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今天的中国新闻教育界，赵传蕙或许并不是一个人人都熟知的名字，但是他的身影，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如火如荼兴办新闻教育的年代里却是异常的精彩与活跃。出生于河北，求学于京津，从童年时期埋下的新闻记者情结，到青年时期接受的新闻科班教育，再到壮年时期挥之不去的新闻专业重建梦想，赵传蕙对新闻教育事业的执着热爱和对新闻专业学科建设的殚精竭虑成就了他历久弥新难以掩藏的光芒。事实上，在当下这个学术繁荣、根深枝茂的时代中，人们已经很少会去回想三十多年前那些手无斧柯却披荆斩棘为开创事业而奔走呼号的先行者们面对的曾是怎样的艰辛；也很难想象创业者们在直面蛮荒挺身而出的坚毅背后必须超越的体制与观念的壁垒曾是何等的艰巨。然而，当这些情怀与故事在亲历者如数家珍的回忆里重新变得鲜活与生动，人们在对一个时代的铭记中将不仅找寻到心有戚戚的共鸣，也将更加理解薪火相传的意义。
赵传蕙，当他以72岁高龄出现在“全国新闻教育杰出贡献奖”的颁奖仪式上，满怀深情地接受着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对他为天津新闻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而表达的敬意时，这位旅居海外十余载的华发老人身上正熠熠生辉的，还有他的故事中所代表着的——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中兴史上那一个个真实且不该被忘怀的身影。
一、童年的记忆，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1942年正月，赵传蕙出生在河北省抚宁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作为家中的长子，他从小就受到了父母亲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对他的未来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我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去了北京，在北京上了两年小学之后就又回到了我的原籍——抚宁县留守营张各大庄。那时候我父亲还在外地工作，我跟着母亲在老家念完了小学，在抚宁二中又上了一年多初中，直到1957年因父亲工作调动，一家人随母亲来到了天津。我在天津市三十六中完成了从初二下学期到高三的学业，1961年中学毕业参加高考。”
赵传蕙回忆说：“我从小就有个记者情结。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刚从北京回到老家，人还算机灵，又说得一口京腔，老师们对这个京城来的孩子也是高看一眼。正好1953年有一大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我们县里召开了一个万人欢迎大会，学校就选我代表全县的少年儿童致欢迎辞。那篇演讲稿还是我们老校长一笔一画用楷书写出来的，因为演讲的效果非常好，引起了全场特别的关注。就在我讲话的时候，台下上来一个人，拿着一个方盒子，方盒子旁边还有一个圆圆的带灯泡的东西，他站在我的左前方用方盒子对着我‘啪’地一按，灯泡居然一闪，我一愣，他很快又走下台去。”赵传蕙笑着说道：“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是新华社的记者，他手里拿着的方盒子是一台照相机，那个圆圆的灯泡是闪光灯，十几年之后，我也用上这款西德的禄来福来相机了。”在回忆这段细节时，老人眼神中流露出的是历经沧桑后的感慨与留恋。“那个新华社的摄影记者穿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皮夹克，很帅气，他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那时起，记者情结就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没有想到的是，童年的这样一段记忆，竟然成为我后来一生的追求。”
就这样，1961年，高中毕业的赵传蕙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于冥冥之中为童年的那份情结洞开了一扇大门。“因为从小学到中学，我经常参加各种宣传活动，演宣传剧、办黑板报、写新闻稿……所以当时的中学政教处主任还找我个别谈话，推荐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第一志愿的赵传蕙却阴差阳错地被刚刚创建新闻专业不久的天津师范学院给挑走了。
“天津师范学院从1959年就开始创建新闻班，1960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那时候天津师院还归河北省招生委员会管，但是天津市委为了向天津市的各家媒体输送专业人才，跟河北省招生委员会取得联系，直接调过来一批高考学生档案，由老师们精心挑选录取。”赵传蕙回忆道，“据说，为了招我们那届学生，当时从高招办要来了上百份档案，最后选了26名高考生，再加上10名调干生，一共是36个人组成了61级新闻班”。然而，这段始料未及的经历却给赵传蕙以后的事业追求埋下了一个伏笔。“虽然学习新闻专业我是喜欢的，但是我最初并不太喜欢师范院校，并且师院当时创办的新闻班还是专科。”赵传蕙耐心解释着一个令他之后一直放不下的问题，“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国家招生计划的门槛。由于专业招生名录是由教育部、人事部、财政部共同制定的，但是国家并不负责专科生，所以在计划经济年代，本科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才能由人事部分配单位，财政部发放工资，教育部颁发文凭。我们的新闻专业只要不进入国家的专业招生名录，培养的学生就不具备这些资格。这也正是为什么后来在新闻专业恢复重建的时候，我坚持要将它办成本科专业并且力争进入专业招生名录的原因”。
然而没过多久，刚刚创办几年的天津师范学院新闻班却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不得不在1962年秋季停办，但是天津市委对61级新闻班学生随后做出的一个有利决定，又一次改变了赵传蕙的人生轨迹。“当时主要是国家经济困难，大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所以报社人员压缩，学生的出路成了问题，专业也就停办了。虽然跟大形势有关，但实际上咱们的办学也跟着走了弯路”，赵传蕙介绍说，“天津市委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我们61级新闻班这批通过高考入学的学生可以在师范学院的文科范围内任意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继续攻读本科。因为我将来想做记者，所以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就在1962年9月转到中文系去了。直到1965年，我在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
