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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农村产业融合的新型业态引领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且有效驱动了产业振兴和农业现代化。采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三系统的协同效应分析体系，测算三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协同发展水平，讨论东、中、西部以及全国三系统协调耦合和协同发展的趋势特征及其差异，进一步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回归分析模型，针对这三系统与耦合度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度、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三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逐渐增大;单一系统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会由于其余两个系统的干扰而减弱;三个系统对耦合度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关键词：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城乡均衡发展;耦合效应;门槛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融合驱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调推进研究”（19BJY111）。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5-0053-018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5.005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要解决好农业发展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是关键。在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农村地区的产业规模化、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融合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能够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推动形成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由此成为新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依旧面临诸多挑战，农村产业融合度不高、绿色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减慢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问题持续困扰着农业农村发展。具体来看：一方面，成本、价格和资源环境等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农业农村的健康发展，推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相互渗透和融合发展成为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和消费需求转变带来的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依旧存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和融合发展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另外，传统城镇化走的是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进而忽视了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效率等问题，城市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失衡，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1]。与此同时，农村产业分离发展导致农业各个生产环节相互隔离，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主体利益联结较为松散，阻碍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城乡发展失衡会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因为农村落后贫穷而盲目流入城市，这并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相反还会给城市发展带来压力，同样劳动力的流失更是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化水平不高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仅依靠传统农业支撑，利润空间有限，农村产业结构无法完成转型升级，更难以与加工业、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融合发展。综上所述，农村产业融合能够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而城乡均衡发展将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进而能够提升农村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进一步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基于此，探索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当前实现我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协同发展效应的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对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进行系统解析的基础上，分析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城乡均衡发展与耦合度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讨论在两两系统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各系统对耦合度的影响效果，以期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界就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索，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针对农村产业融合与绿色城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首先就农村产业融合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李小静的研究指出突破传统城镇化的惯性思维，走以农村产业融合为推动力的城镇化模式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1]。张丽琴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会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2]。江洁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虽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在具体要求上有所差别，但是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3]。李乾等认为农村产业融合可以通过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4]。其次是针对城镇化进程对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王振坡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重构[5]。余兵以产业融合为视角，针对在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中如何创新农業旅游模式进行了讨论[6]。
二是就农村产业融合与城乡均衡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是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对城乡差距的影响问题，程莉等、杨晶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具有显著的增收作用[7-8]。张建武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可以显著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但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9]。赵晓锋等认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只能在微观层面上提高农民收入[10]。而李晓彤等却认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可以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11]。另一方面，研究城乡差距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方面的文献尚不多见，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如王兴国提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农业多功能性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2]。 三是关于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相互关系的讨论，其一是就城镇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分析，李林杰等和付波航等认为绿色城镇化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提升总体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13-14]。王子敏、潘竟虎的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15-16]。而王森却认为城镇化的提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7]。周少甫等、杨森平等和陈斌开等的研究认为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和U型规律[18-20]。丁志国等、欧阳金琼等和向书坚等发现在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21-23]。其二是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杨志海等和张耀军等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正向作用[24-25]。曾昭法和钟阳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26-27]。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两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多数学者针对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对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的影响，但鲜见研究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提出几个创新研究点：其一，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关系，并对这种交互作用关系进行测度;其二，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的变动对這种交互作用关系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与现有文献研究的差异包括：首先，提出一个研究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的研究框架，并以我国东、中、西部为样本进行系统耦合效应分析的实证研究;其次，引入交叉项，不仅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度、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分别对耦合度的影响，还探讨在两个解释变量相互影响后是否改变对耦合度的作用效果;最后，分析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对耦合度的门槛效应，合理地解释了三者的非线性影响。
