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十年前，当莫言刚刚涉猎文学时，他或许不曾想过自己的名字将与那些前辈大师们一起，在世界文学史上熠熠生辉。是的，这句话化自莫言长篇小说《檀香刑》的第一句，“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而更容易让人想起的，则是同为诺贝尔奖得主，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在他不朽之作《百年孤独》中的开篇神笔：“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被宣布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天距离他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已过了三十又一年。在诺贝尔本人的遗嘱中，他希望将此奖授予“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因而这一文学世界的最高奖项，不仅仅是对作家的某部或某几部作品的表彰，更是对一个作家多年来笔耕不辍的肯定、赞许与感激。
事实上，在诺贝尔文学奖长达百年的历史上，仅有九个人是因为其某部特定的作品而获此殊荣。莫言并不属于他们之一，因而所有关于所谓“获奖作品”的推测都是不恰当的。莫言以他全部的创作成就，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国籍名单添上了“中国”，也再一次使世界文坛的目光集中到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尤其是，位于胶东半岛与昌潍平原交接处的那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大地。
故乡的发现
饶有趣味的是，莫言的写作既不始于故乡，也无关乎于土地。1956年正月，莫言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1976年，二十岁的他离开家乡成为一名军人。一个颇有意思的传闻说他的创作正是始于军旅生活的困顿。
莫言的青少年并不顺利。在政治年代，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穷是一样穷，却比不上贫农根正苗红，所以很是吃了一些苦头。特别是小学毕业时赶上了文革，没有贫下中农的推荐，他失去了念中学的可能性，虽然成绩很好，也只好辍学当了放牛娃。在那个年代，读书和参军是唯有的两个跳出农门的机会，对于莫言而言，读书已彻底没戏，只好争取入伍。可是对于一个中农子弟，当兵也并不容易，他屡屡被人把名额挤掉，从十七岁开始报名，一直熬到了二十岁才赶上末班车。
入伍年龄迟，直接导致了他从部队报考大学时超龄。在粉碎“四人帮”后，部队掀起文化学习热潮，莫言本有机会通过部队报考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可惜临近高考，领导发现他的年龄超了一岁，于是取消了他的报考资格。这对他的打击很大，而随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打响，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又积极写报告，要求上前线，想要在战场上实现自己，可无奈也没有得到批准。两条路都走不通，提干更毫无希望，军旅生涯眼看就要过去，等待他的只有回乡复员继续当农民。在这样尴尬苦闷的情况下，莫言将文学创作作为宣泄的缺口，从此一发不得收拾。
历史不容假设，我们也无法洞知一个无线电技术员莫言或者战士甚至烈士莫言会如何，然而在他最初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的确是一个典型的带着清新气质的军旅作家。无论是《春夜雨霏霏》中写一个新婚妻子如何怀想海岛带兵的丈夫，还是《丑兵》中塑造一个面丑心善，为救他人而英勇牺牲的战士王三社，这些早已不被人记起的作品尽管文笔细腻，而手法却是所谓传统“革命的现实主义”。他写海浪，写山峦，写兵营，这一切给予他素材，却并未激发他蓬勃的创造与想象力。
直到1984年。这一年对于莫言而言意义重大，他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始接受专业的文学训练，不仅“扔掉了小学肄业的帽子”，也为他真正步入文坛铺平了道路。而更重要的是，在一篇题为《白狗秋千架》的小说里，他第一次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五个字，从此以后，这个生他养他的故乡，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终于被发现了。随后他的创作灵感喷涌而出，在1984到1985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写了《三匹马》、《大风》、《枯河》、《秋水》等一大批小说，这些小说大多以故乡为背景，杂糅着许多真真假假的家族传说与民间传说，一个关于“高密东北乡“的地理版图，开始呼之欲出。
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执着让人想起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事实上，从虚构地理版图的角度而言，福克纳对于莫言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福克纳曾经说过，“我发现我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他不完，我只要化实为虚，就可以放手充分发挥我那点小小的才华。”他一生致力于美国南方乡土的写作，创造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界，记述了一个个家族的历史变迁，表现了古老家族的衰落和美国北方资本主义势力在南方的兴起。莫言正是从《喧哗与骚动》中意识到，“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完全虚构的，我的高密东北乡则是实有其地。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邮票那样大小的地方。这简直就像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
就这样，莫言再一次发现了故乡。尽管与其他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作家不同：王安忆至今生活在上海，贾平凹从未离开陕西，莫言却再也没有长时间地回归故土；然而故乡在他的笔下却得以重生，并再也不曾远去。从《红高粱家族》到《生死疲劳》，无论是《丰乳肥臀》还是《檀香刑》，不到二十年的故乡记忆成为莫言写作永恒的源泉；他把童年、少年时的朦胧感受与成年后的理性思考倾注到对故乡的描写中，将高密东北乡建构成属于他的艺术领地，也使高密这个位于山东的普通县区超越了地理和政治，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泛神的狂欢
