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日本根津美术馆重新开放。它刚经历了一年的维修，维修基金来自拍卖清朝中国宫廷的御用钟表。此次拍卖的15件清宫御用钟表大多于乾隆末年在广州制造，然而，它们的源头则要追溯到明末清初来中国的一批传教士。
　　
　　2008年5月27日，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了“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藏清宫御藏钟表”拍卖会，整整一天，大厅里一直飘扬着昔日清宫御藏钟表发出的迷人钟声，成千的访客争相参观这200年来难得一见的钟表收藏。
　　
　　最初西洋钟都来自欧洲，最受欢迎的是英国与瑞士两国制造的时钟，两者均见于根津美术馆藏品中。但随着各级大臣，甚至民间雅士也开始玩“西洋钟”，西式钟开始出现“中国造”。
　　中国仿制西洋钟表始于上海。万历年间李绍文著《云间杂识》载：“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余于金陵王太稳处亲见。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第彼所制高广不过寸许，上海则大于斗矣。”
　　自康熙后期至清末，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御制钟”、“广造钟”和“苏造钟”三足鼎立的状况。当时的“广造钟”制造技艺已接近当时欧洲制钟的水平。
　　“广造钟”能成为皇家御藏的奢侈品绝非偶然，在清代的多次海禁中，广州一直是唯一的海外贸易地，因此广州工匠所受影响也最大。“广造钟”中还有一种特别创意——水法，也就是在钟表上制造出小喷泉，因水法装置及旋转方式不同，会出现上喷水、下喷水、平流水等效果。
　　当时进口欧洲钟表的造型，多以反映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题材为主，如牧羊、郊游和跳舞场面，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化故事等。在御用“广造钟”中，则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佛塔、宝葫芦、蝙蝠，仙鹿、大象等等。
　　
　　官办“做钟处”诞生
　　
　　康熙不仅热衷于搜集各种西洋钟表和科学仪器，还在内务府造办处内建立了一个“做钟处”，专门负责仿制欧洲机械钟。康熙47年（1708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进贡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朱批：“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以后不必进。”这说明康熙后期，清宫自鸣钟处生产的自鸣钟质量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进口钟表。
　　做钟处的职能是按照皇帝要求制造、修理御用钟表。根据任务大小、繁难程度建立限期，遵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所需物料由查核房核定数目，持印有“造办处”字样的红票，开列名目分别向工部、户部及内务府六库领取。每一件钟表制造完成后，钟上的主要部件如发条、钟架、钟底、表盘等都需署名，以备查核。
　　做钟处内，广匠和西洋匠手艺最精。他们不仅会制作钟表，而且通晓数学、音乐、绘画等技艺。广匠一般由广东督抚选送入京，往往是民间钟表制作的佼佼者，极个别手艺出众的广匠甚至可携带家眷入京。他们每月得到钱粮四、五两，饭银二、三两，这些钱由广东督抚负责发放。
　　相比国内的一般匠役，西洋钟表匠的待遇就优厚多了。据中西文挡案，从康熙40年（1701年）起到其去世的20年间，先后有陆伯嘉、杜德美、林济各、严嘉乐等6位西洋钟表匠进入清廷制造自鸣钟，另一位著名的瑞士钟表大师林济各进入清宫主持自鸣钟的制造，使清宫的自鸣钟制造的水准大大提高。
　　
　　衰落帝国、衰落的钟
　　
　　中国十八世纪清宫御用钟表的奢华只是昙花一现，与大帝国的颓相渐露相应，模仿西方的钟表制造技术逐渐落后了。
　　十八世纪，欧洲的机械钟已成功应用“摆”的等时性，用“摆”作为调整器，不仅简化了齿轮结构还提高了准确度。而同期冶金技术的进步，使得发条得以应用，为钟表体积的微缩开拓了道路。
　　与此同时，清朝国势日益衰微，使得宫廷无法顾及各处。到了晚清，圆明园渐渐萧条了，做钟处这样的小角落也冷清下来。
　　严格的纪律已成一纸空文，西洋钟表匠早就相继离去，广东的匠役也假借事病、省亲等名目纷纷逃跑。道光31年，做钟处匠役有两个人3个月“未见当差，屡传不到”。同治12年8月20日，做钟处太监韩得安出去剃头，从此杳如黄鹤。
　　清代的衰亡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这些清宫鼎盛时期的钟表杰作也无法复制往日的繁华，只得留下落寞却又璀璨的光辉，供时人赏玩、回忆。
　　此次拍品中还有一对珍贵的怀表。据说此表是马戛尔尼使团出使清廷时，为乾隆皇帝准备的礼物。尽管使团黯然离去，乾隆也堂而皇之地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但这对小巧的怀表其实很得乾隆欢心。一个世纪之后，末代皇帝溥仪也对它珍爱万分，1924年逃离紫禁城时，对这双美轮美奂的怀表仍不忍舍弃。或许他知道，这一走，一切奢华都将落幕，留下一个珍爱之物当作念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