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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黄祥鹏的《大曲两种——唐宋遗音研究》一文的解读，来分析音乐型态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意义。并且文中还列举袁静芳的“乐种学”理论来进行比较，更加分析出次一门学科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黄祥鹏；音乐型态学；大曲；甘州；乐种学
近日拜读黄祥鹏的《大曲两种——唐宋遗音研究》，笔者受益匪浅。在文中，黄先生以型态学的曲调考证为方法，考证《甘州》《舞春风》应为唐宋遗音。黄先生以实践来证明了音乐型态学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性。
黄先生在文中，首先从大处着手，详细论述唐宋社会生活之间的变化和对音乐的影响。唐代宫廷中的歌舞大曲，代表了歌舞伎乐时代音乐艺术的最高水准，进入宋代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市民阶层兴起，与之而来的剧曲音乐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宫廷之中亦发生变化。“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可见宋代宫廷之中，歌舞大曲已经黯然失色。唐代大曲流传至宋时，已经是支离破碎，已经没有一部歌舞乐兼备的完整大曲，乐工也是不知何为。宋代时唐大曲已经成为遗音，宋人已经是说不清，道不明了，所以黄先生“是即所以唐宋遗音之称遗音的了”。
其后，黄先生在以音乐的型态入手，来考证两曲为唐宋遗音。其中黄先生从宋初至明初的黄钟律高的分析，体现出音乐本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更是表明出型态学的研究意义。
型态学的方法论是黄先生所提出的关于音乐研究的一种方法。笔者看来这一方法更是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就像河流一样，绵延不绝。研究中国传统音乐，音乐本体“律调谱器”的研究，则是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对于音乐本体的研究，赵宋光先生以“音乐形态学”来论之。笔者看来，形态和型态，首先都要对音乐本体进行把握。对于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赵宋光先生在《对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 一文中就详细构想出民族音乐形态学的四个目标。1、在全面整理采集的基础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研究。2、探索民族音乐发展演变的调理、系统与规律。3、总结民族音乐的作曲技法，充实作曲教学。4、根据系统化的实际材料，配合音乐社会学、心理学，探讨美学规律。[ 赵宋光 《对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赵宋光文集》（第二卷）花城出版社，第225-231页。] 型态学更多是以音乐形态结构模式化进行分析，在中国音乐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把不同的音乐形态进行总结、归纳出一定的模式，来把握历史中的音乐形态，把握音乐形态的历史演化。如此一来，音乐以型态模式流传至当下，则可以用“逆向考察”的方法来从当下的传统音乐中，去考证历史中的音乐。音乐型态学的方法论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学科会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黄先生正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把握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音乐的流变。以音乐本体形态来为核心，来重新梳理中国音乐的发展。在历史发展下的音乐本体形态研究中，黄先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提出“型态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提出一条新道路。从对《甘州》《舞春风》两首大曲为唐宋遗音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笔者认为，传统音乐研究的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当下存在的合理解释、一种是历史真实的探寻。由这两种基本的研究方式，就产生了“中国传统音樂理论”和“中国音乐史”这两门学科。黄先生的“型态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更多的体现出“中国音乐史”这一门学科的意义。在对当下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来发现、寻找中国传统音乐在历史中的真实面貌。由此，黄先生也得出“传统是一条河流”这样的论断，得出中国的传统音乐实际上并没有终止，没有“断流”。历史中的不断“换层”，也只是音乐的在新的民族融合中，在吸收外来音乐中的新发展。袁静芳“乐种学”的学科方法理论，旨在对当下的传统音乐进行乐种系、乐种族、乐种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梳理出不同乐种之间的联系，和各个乐种内部的逻辑系统。在对乐种的研究中，对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所以对音乐本体的把握，和把握的深浅程度都是根据研究方法和目的来进行掌控的。在“乐种学”学科理论中，同样也是着重关注乐种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通过对乐曲在不同历史之中的存在，来研究当下。比如在对《海清拿天鹅》这一乐曲的分析中，袁先生就将此置于元朝、塞外、打猎等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场合之中，来对《海清拿天鹅》进行全方位的历史解剖，来还原这首乐曲的发生发展。笔者感觉到在看似相同的研究之中，黄先生更多的是关注历史，所以会以逆向考察的“曲调考证”来对当下的传统音乐进行历史建构。
黄先生对传统是一条河流的论断，与项阳的“乐籍制度”正是不谋而合。在没有中断的传统音乐之中，乐籍制度中乐户这一群体正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承担着。乐籍制度从北魏初始，便开始承担起音乐活动中的诸相事宜。一直到封建王朝覆灭乐户仍然没有丢失掉遥远过去的技艺，在当下民间音乐中，乐户后人仍然保留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正是乐户这一群体的存在，也就使得我们可以溯流探源，可以从当下寻找过去。如果没有乐户的传承，想必又是另一个局面。
音乐型态学的模式化结构，在不同的乐种，当下的乐户后人身上更是直接的体现出来。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乐律学的研究，也正是黄先生继承杨荫浏先生不写“哑巴音乐史”的学术理念，继续前进的成果。
感慨诸多学术前辈的丰硕成果和学术思想，真是为后学的研究之路“大开方便之门”。
参考文献：
1 赵宋光 《对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赵宋光文集》（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2 袁静芳 《乐种学》，华乐出版社，1999年版。