当高密东北乡成为莫言的“约克纳帕塔法”，其内含的文化色彩也日趋被世人瞩目。阅读莫言的作品，人们总是惊异于那片土地的神秘奇异，在那里，似乎所有的动植物都是活的，万物都有生命。牛会说话，马会思考，一场暴风雨倾泻下几百株荷花，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莫测、荒诞魔幻的世界。
莫言在《好谈鬼怪神魔》一文中自指自己这样的创作倾向来源于他的老乡蒲松龄的启示。 蒲松龄是淄川人，离高密不远，都是齐国故地。虽然从大文化圈来看，高密、淄川同属齐鲁文化圈。但实际上，齐文化与鲁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鲁文化讲究“不语怪力乱神”，而齐地因为疆域大部临海，更多地受到自然之谜的濡染，因而灵物崇拜、术士巫风的世俗信仰也更盛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多谈花妖狐魅的《聊斋志异》和“万物有灵”的莫言风格在此产生绝不是偶然。 事实上，莫言的那些具有神秘色彩的小说大多都取材自中国的民间传说，尤其是高密地区的世俗文化。中国农村大多奉行泛神论，万物都可以成精，而在高密民间，刺猬、狐狸、黄鼠狼、蛇虫、蜘蛛、喜鹊、古树等等，更常常被人视为灵异之物，受到人们的敬奉与尊崇，这种泛神论民间信仰深刻地影响了莫言的创作。与蒲松龄相似，在莫言的笔下常常出现类似黄鼠狼附魂、狐仙救人这样经典的鬼魅情节，然而在写作手法上，他则比前辈更进一步，完全模糊人类与动植物的界限：动物可以如人一样说话思考，人也可以显示出动物的本相；而在《生死疲劳》中，这甚至与六道轮回的民间想象相结合，主人公一世为驴、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狗……共同见证一段人类的历史。
而在莫言的小说序列中，最肆意妄为、酣畅淋漓地展现高密神秘色彩的作品当推《食草家族》，这是一部关于祖先历史的寓言，作为叙述人的“我”在梦境中寻找食草家族的家园，在那里没有时间的概念，取消生死的界限，铺天盖地的红蝗、疯狂生长的茎根，神秘的红松林，奇异的彩球鱼，死后能与生者对话的爷爷，能呼火唤月监视人思想的女孩……现实、历史、幻想、神话传说、图腾崇拜；隐喻、象征、预言，一切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场泛神的狂欢。
这样的手法让人很难不联想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尤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在那里，人生下来就会说话、可以预见未来；死人可以与活人交谈；近亲结婚生下来的婴儿会长出猪尾巴……事实上，马尔克斯与福克纳正是莫言在西方现代派作家中最推崇的两位，他将他们称为“两座灼热的高炉”。在莫言看来，马尔克斯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他意识到、并在作品中表现出了这些超自然的力量。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中开篇第一句便是，“万物都有生命，问题是怎样唤起它们的灵性”。而莫言则认为，“我想文学如果能够伴随人类走到末日的话，就必须使文学具有超出现世生活的品格。文学应使人类感到自己的无知、软弱，文学中应该有人类知识所永远不能理解的另一种生活，这生活由若干不可思议的现象构成，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将这样对超自然的表现力视为文学的灵魂，并贯穿了其全部的作品。
然而尽管如此，莫言小说的泛神倾向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仍然并不完全相同。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曾用hallucinatory realism以此区别于拉美的magic realism，hallucinatory一词源于幻觉（hallucinate），因此相较于magic（魔法）的将不可能变成可能，hallucinatory更趋于某种幻象，这是一个更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词。从这个角度而言，莫言小说中的泛神狂欢，尽管写法上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然而本质上仍是来源于高密民间文化的滋养。
民间的寻根
事实上，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掀起译介高潮，由于当时中国并未取得正式的授权，以至于马尔克斯访问中国时看到遍地的盗版书感到很恼火。马尔克斯是个暴脾气，当即放出话来说他死后一百五十年内，中国都不许出版他的作品，包括《百年孤独》。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作家，更无法阻挡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
马尔克斯的盗版书为中国作家打开了一面新的窗户。他那些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描写让中国作家看到了某种“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论调开始在文学圈散播，文坛进掀起了“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将目光投射到乡土田野中，企图找寻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价值。
在这样的思潮下，莫言出版了《红高粱家族》。与《百年孤独》备受称赞的从未来回忆过去的视角相类似，他创造了一个“我爷爷”的独特视角。“我爷爷”是一个人称与视角的结合，既确定了从一个后人的角度来叙述前辈，又保证了自如方便的全知全能；这是一个亲眼所见与历史评判相结合的视角，“我”的躯体里流淌着祖先们的血液，恰是历史在今天的延续。
在这样追忆先辈历史的小说中，无论现代男性（也就是叙述者“我”）的言论方式多么肆意妄为、胆大，然而正如小说中所写，“他们……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对男性后代的否定始终存在。不仅仅是《红高粱家族》，从《丰乳肥臀》到《蛙》，现代男性总是以痴傻、迷茫、犹豫或不肖的姿态出现——这恰与《百年孤独》不谋而合，布恩地亚一家七代在马孔多开创家园、发展、毁灭，然而这样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家族的第七代传人却是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婴儿。事实上，莫言正是通过这样对家族后代的否定，来唤起人们对创家立业祖辈们的崇敬；顺着家族血脉寻根究竟，寻找已经失落的精神家园。
