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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中国加入WTO以来,资本外逃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本文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对资本外逃引发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报告了当前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的现状。
关键词:资本外逃 定义 影响因素监管
一、中国资本外逃现状
从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其显示出的是资本外逃问题的日趋严重,而对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被誉为“对全球资金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中国,引起得现实问题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金融体制改革推进期,再到21世纪金融体制全面改革、深化并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正一步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框架并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金融业逐渐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演变。
在这一过程里,市场经济不断的引导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并因此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资本外逃问题。
由于近几年来大量资本流入而导致了人民币的不断增值,信贷和投资增长导致的资本外逃,根据资料可以看出人民币近几年接连升值,对我国外贸、利率、物价、房地产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考验。受管制的经济金融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的储蓄利率,使人们产生了转移资产的想法,认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在高利率国家赚得更高的利息;由于我国政策对外资的鼓励,使得国内一些企业将外汇资金转移境外后又作为外资流回国内,以享受如税收减免、土地无偿划拨、并由政府提供便利服务,享受着各种各样的“超国民待遇”,这也被称之为“过渡性”的资本外逃;转型期间的中国所存在的腐败官员通过现金转移与地下结算系统,把大量的不法资金转移到国外,为了逃避制裁,一些人会选择把资金转移到出国子女的账户上或者运用手机银行,我国每年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出境的资金约有2000亿美元左右。特别在我国沿海的一些地区,“手机银行”掮客不但几乎成为半公开的经纪人,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二、资本外逃对中国的影响
(1)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
资本外逃减少了国内资本的形成,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从长期看,资本外逃会增加我国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动摇投资者的信心。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K的公式,当产出率K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资本外逃削弱该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
(2 )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
本国资金的外逃意味着国内资源的减少,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侵蚀政府的税收基础。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由于这部分企业利用了在国外改头换面的国内资金并利用国内的外资优惠政策,而导致了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3) 降低了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
过渡性的资本外逃,使得国内不但不能对资本进行直接利用而且增加了国家的投资成本,一方面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的偿债能力。
(4) 形成紧缩效果
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使国家的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达到2.2726万亿美元跃居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但是如果长期的资本外逃情况持续存在,那么对外汇储备必然会形成威胁。
(5)恶化收入分配状况
如果资本外逃后国家发生了金融波动,那些还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就可能承受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国际融资成本等支付成本,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三、面对资本外逃的策略
(1)改善宏观基本面
加快我国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一致性,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保留一定比例外汇收入,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机制,引进期货、期权等新的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规模等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为广大企业和居民提供规避外汇风险的必要手段和工具。
(2)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国拥有大量的民间资本但是却缺乏调动这些资本的有效机制,使之无法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况,没有高效的激励机制,使大部分的居民资产无法转变成有效投资为国家创造税收。把国家同商业银行的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
(3)完善监管体系,规范检查制度
调整利用新战略,及时发现情况,强化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和资本项目的监管,及时查处并加大对外汇指定银行和外贸企业的业务监管力度,防止资本外逃。
(4)建立更新机制与体系
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和体系,简化汇率管制,提高中央银行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
(5)严处“外汇黑市”和“地下钱庄”。
各地区配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环境,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非法交易,维护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遏制资本外逃。
(6)取消金融抑制,深化市场改革
取消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和金融抑制政策是改变政府与金融中介关系的办法,拓宽和深化金融市场,增加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融资中的比重。加强金融体系的资本基础并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化改造。 增强居民对人民币的持币信心。
参考文献:
[1]杨海珍,《资本外逃——国际趋势与中国问题》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
[2]牛晓健,《中国转型时期资本外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3]邢毓静,《放松资本管制的过程》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年版.
关键词:资本外逃 定义 影响因素监管
一、中国资本外逃现状
从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其显示出的是资本外逃问题的日趋严重,而对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被誉为“对全球资金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中国,引起得现实问题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金融体制改革推进期,再到21世纪金融体制全面改革、深化并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正一步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框架并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金融业逐渐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演变。
在这一过程里,市场经济不断的引导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并因此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资本外逃问题。
由于近几年来大量资本流入而导致了人民币的不断增值,信贷和投资增长导致的资本外逃,根据资料可以看出人民币近几年接连升值,对我国外贸、利率、物价、房地产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考验。受管制的经济金融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的储蓄利率,使人们产生了转移资产的想法,认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在高利率国家赚得更高的利息;由于我国政策对外资的鼓励,使得国内一些企业将外汇资金转移境外后又作为外资流回国内,以享受如税收减免、土地无偿划拨、并由政府提供便利服务,享受着各种各样的“超国民待遇”,这也被称之为“过渡性”的资本外逃;转型期间的中国所存在的腐败官员通过现金转移与地下结算系统,把大量的不法资金转移到国外,为了逃避制裁,一些人会选择把资金转移到出国子女的账户上或者运用手机银行,我国每年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出境的资金约有2000亿美元左右。特别在我国沿海的一些地区,“手机银行”掮客不但几乎成为半公开的经纪人,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二、资本外逃对中国的影响
(1)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
资本外逃减少了国内资本的形成,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从长期看,资本外逃会增加我国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动摇投资者的信心。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K的公式,当产出率K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资本外逃削弱该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
(2 )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
本国资金的外逃意味着国内资源的减少,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侵蚀政府的税收基础。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由于这部分企业利用了在国外改头换面的国内资金并利用国内的外资优惠政策,而导致了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3) 降低了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
过渡性的资本外逃,使得国内不但不能对资本进行直接利用而且增加了国家的投资成本,一方面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的偿债能力。
(4) 形成紧缩效果
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使国家的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达到2.2726万亿美元跃居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但是如果长期的资本外逃情况持续存在,那么对外汇储备必然会形成威胁。
(5)恶化收入分配状况
如果资本外逃后国家发生了金融波动,那些还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就可能承受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国际融资成本等支付成本,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三、面对资本外逃的策略
(1)改善宏观基本面
加快我国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一致性,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保留一定比例外汇收入,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机制,引进期货、期权等新的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规模等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为广大企业和居民提供规避外汇风险的必要手段和工具。
(2)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国拥有大量的民间资本但是却缺乏调动这些资本的有效机制,使之无法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况,没有高效的激励机制,使大部分的居民资产无法转变成有效投资为国家创造税收。把国家同商业银行的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
(3)完善监管体系,规范检查制度
调整利用新战略,及时发现情况,强化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和资本项目的监管,及时查处并加大对外汇指定银行和外贸企业的业务监管力度,防止资本外逃。
(4)建立更新机制与体系
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和体系,简化汇率管制,提高中央银行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
(5)严处“外汇黑市”和“地下钱庄”。
各地区配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环境,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非法交易,维护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遏制资本外逃。
(6)取消金融抑制,深化市场改革
取消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和金融抑制政策是改变政府与金融中介关系的办法,拓宽和深化金融市场,增加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融资中的比重。加强金融体系的资本基础并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化改造。 增强居民对人民币的持币信心。
参考文献:
[1]杨海珍,《资本外逃——国际趋势与中国问题》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
[2]牛晓健,《中国转型时期资本外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3]邢毓静,《放松资本管制的过程》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