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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大树”的央企工人，还是得到了关照。他们从里到外，都已被打上深刻的国企烙印。然后，国企负重前行……没人知道，哪天会挺不住，活不下去。
2015年结束的时候，张萍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下简称武钢）的职业生涯，也被迫结束了。
和她一样遭遇的，还有集团公司里的数万人。
他们曾共同面临这样的背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钢铁行业受到重创。但“4万亿投资拉动”的政策，减缓了对这个行业的冲击。
2013年，随着投资拉动政策“关照”的弱化，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压力，也迅速传导到了央企。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也无法置身于这场危机之外。
3月30日，武钢的官网上这样形容当下的形势：这是钢铁行业的“冰冻期”时代，这是钢铁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时刻……
没错！2015年以来，钢铁行业就迎来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称：这是一场生存攻坚战，要挺过去、活下来。
去产能的背景下，裁员成了企业“活下去”的重要抓手。
40岁的张萍，就这样为这场变革做了最后的“贡献”。这时，她已在武钢工作22年。
“央企的孩子”，张萍这样形容她们曾经的身份，“但现在，突然有失去妈妈的感觉，已经不适应社会了。”
确实，褪下工作服，从高墙大院里走出来，这群四五十岁“央企的孩子”，才真正开始走向一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
这时，一系列的问题扑面而来。最核心的是：他们还能从头再来吗？
“从没想过公司会裁员。”3月28日，《南风窗》记者在湖北大冶市金山店镇见到张萍时，她说，18岁她就在武钢金山店铁矿上班，结婚生子，也在这里完成。
1998年前后，当全国国企职工大裁员时，张萍所在的金山店铁矿，丝毫没有感受到裁员风波的影响。
“这回竟然是真的！”张萍至今都不敢相信。
1993年，张萍初中毕业后，以顶职的名义进入武钢上班。她顶替的是父亲的岗位。顶职政策，产生了很多“工二代”：父亲（或母亲）是工人，子女也有相应名额，进入国企做工人。
作为家中长女，通过顶职，张萍延续了父辈的身份，也延续了平稳而殷实的家庭经济水准。
顶职政策在1997年后就没有了，所以张萍一直庆幸自己早生几年。如今看来，“早生几年”在成就她过去的同时，也毁了她的今日—“年龄大”，成为她今天下岗的硬条件。
很多私营企业裁员时，常以“能力”、“表现”、“工作态度”等作为考量，来决定员工去留，这是较科学的处理方式，但也易诱发矛盾，比如“凭啥他比我优秀？”
很多国企，为避免重大矛盾，以年龄为界“一刀切”，而不看工作能力和表现如何。以年龄大小取舍尽管不科学，但也是最没有争议的，被裁掉员工，也容易“认命”。
武钢在武汉的本部，要求女性45岁以上（含45岁），男性55岁以上（含55岁）必须“分流”。这些人，离开工作岗位后，“居家退养”。
武钢下属的子公司、分公司，也依据“年龄”的硬指标，来决定员工去留。张萍所在的金山店铁矿就要求女性40岁以上（含40岁），男性50岁以上（含50岁）须“分流”。
因属于特殊工种，原本“操作工”的张萍，到45岁才退休，但她刚好踩到被分流的时间点。
惶恐、不安、绝望、消沉—是“张萍们”过去三月心态变迁的写照。
“铁饭碗”破了，追忆也在员工心中，不断滋长。
1958年9月13日，武钢正式投产时，湖南、河北、黑龙江、湖北等全国各地的人才涌入。即便厂里的普工，也是各地在拿到招工指标后，万里挑一选来的。
程翔1969年被招进武钢。他说，当初招工是复员军人优先，当年，他所在的公社有3个指标。当兵出身的他，在部队立过功，也顺利成为了武钢一员。程翔至今住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武钢的“红房子”里。
“医院、学校、饭堂，一应俱全。”程翔说，刚进武钢时，他月工资32.5元，不过，当时一个人每天生活费0.5元就已经很丰盛了。
此外，进武钢，生老病死基本全包了。他举例说，武钢有自己的职工医院，看病只需5分钱的挂号费，打针、吃药、动手术全免，而且住院还有每天0.24元的生活补助。小孩在武钢上学，也是免费的。