二、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基于农村产业融合和绿色城镇化的概念内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多维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就绿色城镇化进行系统评价，进一步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对城乡均衡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农村产业融合的二维评价
根据已有文献，一方面可将产业融合定义为不同产业间的产品和服务进行重组整合;另一方面农村产业融合可以认为是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相互渗入与共同发展。苏毅清等认为，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中的细分产业相互渗透，第二、三产业向第一产业注入新资本带动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从而形成新产业形态的过程即为农村产业融合[28]。第二、三产业发展带动第一产业的利润上升进而提高农村居民利益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目的。
借鉴李芸等的研究方法[29]，本文主要围绕融合进程和效益两个方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融合进程”主要指农业自身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的进度;“融合效益”则指农村产业融合如何影响农村、农业和农民。另外，农村产业融合主要表现在农业与加工业、旅游业和服务业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由此可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三个维度进行融合水平的测度。对于融合效益来说，农村产业融合可以扩宽农民就业渠道，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打破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拓宽农业的利润空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借鉴陈学云与姜峥的研究方法[30-31]，选取的具体指标名称、概念及含义具体见表 1。
2.绿色城镇化的系统评价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只是聚焦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而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效率、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文明建设，推进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发展水平趋同，促进城乡一体化和融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也带来了区域发展不均衡、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衍生出绿色城镇化的发展理念。现阶段，学界主要从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角度研究绿色城镇化。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期，城镇化的核心包括人口、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多个层面。依据新时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内涵，借鉴熊湘辉等、徐家鹏等与王宾等的研究成果，从人口、经济、社会和生态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32-34]，其结构如表2所示。
3.城乡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
城乡差距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例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是存在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差距。实践表明，无论是自然禀赋还是人为原因都可以产生城乡差距，如各级政府的城乡不平衡发展战略、城市较丰富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等均将加大城乡差距。本文利用熵值法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作为负向指标，加权测度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其中，参考已有文献，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比值来衡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35]，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6]。
（二）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2009—2017年我国31个省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等。
三、系统耦合分析
根据构建的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经计算得到综合测度结果，在对三个系统进行初步解析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各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趋势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三个系统的协调耦合度。
（一）三个系统的初步解析
首先将评价指标划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使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利用熵值法确定三个子系统中各项指标的权重，最终通过加权得出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鉴于篇幅限制略去计算结果，邮件备索），据此可以观测全国整体和三大区域的三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动趋势，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 图1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三个系统综合指数的发展趋势各不相同。三个系统的综合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具体来看，在2009—2017年间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指数从0.20增长到0.28，整体上升但上升速度缓慢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表明我国农村产业融合进程刚刚起步并且虽有所进步但效率不高。绿色城镇化综合指数从2009年的0.38增长到2017年的0.55，初始水平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表明我国的绿色城镇化事业发展迅速。城乡均衡发展综合指数从2009年的0.45上升到2017年的0.76，上升速度较快，且均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2013年到2014年的上升幅度最大，2015到2017年逐渐趋于平稳。
分析图2可以发现，从农村产业融合系统综合指数来看，三大区域均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速度均较缓慢，农村产业融合度均在增大，但是农村产业融合度增长速度不快。中部和西部地区在2015年的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指数有所下降，产业融合度的增长趋势不够稳定。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高，中部地区的综合指数较高，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低于其余两个地区，这与我国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相符，我国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农业与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产业间的相互协调融合能力较强，使得农村产业融合度较高。
图3显示，從绿色城镇化系统综合指数来看，三大区域均呈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速度较快，表明我国绿色城镇化水平持续增长，并且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小。东部地区的绿色城镇化水平最高，西部地区的绿色城镇化水平相较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较低，但是西部地区绿色城镇化水平的上升幅度最大，城镇化水平正在慢慢趋近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的扩散效应较大，使得东部地区的绿色城镇化水平较高。
分析图4发现，从城乡均衡发展系统综合指数的整体来看，三大区域均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均在上升，其中2014年以前上升趋势明显，上升幅度与速度均较大，2014年以后上升幅度缩小并呈现逐渐趋于平稳的趋势。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小，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较为接近，2014年以前中部地区的综合指数小于东部地区，2014年以后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小于中部地区。从2009年到2017年，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上升幅度最大，上升速度也最大，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西部地区的总体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差距显著缩小。另外，由于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相较于其他地区来说处于较低水平，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对其产生显著的缩小作用，因此城乡均衡发展水平上升幅度较小。
（二）三个系统的耦合度分析
耦合度通常可以显示出各系统之间的动态关联，并且为系统间的动态关系提供定量化的测度[37]，根据逯进等的研究中对三个系统耦合度的测算方法[38]①，我国31个省市历年耦合度的计算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从全国层面看，三个系统的耦合度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和初级协调阶段，并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样本期间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发展、促进共同进步，但协调程度较低，两两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效果并不确定。从各地区层面看，相对于其他地区和全国，东部地区的耦合度最大，2009年到2012年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13到2017年处于中级协调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波动幅度最大，并且耦合度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最低;中部地区与全国的耦合度波动轨迹较为重合。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的三个子系统的综合指数都达到较高水平，三系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作用更强，导致三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较高;而西部地区由于实施的各种支持该地区发展的经济战略，使得三系统的综合指数增长速度较快，协同发展水平增长速度较快。