四年学业完成后的赵传蕙，以优异的成绩留在了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然而在那个新闻教育万马齐喑的年代，这位年轻小伙子的心中却埋下了一颗火热的种子，他从不甘心自己钟爱的新闻专业就这样偃旗息鼓戛然而止。“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毕业后我还是很想当记者的。但是，当年新闻班从报社调来的号称‘天津日报四大金刚’之一的张虎刚老师，这时已任中文系的副主任，他极力劝我留下来，对我说‘留下来咱们一起教学生吧’。那个时候的学生还是比较听话的，无论是从组织安排上来说也好，还是从与老师的私人感情上来说也好，都是挺听话的。所以我就留下来了，留在了中文系写作教研室。” 就这样，当年那个怀揣新闻记者梦想走进大学校园的赵传蕙在时代与命运的安排下最终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然而令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从1965年留校任教直到1980年亲力主持新闻专业恢复重建，赵传蕙果真实现了他从未搁置的夙愿。如今回顾往事时，他坦言，“这十五年来，我的新闻梦、重建梦，一直都没有断过”。
二、十五年来，我的重建梦一直没有断过
从1959年的着手创建到1962年的无奈停办，天津师范学院新闻教育事业的挫折是时代与大环境的客观结果。然而挫折与低谷却消磨不了有心人的志气，赵传蕙一直都在等待时机。
“197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邀请我，为市直机关干部进行为期半年的新闻培训，与此同时，天津师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就和系里面商量，希望能招一个新闻班。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因为曾被调到学校的教育革命组工作，与市教委的领导也比较熟悉，就跟他们提起来能不能在天津的各个部队里（当时的教委主任是部队干部，他的秘书则是后来的天津警备区司令杨志华少将），把一些将来有苗头做新闻干事的人才招上来开办一个新闻班。我说我来办这个事情，一定把它办好。没想到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市教委领导和中文系的支持。所以，停办了10年的新闻专业在1972年又招收了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将近40人，目的就是为部队培养新闻干事。可是当时由于师资力量比较匮乏，除基础课由中文系的老师来讲授之外，几乎所有的专业课程都由我来教，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还有新闻摄影。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学生在毕业回到部队之后，都发展得很好。”赵传蕙面露笑意。
然而，重建事业的开展还是遇到了难以预料的阻力。“1972年那次恢复招生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了，主要还是因为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的问题。当时中文系有很多人认为，办这个班是不务正业，是不入流的。”赵传蕙颇感无奈，“所以，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9年的时候，我就去找到了当时我们的老校长李继之①。”说到这里，赵传蕙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敬意。“李继之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经是河北省的文教部部长，他的教育思想是非常超前的。他认为，师范学院不应该只培养教师而不培养其他人才。老校长的观念是，要把师范学院建设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他的这个观念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虽然我们俩的年纪相差很大，但是非常谈得来。我跟他提出，希望能帮助我们恢复新闻专业，他表示非常支持，全力支持。他对我说，‘你就去办，全权去办，我支持你！’就这样，我从1979年就开始着手这个事情了。”
但是，得到校长的支持只是重建事业的第一步，摆在赵传蕙面前的还有更加艰巨的难题。“那时候，人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那就是师范与非师范之间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当时教育部有一个师范司，专门负责全国师范院校，另外还有一个高教一司负责全国综合院校的文科专业，高教二司负责全国综合院校的理科专业。我先是直接去找高教一司司长，向他介绍了我们的办学条件，同时又跟师范司的司长辩论师范院校也不是绝对不能办非师范专业的，并且还举出了北京师范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例子。”赵传蕙补充道，“在这期间，我还获得了中宣部新闻局特别是负责新闻教育的洪一龙老师的支持与帮助。”谈及当年的满腔热血意气风发，赵传蕙言语间充满自信，更不乏感恩。
“我当时一心就想创建一个真正的本科新闻专业，而不再是过去的新闻专科班，不只是重建，还要创建，我要创建一个真正的本科。”赵传蕙感慨道，“那时候我才三十七八岁，非常年轻，做事情很有热情。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对一份事业是要有梦想的，没有了梦想也就失去了激情。所以呢，正是因为我的记者梦、重建梦，我才对创建本科这件事情一直满怀激情，不管多么难，我都热情似火，笃定信念，无论是奔波劳碌还是废寝忘食，我都一直在坚持。”
三、1980年的专业重建，离不开大环境的支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契机下，赵传蕙的重建梦迎来了转机。“我们在1980年之所以能够重建，还离不开当时的一个大环境。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新闻教育这项事业又开始进入了人们的思考范围和议事日程。1979年、1980年、1983年，在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倡议下，连续召开了三届全国新闻教育座谈会，一次是在北京大学，一次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一次是在中南海的一个小礼堂，这三次会议我都参加了。”赵传蕙记忆犹新，“1979年在北大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全国一共只有14所新闻院校参加，其中就包括我所代表的天津师范学院，并且我们还是全国唯一的一家师范院校。这14所院校中，有7家是还没有获得办学许可的，也包括我们天津师院。所以在1980年的那次座谈会上，我就代表这7家单位做了发言，呼吁国家尽快给我们颁发‘营业执照’，支持我们走向正轨，支持我们发展新闻教育事业，更好地为国家培养新闻人才。”讲到这里，赵传蕙满怀欣慰地说道：“终于，1980年2月，我们正式被列入了教育部的专业名录。当年4月，天津市委给天津师院下发了一个正式文件。就在那一年暑假，我们正式招收了80级新闻班。”