80年代末，“寻根文学”的热潮淡去，然而莫言对民间文化的探寻却没有终止。对马尔克斯式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效仿使他不自觉地开掘了民间的创作源泉。《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第一次围绕一个“官逼民反”的案件反复用三种话语来描述：公文报告的庙堂话语、辩护者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农民自己陈述的民间话语；而到了《檀香刑》，这一手法更加炉火纯青。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不同立场的话语共同叙述了一场“义和团”时代山东农民反洋人势力的传统故事，而期间穿插的猫腔和刑术，恰是中国民间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写照。
事实上，随着创作的深入，莫言对民间文化的追寻越来越自觉。在《檀香刑》的后记中，他曾明确地写道，“就想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而到了《生死疲劳》，他不仅大胆地以“六道轮回”这样一个民间想象作为全篇的情节主轴，而在叙事模式上也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从这个角度来说，莫言以民间立场进行的民族叙述得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似乎也在多年后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论断做了佐证。 叙述的可能性
提及莫言，大部分非专业读者的第一反应都是《红高粱》，这当然与张艺谋的改编有关，而事实上，从文学史的角度上看，《红高粱》也是莫言，乃至中国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及其他一大批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作品结束了所谓“红色经典”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叙述的可能性，从此，人们对土匪、英雄、人性的看法完全变了。
然而常为人所诟病的是，莫言似乎并不是一个“政治觉悟”很高的作家，他生于五十年代，农民出身，又当了兵，相对于大城市甚至资产阶级右派出身的作家而言，他在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和经历都是单调而主流的。他自己曾回忆说自己最初的阅读——所谓“文学启蒙”——正是诸如《苦菜花》、《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这样一批“红色经典”，这些作品也曾让他如痴如醉，甚至萌生了最初创作的欲望——在文革后期，他就已经跃跃欲试地写了不少小说，可惜都没有发表。
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那些未发表的作品多半并不光彩，可莫言却并不讳言。在一次访谈中，他淡然地表示“有过经历的人就不要回避……只能说明我觉悟低，我承认我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承认自己比张志新、顾准那些的觉悟低，没有政治远见。如果我在‘文革’中发表过文章，就不要说自己没有发表过”。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态度使他招致了许多不必要的非议，甚至尖刻的讽刺。
批评他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莫言在挑战规则与可能性方面，早已走到了许多同辈作家的前面。而这并不仅仅是政治规则，还包括艺术、语言乃至伦理。莫言反思、质问着主流历史，企图恢复历史的真实，更以一种超现实的笔法，展现着现实社会的种种荒诞，表达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叙述的可能性被无限扩张，既终结了以往文学叙事中“善—恶”冲突的模式，无谓“美—丑”的审美教化，也模糊了“道德”的边界和范畴，他并不拘泥于一己或一个时代的悲喜，而将目光投射向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灵魂。
获奖之后，莫言曾向读者推荐《生死疲劳》，因为他认为此部小说可以比较全面地表现他的创作特征。事实上，这次的获奖与《生死疲劳》在瑞典的翻译和出版密切相关，基于目前仅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三部书在瑞典翻译出版，因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推测诺贝尔奖是颁给了《生死疲劳》。
莫言曾经这样回顾过他的创作历程，“从波峰的角度，《红高粱》我自己并不认为是个高峰，而是一个起点。《红高粱》的线索是一个历史叙事，或者说是宏大叙事的线索。这个线索到了《丰乳肥臀》是一个高点。另外的一些试验的小说，《十三步》是一个起点，《酒国》是一个峰值。那么，在这两条线索的一个合拢，慢慢向前汇成一条河流的时候，《生死疲劳》是一个峰值。这里面既有宏大叙事，也有超现实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而言，《生死疲劳》展现了莫言叙述的各种可能性：神秘的高密东北乡，泛神的狂欢，民间文化和立场，历史的重构……正如王德威曾评价过的那样，“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但我们仍然相信，这不是全部。在此之后，他必将以更加蓬勃的创造力挑战新的可能性。因为，莫言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莫若如此，言何无双。
LINKS
【莫言大事记】
1955年2月 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 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发表《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
1985年 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国作家》组织在京作家与评论家在华侨大厦举行讨论会。