四、研究设计
前文的系统耦合分析测算了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程度，但仍有问题需要被讨论：第一，耦合效应分析只能揭示三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并未解释农村产业融合度、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对耦合度的影响，也没有明确三个子系统对耦合度影响的差异程度;第二，由于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个子系统两两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因此三者各自对耦合度的影响可能受其他子系统的干扰，而耦合效应分析也并未解释各系统相互作用后对耦合度如何进行影响。因此，论文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测度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城乡均衡发展和各交叉项与耦合度的线性关系，然后以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测度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对耦合度的非线性影响。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耦合度（cou）：依据逯进等研究中耦合度的计算公式（见前文脚注）计算所得[38]，并将三个子系统设置为同等重要，经过计算得出。
2.核心解释变量
（1）农村产业融合度（ind）：农村产业融合子系统综合指数。
（2）绿色城镇化水平（urb）：绿色城镇化子系统综合指数。
（3）城乡均衡发展水平（gap）：城乡均衡发展子系统综合指数。
（4）交叉项（indurb、indgap、urbgap）：交叉项可以很好地表现变量的间接作用，表现两个关键变量相互影响后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效果。
3.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将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35]、人力资本[39]等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人均总财政支出（f）和人力资本（edu）作为控制变量。
（二）模型设定
1.基准线性回归模型
coui，t=cons+α1indi，t+α2urbi，t+α3gapi，t+α4indurbi，t+α5indgapi，t+α6urbgapi，t+βcontroli，t+ei，t（1） [4] 李乾，芦千文，王玉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增收的互动机制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8（4）：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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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Green Urbanization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Urban and Rural Area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Linear and Non-linear Relations
Zhang Dongling1 Fan Weili1 Chen Jingshuai1，2
（1.Qingdao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Shandong 266061; 2.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new mode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lead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effectively drives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9 to 2017 a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synergistic effect analysis system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green urbanization and 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o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hree systems， and to discuss the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ordinated coupling 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systems in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nationwide and their differences. Further， a fixed-effects panel model and a threshold-effects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are construct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linear and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three systems and the degree of coupl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level of gr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crease year by year， an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systems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a single system on the coupling degree is weakened by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other two systems; there is a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all three systems on the coupling degree.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green urbanization;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upling effect; threshold effect
关键词：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城乡均衡发展;耦合效应;门槛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融合驱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调推进研究”（19BJY111）。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5-0053-018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5.005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要解决好农业发展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是关键。在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农村地区的产业规模化、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融合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能够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推动形成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由此成为新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依旧面临诸多挑战，农村产业融合度不高、绿色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减慢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问题持续困扰着农业农村发展。具体来看：一方面，成本、价格和资源环境等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农业农村的健康发展，推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相互渗透和融合发展成为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和消费需求转变带来的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依旧存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和融合发展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另外，传统城镇化走的是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进而忽视了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效率等问题，城市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失衡，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1]。与此同时，农村产业分离发展导致农业各个生产环节相互隔离，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主体利益联结较为松散，阻碍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城乡发展失衡会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因为农村落后贫穷而盲目流入城市，这并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相反还会给城市发展带来压力，同样劳动力的流失更是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化水平不高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仅依靠传统农业支撑，利润空间有限，农村产业结构无法完成转型升级，更难以与加工业、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融合发展。综上所述，农村产业融合能够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而城乡均衡发展将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进而能够提升农村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进一步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基于此，探索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当前实现我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协同发展效应的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对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进行系统解析的基础上，分析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城乡均衡发展与耦合度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讨论在两两系统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各系统对耦合度的影响效果，以期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界就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索，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针对农村产业融合与绿色城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首先就农村产业融合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李小静的研究指出突破传统城镇化的惯性思维，走以农村产业融合为推动力的城镇化模式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1]。张丽琴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会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2]。江洁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虽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在具体要求上有所差别，但是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3]。李乾等认为农村产业融合可以通过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4]。其次是针对城镇化进程对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王振坡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重构[5]。余兵以产业融合为视角，针对在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中如何创新农業旅游模式进行了讨论[6]。