谈及这个在天津新闻教育史上意义特殊的80级新闻班，赵传蕙难掩自豪。“80级的学生，是我亲自招收来的非常优秀的一批学生，他们的高考分数要比同校同届的其他专业至少高出100分。我当时就想，学生这么好，不能误人子弟啊！可是怎么才能让他们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呢？所以，就得邀请外援。”赵传蕙介绍道，“因为天津距离北京很近，有一定的地缘优势，再加上我们一直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人大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他们各领域的领导、教师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我就经常去各学校拜访沟通，请他们的名师来给我们的学生讲课，像请张之老师讲播音、请杨伟光老师讲广播电视……在当年任课教师的名单上，不仅有一大批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人民日报社、中宣部新闻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专家学者，还有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电视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记者、编辑。他们定期来校为学生授课，开设讲座，让学生受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教育，给他们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今天天津乃至全国新闻战线的中流砥柱。”赵传蕙感到十分骄傲。 除了极力邀请外援，面对百业待兴的重建事业，赵传蕙感到更加时不我待的就是组建自己的教师团队，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而为了这项工作，他可谓煞费苦心，甚至不惜“抢人”。
“1980年虽然招生了，但专业教师队伍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1981年，马艺和宋世佶从中文系的教研室调过来了。1982年，刘卫东和刘鹤文从中文系毕业后留到了新闻专业任教。那一年，孙瑞祥又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回津，他本来要分配到天津日报社，也被我要过来了。”说到这里，赵传蕙还讲起他为了留住优秀人才，对时任天津日报社社长、总编同时兼任天津师大新闻专业名誉主任的石坚同志苦口婆心的劝词：“我说，瑞祥您就给我吧，虽然我没有接触过他，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好孩子。我相信他在您这里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后会成为一个名记者，但如果您把他给了我，他在十几年、几十年后一定可以培养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名记者。您是咱的名誉主任，您得支持我，是吧？”谈及他当年的一句话对年轻人命运的改变，赵传蕙略带歉意却也无怨无悔，“这么多年过去了，瑞祥恐怕也会觉得当初的那种安排还是非常幸运的”。
不仅如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赵传蕙又在全国各地遴选，陆续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以及自己培养的优秀毕业生中留下了几位突出的年轻人作为专业师资，他用心良苦地为这个急缺人才的初创团队招兵买马，留下了一位位青年才俊充实力量，并且为他们划定各自的教学研究领域，为他们联系各种进修深造的渠道，引导他们走上新闻学的通衢大道。
事实上，赵传蕙对专业重建的贡献还不只是组织者的身份，在这段艰难的创业史中，他既当团队领跑者，又做学术带头人。因为经常与国内新闻学界、业界的领导、大家、学者们打交道，身为学者型干部的他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专长也丝毫不敢懈怠与放松。他撰写论文、著书立说，不仅实现了多科目开设课程，科科出学术成果，而且还带领学生和教师积极活跃在新闻和公关实践第一线。在新闻学界，赵传蕙很快成长为学术带头人，参与全国19所新闻院校统编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作品赏析教材的编撰，并担任总主编和分册主编。另外，在人才济济的公共关系学界，他同时兼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这两大协会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且从第一届开始连任多届，直至退休后多年。赵传蕙编著的新闻写作、新闻摄影、逻辑学、公共关系学等专著和教材，至今还在一些高校使用；他在著作中对公共关系的定义，成一家之说，被国内业界所公认。1996年，他荣膺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学领域杰出成就”荣誉证书，其业绩收入《国际名人传记大辞典》。1997年，他应邀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公共关系学术暨实务研讨会，交流公关教育并发表论文。可以说，这一切不仅为他个人，更为天津师大新闻教育事业在其后几十年的长线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石坚主任曾经和张虎刚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意是，‘咱们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专业是传蕙创办的，1980年是他们真正办出了本科’。”回顾起这句言简意赅却又分量极重的肯定，赵传蕙感慨万千。
尽管如此，草创初期的天津师大新闻专业依旧面临着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各种考验。“因为那个年代要负责学生分配，考虑到天津市的具体情况，新闻专业起初限制不能招收外地学生，同时又限制隔年招生，后来又因为各种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原因，1986年之后就再次停止招生了，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又重新恢复招生。”面对几经停办、几度挫折的重建事业，赵传蕙抚今追昔：“对咱们天津师大新闻教育事业的前世今生，最清楚的人除了石坚主任、张虎刚老师，还有就是我了。可惜的是他们两位老人都已经不在了。”
四、我们未来的事业之路，会越走越宽
