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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上海市作家协会一级作家。《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目前，作者致力于“行走文学”的创作，著有“叶永烈看世界”系列图书。
在低矮的棚屋后面，雄伟的台北101高楼矗立于蓝天之下。这就是台湾的昨日与今天，这就是台湾的旧貌与新颜，这就是台湾的历史与现在。
眷村，对于大陆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原先对眷村也一无所知。很偶然，在上海有一次看台湾电视节目，其中有一部关于眷村的专题纪录片，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后来，又从报纸上读到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主持人胡一虎的回忆文章，标题就是《在眷村长大的孩子》。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另一节目主持人吴小莉，也是“在眷村长大的孩子”。就连宋楚瑜、邓丽君、归亚蕾，也是在眷村度过童年时光。
所谓“眷村”，就是家眷之村。1949年，蒋介石带着150万党政军干部及其家眷从大陆败退台湾。其中，60万是军人。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到台湾，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其中特别是住，要安顿150万人住下来，很不容易。其中的60万军人住入军营，而军营的建设是由政府出资解决的。但是，那么多家眷怎么办？倘若不安排好家眷的住宿，势必影响军心。于是，国民党当局只得拨款成批搭建简陋的临时房，安顿这几十万家眷暂时住下来。当时，蒋介石雄心勃勃要“三年反攻大陆”，一旦“反攻大陆”成功，就可以回到老家去，所以只作临时性的安排。谁知年复一年，“反攻大陆”成了泡影，临时性的简陋棚屋成了永久性住宅。这种成片成批的简陋棚屋，便是“眷村”。
当时规模最大的眷村不在台北，而是在高雄左营，那里新建了22个眷村，形成了一大片“眷区”。眷村的居民在1955年又增加了一批。那是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队所占的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之后，大陈岛失去外围屏障，台湾“国防部”被迫实施“大陈撤退”计划。2月7日，由美军第七舰队132艘、台湾27艘舰船组成混合船队（包括6艘航空母舰）抵达大陈海域，从大陈、竹屿、披山、渔山诸岛撤走国民党正规部队10000人、游击队4000人、居民17000余人。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登上大陈岛的时候，全岛只发现一位病重的老人。这些从大陈被裹胁撤退到台湾的居民，同样被安排住进眷村。
一说起眷村，在台北长大的我的长媳很熟悉。她说，当时她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住在眷村。她由于外公是国民党中将，所以没有住在眷村。当年在台湾，眷村比比皆是。据统计，当时全台湾共有眷村763个，眷户96 082家。不过，随着台湾经济的繁荣，住了几十年的眷村逐渐被拆除，建起高楼大厦。她告诉我，如今在台北，眷村已经不多了，她也已經多年没有去过眷村了，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有眷村？于是，她给台北的朋友打电话，得知在台北市中心信义路五段，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附近，还保留了一部分眷村，那里已经成为“眷村博物馆”的所在地。
于是，我们一家前往信义路五段。那一带，如今是台北市中心现代化的新区，台北市政府、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台北101大楼以及五星级的君悦饭店。真没想到，在这样繁华高档的地区，居然有一片破屋陋室的眷村。其实，准确地说，这里原本是一大片难挡风雨的眷村，被拆除之后，建起了那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到那里，我就见到“台北市信义区公民会馆”的牌子。所谓“公民会馆”，其实也就是眷村博物馆。
这里原本是台北市第一个眷村，即松勤街50号的“四四南村”。四四南村的居民为来自大陆青岛的联勤四十四兵工厂的员工及眷户们居住的区域，这里曾经是日军陆军库房。四四南村原计划在1999年拆除，但在1991年3月被台北市政府列为“历史建筑物”，并在1993年10月，改为“台北市信义区公民会馆”，将眷村内的生活用博物馆的方式展出，并提供市民租借为展览活动场地。