二是就农村产业融合与城乡均衡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是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对城乡差距的影响问题，程莉等、杨晶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具有显著的增收作用[7-8]。张建武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可以显著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但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9]。赵晓锋等认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只能在微观层面上提高农民收入[10]。而李晓彤等却认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可以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11]。另一方面，研究城乡差距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方面的文献尚不多见，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如王兴国提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农业多功能性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2]。 三是关于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相互关系的讨论，其一是就城镇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分析，李林杰等和付波航等认为绿色城镇化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提升总体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13-14]。王子敏、潘竟虎的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15-16]。而王森却认为城镇化的提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7]。周少甫等、杨森平等和陈斌开等的研究认为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和U型规律[18-20]。丁志国等、欧阳金琼等和向书坚等发现在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21-23]。其二是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杨志海等和张耀军等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正向作用[24-25]。曾昭法和钟阳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26-27]。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两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多数学者针对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对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的影响，但鲜见研究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提出几个创新研究点：其一，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关系，并对这种交互作用关系进行测度;其二，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的变动对這种交互作用关系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与现有文献研究的差异包括：首先，提出一个研究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的研究框架，并以我国东、中、西部为样本进行系统耦合效应分析的实证研究;其次，引入交叉项，不仅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度、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分别对耦合度的影响，还探讨在两个解释变量相互影响后是否改变对耦合度的作用效果;最后，分析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对耦合度的门槛效应，合理地解释了三者的非线性影响。
二、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基于农村产业融合和绿色城镇化的概念内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多维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就绿色城镇化进行系统评价，进一步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对城乡均衡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农村产业融合的二维评价
根据已有文献，一方面可将产业融合定义为不同产业间的产品和服务进行重组整合;另一方面农村产业融合可以认为是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相互渗入与共同发展。苏毅清等认为，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中的细分产业相互渗透，第二、三产业向第一产业注入新资本带动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从而形成新产业形态的过程即为农村产业融合[28]。第二、三产业发展带动第一产业的利润上升进而提高农村居民利益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目的。
借鉴李芸等的研究方法[29]，本文主要围绕融合进程和效益两个方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融合进程”主要指农业自身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的进度;“融合效益”则指农村产业融合如何影响农村、农业和农民。另外，农村产业融合主要表现在农业与加工业、旅游业和服务业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由此可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三个维度进行融合水平的测度。对于融合效益来说，农村产业融合可以扩宽农民就业渠道，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打破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拓宽农业的利润空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借鉴陈学云与姜峥的研究方法[30-31]，选取的具体指标名称、概念及含义具体见表 1。
2.绿色城镇化的系统评价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只是聚焦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而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效率、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文明建设，推进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发展水平趋同，促进城乡一体化和融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也带来了区域发展不均衡、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衍生出绿色城镇化的发展理念。现阶段，学界主要从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角度研究绿色城镇化。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期，城镇化的核心包括人口、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多个层面。依据新时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内涵，借鉴熊湘辉等、徐家鹏等与王宾等的研究成果，从人口、经济、社会和生态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32-34]，其结构如表2所示。
3.城乡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
城乡差距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例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是存在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差距。实践表明，无论是自然禀赋还是人为原因都可以产生城乡差距，如各级政府的城乡不平衡发展战略、城市较丰富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等均将加大城乡差距。本文利用熵值法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作为负向指标，加权测度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其中，参考已有文献，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比值来衡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35]，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6]。
（二）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2009—2017年我国31个省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等。
三、系统耦合分析
根据构建的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经计算得到综合测度结果，在对三个系统进行初步解析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各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趋势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三个系统的协调耦合度。
（一）三个系统的初步解析