1987年年底，在新闻教育和个人发展的低迷形势下，赵传蕙一度调往南开大学分校着手创建公共关系专业，并再度风生水起。1992年，南开大学分校并入天津师范大学，赵传蕙再次返回母校，并于2003年正式荣休，从此开始了旅居海外与子女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生活。
回顾前半生的经历，赵传蕙充满了无悔与自豪，他说：“我过去一直讲，咱们天津师范大学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天津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也是天津新闻教育的唯一。不仅如此，天津师大还是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开办新闻专业并且第一个被列入教育部专业名录的院校，在师范院校中开办新闻学这一非师范类专业，更是颠覆体制的创举。虽然在全国新闻教育的行列中，我们不是第一，但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是全国师范院校中的唯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个人在1984年11月还被评为了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而在当年入选的302位优秀新闻工作者中，只有4位是搞教育的，其中一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齐越，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一位是广西大学的教师，还有一位就是我。可以说，在师范学院创建新闻专业是很不容易的，国家也认可了这一贡献。”
赵传蕙心怀感恩地说道：“1992年，国务院又给了我政府特殊津贴待遇，评选我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在我的这一生中，是天津师大的新闻专业教育了我，也帮助了我的成长，学校和国家都待我不薄，我能为发展新闻专业做这些工作，都是因为执着的信念在支撑着我。”
2014年，旅居海外十余载的赵传蕙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专业55周年庆典之际重返母校，并被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授予“全国新闻教育杰出贡献奖”。谈及此行，赵传蕙难掩真情：“我这次回来也可以称作是感恩之旅，我确确实实很感谢天津师大新闻专业，是她教育了我，使我成长得还算不错。当年跟着我干事业的年轻人现在教龄都有三十多年了，同时我也非常怀念刚才一再提到的石坚主任、李继之老校长、张虎刚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教育、帮助和指导，我受他们的影响很深。”
说到这里，赵传蕙对未来的事业也充满了期待与信心。“第一天回来后，几位老师带着我参观了学院，陪着我把楼里的国家级实验室、教学设备、办公环境都看了一遍，我感觉如今已经不是鸟枪换炮，而是换洲际导弹、原子弹了。”他笑道，“我离开之后，当年的那些年轻人在岗位上也是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把专业变成了系，又把系变成了学院，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做出的贡献。同时，从大家的这份心气儿，或者说执着的信念来看呢，我相信将来还会办得更好。单从师资来说，当年我们费了半天劲才能留住几个本科生，费了半天劲才能请人家给委培几个硕士生，但是现在这么多优秀的博士博士后在这里干事创业，我相信一定会做得更好。过去天津师范学院全校的规模也就三千多学生，现在咱们一个新闻学院的学生就有两千多了，咱们的新闻教育发展确实太快了，下一步就应该思考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他说：“我相信一代会更比一代强，在互联网这个黄金时代，用互联网思维去开拓新闻教育事业和新闻事业，我们一定会走得越来越好，路子会越来越宽，我坚信。”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4月，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与精心筹备，这位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专业改革开放以来恢复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将自己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图书及档案资料共计2236册（件）全部捐献给了母校。在庄重的捐赠仪式上，赵传蕙这样说道：“今年是我从原天津师院本科毕业50周年，也是我实现新闻梦想的第54个年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把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全部藏书包括新闻、公关、摄影、逻辑、文学、语言等专业书籍和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无偿捐赠给新闻学院，捐赠给我的母校，以表达对母校培养、教育我的感恩之情，以对师大新闻学院的建设、发展尽绵薄之力。今天，我所捐赠的尽管不是什么善本典籍，但它们是我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珍藏，是我大半生的心血，是我的最爱，它们记录了我的人生轨迹，它们记录了我的学术生涯，它们记录了我的新闻梦想与追求，它们记录了我们师大新闻创业的艰苦历程，它们记录了我们天津师大新闻专业的辉煌与荣光。在整理这些文献和书籍的过程中，我一直沉浸在回忆之中，摸摸这本、翻翻那册，都能勾起我那久远的美好记忆。它们珍藏了我的人生记忆，传承着我的新闻梦想。漫漫新闻路，倾情以求索，我一生的追求，一切为了新闻！”这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在历史的荡涤下依旧留存的那份炽热，令人动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时光把曾经的含辛茹苦推碾成了云淡风轻，唯有历史的亲历者才能体味出这当中饱含深意的五味杂陈。大道无垠更求来者，当记忆中的过往将这些原本静止的音符重新奏响，我们会更加明白该如何用坚实的步伐为那些曾经默默耕耘却又渐渐隐去的前行者们报以最大的敬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叶学力、王曼怡、郭丽娜、郑娟娟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注释：
