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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四条中华烟，弄两张门票吧？”经历过只有2名观众的惨淡，如今面对嘻哈包袱铺的成功，高晓攀除了认真当好“艺人” 外，正在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管理者。
2011年4月，嘻哈包袱铺沪上“路演”，首战告捷。
已经创立三年的相声团队第一次不依赖第三方，以自负盈亏、自主操作的新模式在上海举办了专场演出，并且借助微博营销取得了成功。对北方文化一向排斥、喜欢“清口”的上海人，居然让690人的演出场地座无虚席，黄牛更是将票价炒到几十倍。
对于嘻哈包袱铺来说，“上海是一个新的开始，零的开始”。而对于26岁的少掌柜高晓攀来说，上海的成功也是他从一名艺人向企业管理者成功转变的开始。
经历过只有2名观众的惨淡，面对嘻哈包袱铺今天的成功，高晓攀已历练得越发淡定。比起苦心经营七八年才成气候的德云社，他一手创立的嘻哈包袱铺不得不说是一波强劲的“长江后浪”。2008年5月成立“后来者居上”：在德云社上座率不到七成的情况下，嘻哈包袱铺一周16场演出，5个500座剧场依旧能场场客满。
这在一直不温不火、处境尴尬的相声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第一个月演出兜里只剩27块
“ 80后符号”定位成功
当初高晓攀创办北京相声青年剧团时，发展并不顺利。剧团遭遇解散，他为了养活自己在西单当导购，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刷油漆。后来还到当时的德云社说了一年半相声，但由于观念上的差异，高晓攀最终离开，开始了为时一年的走场演出。
直到2008年5月的一天，孟老板向高晓攀发出了邀请：“周五（的场口）没有人敢接，你有没有兴趣来？”似乎之前所有的积淀，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开花结果。高晓攀毫不犹豫一口应承了下来，并在第一时间招兵买马，找到连旭、王惟、尤宪超（如今也是包袱铺成员）。当天凌晨两点钟在宣武区的一家饮品店里，几人一拍即合。
半个月后，嘻哈包袱铺开始了第一场演出。虽然没有出现无人捧场的悲惨局面，但20元一张的票价和一个月仅有的4场演出，让高晓攀在付完人工、场地等所有费用之后，手中只剩下27块钱。作为团队里惟一一位外地人和惟一一位没有其他工作专职说相声的人，高晓攀面临的压力任何人都无法想像。
即便生活都要靠朋友不着痕迹地接济，高晓攀都还是没有停止去琢磨怎么能把观众逗乐。第二个月，适逢儿童节，高晓攀灵机一动要求进场观众都戴上红领巾，让已经长大的80后一代以此追忆童年。那一场演出之后，观众们了解到包袱铺80后的风格。但是当时高晓攀对这个概念还很模糊，认为80后的风格就是长在80年代的这一群孩子说相声这么一件事。
后来高晓攀发现来听他说相声的观众基本都是同龄人，一些流行的话题和语言更能引起共鸣。于是他在创作的相声段子里融入了很多时下年轻人中流行的词汇和内容，同时将一些传统戏曲部分用流行歌曲替代。这样的改变果然更符合年轻人的胃口，越来越多的80后观众开始到广茗阁听相声。
如苦行僧般苦中作乐的执着和坚持，终于迎来了高晓攀和嘻哈包袱铺的第一个转折点。2008年12月，《法制晚报》头版头条报道《80后孩子说相声，嘻哈包袱铺火了》。《鲁豫有约》也邀请高晓攀做客。
经过媒体报道，嘻哈包袱铺“80后相声”的符号更加突出和鲜明。
商家闻风而动。红星二锅头买下嘻哈包袱铺的广告位，用来推广一款年轻人的婚宴用酒——红双喜酒；肯德基找高晓攀合作，做全国高校巡回演出。
本来早就可以场场售罄的门票，经此一役更是一票难求，甚至有熟人找上门来：“晓攀，给你四条中华烟，你给我弄两张门票吧？”名不见经传的嘻哈包袱铺，在开张后的半年时间里，打80后的旗号，迅速在相声界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丢了阵地又丢“兵”
危机变契机
