰羽白喙,开翮腾空飞起,绕树三匝,悲鸣数声。然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天之尽头。
黎庶昌死后第二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其实,谭嗣同等人的改革主张大都在黎庶昌的历次上书中涉及。一腔热血谁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中国社会彻底变革之先声,谁能否认,菜市口刑场上空那血染的风采中,没有黎庶昌的一腔热血呢?
要离开这座百年老宅了。一代先贤在这里出生,一个甲子后又逝于斯处。这是一次简单的人生轮回吗?不,它标刻着中国近代史一次螺旋式的上升。积铢累寸,历史总是在坎坷中前行。我精心从庭院的角落采来几朵野菊,恭恭敬敬地置于黎庶昌塑像前。遵义的朋友见到了,说,我们正在征集反映沙滩文化精髓的词句,二十个字以内。黎庶昌是沙滩文化的重要代表,可否有兴趣撰一佳句,也算是献给前辈的一束馨香?
我略一沉吟,想了两句话。这应该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可惜,黎庶昌们积薪引火、不惜驱命,转头之间,已在历史的天空中化作了一缕青烟。而现在,吾生有幸,正由我们这一代人努力践行,虽然筚路蓝缕,却矢志不渝。但愿先生在天之灵能够期许:
——渔樵耕读,固文化之本;经世致用,圆强国之梦。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