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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埃及解放广场上黑压压的示威人群再度把中东地区加热到沸点。而在与之隔海相望的土耳其，塔克辛广场（Taksim Square）上反政府游行的火星也没有完全熄灭，甚至有一点就着的危险。
去年9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其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已向世人证明了发达的民主和穆斯林是可以在一个国家并存的，土耳其是全世界穆斯林国家的榜样。”发言之际，刚被军方解职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作为外国政要就坐在观众席。
显然，这样的乐观为时过早。5月底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辛广场爆发的民众游行，经历了抗议、镇压、扩大，之后转化为形式多样的非暴力抗争。7月以来，在土耳其多个城市的街头，人们或手捧读物、并肩站立，用沉默宣誓不满；或晚上9点过后，吹哨、击鼓、鸣笛，宣泄愤怒。在这个夏天，这样的方式几乎成为年轻人、新兴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的一种新时尚。他们反对的是政府禁止喝酒、勒令妇女戴头巾以及腐败行为。
在职十年，快速增长的经济让总理埃尔多安从来不为选民基础担忧，上个月政府就轻易地组织了支持者的游行，挥舞了同样强大的肌肉。民调显示，不少土耳其人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此推演，获得更多选票的一方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整体之上，也就无可厚非。
长期在土耳其进行调研的波士顿大学中东专家怀特（Jenny White）对《财经》记者指出，这种浅层的理解正是激发反政府游行的关键所在。“自由民主制要求当选政府保护所有公民权益，甚至是他们不赞成和不喜欢的人……遗憾的是土耳其至今展现的仍然是专制。”
不过，怀特认为土耳其的民主范本仍然走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前面。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一个渐进曲折的过程，她认为大部分国家现在的挑战是首先要走到第一个节点，即建立民主制度，然后才是第二个节点发展经济，最后到第三个节点，丢弃专制传统，形成自由民主制。土耳其正面临着从第二个节点到第三个节点的转型选择。
5月27日晚，一些环保主义者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辛广场北边的格兹公园露宿示威，反对政府拆格兹公园新建商场，并将改造一个200多年前建的军事营房计划。反映伊斯坦布尔过快发展而产生诸多环境问题的纪录片《没有边际的城市》导演Imre Azem，也是发起露宿的10名环保活动者之一，他说他们当初预计只有50个人参与。但据媒体统计，约500人参加了最初的示威活动。
当地摄影师库巴拉在博客上描述，开始几天就像公园搞庆祝活动，示威者有的在烧烤，有的在做瑜伽。直到5月31日傍晚，武装警察使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强行驱散人群，双方爆发激烈冲突。警察的暴行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使游行人数迅速扩大到上万人和数十个城市。
库巴拉说她的亲戚朋友们纷纷从其他地方赶来声援。根据土耳其医疗协会6月4日发布的数字，全国共有超过4000人在前一周的冲突中受伤，4名平民在混乱中死亡。埃尔多安政府未对越演越烈的冲突进行合理的疏导，相反的他于6月3日启程对北非三国开始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回国后，埃尔多安即指责是抢劫者（looters）和恐怖主义者控制了游行。
根据《卫报》报道，游行像滚雪球般扩大，格兹公园的游行中不仅有环保运动的标志，还有彩虹旗帜（同性恋者），代表土耳其第一任总统、政教分离原则订立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旗帜，多个工会的旗帜以及库尔德人的旗帜。
埃尔多安所指的恐怖分子主要针对反政府的游牧民族库尔德人，他们大约占总人口10%-20%，主要居住在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30多年来，由于民族冲突，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的库尔德族武装一直寻求脱离土耳其的控制，受到当局镇压。去年12月，经过多轮铺垫，埃尔多安宣布开始与库尔德工人党进行和谈。
怀特告诉《财经》记者，因为担心威胁和谈进程，库尔德人一开始并没有参与游行。不过埃尔多安此后称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Ocalan）为恐怖主义者，还发表言论暗示不会满足库族提出的和平条件，再加上一名库尔德族示威者在小镇利杰被政府武装的子弹射杀，才让库尔德人也加入了示威。
埃尔多安对游行的武断定性很大程度源于其稳固的选民基础。在2002年和2007年的两次大选中，埃尔多安分别获得34%和46%的选票，和第二大党的差距从15个百分点拉大到26个百分点。
民调显示，游行的确没有严重威胁埃尔多安的人气，大约一半的选民仍然支持他。然而他可能忽略的是游行让选民地图发生了改变。怀特表示，格兹公园事件帮助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选民群体，虽然他们还没有名字、竞选纲领和领导，但是他们上街后看到了很多和自己处在类似处境、持相同观点的人。