3 项阳 《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李约翰（1994-），男，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族：汉，职称：无 ，学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音乐学系 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关键词：黄祥鹏；音乐型态学；大曲；甘州；乐种学
近日拜读黄祥鹏的《大曲两种——唐宋遗音研究》，笔者受益匪浅。在文中，黄先生以型态学的曲调考证为方法，考证《甘州》《舞春风》应为唐宋遗音。黄先生以实践来证明了音乐型态学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性。
黄先生在文中，首先从大处着手，详细论述唐宋社会生活之间的变化和对音乐的影响。唐代宫廷中的歌舞大曲，代表了歌舞伎乐时代音乐艺术的最高水准，进入宋代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市民阶层兴起，与之而来的剧曲音乐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宫廷之中亦发生变化。“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可见宋代宫廷之中，歌舞大曲已经黯然失色。唐代大曲流传至宋时，已经是支离破碎，已经没有一部歌舞乐兼备的完整大曲，乐工也是不知何为。宋代时唐大曲已经成为遗音，宋人已经是说不清，道不明了，所以黄先生“是即所以唐宋遗音之称遗音的了”。
其后，黄先生在以音乐的型态入手，来考证两曲为唐宋遗音。其中黄先生从宋初至明初的黄钟律高的分析，体现出音乐本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更是表明出型态学的研究意义。
型态学的方法论是黄先生所提出的关于音乐研究的一种方法。笔者看来这一方法更是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就像河流一样，绵延不绝。研究中国传统音乐，音乐本体“律调谱器”的研究，则是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对于音乐本体的研究，赵宋光先生以“音乐形态学”来论之。笔者看来，形态和型态，首先都要对音乐本体进行把握。对于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赵宋光先生在《对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 一文中就详细构想出民族音乐形态学的四个目标。1、在全面整理采集的基础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研究。2、探索民族音乐发展演变的调理、系统与规律。3、总结民族音乐的作曲技法，充实作曲教学。4、根据系统化的实际材料，配合音乐社会学、心理学，探讨美学规律。[ 赵宋光 《对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赵宋光文集》（第二卷）花城出版社，第225-231页。] 型态学更多是以音乐形态结构模式化进行分析，在中国音乐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把不同的音乐形态进行总结、归纳出一定的模式，来把握历史中的音乐形态，把握音乐形态的历史演化。如此一来，音乐以型态模式流传至当下，则可以用“逆向考察”的方法来从当下的传统音乐中，去考证历史中的音乐。音乐型态学的方法论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学科会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黄先生正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把握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音乐的流变。以音乐本体形态来为核心，来重新梳理中国音乐的发展。在历史发展下的音乐本体形态研究中，黄先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提出“型态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提出一条新道路。从对《甘州》《舞春风》两首大曲为唐宋遗音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笔者认为，传统音乐研究的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当下存在的合理解释、一种是历史真实的探寻。由这两种基本的研究方式，就产生了“中国传统音樂理论”和“中国音乐史”这两门学科。黄先生的“型态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更多的体现出“中国音乐史”这一门学科的意义。在对当下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来发现、寻找中国传统音乐在历史中的真实面貌。由此，黄先生也得出“传统是一条河流”这样的论断，得出中国的传统音乐实际上并没有终止，没有“断流”。历史中的不断“换层”，也只是音乐的在新的民族融合中，在吸收外来音乐中的新发展。袁静芳“乐种学”的学科方法理论，旨在对当下的传统音乐进行乐种系、乐种族、乐种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梳理出不同乐种之间的联系，和各个乐种内部的逻辑系统。在对乐种的研究中，对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所以对音乐本体的把握，和把握的深浅程度都是根据研究方法和目的来进行掌控的。在“乐种学”学科理论中，同样也是着重关注乐种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通过对乐曲在不同历史之中的存在，来研究当下。比如在对《海清拿天鹅》这一乐曲的分析中，袁先生就将此置于元朝、塞外、打猎等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场合之中，来对《海清拿天鹅》进行全方位的历史解剖，来还原这首乐曲的发生发展。笔者感觉到在看似相同的研究之中，黄先生更多的是关注历史，所以会以逆向考察的“曲调考证”来对当下的传统音乐进行历史建构。
黄先生对传统是一条河流的论断，与项阳的“乐籍制度”正是不谋而合。在没有中断的传统音乐之中，乐籍制度中乐户这一群体正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承担着。乐籍制度从北魏初始，便开始承担起音乐活动中的诸相事宜。一直到封建王朝覆灭乐户仍然没有丢失掉遥远过去的技艺，在当下民间音乐中，乐户后人仍然保留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正是乐户这一群体的存在，也就使得我们可以溯流探源，可以从当下寻找过去。如果没有乐户的传承，想必又是另一个局面。
音乐型态学的模式化结构，在不同的乐种，当下的乐户后人身上更是直接的体现出来。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乐律学的研究，也正是黄先生继承杨荫浏先生不写“哑巴音乐史”的学术理念，继续前进的成果。
感慨诸多学术前辈的丰硕成果和学术思想，真是为后学的研究之路“大开方便之门”。
参考文献：
1 赵宋光 《对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赵宋光文集》（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2 袁静芳 《乐种学》，华乐出版社，1999年版。
3 项阳 《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李约翰（1994-），男，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族：汉，职称：无 ，学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音乐学系 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