1986年 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与张艺谋等人合作将其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1988年 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
1989年 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
1991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摘取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0年 《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2001年 长篇小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
2005年 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长篇小说《四十一炮》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2006年 出版第一部章回小说《生死疲劳》，获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7年 出版三卷本《说吧，莫言》，展示心路历程。
2008年 《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首奖。《四十一炮》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入围作品。
2009年 出版长篇小说《蛙》，讲述了一位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
2010年 出版“莫言心声系列丛书”，包含《莫言散文新编》、《莫言讲演新篇》、《莫言对话新录》三本，展现了小说之外的莫言。
2011年 《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话剧剧本《我们的荆轲》由北京人艺排演。
2012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出版《莫言作品全集》，囊括全部11部长篇小说和5部中短篇小说选集。
《红高粱家族》
莫言 著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名噪文坛的开始，也是他第一次有意识地对主流历史进行反驳。全书以“我爷爷”、“我奶奶”的视角，重构了从1923年到1967年五十多年间，尤其是1941、1942抗日战争高潮时期高密民间的历史。小说视角独特，笔法荒诞，全书充斥着浪漫的想象、写意的夸张、魔幻的象征，但其内核仍然是清醒而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忠实地塑造了一批毫无思想准备便卷入残酷民族战争的普通农民，没有拔高或理性诠释，而是将民族精神浸透在人物的血液神经中。小说不断地在过去和现在中切换，而背后折射的却是对祖先血性的向往与对当代民族精神缺失的焦虑。 《酒国》
莫言 著
《酒国》是一场语言的狂欢。莫言曾认为此书是他最完美的长篇，而实际上，它更向是对酒神精神的致敬：摆脱理性道德的限制，打破一切法则的束缚。小说中心是类似侦探缉凶的反腐情节，然而在一路的写作中，不断地横生节枝，所岔出的废话、笑话、闲话反而更有看头；而当中甚至还安排了莫言与一个三流作家之间的书信往来，大谈文学创作的窍门，几乎将所有文学形态都戏仿了一遍。小说似乎在刻意模仿从清醒到迷醉的过程，犹如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巴库斯，挑起了纵欲狂乱的欢乐，却在欢乐中惨遭肢解分食。
《丰乳肥臀》
莫言 著
《丰乳肥臀》是莫言式宏大叙事的巅峰之作。小说通过“母亲”上官鲁氏长达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寓言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血色历史。她生养了众多儿女，并经由他们无法抗拒地被裹卷进政治舞台。然而所有政治势力的争夺和搏杀造成的结果只有一个，便是由她来承担和容纳一切的苦难。在他身上，作者阐释了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政治与民间生存之间侵犯与被侵犯的关系，倾注了对所谓“历史主体”的深切悲悯。而小说中的叙述主体上官金童，则是母亲与瑞典传教士的儿子，他经由中西两种血缘共同孕育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的“高贵血统”与“精神幼儿”，他一切矛盾、懦弱和可悲，无一不暗含着作者的沉思。
《檀香刑》
莫言 著
《檀香刑》采了用中国民间传统的凤头-猪肚-豹尾的叙事结构，并通过赵甲的庙堂话语、钱丁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孙眉娘、孙丙等人的民间话语共同承担起对“义和团”时代山东农民反洋人势力斗争的叙述。他表现了中国刑术文化的残酷，更试图拷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酷刑演变成了节日和艺术；他创造了“三爹会审”的戏剧性场景，更揭示了中国民间的权力缠绕。对于象征民间的孙丙而言，他既反对正统的专制，但又构成沆瀣一气的游戏。然而当民族文化冲突发生，他便成为一种集崇高与愚昧为一身的可怕的“民族主义”。在统治者需要的时候，会利用这种力量，但当真正外力压迫时，又会非常轻巧地被牺牲。《檀香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莫言对民族性的思考。
《生死疲劳》
莫言 著
《生死疲劳》是莫言风格的集大成者，在长达五十年的宏大叙事中，莫言既重新勾勒了建国以来的中国农村历史；又注入了超现实的想象。在叙事视角上，他继续以往的多视角切换，同时突破人与动物的界限，以“六道轮回”这一传统民间想象为主轴，叙述主体“我”在被枪决后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终于在世纪之交再次转世为人，并在五周岁生日那天与另一叙述主体蓝解放展开了这样一篇浩大的交谈叙事。小说采用章回体写作，从结构上看也正是首尾相接的圆满轮回。而在复杂的叙事下，莫言表达的仍然是对个体在历史中的思考，尤其是荒诞历史对个体生命的摧残。
《莫言王尧对话录》
莫言、王尧 著