首先将评价指标划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使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利用熵值法确定三个子系统中各项指标的权重，最终通过加权得出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鉴于篇幅限制略去计算结果，邮件备索），据此可以观测全国整体和三大区域的三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动趋势，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 图1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三个系统综合指数的发展趋势各不相同。三个系统的综合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具体来看，在2009—2017年间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指数从0.20增长到0.28，整体上升但上升速度缓慢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表明我国农村产业融合进程刚刚起步并且虽有所进步但效率不高。绿色城镇化综合指数从2009年的0.38增长到2017年的0.55，初始水平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表明我国的绿色城镇化事业发展迅速。城乡均衡发展综合指数从2009年的0.45上升到2017年的0.76，上升速度较快，且均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2013年到2014年的上升幅度最大，2015到2017年逐渐趋于平稳。
分析图2可以发现，从农村产业融合系统综合指数来看，三大区域均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速度均较缓慢，农村产业融合度均在增大，但是农村产业融合度增长速度不快。中部和西部地区在2015年的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指数有所下降，产业融合度的增长趋势不够稳定。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高，中部地区的综合指数较高，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低于其余两个地区，这与我国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相符，我国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农业与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产业间的相互协调融合能力较强，使得农村产业融合度较高。
图3显示，從绿色城镇化系统综合指数来看，三大区域均呈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速度较快，表明我国绿色城镇化水平持续增长，并且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小。东部地区的绿色城镇化水平最高，西部地区的绿色城镇化水平相较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较低，但是西部地区绿色城镇化水平的上升幅度最大，城镇化水平正在慢慢趋近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的扩散效应较大，使得东部地区的绿色城镇化水平较高。
分析图4发现，从城乡均衡发展系统综合指数的整体来看，三大区域均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均在上升，其中2014年以前上升趋势明显，上升幅度与速度均较大，2014年以后上升幅度缩小并呈现逐渐趋于平稳的趋势。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小，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较为接近，2014年以前中部地区的综合指数小于东部地区，2014年以后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小于中部地区。从2009年到2017年，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上升幅度最大，上升速度也最大，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西部地区的总体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差距显著缩小。另外，由于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相较于其他地区来说处于较低水平，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对其产生显著的缩小作用，因此城乡均衡发展水平上升幅度较小。
（二）三个系统的耦合度分析
耦合度通常可以显示出各系统之间的动态关联，并且为系统间的动态关系提供定量化的测度[37]，根据逯进等的研究中对三个系统耦合度的测算方法[38]①，我国31个省市历年耦合度的计算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从全国层面看，三个系统的耦合度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和初级协调阶段，并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样本期间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发展、促进共同进步，但协调程度较低，两两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效果并不确定。从各地区层面看，相对于其他地区和全国，东部地区的耦合度最大，2009年到2012年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13到2017年处于中级协调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波动幅度最大，并且耦合度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最低;中部地区与全国的耦合度波动轨迹较为重合。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的三个子系统的综合指数都达到较高水平，三系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作用更强，导致三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较高;而西部地区由于实施的各种支持该地区发展的经济战略，使得三系统的综合指数增长速度较快，协同发展水平增长速度较快。
四、研究设计
前文的系统耦合分析测算了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程度，但仍有问题需要被讨论：第一，耦合效应分析只能揭示三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并未解释农村产业融合度、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对耦合度的影响，也没有明确三个子系统对耦合度影响的差异程度;第二，由于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个子系统两两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因此三者各自对耦合度的影响可能受其他子系统的干扰，而耦合效应分析也并未解释各系统相互作用后对耦合度如何进行影响。因此，论文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测度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城乡均衡发展和各交叉项与耦合度的线性关系，然后以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测度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对耦合度的非线性影响。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耦合度（cou）：依据逯进等研究中耦合度的计算公式（见前文脚注）计算所得[38]，并将三个子系统设置为同等重要，经过计算得出。
2.核心解释变量
（1）农村产业融合度（ind）：农村产业融合子系统综合指数。
（2）绿色城镇化水平（urb）：绿色城镇化子系统综合指数。
（3）城乡均衡发展水平（gap）：城乡均衡发展子系统综合指数。
（4）交叉项（indurb、indgap、urbgap）：交叉项可以很好地表现变量的间接作用，表现两个关键变量相互影响后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效果。
3.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将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35]、人力资本[39]等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人均总财政支出（f）和人力资本（edu）作为控制变量。
（二）模型设定
1.基准线性回归模型
coui，t=cons+α1indi，t+α2urbi，t+α3gapi，t+α4indurbi，t+α5indgapi，t+α6urbgapi，t+βcontroli，t+ei，t（1） [4] 李乾，芦千文，王玉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增收的互动机制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8（4）：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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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Green Urbanization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Urban and Rural Area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Linear and Non-linear Relations
Zhang Dongling1 Fan Weili1 Chen Jingshuai1，2
（1.Qingdao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Shandong 266061; 2.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new mode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lead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effectively drives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9 to 2017 a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synergistic effect analysis system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green urbanization and 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o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hree systems， and to discuss the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ordinated coupling 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systems in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nationwide and their differences. Further， a fixed-effects panel model and a threshold-effects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are construct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linear and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three systems and the degree of coupl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level of gr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crease year by year， an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systems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a single system on the coupling degree is weakened by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other two systems; there is a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all three systems on the coupling degree.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green urbanization;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upling effect; threshold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