据说，在高雄左营也有一座“高雄市眷村文化馆”。应当说，在都市进行翻天覆地的大建设之际，有意把一小块的眷村作为“历史建筑物”保留下来，这是有历史眼光的举措。如今那里成了眷村最形象、最生动的记录，成为台湾人“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的地方。
当我走进“台北市信义区公民会馆”，所有的房屋都可以用低矮、拥挤、简陋来概括。眷村的房屋，最初并没有砖墙，只是用竹片编成篱笆，然后在上面糊上石灰泥巴，顶上铺稻草。这样的房子怎能抵挡台湾那频频的台风？再说，初期的眷村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当然也没有抽水马桶，仅靠井水作为水源。后来眷村慢慢进行改建。我在“台北市信义区公民会馆”所见到的眷村房屋，已经是砖墙、瓦顶了，也有自来水，但是房屋依然简陋，而且两排房屋之间只隔着一条仅宽一两米的弄堂。我在眷村中穿行，不由得记起上海当年的棚户区，几乎一模一样。
眷村住的绝大部分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在密集而艰难的居住环境下，外省人互相帮助，形成强烈的“外省人意识”。来自大陆不同省份的外省人，在眷村开起了饮食店，各种流派、风格的大陆菜肴、小吃，在眷村“百花齐放”。与此同时，眷村人很少与当地人交流，眷村又成了相对封闭的社区。
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条件改善，眷村里的外省人买了新房，纷纷迁出眷村，而把眷村的老房子出租，一些贫苦的本省人则迁入眷村。眷村开始打破了原先的封闭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眷村逐渐被拆除，在原址盖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眷村成了台湾人的一段历史，一段记忆。
迄今，在台湾还有一部分眷村仍然存在。在选举时节，眷村理所当然成为国民党的“铁票仓”。在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际，高雄左营眷村一位饮食店老板捐献19 000只饺子，免费请眷村的邻居们吃，每客19只饺子，取义于“英九”的谐音“一九”。这一顿特殊的饺子宴，折射出眷村居民们对于国民党的一片深情。
我走进眷村，又重温了台湾这段浓缩于眷村的特殊历史。那天阳光灿烂。我在拍摄眷村的时候，在低矮的棚屋后面，雄伟的台北101高楼矗立于蓝天之下。这就是台湾的昨日与今天，这就是台湾的旧貌与新颜，这就是台湾的历史与现在。
编辑：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
在低矮的棚屋后面，雄伟的台北101高楼矗立于蓝天之下。这就是台湾的昨日与今天，这就是台湾的旧貌与新颜，这就是台湾的历史与现在。
眷村，对于大陆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原先对眷村也一无所知。很偶然，在上海有一次看台湾电视节目，其中有一部关于眷村的专题纪录片，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后来，又从报纸上读到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主持人胡一虎的回忆文章，标题就是《在眷村长大的孩子》。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另一节目主持人吴小莉，也是“在眷村长大的孩子”。就连宋楚瑜、邓丽君、归亚蕾，也是在眷村度过童年时光。
所谓“眷村”，就是家眷之村。1949年，蒋介石带着150万党政军干部及其家眷从大陆败退台湾。其中，60万是军人。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到台湾，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其中特别是住，要安顿150万人住下来，很不容易。其中的60万军人住入军营，而军营的建设是由政府出资解决的。但是，那么多家眷怎么办？倘若不安排好家眷的住宿，势必影响军心。于是，国民党当局只得拨款成批搭建简陋的临时房，安顿这几十万家眷暂时住下来。当时，蒋介石雄心勃勃要“三年反攻大陆”，一旦“反攻大陆”成功，就可以回到老家去，所以只作临时性的安排。谁知年复一年，“反攻大陆”成了泡影，临时性的简陋棚屋成了永久性住宅。这种成片成批的简陋棚屋，便是“眷村”。
当时规模最大的眷村不在台北，而是在高雄左营，那里新建了22个眷村，形成了一大片“眷区”。眷村的居民在1955年又增加了一批。那是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队所占的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之后，大陈岛失去外围屏障，台湾“国防部”被迫实施“大陈撤退”计划。2月7日，由美军第七舰队132艘、台湾27艘舰船组成混合船队（包括6艘航空母舰）抵达大陈海域，从大陈、竹屿、披山、渔山诸岛撤走国民党正规部队10000人、游击队4000人、居民17000余人。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登上大陈岛的时候，全岛只发现一位病重的老人。这些从大陈被裹胁撤退到台湾的居民，同样被安排住进眷村。