这是莫言与文学评论家王尧在小说家论坛的访谈实录，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视为莫言的精神自传。在对话当中，莫言梳理了自己的创作历程，更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对创作、对人性、对生命等问题的认知。全书收录了莫言关于“童年记忆”、“黑色精灵”、“发现民间”、“小说气味”、“超越故乡”、“海外影响”以及“碎语文字”七个主题的对话内容，内容之丰富而深刻，使得此书成为除了阅读作品外，最直接而近距离认识莫言的窗口。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被宣布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天距离他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已过了三十又一年。在诺贝尔本人的遗嘱中，他希望将此奖授予“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因而这一文学世界的最高奖项，不仅仅是对作家的某部或某几部作品的表彰，更是对一个作家多年来笔耕不辍的肯定、赞许与感激。
事实上，在诺贝尔文学奖长达百年的历史上，仅有九个人是因为其某部特定的作品而获此殊荣。莫言并不属于他们之一，因而所有关于所谓“获奖作品”的推测都是不恰当的。莫言以他全部的创作成就，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国籍名单添上了“中国”，也再一次使世界文坛的目光集中到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尤其是，位于胶东半岛与昌潍平原交接处的那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大地。
故乡的发现
饶有趣味的是，莫言的写作既不始于故乡，也无关乎于土地。1956年正月，莫言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1976年，二十岁的他离开家乡成为一名军人。一个颇有意思的传闻说他的创作正是始于军旅生活的困顿。
莫言的青少年并不顺利。在政治年代，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穷是一样穷，却比不上贫农根正苗红，所以很是吃了一些苦头。特别是小学毕业时赶上了文革，没有贫下中农的推荐，他失去了念中学的可能性，虽然成绩很好，也只好辍学当了放牛娃。在那个年代，读书和参军是唯有的两个跳出农门的机会，对于莫言而言，读书已彻底没戏，只好争取入伍。可是对于一个中农子弟，当兵也并不容易，他屡屡被人把名额挤掉，从十七岁开始报名，一直熬到了二十岁才赶上末班车。
入伍年龄迟，直接导致了他从部队报考大学时超龄。在粉碎“四人帮”后，部队掀起文化学习热潮，莫言本有机会通过部队报考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可惜临近高考，领导发现他的年龄超了一岁，于是取消了他的报考资格。这对他的打击很大，而随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打响，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又积极写报告，要求上前线，想要在战场上实现自己，可无奈也没有得到批准。两条路都走不通，提干更毫无希望，军旅生涯眼看就要过去，等待他的只有回乡复员继续当农民。在这样尴尬苦闷的情况下，莫言将文学创作作为宣泄的缺口，从此一发不得收拾。
历史不容假设，我们也无法洞知一个无线电技术员莫言或者战士甚至烈士莫言会如何，然而在他最初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的确是一个典型的带着清新气质的军旅作家。无论是《春夜雨霏霏》中写一个新婚妻子如何怀想海岛带兵的丈夫，还是《丑兵》中塑造一个面丑心善，为救他人而英勇牺牲的战士王三社，这些早已不被人记起的作品尽管文笔细腻，而手法却是所谓传统“革命的现实主义”。他写海浪，写山峦，写兵营，这一切给予他素材，却并未激发他蓬勃的创造与想象力。
直到1984年。这一年对于莫言而言意义重大，他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始接受专业的文学训练，不仅“扔掉了小学肄业的帽子”，也为他真正步入文坛铺平了道路。而更重要的是，在一篇题为《白狗秋千架》的小说里，他第一次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五个字，从此以后，这个生他养他的故乡，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终于被发现了。随后他的创作灵感喷涌而出，在1984到1985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写了《三匹马》、《大风》、《枯河》、《秋水》等一大批小说，这些小说大多以故乡为背景，杂糅着许多真真假假的家族传说与民间传说，一个关于“高密东北乡“的地理版图，开始呼之欲出。
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执着让人想起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事实上，从虚构地理版图的角度而言，福克纳对于莫言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福克纳曾经说过，“我发现我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他不完，我只要化实为虚，就可以放手充分发挥我那点小小的才华。”他一生致力于美国南方乡土的写作，创造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界，记述了一个个家族的历史变迁，表现了古老家族的衰落和美国北方资本主义势力在南方的兴起。莫言正是从《喧哗与骚动》中意识到，“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完全虚构的，我的高密东北乡则是实有其地。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邮票那样大小的地方。这简直就像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
就这样，莫言再一次发现了故乡。尽管与其他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作家不同：王安忆至今生活在上海，贾平凹从未离开陕西，莫言却再也没有长时间地回归故土；然而故乡在他的笔下却得以重生，并再也不曾远去。从《红高粱家族》到《生死疲劳》，无论是《丰乳肥臀》还是《檀香刑》，不到二十年的故乡记忆成为莫言写作永恒的源泉；他把童年、少年时的朦胧感受与成年后的理性思考倾注到对故乡的描写中，将高密东北乡建构成属于他的艺术领地，也使高密这个位于山东的普通县区超越了地理和政治，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泛神的狂欢