她的看法得到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土耳其研究主管Soner Cagaptay的印证。他对《财经》记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草根游行，参与者中80%是新兴的、持自由和世俗观念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诉求是要提高民主制度的质量，这是土耳其政治的一个全新议题。
资料显示，随着经济发展，截至2010年，土耳其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55%，到2020年，预计将上升到80%左右。在他们眼中，过去十年政府不经合法程序逮捕记者、库尔德人、抗议学费增长过快的学生及其他发表自由言论的人，实际上是对自由权利的侵犯。
此外还有这些新兴中产阶级对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忧虑。Imre Azem的纪录片中记录了伊斯坦布尔从一个工业城市快速进化为金融中心的过程，商业发展不仅导致了大批贫困人口的迁徙，还带来对城市自然生态的破坏。目前格兹公园是仅存的一小块城市绿地。
地中海北侧的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中最早尝试世俗民主的国家之一。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着手建立世俗政府，他提出宗教和民族平等，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习俗应被严格限制在私人空间，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治理模式应该向西方宪政制度靠拢。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政治主张被称为基马尔主义（Kemalism），作为基本条款写入1924年宪法。 尽管有宪法作为保障，但在穆斯林占99%的国家，政治和宗教很难撇清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军队把自己描绘为基马尔主义世俗政治的捍卫者，趁机不断扩张势力，甚至通过政变曾将四任民选政府赶下台。最重要的是，通过1960年和1980年的两次政变重写宪法，实现了军队参政合法化。
2002年获得大选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源自伊斯兰教社团。犹他大学政治学教授Hakan Yavuz在所著《世俗主义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民主》一书中记录到，总理埃尔多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时甚至发表过“没有人能既是世俗主义者又是穆斯林……对我们来说，民主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的激烈言辞。鉴于这样的背景，埃尔多安在上任之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军队的关系。
然而转机很快出现。2005年，土耳其正式开始加入欧盟的谈判，欧洲一体化包含了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促使土耳其进行走向现代国家的政治改革，其中就包括调整文职系统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同时，自2002年以来正义与发展党长期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确保了一系列限权法案的通过。
埃尔多安推行的现代化改革还释放了土耳其经济潜在的力量。根据土耳其外交部公布的数字，2002年-2012年间，土耳其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6%左右，人均GDP从2002年的3500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0666美元，高于中国同时期的6076美元。
军队限权和经济成长为埃尔多安赢得了更多的政治空间，但要推动土耳其进一步现代化并融入西方社会，维持世俗化是必然选择，因此正义与发展党仍将自己定义为中性的“保守民主政党”。不过，Hakan Yavuz解释说，正义与发展党虽然刻意避免在政治上伊斯兰化，但却不拒绝生活上秉承伊斯兰教义，例如他们支持让女人都裹上头巾、禁酒、遵守伊斯兰教的道德规范。
随着政治势力的稳固，近年来正义与发展党将伊斯兰教义从私人空间扩张到公共空间、政治图谱右倾的倾向较为明显。不少自由派媒体在分析中都引用了伊斯坦布尔正义与发展党主席Aziz Babuscu在4月的一段讲话。他说，“那些在过去十年曾经和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或许在未来十年和我们不再利益攸关……就拿自由主义者来说，我们想要创造的未来，或许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美国哈德森学会伊斯兰、民主和穆斯林世界未来研究中心主任福拉德肯因（Hillel Fradkin） 对《财经》记者表示，格兹公园游行正是因为那些正义与发展党的非利益攸关方接到了类似的讯息，他们必须反对。“游行后，埃尔多安至今没有释放转向的信息，而是在极化上越走越远。我不知道他们以后将用怎样的载体来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但是这样的示威游行远没有结束。”他说。
土耳其游行也给其外交制造了不小麻烦。6月底，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国不满埃尔多安政府对示威人群暴力相向，由此建议欧盟推迟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6月27日，欧盟仅原则同意重启谈判，要待10月前后欧盟委员会拿出土耳其入盟进程年度评估报告，以及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后再确定重启谈判的具体时间表。而几乎和土耳其同时开始谈判的克罗地亚在7月1日已经正式加入欧盟。