尽管低工资，但高保障让很多人以能进入武钢工作为荣，凡家中有人在武钢上班的，日子也会比别人过得好。
上世纪80年代，象征财富的自行车、缝纫机、电视等重要物件，率先出现在武钢人家里。武钢本部所在青山区也曾成为引领时尚的风向标。
当时，“武钢男人”是姑娘们最想嫁的，“武钢姑娘”也是男人们最想娶的，但大都在武钢“内部解决”，形成相对封闭而稳定的婚戀和家庭关系，日子过得殷实、安静、平和。
如今，叙述这些的时候，程翔已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这些事情，真实地伴随着他几十年。当时的流行语，也可窥视武钢曾经的辉煌—“家有武钢（工人），生活不慌”。
如今，“家有武钢”反而是最令人慌张的时刻—因为真的裁员了！被裁的，对今后出路也存在诸多焦虑，还没被裁的，内心也很慌。
“现在，大家都没再去议论了，表面上很平静。”武钢一名在职的员工告诉《南风窗》记者，但这是“火烤乌龟”啊—表面上平静，里面烫得不行，因为人一出来，收入立马减少一大半。还没被分流的，也担心自己早晚被分流。
尽管以年龄为限的裁员标准早已公开，但裁的人数如果还没有达到，分流将持续。届时，要求分流的工人年龄，或将进一步降低。
今年3月，身兼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的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作客人民网时坦承，“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这8万人不可能都炼铁、炼钢，只能有3万人炼铁、炼钢，可能有4万人、5万人要找别的出路。”
路在哪里？
47岁的武钢前员工—万志宏，因考过司法考试成为执业律师，而被武钢作正面典型宣传。“幸福武钢”的微信公众号里，标题为《那个从武钢离职的工人考上律师后说了一段话，发人深思……》引发很多人关注。
但万志宏注定只是不多的个案，多数人的未来还在苦苦寻求中挣扎。“男的做保安，女的做保洁。”万志宏告诉《南风窗》记者，这是走出武钢后，多数工人的命运。
更多的人，保洁、保安都做不成。
2016年03月19日，在湖北省武汉武钢体育公园，举行2016年普惠服务进企业暨助推武钢转型大展大型招聘会。
今年3月19日，武汉市总工会等部门，组织了一场专门援助武钢人再就业的招聘会。张萍和一些同事，也从金山店镇赶去武汉参加。
填写求职简历时，张萍就遇到了难题—求职简历上的“身份”一栏，张萍写下了“工人”二字，但很快，她意识到不对劲。随即，她将“工人”二字划掉，但随后笔头悬在半空，很久，她都不知道怎么填才合适：国家干部？农民？都不是。原本的工人身份，也随着她离开武钢离开了她。
张萍至今仍没能找到工作。她说，“感觉和社会脱节了。”她没说假话，在武钢22年里，她的人生就是从家里到厂里。
对于“张萍们”而言，就业难，是因为遇到了好几个门槛。
年龄偏大，是他们普遍遇到的困难。40岁～55岁，是他们被迫走出武钢的直接原因。因年龄而被武钢遗弃的他们，进入社会时，也因年龄遭遇到更多私企的抛弃：很多企业普遍要求年龄18岁～35岁。“超过40岁，在超市做保洁，别人都不要。”张萍说，年龄偏大的，只能扫大街。
技能是他们要迈的第二个门槛。这些工人长期从事炼钢等工种，技能单一，也没什么技术含量。目前的就业环境是，整个钢铁行业都不景气，而不是某个钢铁企业本身。这意味着，再就业需换岗位，面临新工种。但一辈子炼钢的工人，并不掌握新岗位所要求的技能。年纪偏大，学习能力也弱化了。
第三个门槛是，当地可以就业的岗位不足。面对数万人的突然退出，就业竞争更激烈。被分流出来的武钢工人张雨琳告诉《南风窗》记者，就连到建筑工地打工的活，都不好找。武钢下属公司所在的大冶、鄂州等地，竞争更激烈。
当外界可提供岗位不足，竞争十分激烈时，这些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工人又存在年龄大、技能缺乏的现实，这使他们的就业困难加剧。
困难还在于，这些退出的工人早已习惯原先宽松的管理，且劳动强度不大。这样，一些工人走出武钢后，难以适应外界用人单位的严格管理和高劳动强度的要求。
武汉市青山区人力资源市场附近有很多介绍用工的中介，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不愿招录和推荐这些工人，除年纪大外，“懒”是他们对这个群体的普遍评价。
科隆中介的老李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要高工资，又要每个月休息8天，还要劳动强度低，你是老板你会要吗？”