广茗阁的老板看到嘻哈包袱铺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愈发觉得20元的票价，太低太亏。于是，他想要将第一排的票价定为280元。由于与剧场方在售票权和票价上存在异议，几次沟通和谈判未果，嘻哈包袱铺被迫离开广茗阁。
高晓攀回忆：“其实当时我比任何人都害怕走这一步，因为我知道失去广茗阁的严重性，那是我们开始的地方，离开意味着重新开始。我的性格告诉我要离开，没有剧场我们可以去公园说，去马路上说，但是我们不能失去观众。”
这时已经“觊觎”北京相声圈已久的一位钢铁大亨，以保底一万元的月薪，每场演出提成300元的优厚待遇，到这个本已有些军心动摇的团队里挖角。
面对实实在在的利益诱惑，已经有人把持不住。于是，本来已经由于失去剧场而情绪低落的高晓攀，又要因为即将面临的大量人员流失而焦头烂额。
此时高晓攀受邀参加台湾某活动，巧遇台湾传媒界大亨邱复生。高向邱复生请教解决之道。邱复生谈到：“你可以问问王伟忠的经验。他做《康熙来了》的时候，也曾面临严重的挖角事件，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了这种疑虑，很快就培养出了一批新人。王之所以摆脱危机，是因为他的模式很成功。任何一个企业，人员不流动是不正常的。但在人员流动时还不影响企业运转，惟一的方法就是复制成功模式，做大品牌。”
回京后，他一边对演员们挨个劝说和挽留，一边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企业管理经营、做好企业品牌上。
高晓攀的执着和对嘻哈包袱铺未来发展的清晰思路，打动和说服了大多数愿意和他一起奋斗的人。挖角事件也以富商的消失而不了了之。
这次危机虽然在最后关头化解于无形，但高晓攀已经意识到品牌和复制模式的重要性。他开始大量阅读商业财经类杂志和管理类书籍，来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高晓攀积极地与企业合作，比如与清华紫光合作开展公益活动；与卡酷动画频道合作开发漫画和动画片等衍生品；参加世博会百名笑星庆世博活动等等，一切可以提高嘻哈包袱铺品牌知名度的活动，高晓攀都尽可能地抓住机会。
据高晓攀透露，已经有不少投资人找过他，但他都婉言拒绝了。他希望，等到他做好完全的准备，遇到一个“臭味相投”的投资人，那时，就是嘻哈包袱铺该出手的时候了。
2011年4月，嘻哈包袱铺沪上“路演”，首战告捷。
已经创立三年的相声团队第一次不依赖第三方，以自负盈亏、自主操作的新模式在上海举办了专场演出，并且借助微博营销取得了成功。对北方文化一向排斥、喜欢“清口”的上海人，居然让690人的演出场地座无虚席，黄牛更是将票价炒到几十倍。
对于嘻哈包袱铺来说，“上海是一个新的开始，零的开始”。而对于26岁的少掌柜高晓攀来说，上海的成功也是他从一名艺人向企业管理者成功转变的开始。
经历过只有2名观众的惨淡，面对嘻哈包袱铺今天的成功，高晓攀已历练得越发淡定。比起苦心经营七八年才成气候的德云社，他一手创立的嘻哈包袱铺不得不说是一波强劲的“长江后浪”。2008年5月成立“后来者居上”：在德云社上座率不到七成的情况下，嘻哈包袱铺一周16场演出，5个500座剧场依旧能场场客满。
这在一直不温不火、处境尴尬的相声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第一个月演出兜里只剩27块
“ 80后符号”定位成功
当初高晓攀创办北京相声青年剧团时，发展并不顺利。剧团遭遇解散，他为了养活自己在西单当导购，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刷油漆。后来还到当时的德云社说了一年半相声，但由于观念上的差异，高晓攀最终离开，开始了为时一年的走场演出。
直到2008年5月的一天，孟老板向高晓攀发出了邀请：“周五（的场口）没有人敢接，你有没有兴趣来？”似乎之前所有的积淀，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开花结果。高晓攀毫不犹豫一口应承了下来，并在第一时间招兵买马，找到连旭、王惟、尤宪超（如今也是包袱铺成员）。当天凌晨两点钟在宣武区的一家饮品店里，几人一拍即合。