当高密东北乡成为莫言的“约克纳帕塔法”，其内含的文化色彩也日趋被世人瞩目。阅读莫言的作品，人们总是惊异于那片土地的神秘奇异，在那里，似乎所有的动植物都是活的，万物都有生命。牛会说话，马会思考，一场暴风雨倾泻下几百株荷花，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莫测、荒诞魔幻的世界。
莫言在《好谈鬼怪神魔》一文中自指自己这样的创作倾向来源于他的老乡蒲松龄的启示。 蒲松龄是淄川人，离高密不远，都是齐国故地。虽然从大文化圈来看，高密、淄川同属齐鲁文化圈。但实际上，齐文化与鲁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鲁文化讲究“不语怪力乱神”，而齐地因为疆域大部临海，更多地受到自然之谜的濡染，因而灵物崇拜、术士巫风的世俗信仰也更盛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多谈花妖狐魅的《聊斋志异》和“万物有灵”的莫言风格在此产生绝不是偶然。 事实上，莫言的那些具有神秘色彩的小说大多都取材自中国的民间传说，尤其是高密地区的世俗文化。中国农村大多奉行泛神论，万物都可以成精，而在高密民间，刺猬、狐狸、黄鼠狼、蛇虫、蜘蛛、喜鹊、古树等等，更常常被人视为灵异之物，受到人们的敬奉与尊崇，这种泛神论民间信仰深刻地影响了莫言的创作。与蒲松龄相似，在莫言的笔下常常出现类似黄鼠狼附魂、狐仙救人这样经典的鬼魅情节，然而在写作手法上，他则比前辈更进一步，完全模糊人类与动植物的界限：动物可以如人一样说话思考，人也可以显示出动物的本相；而在《生死疲劳》中，这甚至与六道轮回的民间想象相结合，主人公一世为驴、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狗……共同见证一段人类的历史。
而在莫言的小说序列中，最肆意妄为、酣畅淋漓地展现高密神秘色彩的作品当推《食草家族》，这是一部关于祖先历史的寓言，作为叙述人的“我”在梦境中寻找食草家族的家园，在那里没有时间的概念，取消生死的界限，铺天盖地的红蝗、疯狂生长的茎根，神秘的红松林，奇异的彩球鱼，死后能与生者对话的爷爷，能呼火唤月监视人思想的女孩……现实、历史、幻想、神话传说、图腾崇拜；隐喻、象征、预言，一切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场泛神的狂欢。
这样的手法让人很难不联想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尤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在那里，人生下来就会说话、可以预见未来；死人可以与活人交谈；近亲结婚生下来的婴儿会长出猪尾巴……事实上，马尔克斯与福克纳正是莫言在西方现代派作家中最推崇的两位，他将他们称为“两座灼热的高炉”。在莫言看来，马尔克斯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他意识到、并在作品中表现出了这些超自然的力量。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中开篇第一句便是，“万物都有生命，问题是怎样唤起它们的灵性”。而莫言则认为，“我想文学如果能够伴随人类走到末日的话，就必须使文学具有超出现世生活的品格。文学应使人类感到自己的无知、软弱，文学中应该有人类知识所永远不能理解的另一种生活，这生活由若干不可思议的现象构成，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将这样对超自然的表现力视为文学的灵魂，并贯穿了其全部的作品。
然而尽管如此，莫言小说的泛神倾向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仍然并不完全相同。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曾用hallucinatory realism以此区别于拉美的magic realism，hallucinatory一词源于幻觉（hallucinate），因此相较于magic（魔法）的将不可能变成可能，hallucinatory更趋于某种幻象，这是一个更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词。从这个角度而言，莫言小说中的泛神狂欢，尽管写法上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然而本质上仍是来源于高密民间文化的滋养。
民间的寻根
事实上，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掀起译介高潮，由于当时中国并未取得正式的授权，以至于马尔克斯访问中国时看到遍地的盗版书感到很恼火。马尔克斯是个暴脾气，当即放出话来说他死后一百五十年内，中国都不许出版他的作品，包括《百年孤独》。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作家，更无法阻挡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
马尔克斯的盗版书为中国作家打开了一面新的窗户。他那些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描写让中国作家看到了某种“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论调开始在文学圈散播，文坛进掀起了“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将目光投射到乡土田野中，企图找寻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价值。
在这样的思潮下，莫言出版了《红高粱家族》。与《百年孤独》备受称赞的从未来回忆过去的视角相类似，他创造了一个“我爷爷”的独特视角。“我爷爷”是一个人称与视角的结合，既确定了从一个后人的角度来叙述前辈，又保证了自如方便的全知全能；这是一个亲眼所见与历史评判相结合的视角，“我”的躯体里流淌着祖先们的血液，恰是历史在今天的延续。
在这样追忆先辈历史的小说中，无论现代男性（也就是叙述者“我”）的言论方式多么肆意妄为、胆大，然而正如小说中所写，“他们……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对男性后代的否定始终存在。不仅仅是《红高粱家族》，从《丰乳肥臀》到《蛙》，现代男性总是以痴傻、迷茫、犹豫或不肖的姿态出现——这恰与《百年孤独》不谋而合，布恩地亚一家七代在马孔多开创家园、发展、毁灭，然而这样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家族的第七代传人却是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婴儿。事实上，莫言正是通过这样对家族后代的否定，来唤起人们对创家立业祖辈们的崇敬；顺着家族血脉寻根究竟，寻找已经失落的精神家园。