张雨琳认为“中介有偏见”。在张看来，并不是工人懒，而是几十年来，他们已习惯过去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我们刚出来时，面对急剧变化的用工环境，确实很难适应，但只要给我们机会，慢慢就能适应。”
钢都花园是部分武钢工人居住地。在钢都花园123街坊大门外，有个中百仓储超市，走访中，超市工人告诉《南风窗》记者，前段时间，超市来了几个武钢的工人，但干不了几天，扔下一句“比武钢还累”就走了。
武钢出来的工人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尝试去餐馆洗碗或到宾馆做保洁，但长期弯腰，腰很酸很累，受不了。
“你要他的钱，他要你的命。”这些工人这样形容私企的用工环境。
张雨琳说，在武钢吃大锅饭，厂领导和员工说话都是好声好气，且不犯重大错误，过去基本上不存在被辞退情况，日子很安逸。但出去找工作，就得忍，“有时，私企一个小组长看你不顺眼，都可叫你滚。”
这对习惯国企用工环境的工人来说，难以适应。不适应不只是劳动强度，还有内心。
一些原本在武钢做班长的人，过去手下几十号人，如今出去找活，还常常被小组长训斥，心里难以接受。
薪资低，也是这个群体再就业普遍面临的困难。除个别拥有技能的电焊工等工种外，企业给这些工人的待遇，就1500元至2000元。
工人掐指一算，不划算。比如，大冶、鄂州等地被分流的工人，他们在当地早已安家落户，但当地岗位少，要到武汉打工，可2000元左右的工资再扣除房租，所剩无几。
40岁～50岁也是他们孩子读中学或大学、父母年迈需要照顾的时候，在家照顾父母或为孩子而从头再来，都是他们的两难选择。此外，分流后，供房压力倍增，当下是他们人生所面临的，最艰难的抉择。
幸运的是，武钢本部，被“分流”出来的工人，每月还可从武钢领取2000元左右的生活费，“五险一金”也由武钢缴纳。这些福利将延续到他们退休。此后，他们的生计由退休金接济。
武汉本部出来的人，因有一定的保障，加上外面不好就业，更多的人选择呆家中打打麻将，宁过清苦日子，也不愿再出去受苦受累和受气。
不过，武钢一些下属公司的保障没那么高。张萍从金山店铁矿分流后，一个月只能从公司拿到658元。武钢的鄂钢分公司，一个月能拿到1200元……这些补助尽管较低，但也可一直帮补到工人退休。
和私企相比，背靠“大树”的央企工人，还是得到了关照。他们从里到外，都已被打上深刻的国企烙印。然后，國企负重前行……希望能挺下去。
（应受访者要求，人名为化名）
2015年结束的时候，张萍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下简称武钢）的职业生涯，也被迫结束了。
和她一样遭遇的，还有集团公司里的数万人。
他们曾共同面临这样的背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钢铁行业受到重创。但“4万亿投资拉动”的政策，减缓了对这个行业的冲击。
2013年，随着投资拉动政策“关照”的弱化，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压力，也迅速传导到了央企。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也无法置身于这场危机之外。
3月30日，武钢的官网上这样形容当下的形势：这是钢铁行业的“冰冻期”时代，这是钢铁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时刻……
没错！2015年以来，钢铁行业就迎来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称：这是一场生存攻坚战，要挺过去、活下来。
去产能的背景下，裁员成了企业“活下去”的重要抓手。
40岁的张萍，就这样为这场变革做了最后的“贡献”。这时，她已在武钢工作22年。
“央企的孩子”，张萍这样形容她们曾经的身份，“但现在，突然有失去妈妈的感觉，已经不适应社会了。”
确实，褪下工作服，从高墙大院里走出来，这群四五十岁“央企的孩子”，才真正开始走向一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
这时，一系列的问题扑面而来。最核心的是：他们还能从头再来吗？
“竟然是真的”
“从没想过公司会裁员。”3月28日，《南风窗》记者在湖北大冶市金山店镇见到张萍时，她说，18岁她就在武钢金山店铁矿上班，结婚生子，也在这里完成。
1998年前后，当全国国企职工大裁员时，张萍所在的金山店铁矿，丝毫没有感受到裁员风波的影响。
“这回竟然是真的！”张萍至今都不敢相信。