①李继之（1910—1993），我国20世纪后期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193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曾担任河北省文教部部长，1973年至1983年担任天津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当时教育界曾有“南刘北李”之说，“南刘”指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佛年，“北李”指的就是李继之。李继之的师范教育思想，不仅提出了我国师范教育改革的新方向，更重要的是他在20年前就提出了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对我们今天的师范教育改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郑 艳
赵传蕙，当他以72岁高龄出现在“全国新闻教育杰出贡献奖”的颁奖仪式上，满怀深情地接受着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对他为天津新闻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而表达的敬意时，这位旅居海外十余载的华发老人身上正熠熠生辉的，还有他的故事中所代表着的——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中兴史上那一个个真实且不该被忘怀的身影。
一、童年的记忆，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1942年正月，赵传蕙出生在河北省抚宁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作为家中的长子，他从小就受到了父母亲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对他的未来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我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去了北京，在北京上了两年小学之后就又回到了我的原籍——抚宁县留守营张各大庄。那时候我父亲还在外地工作，我跟着母亲在老家念完了小学，在抚宁二中又上了一年多初中，直到1957年因父亲工作调动，一家人随母亲来到了天津。我在天津市三十六中完成了从初二下学期到高三的学业，1961年中学毕业参加高考。”
赵传蕙回忆说：“我从小就有个记者情结。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刚从北京回到老家，人还算机灵，又说得一口京腔，老师们对这个京城来的孩子也是高看一眼。正好1953年有一大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我们县里召开了一个万人欢迎大会，学校就选我代表全县的少年儿童致欢迎辞。那篇演讲稿还是我们老校长一笔一画用楷书写出来的，因为演讲的效果非常好，引起了全场特别的关注。就在我讲话的时候，台下上来一个人，拿着一个方盒子，方盒子旁边还有一个圆圆的带灯泡的东西，他站在我的左前方用方盒子对着我‘啪’地一按，灯泡居然一闪，我一愣，他很快又走下台去。”赵传蕙笑着说道：“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是新华社的记者，他手里拿着的方盒子是一台照相机，那个圆圆的灯泡是闪光灯，十几年之后，我也用上这款西德的禄来福来相机了。”在回忆这段细节时，老人眼神中流露出的是历经沧桑后的感慨与留恋。“那个新华社的摄影记者穿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皮夹克，很帅气，他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那时起，记者情结就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没有想到的是，童年的这样一段记忆，竟然成为我后来一生的追求。”
就这样，1961年，高中毕业的赵传蕙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于冥冥之中为童年的那份情结洞开了一扇大门。“因为从小学到中学，我经常参加各种宣传活动，演宣传剧、办黑板报、写新闻稿……所以当时的中学政教处主任还找我个别谈话，推荐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第一志愿的赵传蕙却阴差阳错地被刚刚创建新闻专业不久的天津师范学院给挑走了。
“天津师范学院从1959年就开始创建新闻班，1960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那时候天津师院还归河北省招生委员会管，但是天津市委为了向天津市的各家媒体输送专业人才，跟河北省招生委员会取得联系，直接调过来一批高考学生档案，由老师们精心挑选录取。”赵传蕙回忆道，“据说，为了招我们那届学生，当时从高招办要来了上百份档案，最后选了26名高考生，再加上10名调干生，一共是36个人组成了61级新闻班”。然而，这段始料未及的经历却给赵传蕙以后的事业追求埋下了一个伏笔。“虽然学习新闻专业我是喜欢的，但是我最初并不太喜欢师范院校，并且师院当时创办的新闻班还是专科。”赵传蕙耐心解释着一个令他之后一直放不下的问题，“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国家招生计划的门槛。由于专业招生名录是由教育部、人事部、财政部共同制定的，但是国家并不负责专科生，所以在计划经济年代，本科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才能由人事部分配单位，财政部发放工资，教育部颁发文凭。我们的新闻专业只要不进入国家的专业招生名录，培养的学生就不具备这些资格。这也正是为什么后来在新闻专业恢复重建的时候，我坚持要将它办成本科专业并且力争进入专业招生名录的原因”。
然而没过多久，刚刚创办几年的天津师范学院新闻班却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不得不在1962年秋季停办，但是天津市委对61级新闻班学生随后做出的一个有利决定，又一次改变了赵传蕙的人生轨迹。“当时主要是国家经济困难，大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所以报社人员压缩，学生的出路成了问题，专业也就停办了。虽然跟大形势有关，但实际上咱们的办学也跟着走了弯路”，赵传蕙介绍说，“天津市委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我们61级新闻班这批通过高考入学的学生可以在师范学院的文科范围内任意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继续攻读本科。因为我将来想做记者，所以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就在1962年9月转到中文系去了。直到1965年，我在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
