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以辅佐齐桓公治国理政、强国富民的成功政治实践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富有鲜明特色和独特价值的领导素质与领导艺术思想。特别是《管子·牧民》中集中提出的“无私、审时、察用、备官”这几项关键素质，对当今领导者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管子云：“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对作为传统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来说，以正确的标准来选拔和使用正确的人，打造一个以君主为首的领导团队，无疑是关系国家治理状况乃至安危存亡的关键因素。这既要求为君者具备良好的德行和高远的抱负，因为它将决定作为下属的各类人才的自觉认同和主动追随，又需要为君者有良好的识人用人的态度、眼光和标准，因为这将决定他所选任的人才的德行、素质和能力能否胜任所担负的职责。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是各诸侯国君主德行和治国能力的较量，也是他们吸引、选拔和任用人才的能力比拼。正如齐桓公任用管仲而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一样，只有那些善于和敢于任用优秀人才的君主，才能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
　　正因如此，管子明确提出了为君者识人用人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具体标准：“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这里，管子提出的“无私、审时（知时）、察用、备官”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为执政者制定的选任人才的综合标准，也是对各层级官员素质的全面要求，体现着管子对领导素质、领导能力和领导谋略的深刻认识。
　　无 私
　　无私是为官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管子将其视为为君者最高的品德要求，“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君主德行端正、以民为本、处事公正、用人恰当，民众自然就会上行下效，认同领导，服从管理，也才会使那些正直、诚恳、有为之士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所谓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道之君必须“善明设法，而不以私访者也”。管子云：“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这就是说，“德正”“身立”是为君、为官之本，是“治官化民”、发挥领导力的前提和根本要求。用现代领导学的话来说，领导者的无私公正、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等道德品质，是赢得下属的自觉追随和民众的广泛认同的首要因素，也是关键的领导力。“行不正则民不服。”进一步来说，为君者治国理政所必备的“法、术、势”等领导谋略，必须建立在“无私”“德正”的道德基础上，才能成为卓有成效的领导艺术，而不是包藏祸心的阴谋诡计或控制技巧。“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聪明”，管子所阐述的这一领导观、人才观，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领导素质观的最早阐述之一，与后世儒家圣贤的人格理想和“修己安人”的领导观一脉相承。
　　审 时
　　执政者作出任何决策都要顺应时势的变化，“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如果固守教条，不知变通，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功。正如管子指出的，执政者要想引领诸侯、匡正四海，不能单凭兵力强盛而取胜，“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也就是说，要充分了解各种因素，权衡利弊，顺势采取行动，才是真正的“王者之术”。所以，再圣明的君主，再高超的谋略，也不如审时度势重要。“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这是管子辅助齐桓公审时度势、称霸諸侯的经验总结，也与当代的情境领导或权变领导的理念多有相通之处。因此，知时审势，把握机会，既是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也是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
　　察 用
　　察用即“察于用”，是“明察材用”的意思，指的是领导者的经济观念和绩效意识等内容。高度重视“通货积财”，打造国家强盛的经济基础，是管子国家治理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管子以国富民强为目标，强调为君者要有经济头脑，掌握“轻重之术”，按经济规律办事，勤俭戒奢，掌控好国家的财政命脉。《管子·幼官》把“计凡付终，务本饬末则富”与“尊贤授德、身仁行义、审谋章礼、明法审数”等并列，作为对君主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求统治者懂经济，重视农业生产，建立经济核算方面的制度，控制好各项成本。这与管子著名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反映着管子独到的经济眼光。对于领导者来说，懂得经济规律，促进财富增长，合理利用财富，才能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所以，管子提出的“察用”，从现代领导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自觉的绩效意识和成本效益观念，公正合理地配置和开发组织资源，尽可能以较低的成本或资源投入，高效率地达成最高效的组织目标。
　　备 官
　　备官就是选人用人，要求领导者要有识人的眼光、容人的胸怀和用人的气度。在这方面，齐桓公当政的前期正是因为善于“备官”，选拔并任用了一个以管仲为首，包括鲍叔牙、王子城父、宾胥无、宁戚、隰朋等在内的强有力的领导团队，才成就了诸侯霸主的地位，堪称善于“备官”的典范。同样，管子深知人才对国家强盛的价值，只有善用天下人才之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王者。“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管子也从自己被齐桓公赏识和信任的经历中体会到为政者选人用人的重要性，并积极地为齐桓公推荐、选拔和识别人才。可见，执政者善于识人用人，礼贤下士，充分信任和授权，诚恳接受下属的意见，才能更好地吸引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获得事业的成功。管子指出：“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则不公矣。”如果君主事必躬亲，干预过多，必然影响臣子才能和积极性的发挥。君主的责任在于量才用人，论功行赏，“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才能达到“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的效果。所以，有作为的君主应该是以“无私”之心来选拔和任用各类人才的明君。“任用贤士”是管子提出的“明君”必备的“六务”之一（另外五个是：节约用财、重视法度、刑罚得当、注重天时、注重地利）。管子还提出了明君识人用人的三个根本原则：“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这三个原则可以说是对齐国开国之君姜太公提出的“尊贤智、赏有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按照“德、绩、能”这三个重要标准来识人用人和奖励提拔人才，这才是正确的“备官”之道。离开了这三个根本原则，一旦任用了那些品德低劣、能力不强的人作为领导者，必然让真正的人才难以发挥作用，最终招致国家的祸乱。
　　当然，吊诡的是，齐桓公和管子双双为后世领导者的识人用人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样本。对齐桓公来说，因为接受鲍叔牙的举荐而大胆起用与自己有杀身之仇但有能力的管仲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但其在晚年却因背弃管仲的临终遗言而重用竖刁等“无德”佞臣这一重大的用人过失，最终落得一代霸主被活活饿死以致“身死不葬，虫流出户”的凄惨结局。对管仲来说，在其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遇到了充分赏识并无私推荐自己的伯乐鲍叔牙和敢于任用自己的齐桓公，把握了成就自己功业的绝佳机会。但遗憾的是，管仲在辅助齐桓公的过程中并没有为齐国选拔出能够接替自己、堪当大任的“德才兼备”的辅政者，以致在其身后，齐桓公重新起用被管仲贬弃不用的“竖刁、易牙、开方”等逢迎巴结的“小人”，最终酿成齐桓公晚年“五公子争立”的混乱政局。就此而言，齐桓公、管仲的成败均系于对人才的选任问题，恰如汉代刘向所说：“一人之身，荣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异也。”所以，宋代诗人苏洵在《管仲论》中惋惜地指出：“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者，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并由此发出“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这一沉重的历史之叹。可见，领导者识人用人之重要与不易，也愈发显现出领导者“正确地用人”和“用正确的人”对组织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值得今天的领导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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