去年9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其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已向世人证明了发达的民主和穆斯林是可以在一个国家并存的，土耳其是全世界穆斯林国家的榜样。”发言之际，刚被军方解职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作为外国政要就坐在观众席。
显然，这样的乐观为时过早。5月底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辛广场爆发的民众游行，经历了抗议、镇压、扩大，之后转化为形式多样的非暴力抗争。7月以来，在土耳其多个城市的街头，人们或手捧读物、并肩站立，用沉默宣誓不满；或晚上9点过后，吹哨、击鼓、鸣笛，宣泄愤怒。在这个夏天，这样的方式几乎成为年轻人、新兴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的一种新时尚。他们反对的是政府禁止喝酒、勒令妇女戴头巾以及腐败行为。
在职十年，快速增长的经济让总理埃尔多安从来不为选民基础担忧，上个月政府就轻易地组织了支持者的游行，挥舞了同样强大的肌肉。民调显示，不少土耳其人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此推演，获得更多选票的一方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整体之上，也就无可厚非。
长期在土耳其进行调研的波士顿大学中东专家怀特（Jenny White）对《财经》记者指出，这种浅层的理解正是激发反政府游行的关键所在。“自由民主制要求当选政府保护所有公民权益，甚至是他们不赞成和不喜欢的人……遗憾的是土耳其至今展现的仍然是专制。”
不过，怀特认为土耳其的民主范本仍然走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前面。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一个渐进曲折的过程，她认为大部分国家现在的挑战是首先要走到第一个节点，即建立民主制度，然后才是第二个节点发展经济，最后到第三个节点，丢弃专制传统，形成自由民主制。土耳其正面临着从第二个节点到第三个节点的转型选择。
被忽略的新势力
5月27日晚，一些环保主义者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辛广场北边的格兹公园露宿示威，反对政府拆格兹公园新建商场，并将改造一个200多年前建的军事营房计划。反映伊斯坦布尔过快发展而产生诸多环境问题的纪录片《没有边际的城市》导演Imre Azem，也是发起露宿的10名环保活动者之一，他说他们当初预计只有50个人参与。但据媒体统计，约500人参加了最初的示威活动。
当地摄影师库巴拉在博客上描述，开始几天就像公园搞庆祝活动，示威者有的在烧烤，有的在做瑜伽。直到5月31日傍晚，武装警察使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强行驱散人群，双方爆发激烈冲突。警察的暴行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使游行人数迅速扩大到上万人和数十个城市。
库巴拉说她的亲戚朋友们纷纷从其他地方赶来声援。根据土耳其医疗协会6月4日发布的数字，全国共有超过4000人在前一周的冲突中受伤，4名平民在混乱中死亡。埃尔多安政府未对越演越烈的冲突进行合理的疏导，相反的他于6月3日启程对北非三国开始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回国后，埃尔多安即指责是抢劫者（looters）和恐怖主义者控制了游行。
根据《卫报》报道，游行像滚雪球般扩大，格兹公园的游行中不仅有环保运动的标志，还有彩虹旗帜（同性恋者），代表土耳其第一任总统、政教分离原则订立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旗帜，多个工会的旗帜以及库尔德人的旗帜。
埃尔多安所指的恐怖分子主要针对反政府的游牧民族库尔德人，他们大约占总人口10%-20%，主要居住在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30多年来，由于民族冲突，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的库尔德族武装一直寻求脱离土耳其的控制，受到当局镇压。去年12月，经过多轮铺垫，埃尔多安宣布开始与库尔德工人党进行和谈。
怀特告诉《财经》记者，因为担心威胁和谈进程，库尔德人一开始并没有参与游行。不过埃尔多安此后称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Ocalan）为恐怖主义者，还发表言论暗示不会满足库族提出的和平条件，再加上一名库尔德族示威者在小镇利杰被政府武装的子弹射杀，才让库尔德人也加入了示威。
埃尔多安对游行的武断定性很大程度源于其稳固的选民基础。在2002年和2007年的两次大选中，埃尔多安分别获得34%和46%的选票，和第二大党的差距从15个百分点拉大到26个百分点。
民调显示，游行的确没有严重威胁埃尔多安的人气，大约一半的选民仍然支持他。然而他可能忽略的是游行让选民地图发生了改变。怀特表示，格兹公园事件帮助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选民群体，虽然他们还没有名字、竞选纲领和领导，但是他们上街后看到了很多和自己处在类似处境、持相同观点的人。
她的看法得到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土耳其研究主管Soner Cagaptay的印证。他对《财经》记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草根游行，参与者中80%是新兴的、持自由和世俗观念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诉求是要提高民主制度的质量，这是土耳其政治的一个全新议题。