80年代末，“寻根文学”的热潮淡去，然而莫言对民间文化的探寻却没有终止。对马尔克斯式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效仿使他不自觉地开掘了民间的创作源泉。《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第一次围绕一个“官逼民反”的案件反复用三种话语来描述：公文报告的庙堂话语、辩护者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农民自己陈述的民间话语；而到了《檀香刑》，这一手法更加炉火纯青。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不同立场的话语共同叙述了一场“义和团”时代山东农民反洋人势力的传统故事，而期间穿插的猫腔和刑术，恰是中国民间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写照。
事实上，随着创作的深入，莫言对民间文化的追寻越来越自觉。在《檀香刑》的后记中，他曾明确地写道，“就想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而到了《生死疲劳》，他不仅大胆地以“六道轮回”这样一个民间想象作为全篇的情节主轴，而在叙事模式上也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从这个角度来说，莫言以民间立场进行的民族叙述得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似乎也在多年后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论断做了佐证。 叙述的可能性
提及莫言，大部分非专业读者的第一反应都是《红高粱》，这当然与张艺谋的改编有关，而事实上，从文学史的角度上看，《红高粱》也是莫言，乃至中国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及其他一大批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作品结束了所谓“红色经典”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叙述的可能性，从此，人们对土匪、英雄、人性的看法完全变了。
然而常为人所诟病的是，莫言似乎并不是一个“政治觉悟”很高的作家，他生于五十年代，农民出身，又当了兵，相对于大城市甚至资产阶级右派出身的作家而言，他在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和经历都是单调而主流的。他自己曾回忆说自己最初的阅读——所谓“文学启蒙”——正是诸如《苦菜花》、《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这样一批“红色经典”，这些作品也曾让他如痴如醉，甚至萌生了最初创作的欲望——在文革后期，他就已经跃跃欲试地写了不少小说，可惜都没有发表。
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那些未发表的作品多半并不光彩，可莫言却并不讳言。在一次访谈中，他淡然地表示“有过经历的人就不要回避……只能说明我觉悟低，我承认我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承认自己比张志新、顾准那些的觉悟低，没有政治远见。如果我在‘文革’中发表过文章，就不要说自己没有发表过”。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态度使他招致了许多不必要的非议，甚至尖刻的讽刺。
批评他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莫言在挑战规则与可能性方面，早已走到了许多同辈作家的前面。而这并不仅仅是政治规则，还包括艺术、语言乃至伦理。莫言反思、质问着主流历史，企图恢复历史的真实，更以一种超现实的笔法，展现着现实社会的种种荒诞，表达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叙述的可能性被无限扩张，既终结了以往文学叙事中“善—恶”冲突的模式，无谓“美—丑”的审美教化，也模糊了“道德”的边界和范畴，他并不拘泥于一己或一个时代的悲喜，而将目光投射向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灵魂。
获奖之后，莫言曾向读者推荐《生死疲劳》，因为他认为此部小说可以比较全面地表现他的创作特征。事实上，这次的获奖与《生死疲劳》在瑞典的翻译和出版密切相关，基于目前仅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三部书在瑞典翻译出版，因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推测诺贝尔奖是颁给了《生死疲劳》。
莫言曾经这样回顾过他的创作历程，“从波峰的角度，《红高粱》我自己并不认为是个高峰，而是一个起点。《红高粱》的线索是一个历史叙事，或者说是宏大叙事的线索。这个线索到了《丰乳肥臀》是一个高点。另外的一些试验的小说，《十三步》是一个起点，《酒国》是一个峰值。那么，在这两条线索的一个合拢，慢慢向前汇成一条河流的时候，《生死疲劳》是一个峰值。这里面既有宏大叙事，也有超现实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而言，《生死疲劳》展现了莫言叙述的各种可能性：神秘的高密东北乡，泛神的狂欢，民间文化和立场，历史的重构……正如王德威曾评价过的那样，“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但我们仍然相信，这不是全部。在此之后，他必将以更加蓬勃的创造力挑战新的可能性。因为，莫言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莫若如此，言何无双。
LINKS
【莫言大事记】
1955年2月 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 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发表《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
1985年 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国作家》组织在京作家与评论家在华侨大厦举行讨论会。
1986年 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与张艺谋等人合作将其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1988年 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