1993年，张萍初中毕业后，以顶职的名义进入武钢上班。她顶替的是父亲的岗位。顶职政策，产生了很多“工二代”：父亲（或母亲）是工人，子女也有相应名额，进入国企做工人。
作为家中长女，通过顶职，张萍延续了父辈的身份，也延续了平稳而殷实的家庭经济水准。
顶职政策在1997年后就没有了，所以张萍一直庆幸自己早生几年。如今看来，“早生几年”在成就她过去的同时，也毁了她的今日—“年龄大”，成为她今天下岗的硬条件。
很多私营企业裁员时，常以“能力”、“表现”、“工作态度”等作为考量，来决定员工去留，这是较科学的处理方式，但也易诱发矛盾，比如“凭啥他比我优秀？”
很多国企，为避免重大矛盾，以年龄为界“一刀切”，而不看工作能力和表现如何。以年龄大小取舍尽管不科学，但也是最没有争议的，被裁掉员工，也容易“认命”。
武钢在武汉的本部，要求女性45岁以上（含45岁），男性55岁以上（含55岁）必须“分流”。这些人，离开工作岗位后，“居家退养”。
武钢下属的子公司、分公司，也依据“年龄”的硬指标，来决定员工去留。张萍所在的金山店铁矿就要求女性40岁以上（含40岁），男性50岁以上（含50岁）须“分流”。
因属于特殊工种，原本“操作工”的张萍，到45岁才退休，但她刚好踩到被分流的时间点。
惶恐、不安、绝望、消沉—是“张萍们”过去三月心态变迁的写照。
“铁饭碗”破了，追忆也在员工心中，不断滋长。
1958年9月13日，武钢正式投产时，湖南、河北、黑龙江、湖北等全国各地的人才涌入。即便厂里的普工，也是各地在拿到招工指标后，万里挑一选来的。
程翔1969年被招进武钢。他说，当初招工是复员军人优先，当年，他所在的公社有3个指标。当兵出身的他，在部队立过功，也顺利成为了武钢一员。程翔至今住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武钢的“红房子”里。
“医院、学校、饭堂，一应俱全。”程翔说，刚进武钢时，他月工资32.5元，不过，当时一个人每天生活费0.5元就已经很丰盛了。
此外，进武钢，生老病死基本全包了。他举例说，武钢有自己的职工医院，看病只需5分钱的挂号费，打针、吃药、动手术全免，而且住院还有每天0.24元的生活补助。小孩在武钢上学，也是免费的。
尽管低工资，但高保障让很多人以能进入武钢工作为荣，凡家中有人在武钢上班的，日子也会比别人过得好。
上世纪80年代，象征财富的自行车、缝纫机、电视等重要物件，率先出现在武钢人家里。武钢本部所在青山区也曾成为引领时尚的风向标。
当时，“武钢男人”是姑娘们最想嫁的，“武钢姑娘”也是男人们最想娶的，但大都在武钢“内部解决”，形成相对封闭而稳定的婚戀和家庭关系，日子过得殷实、安静、平和。
如今，叙述这些的时候，程翔已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这些事情，真实地伴随着他几十年。当时的流行语，也可窥视武钢曾经的辉煌—“家有武钢（工人），生活不慌”。
如今，“家有武钢”反而是最令人慌张的时刻—因为真的裁员了！被裁的，对今后出路也存在诸多焦虑，还没被裁的，内心也很慌。
“现在，大家都没再去议论了，表面上很平静。”武钢一名在职的员工告诉《南风窗》记者，但这是“火烤乌龟”啊—表面上平静，里面烫得不行，因为人一出来，收入立马减少一大半。还没被分流的，也担心自己早晚被分流。
尽管以年龄为限的裁员标准早已公开，但裁的人数如果还没有达到，分流将持续。届时，要求分流的工人年龄，或将进一步降低。
今年3月，身兼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的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作客人民网时坦承，“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这8万人不可能都炼铁、炼钢，只能有3万人炼铁、炼钢，可能有4万人、5万人要找别的出路。”
走向社会
路在哪里？
47岁的武钢前员工—万志宏，因考过司法考试成为执业律师，而被武钢作正面典型宣传。“幸福武钢”的微信公众号里，标题为《那个从武钢离职的工人考上律师后说了一段话，发人深思……》引发很多人关注。
但万志宏注定只是不多的个案，多数人的未来还在苦苦寻求中挣扎。“男的做保安，女的做保洁。”万志宏告诉《南风窗》记者，这是走出武钢后，多数工人的命运。
更多的人，保洁、保安都做不成。
今年3月19日，武汉市总工会等部门，组织了一场专门援助武钢人再就业的招聘会。张萍和一些同事，也从金山店镇赶去武汉参加。