资料显示，随着经济发展，截至2010年，土耳其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55%，到2020年，预计将上升到80%左右。在他们眼中，过去十年政府不经合法程序逮捕记者、库尔德人、抗议学费增长过快的学生及其他发表自由言论的人，实际上是对自由权利的侵犯。
此外还有这些新兴中产阶级对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忧虑。Imre Azem的纪录片中记录了伊斯坦布尔从一个工业城市快速进化为金融中心的过程，商业发展不仅导致了大批贫困人口的迁徙，还带来对城市自然生态的破坏。目前格兹公园是仅存的一小块城市绿地。
世俗民主范本
地中海北侧的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中最早尝试世俗民主的国家之一。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着手建立世俗政府，他提出宗教和民族平等，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习俗应被严格限制在私人空间，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治理模式应该向西方宪政制度靠拢。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政治主张被称为基马尔主义（Kemalism），作为基本条款写入1924年宪法。 尽管有宪法作为保障，但在穆斯林占99%的国家，政治和宗教很难撇清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军队把自己描绘为基马尔主义世俗政治的捍卫者，趁机不断扩张势力，甚至通过政变曾将四任民选政府赶下台。最重要的是，通过1960年和1980年的两次政变重写宪法，实现了军队参政合法化。
2002年获得大选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源自伊斯兰教社团。犹他大学政治学教授Hakan Yavuz在所著《世俗主义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民主》一书中记录到，总理埃尔多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时甚至发表过“没有人能既是世俗主义者又是穆斯林……对我们来说，民主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的激烈言辞。鉴于这样的背景，埃尔多安在上任之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军队的关系。
然而转机很快出现。2005年，土耳其正式开始加入欧盟的谈判，欧洲一体化包含了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促使土耳其进行走向现代国家的政治改革，其中就包括调整文职系统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同时，自2002年以来正义与发展党长期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确保了一系列限权法案的通过。
埃尔多安推行的现代化改革还释放了土耳其经济潜在的力量。根据土耳其外交部公布的数字，2002年-2012年间，土耳其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6%左右，人均GDP从2002年的3500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0666美元，高于中国同时期的6076美元。
军队限权和经济成长为埃尔多安赢得了更多的政治空间，但要推动土耳其进一步现代化并融入西方社会，维持世俗化是必然选择，因此正义与发展党仍将自己定义为中性的“保守民主政党”。不过，Hakan Yavuz解释说，正义与发展党虽然刻意避免在政治上伊斯兰化，但却不拒绝生活上秉承伊斯兰教义，例如他们支持让女人都裹上头巾、禁酒、遵守伊斯兰教的道德规范。
随着政治势力的稳固，近年来正义与发展党将伊斯兰教义从私人空间扩张到公共空间、政治图谱右倾的倾向较为明显。不少自由派媒体在分析中都引用了伊斯坦布尔正义与发展党主席Aziz Babuscu在4月的一段讲话。他说，“那些在过去十年曾经和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或许在未来十年和我们不再利益攸关……就拿自由主义者来说，我们想要创造的未来，或许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美国哈德森学会伊斯兰、民主和穆斯林世界未来研究中心主任福拉德肯因（Hillel Fradkin） 对《财经》记者表示，格兹公园游行正是因为那些正义与发展党的非利益攸关方接到了类似的讯息，他们必须反对。“游行后，埃尔多安至今没有释放转向的信息，而是在极化上越走越远。我不知道他们以后将用怎样的载体来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但是这样的示威游行远没有结束。”他说。
土耳其游行也给其外交制造了不小麻烦。6月底，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国不满埃尔多安政府对示威人群暴力相向，由此建议欧盟推迟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6月27日，欧盟仅原则同意重启谈判，要待10月前后欧盟委员会拿出土耳其入盟进程年度评估报告，以及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后再确定重启谈判的具体时间表。而几乎和土耳其同时开始谈判的克罗地亚在7月1日已经正式加入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