1989年 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
1991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摘取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0年 《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2001年 长篇小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
2005年 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长篇小说《四十一炮》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2006年 出版第一部章回小说《生死疲劳》，获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7年 出版三卷本《说吧，莫言》，展示心路历程。
2008年 《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首奖。《四十一炮》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入围作品。
2009年 出版长篇小说《蛙》，讲述了一位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
2010年 出版“莫言心声系列丛书”，包含《莫言散文新编》、《莫言讲演新篇》、《莫言对话新录》三本，展现了小说之外的莫言。
2011年 《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话剧剧本《我们的荆轲》由北京人艺排演。
2012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出版《莫言作品全集》，囊括全部11部长篇小说和5部中短篇小说选集。
《红高粱家族》
莫言 著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名噪文坛的开始，也是他第一次有意识地对主流历史进行反驳。全书以“我爷爷”、“我奶奶”的视角，重构了从1923年到1967年五十多年间，尤其是1941、1942抗日战争高潮时期高密民间的历史。小说视角独特，笔法荒诞，全书充斥着浪漫的想象、写意的夸张、魔幻的象征，但其内核仍然是清醒而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忠实地塑造了一批毫无思想准备便卷入残酷民族战争的普通农民，没有拔高或理性诠释，而是将民族精神浸透在人物的血液神经中。小说不断地在过去和现在中切换，而背后折射的却是对祖先血性的向往与对当代民族精神缺失的焦虑。 《酒国》
莫言 著
《酒国》是一场语言的狂欢。莫言曾认为此书是他最完美的长篇，而实际上，它更向是对酒神精神的致敬：摆脱理性道德的限制，打破一切法则的束缚。小说中心是类似侦探缉凶的反腐情节，然而在一路的写作中，不断地横生节枝，所岔出的废话、笑话、闲话反而更有看头；而当中甚至还安排了莫言与一个三流作家之间的书信往来，大谈文学创作的窍门，几乎将所有文学形态都戏仿了一遍。小说似乎在刻意模仿从清醒到迷醉的过程，犹如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巴库斯，挑起了纵欲狂乱的欢乐，却在欢乐中惨遭肢解分食。
《丰乳肥臀》
莫言 著
《丰乳肥臀》是莫言式宏大叙事的巅峰之作。小说通过“母亲”上官鲁氏长达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寓言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血色历史。她生养了众多儿女，并经由他们无法抗拒地被裹卷进政治舞台。然而所有政治势力的争夺和搏杀造成的结果只有一个，便是由她来承担和容纳一切的苦难。在他身上，作者阐释了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政治与民间生存之间侵犯与被侵犯的关系，倾注了对所谓“历史主体”的深切悲悯。而小说中的叙述主体上官金童，则是母亲与瑞典传教士的儿子，他经由中西两种血缘共同孕育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的“高贵血统”与“精神幼儿”，他一切矛盾、懦弱和可悲，无一不暗含着作者的沉思。
《檀香刑》
莫言 著
《檀香刑》采了用中国民间传统的凤头-猪肚-豹尾的叙事结构，并通过赵甲的庙堂话语、钱丁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孙眉娘、孙丙等人的民间话语共同承担起对“义和团”时代山东农民反洋人势力斗争的叙述。他表现了中国刑术文化的残酷，更试图拷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酷刑演变成了节日和艺术；他创造了“三爹会审”的戏剧性场景，更揭示了中国民间的权力缠绕。对于象征民间的孙丙而言，他既反对正统的专制，但又构成沆瀣一气的游戏。然而当民族文化冲突发生，他便成为一种集崇高与愚昧为一身的可怕的“民族主义”。在统治者需要的时候，会利用这种力量，但当真正外力压迫时，又会非常轻巧地被牺牲。《檀香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莫言对民族性的思考。
《生死疲劳》
莫言 著
《生死疲劳》是莫言风格的集大成者，在长达五十年的宏大叙事中，莫言既重新勾勒了建国以来的中国农村历史；又注入了超现实的想象。在叙事视角上，他继续以往的多视角切换，同时突破人与动物的界限，以“六道轮回”这一传统民间想象为主轴，叙述主体“我”在被枪决后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终于在世纪之交再次转世为人，并在五周岁生日那天与另一叙述主体蓝解放展开了这样一篇浩大的交谈叙事。小说采用章回体写作，从结构上看也正是首尾相接的圆满轮回。而在复杂的叙事下，莫言表达的仍然是对个体在历史中的思考，尤其是荒诞历史对个体生命的摧残。
《莫言王尧对话录》
莫言、王尧 著
这是莫言与文学评论家王尧在小说家论坛的访谈实录，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视为莫言的精神自传。在对话当中，莫言梳理了自己的创作历程，更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对创作、对人性、对生命等问题的认知。全书收录了莫言关于“童年记忆”、“黑色精灵”、“发现民间”、“小说气味”、“超越故乡”、“海外影响”以及“碎语文字”七个主题的对话内容，内容之丰富而深刻，使得此书成为除了阅读作品外，最直接而近距离认识莫言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