填写求职简历时，张萍就遇到了难题—求职简历上的“身份”一栏，张萍写下了“工人”二字，但很快，她意识到不对劲。随即，她将“工人”二字划掉，但随后笔头悬在半空，很久，她都不知道怎么填才合适：国家干部？农民？都不是。原本的工人身份，也随着她离开武钢离开了她。
张萍至今仍没能找到工作。她说，“感觉和社会脱节了。”她没说假话，在武钢22年里，她的人生就是从家里到厂里。
对于“张萍们”而言，就业难，是因为遇到了好几个门槛。
年龄偏大，是他们普遍遇到的困难。40岁～55岁，是他们被迫走出武钢的直接原因。因年龄而被武钢遗弃的他们，进入社会时，也因年龄遭遇到更多私企的抛弃：很多企业普遍要求年龄18岁～35岁。“超过40岁，在超市做保洁，别人都不要。”张萍说，年龄偏大的，只能扫大街。
技能是他们要迈的第二个门槛。这些工人长期从事炼钢等工种，技能单一，也没什么技术含量。目前的就业环境是，整个钢铁行业都不景气，而不是某个钢铁企业本身。这意味着，再就业需换岗位，面临新工种。但一辈子炼钢的工人，并不掌握新岗位所要求的技能。年纪偏大，学习能力也弱化了。
第三个门槛是，当地可以就业的岗位不足。面对数万人的突然退出，就业竞争更激烈。被分流出来的武钢工人张雨琳告诉《南风窗》记者，就连到建筑工地打工的活，都不好找。武钢下属公司所在的大冶、鄂州等地，竞争更激烈。
圈养后遗症
当外界可提供岗位不足，竞争十分激烈时，这些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工人又存在年龄大、技能缺乏的现实，这使他们的就业困难加剧。
困难还在于，这些退出的工人早已习惯原先宽松的管理，且劳动强度不大。这样，一些工人走出武钢后，难以适应外界用人单位的严格管理和高劳动强度的要求。
武汉市青山区人力资源市场附近有很多介绍用工的中介，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不愿招录和推荐这些工人，除年纪大外，“懒”是他们对这个群体的普遍评价。
科隆中介的老李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要高工资，又要每个月休息8天，还要劳动强度低，你是老板你会要吗？”
张雨琳认为“中介有偏见”。在张看来，并不是工人懒，而是几十年来，他们已习惯过去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我们刚出来时，面对急剧变化的用工环境，确实很难适应，但只要给我们机会，慢慢就能适应。”
钢都花园是部分武钢工人居住地。在钢都花园123街坊大门外，有个中百仓储超市，走访中，超市工人告诉《南风窗》记者，前段时间，超市来了几个武钢的工人，但干不了几天，扔下一句“比武钢还累”就走了。
武钢出来的工人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尝试去餐馆洗碗或到宾馆做保洁，但长期弯腰，腰很酸很累，受不了。
“你要他的钱，他要你的命。”这些工人这样形容私企的用工环境。
张雨琳说，在武钢吃大锅饭，厂领导和员工说话都是好声好气，且不犯重大错误，过去基本上不存在被辞退情况，日子很安逸。但出去找工作，就得忍，“有时，私企一个小组长看你不顺眼，都可叫你滚。”
这对习惯国企用工环境的工人来说，难以适应。不适应不只是劳动强度，还有内心。
一些原本在武钢做班长的人，过去手下几十号人，如今出去找活，还常常被小组长训斥，心里难以接受。
薪资低，也是这个群体再就业普遍面临的困难。除个别拥有技能的电焊工等工种外，企业给这些工人的待遇，就1500元至2000元。
工人掐指一算，不划算。比如，大冶、鄂州等地被分流的工人，他们在当地早已安家落户，但当地岗位少，要到武汉打工，可2000元左右的工资再扣除房租，所剩无几。
40岁～50岁也是他们孩子读中学或大学、父母年迈需要照顾的时候，在家照顾父母或为孩子而从头再来，都是他们的两难选择。此外，分流后，供房压力倍增，当下是他们人生所面临的，最艰难的抉择。
幸运的是，武钢本部，被“分流”出来的工人，每月还可从武钢领取2000元左右的生活费，“五险一金”也由武钢缴纳。这些福利将延续到他们退休。此后，他们的生计由退休金接济。
武汉本部出来的人，因有一定的保障，加上外面不好就业，更多的人选择呆家中打打麻将，宁过清苦日子，也不愿再出去受苦受累和受气。
不过，武钢一些下属公司的保障没那么高。张萍从金山店铁矿分流后，一个月只能从公司拿到658元。武钢的鄂钢分公司，一个月能拿到1200元……这些补助尽管较低，但也可一直帮补到工人退休。
和私企相比，背靠“大树”的央企工人，还是得到了关照。他们从里到外，都已被打上深刻的国企烙印。然后，國企负重前行……希望能挺下去。
（应受访者要求，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