一说起眷村，在台北长大的我的长媳很熟悉。她说，当时她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住在眷村。她由于外公是国民党中将，所以没有住在眷村。当年在台湾，眷村比比皆是。据统计，当时全台湾共有眷村763个，眷户96 082家。不过，随着台湾经济的繁荣，住了几十年的眷村逐渐被拆除，建起高楼大厦。她告诉我，如今在台北，眷村已经不多了，她也已經多年没有去过眷村了，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有眷村？于是，她给台北的朋友打电话，得知在台北市中心信义路五段，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附近，还保留了一部分眷村，那里已经成为“眷村博物馆”的所在地。
于是，我们一家前往信义路五段。那一带，如今是台北市中心现代化的新区，台北市政府、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台北101大楼以及五星级的君悦饭店。真没想到，在这样繁华高档的地区，居然有一片破屋陋室的眷村。其实，准确地说，这里原本是一大片难挡风雨的眷村，被拆除之后，建起了那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到那里，我就见到“台北市信义区公民会馆”的牌子。所谓“公民会馆”，其实也就是眷村博物馆。
这里原本是台北市第一个眷村，即松勤街50号的“四四南村”。四四南村的居民为来自大陆青岛的联勤四十四兵工厂的员工及眷户们居住的区域，这里曾经是日军陆军库房。四四南村原计划在1999年拆除，但在1991年3月被台北市政府列为“历史建筑物”，并在1993年10月，改为“台北市信义区公民会馆”，将眷村内的生活用博物馆的方式展出，并提供市民租借为展览活动场地。
据说，在高雄左营也有一座“高雄市眷村文化馆”。应当说，在都市进行翻天覆地的大建设之际，有意把一小块的眷村作为“历史建筑物”保留下来，这是有历史眼光的举措。如今那里成了眷村最形象、最生动的记录，成为台湾人“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的地方。
当我走进“台北市信义区公民会馆”，所有的房屋都可以用低矮、拥挤、简陋来概括。眷村的房屋，最初并没有砖墙，只是用竹片编成篱笆，然后在上面糊上石灰泥巴，顶上铺稻草。这样的房子怎能抵挡台湾那频频的台风？再说，初期的眷村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当然也没有抽水马桶，仅靠井水作为水源。后来眷村慢慢进行改建。我在“台北市信义区公民会馆”所见到的眷村房屋，已经是砖墙、瓦顶了，也有自来水，但是房屋依然简陋，而且两排房屋之间只隔着一条仅宽一两米的弄堂。我在眷村中穿行，不由得记起上海当年的棚户区，几乎一模一样。
眷村住的绝大部分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在密集而艰难的居住环境下，外省人互相帮助，形成强烈的“外省人意识”。来自大陆不同省份的外省人，在眷村开起了饮食店，各种流派、风格的大陆菜肴、小吃，在眷村“百花齐放”。与此同时，眷村人很少与当地人交流，眷村又成了相对封闭的社区。
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条件改善，眷村里的外省人买了新房，纷纷迁出眷村，而把眷村的老房子出租，一些贫苦的本省人则迁入眷村。眷村开始打破了原先的封闭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眷村逐渐被拆除，在原址盖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眷村成了台湾人的一段历史，一段记忆。
迄今，在台湾还有一部分眷村仍然存在。在选举时节，眷村理所当然成为国民党的“铁票仓”。在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际，高雄左营眷村一位饮食店老板捐献19 000只饺子，免费请眷村的邻居们吃，每客19只饺子，取义于“英九”的谐音“一九”。这一顿特殊的饺子宴，折射出眷村居民们对于国民党的一片深情。
我走进眷村，又重温了台湾这段浓缩于眷村的特殊历史。那天阳光灿烂。我在拍摄眷村的时候，在低矮的棚屋后面，雄伟的台北101高楼矗立于蓝天之下。这就是台湾的昨日与今天，这就是台湾的旧貌与新颜，这就是台湾的历史与现在。
编辑：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