半个月后，嘻哈包袱铺开始了第一场演出。虽然没有出现无人捧场的悲惨局面，但20元一张的票价和一个月仅有的4场演出，让高晓攀在付完人工、场地等所有费用之后，手中只剩下27块钱。作为团队里惟一一位外地人和惟一一位没有其他工作专职说相声的人，高晓攀面临的压力任何人都无法想像。
即便生活都要靠朋友不着痕迹地接济，高晓攀都还是没有停止去琢磨怎么能把观众逗乐。第二个月，适逢儿童节，高晓攀灵机一动要求进场观众都戴上红领巾，让已经长大的80后一代以此追忆童年。那一场演出之后，观众们了解到包袱铺80后的风格。但是当时高晓攀对这个概念还很模糊，认为80后的风格就是长在80年代的这一群孩子说相声这么一件事。
后来高晓攀发现来听他说相声的观众基本都是同龄人，一些流行的话题和语言更能引起共鸣。于是他在创作的相声段子里融入了很多时下年轻人中流行的词汇和内容，同时将一些传统戏曲部分用流行歌曲替代。这样的改变果然更符合年轻人的胃口，越来越多的80后观众开始到广茗阁听相声。
如苦行僧般苦中作乐的执着和坚持，终于迎来了高晓攀和嘻哈包袱铺的第一个转折点。2008年12月，《法制晚报》头版头条报道《80后孩子说相声，嘻哈包袱铺火了》。《鲁豫有约》也邀请高晓攀做客。
经过媒体报道，嘻哈包袱铺“80后相声”的符号更加突出和鲜明。
商家闻风而动。红星二锅头买下嘻哈包袱铺的广告位，用来推广一款年轻人的婚宴用酒——红双喜酒；肯德基找高晓攀合作，做全国高校巡回演出。
本来早就可以场场售罄的门票，经此一役更是一票难求，甚至有熟人找上门来：“晓攀，给你四条中华烟，你给我弄两张门票吧？”名不见经传的嘻哈包袱铺，在开张后的半年时间里，打80后的旗号，迅速在相声界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丢了阵地又丢“兵”
危机变契机
广茗阁的老板看到嘻哈包袱铺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愈发觉得20元的票价，太低太亏。于是，他想要将第一排的票价定为280元。由于与剧场方在售票权和票价上存在异议，几次沟通和谈判未果，嘻哈包袱铺被迫离开广茗阁。
高晓攀回忆：“其实当时我比任何人都害怕走这一步，因为我知道失去广茗阁的严重性，那是我们开始的地方，离开意味着重新开始。我的性格告诉我要离开，没有剧场我们可以去公园说，去马路上说，但是我们不能失去观众。”
这时已经“觊觎”北京相声圈已久的一位钢铁大亨，以保底一万元的月薪，每场演出提成300元的优厚待遇，到这个本已有些军心动摇的团队里挖角。
面对实实在在的利益诱惑，已经有人把持不住。于是，本来已经由于失去剧场而情绪低落的高晓攀，又要因为即将面临的大量人员流失而焦头烂额。
此时高晓攀受邀参加台湾某活动，巧遇台湾传媒界大亨邱复生。高向邱复生请教解决之道。邱复生谈到：“你可以问问王伟忠的经验。他做《康熙来了》的时候，也曾面临严重的挖角事件，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了这种疑虑，很快就培养出了一批新人。王之所以摆脱危机，是因为他的模式很成功。任何一个企业，人员不流动是不正常的。但在人员流动时还不影响企业运转，惟一的方法就是复制成功模式，做大品牌。”
回京后，他一边对演员们挨个劝说和挽留，一边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企业管理经营、做好企业品牌上。
高晓攀的执着和对嘻哈包袱铺未来发展的清晰思路，打动和说服了大多数愿意和他一起奋斗的人。挖角事件也以富商的消失而不了了之。
这次危机虽然在最后关头化解于无形，但高晓攀已经意识到品牌和复制模式的重要性。他开始大量阅读商业财经类杂志和管理类书籍，来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高晓攀积极地与企业合作，比如与清华紫光合作开展公益活动；与卡酷动画频道合作开发漫画和动画片等衍生品；参加世博会百名笑星庆世博活动等等，一切可以提高嘻哈包袱铺品牌知名度的活动，高晓攀都尽可能地抓住机会。
据高晓攀透露，已经有不少投资人找过他，但他都婉言拒绝了。他希望，等到他做好完全的准备，遇到一个“臭味相投”的投资人，那时，就是嘻哈包袱铺该出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