四年学业完成后的赵传蕙，以优异的成绩留在了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然而在那个新闻教育万马齐喑的年代，这位年轻小伙子的心中却埋下了一颗火热的种子，他从不甘心自己钟爱的新闻专业就这样偃旗息鼓戛然而止。“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毕业后我还是很想当记者的。但是，当年新闻班从报社调来的号称‘天津日报四大金刚’之一的张虎刚老师，这时已任中文系的副主任，他极力劝我留下来，对我说‘留下来咱们一起教学生吧’。那个时候的学生还是比较听话的，无论是从组织安排上来说也好，还是从与老师的私人感情上来说也好，都是挺听话的。所以我就留下来了，留在了中文系写作教研室。” 就这样，当年那个怀揣新闻记者梦想走进大学校园的赵传蕙在时代与命运的安排下最终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然而令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从1965年留校任教直到1980年亲力主持新闻专业恢复重建，赵传蕙果真实现了他从未搁置的夙愿。如今回顾往事时，他坦言，“这十五年来，我的新闻梦、重建梦，一直都没有断过”。
二、十五年来，我的重建梦一直没有断过
从1959年的着手创建到1962年的无奈停办，天津师范学院新闻教育事业的挫折是时代与大环境的客观结果。然而挫折与低谷却消磨不了有心人的志气，赵传蕙一直都在等待时机。
“197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邀请我，为市直机关干部进行为期半年的新闻培训，与此同时，天津师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就和系里面商量，希望能招一个新闻班。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因为曾被调到学校的教育革命组工作，与市教委的领导也比较熟悉，就跟他们提起来能不能在天津的各个部队里（当时的教委主任是部队干部，他的秘书则是后来的天津警备区司令杨志华少将），把一些将来有苗头做新闻干事的人才招上来开办一个新闻班。我说我来办这个事情，一定把它办好。没想到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市教委领导和中文系的支持。所以，停办了10年的新闻专业在1972年又招收了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将近40人，目的就是为部队培养新闻干事。可是当时由于师资力量比较匮乏，除基础课由中文系的老师来讲授之外，几乎所有的专业课程都由我来教，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还有新闻摄影。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学生在毕业回到部队之后，都发展得很好。”赵传蕙面露笑意。
然而，重建事业的开展还是遇到了难以预料的阻力。“1972年那次恢复招生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了，主要还是因为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的问题。当时中文系有很多人认为，办这个班是不务正业，是不入流的。”赵传蕙颇感无奈，“所以，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9年的时候，我就去找到了当时我们的老校长李继之①。”说到这里，赵传蕙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敬意。“李继之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经是河北省的文教部部长，他的教育思想是非常超前的。他认为，师范学院不应该只培养教师而不培养其他人才。老校长的观念是，要把师范学院建设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他的这个观念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虽然我们俩的年纪相差很大，但是非常谈得来。我跟他提出，希望能帮助我们恢复新闻专业，他表示非常支持，全力支持。他对我说，‘你就去办，全权去办，我支持你！’就这样，我从1979年就开始着手这个事情了。”
但是，得到校长的支持只是重建事业的第一步，摆在赵传蕙面前的还有更加艰巨的难题。“那时候，人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那就是师范与非师范之间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当时教育部有一个师范司，专门负责全国师范院校，另外还有一个高教一司负责全国综合院校的文科专业，高教二司负责全国综合院校的理科专业。我先是直接去找高教一司司长，向他介绍了我们的办学条件，同时又跟师范司的司长辩论师范院校也不是绝对不能办非师范专业的，并且还举出了北京师范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例子。”赵传蕙补充道，“在这期间，我还获得了中宣部新闻局特别是负责新闻教育的洪一龙老师的支持与帮助。”谈及当年的满腔热血意气风发，赵传蕙言语间充满自信，更不乏感恩。
“我当时一心就想创建一个真正的本科新闻专业，而不再是过去的新闻专科班，不只是重建，还要创建，我要创建一个真正的本科。”赵传蕙感慨道，“那时候我才三十七八岁，非常年轻，做事情很有热情。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对一份事业是要有梦想的，没有了梦想也就失去了激情。所以呢，正是因为我的记者梦、重建梦，我才对创建本科这件事情一直满怀激情，不管多么难，我都热情似火，笃定信念，无论是奔波劳碌还是废寝忘食，我都一直在坚持。”
三、1980年的专业重建，离不开大环境的支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契机下，赵传蕙的重建梦迎来了转机。“我们在1980年之所以能够重建，还离不开当时的一个大环境。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新闻教育这项事业又开始进入了人们的思考范围和议事日程。1979年、1980年、1983年，在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倡议下，连续召开了三届全国新闻教育座谈会，一次是在北京大学，一次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一次是在中南海的一个小礼堂，这三次会议我都参加了。”赵传蕙记忆犹新，“1979年在北大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全国一共只有14所新闻院校参加，其中就包括我所代表的天津师范学院，并且我们还是全国唯一的一家师范院校。这14所院校中，有7家是还没有获得办学许可的，也包括我们天津师院。所以在1980年的那次座谈会上，我就代表这7家单位做了发言，呼吁国家尽快给我们颁发‘营业执照’，支持我们走向正轨，支持我们发展新闻教育事业，更好地为国家培养新闻人才。”讲到这里，赵传蕙满怀欣慰地说道：“终于，1980年2月，我们正式被列入了教育部的专业名录。当年4月，天津市委给天津师院下发了一个正式文件。就在那一年暑假，我们正式招收了80级新闻班。”
谈及这个在天津新闻教育史上意义特殊的80级新闻班，赵传蕙难掩自豪。“80级的学生，是我亲自招收来的非常优秀的一批学生，他们的高考分数要比同校同届的其他专业至少高出100分。我当时就想，学生这么好，不能误人子弟啊！可是怎么才能让他们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呢？所以，就得邀请外援。”赵传蕙介绍道，“因为天津距离北京很近，有一定的地缘优势，再加上我们一直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人大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他们各领域的领导、教师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我就经常去各学校拜访沟通，请他们的名师来给我们的学生讲课，像请张之老师讲播音、请杨伟光老师讲广播电视……在当年任课教师的名单上，不仅有一大批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人民日报社、中宣部新闻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专家学者，还有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电视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记者、编辑。他们定期来校为学生授课，开设讲座，让学生受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教育，给他们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今天天津乃至全国新闻战线的中流砥柱。”赵传蕙感到十分骄傲。 除了极力邀请外援，面对百业待兴的重建事业，赵传蕙感到更加时不我待的就是组建自己的教师团队，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而为了这项工作，他可谓煞费苦心，甚至不惜“抢人”。
“1980年虽然招生了，但专业教师队伍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1981年，马艺和宋世佶从中文系的教研室调过来了。1982年，刘卫东和刘鹤文从中文系毕业后留到了新闻专业任教。那一年，孙瑞祥又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回津，他本来要分配到天津日报社，也被我要过来了。”说到这里，赵传蕙还讲起他为了留住优秀人才，对时任天津日报社社长、总编同时兼任天津师大新闻专业名誉主任的石坚同志苦口婆心的劝词：“我说，瑞祥您就给我吧，虽然我没有接触过他，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好孩子。我相信他在您这里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后会成为一个名记者，但如果您把他给了我，他在十几年、几十年后一定可以培养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名记者。您是咱的名誉主任，您得支持我，是吧？”谈及他当年的一句话对年轻人命运的改变，赵传蕙略带歉意却也无怨无悔，“这么多年过去了，瑞祥恐怕也会觉得当初的那种安排还是非常幸运的”。
不仅如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赵传蕙又在全国各地遴选，陆续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以及自己培养的优秀毕业生中留下了几位突出的年轻人作为专业师资，他用心良苦地为这个急缺人才的初创团队招兵买马，留下了一位位青年才俊充实力量，并且为他们划定各自的教学研究领域，为他们联系各种进修深造的渠道，引导他们走上新闻学的通衢大道。
事实上，赵传蕙对专业重建的贡献还不只是组织者的身份，在这段艰难的创业史中，他既当团队领跑者，又做学术带头人。因为经常与国内新闻学界、业界的领导、大家、学者们打交道，身为学者型干部的他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专长也丝毫不敢懈怠与放松。他撰写论文、著书立说，不仅实现了多科目开设课程，科科出学术成果，而且还带领学生和教师积极活跃在新闻和公关实践第一线。在新闻学界，赵传蕙很快成长为学术带头人，参与全国19所新闻院校统编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作品赏析教材的编撰，并担任总主编和分册主编。另外，在人才济济的公共关系学界，他同时兼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这两大协会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且从第一届开始连任多届，直至退休后多年。赵传蕙编著的新闻写作、新闻摄影、逻辑学、公共关系学等专著和教材，至今还在一些高校使用；他在著作中对公共关系的定义，成一家之说，被国内业界所公认。1996年，他荣膺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学领域杰出成就”荣誉证书，其业绩收入《国际名人传记大辞典》。1997年，他应邀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公共关系学术暨实务研讨会，交流公关教育并发表论文。可以说，这一切不仅为他个人，更为天津师大新闻教育事业在其后几十年的长线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石坚主任曾经和张虎刚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意是，‘咱们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专业是传蕙创办的，1980年是他们真正办出了本科’。”回顾起这句言简意赅却又分量极重的肯定，赵传蕙感慨万千。
尽管如此，草创初期的天津师大新闻专业依旧面临着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各种考验。“因为那个年代要负责学生分配，考虑到天津市的具体情况，新闻专业起初限制不能招收外地学生，同时又限制隔年招生，后来又因为各种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原因，1986年之后就再次停止招生了，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又重新恢复招生。”面对几经停办、几度挫折的重建事业，赵传蕙抚今追昔：“对咱们天津师大新闻教育事业的前世今生，最清楚的人除了石坚主任、张虎刚老师，还有就是我了。可惜的是他们两位老人都已经不在了。”
四、我们未来的事业之路，会越走越宽
1987年年底，在新闻教育和个人发展的低迷形势下，赵传蕙一度调往南开大学分校着手创建公共关系专业，并再度风生水起。1992年，南开大学分校并入天津师范大学，赵传蕙再次返回母校，并于2003年正式荣休，从此开始了旅居海外与子女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生活。
回顾前半生的经历，赵传蕙充满了无悔与自豪，他说：“我过去一直讲，咱们天津师范大学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天津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也是天津新闻教育的唯一。不仅如此，天津师大还是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开办新闻专业并且第一个被列入教育部专业名录的院校，在师范院校中开办新闻学这一非师范类专业，更是颠覆体制的创举。虽然在全国新闻教育的行列中，我们不是第一，但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是全国师范院校中的唯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个人在1984年11月还被评为了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而在当年入选的302位优秀新闻工作者中，只有4位是搞教育的，其中一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齐越，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一位是广西大学的教师，还有一位就是我。可以说，在师范学院创建新闻专业是很不容易的，国家也认可了这一贡献。”
赵传蕙心怀感恩地说道：“1992年，国务院又给了我政府特殊津贴待遇，评选我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在我的这一生中，是天津师大的新闻专业教育了我，也帮助了我的成长，学校和国家都待我不薄，我能为发展新闻专业做这些工作，都是因为执着的信念在支撑着我。”
2014年，旅居海外十余载的赵传蕙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专业55周年庆典之际重返母校，并被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授予“全国新闻教育杰出贡献奖”。谈及此行，赵传蕙难掩真情：“我这次回来也可以称作是感恩之旅，我确确实实很感谢天津师大新闻专业，是她教育了我，使我成长得还算不错。当年跟着我干事业的年轻人现在教龄都有三十多年了，同时我也非常怀念刚才一再提到的石坚主任、李继之老校长、张虎刚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教育、帮助和指导，我受他们的影响很深。”
说到这里，赵传蕙对未来的事业也充满了期待与信心。“第一天回来后，几位老师带着我参观了学院，陪着我把楼里的国家级实验室、教学设备、办公环境都看了一遍，我感觉如今已经不是鸟枪换炮，而是换洲际导弹、原子弹了。”他笑道，“我离开之后，当年的那些年轻人在岗位上也是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把专业变成了系，又把系变成了学院，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做出的贡献。同时，从大家的这份心气儿，或者说执着的信念来看呢，我相信将来还会办得更好。单从师资来说，当年我们费了半天劲才能留住几个本科生，费了半天劲才能请人家给委培几个硕士生，但是现在这么多优秀的博士博士后在这里干事创业，我相信一定会做得更好。过去天津师范学院全校的规模也就三千多学生，现在咱们一个新闻学院的学生就有两千多了，咱们的新闻教育发展确实太快了，下一步就应该思考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他说：“我相信一代会更比一代强，在互联网这个黄金时代，用互联网思维去开拓新闻教育事业和新闻事业，我们一定会走得越来越好，路子会越来越宽，我坚信。”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4月，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与精心筹备，这位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专业改革开放以来恢复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将自己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图书及档案资料共计2236册（件）全部捐献给了母校。在庄重的捐赠仪式上，赵传蕙这样说道：“今年是我从原天津师院本科毕业50周年，也是我实现新闻梦想的第54个年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把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全部藏书包括新闻、公关、摄影、逻辑、文学、语言等专业书籍和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无偿捐赠给新闻学院，捐赠给我的母校，以表达对母校培养、教育我的感恩之情，以对师大新闻学院的建设、发展尽绵薄之力。今天，我所捐赠的尽管不是什么善本典籍，但它们是我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珍藏，是我大半生的心血，是我的最爱，它们记录了我的人生轨迹，它们记录了我的学术生涯，它们记录了我的新闻梦想与追求，它们记录了我们师大新闻创业的艰苦历程，它们记录了我们天津师大新闻专业的辉煌与荣光。在整理这些文献和书籍的过程中，我一直沉浸在回忆之中，摸摸这本、翻翻那册，都能勾起我那久远的美好记忆。它们珍藏了我的人生记忆，传承着我的新闻梦想。漫漫新闻路，倾情以求索，我一生的追求，一切为了新闻！”这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在历史的荡涤下依旧留存的那份炽热，令人动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时光把曾经的含辛茹苦推碾成了云淡风轻，唯有历史的亲历者才能体味出这当中饱含深意的五味杂陈。大道无垠更求来者，当记忆中的过往将这些原本静止的音符重新奏响，我们会更加明白该如何用坚实的步伐为那些曾经默默耕耘却又渐渐隐去的前行者们报以最大的敬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叶学力、王曼怡、郭丽娜、郑娟娟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注释：
①李继之（1910—1993），我国20世纪后期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193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曾担任河北省文教部部长，1973年至1983年担任天津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当时教育界曾有“南刘北李”之说，“南刘”指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佛年，“北李”指的就是李继之。李继之的师范教育思想，不仅提出了我国师范教育改革的新方向，更重要的是他在20年前就提出了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对我们今天的师范教育改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