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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入大幅增加但比例失衡
《小康》研究部
2006年1～2月，《小康》杂志社会同有关专家对我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进行第二次抽样问卷调查(包括有效回收的调查表、手机短信等方式)，结合网络调查，就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测量数据，得出第二期中国公共服务指数为65．4分，比第一期公共服务指数提高了2．5个百分点，由于对指数刊期的调整，本次指数主要测评2005～2006年的公共服务质量。
据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在过去一年，发布了诸多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措施，并增加了很多公共领域的投入，使公共产品的供应越来越充足。在上升的2．5个百分点中，相比较而言，公共安全、市政建设及环保、行政管理、文化娱乐等方面有明显提升。
但整体而言．公共服务并不乐观，在《小康》与新浪网进行的“您最关心的焦点问题”调查中，排在前十位的问题多数是公共服务领域的问题。其中，公共服务投入失衡、城乡差距显著、各种不公平现象比较突出。尽管公共服务投Ah升，但是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人群覆盖面也非常有限。教育，医疗卫生仍然是社会痼疾，在公共安全方面还有很多疏漏。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6000余份，地域覆盖东部、中部、南部、西部、东北部。经加权处理后，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为：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5岁，其中18～50岁读者占64％，50～70岁读者占36％，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78％，男女性别比为57％和43％。
公共服务：有限政府的全线改革
陶盈竹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力度在不断加大，因为措施众多，而被许多媒体称为“改革年”。
全能型政府退场，有限型政府在社会各个领域相继得到了确认，中国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已经开始持续推进。但“公共服务的严重失衡和不到位，与我国全社会快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严重不适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我国进入人均1000美元以后，教育、健康．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问题更加突出。
2005年，很多与公共服务有关的政策出台，其中，被专家视为重要性仅次于《宪法》的《公务员法》经过多次酝酿，已于2006年1月1开始实施。专家指出，中国目前有500万公务员，这个庞大的队伍是政府施行各种公共服务措施的执行者，相应法律的出台，有利于规范公务员队伍，这将成为有限政府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有力保证。
财政支出增加 多项指标上扬
根据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从1998年到2005年，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1％。
由于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公共服务的某些方面得到较大改善。在医疗卫生方面，我国的很多指标已经达到了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将近72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改观。社会救助水平近年来也迅速发展。到2004年底，已有2200．8万城镇居民。496.4万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5年底的2600万。
在环保方面，虽然部分地区情况有所恶化，如松花江流域污染事件，但是从整体来看，仍取得了一定进步。而且有些地方政府已将环保列为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如山西省。
在教育领域的“两免一补”(免除学杂费、书本费，补助寄宿费)开始在一些省市推广，如海南、广东。成都、山东东营等。广东省从2005年开始在16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村开展免费义务教育试点，并准备在2006年秋季逐步推广。
公共安全有所改善 管理体制仍需改进
2005年，公共安全在社会治安案件、交通事故、火灾方面取得较大突破。根据公安部、交通部等公布的数据，各种案件事故呈下降趋势。同样，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全国公共安全感抽样调查结果中，近92％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治安“安全”或“基本安全”。
2006年1月8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出台。该预案是全国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明确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分级分类和预案框架体系，规定了国务院应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组织体系、工作机制等内容，是指导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规范性文件。
为重点提高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事故灾难的处理能力，国务院又于1月22日发布了9件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两项预案的陆续出台与我国近几年突发事故频出有密切关系，它们也是预防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专项方案。
另外，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行政级别由副部级擢升为正部级。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公共安全问题非常重视。
虽然2005～2006年度的几项关键数据呈良好态势，但是对于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仍然显得经验不足。比如松花江污染事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志忍对《小康》说，“在松花江污染事件中，我们要反思整个管理体制。这些问题根子上是背后的利益，但是政府的管理体制也要改进。如果事前有详尽的规定，比如流入了一吨污染物向谁汇报，怎么处理，流入两吨向谁汇报，怎么处理，那就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
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教育投入比例偏低
“在我国，公共投入优先顺序明显颠倒，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基本民生方面投入比例小得可怜，世界倒数第一；豪华型投入方面比例过大，也是世界第一。比如，中国行政成本、公务用车、公款吃喝、豪华型建设都是世界第一。中国举办奥运会各地投入的综合资金达4000亿人民币以上，几乎超过历届奥运会投入之和。”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说。
据统计，2003年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为0．95％，而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3．1％。社会保障占GDP的比重仅为2．6％，而美国于1999年已经达到了12．2％。另一方面，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极为有限。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4亿人，仅占我国总人口的13．38％，大量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没有覆盖在内。
教育领域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更是亟待整治的痼疾。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3．28％，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8％。与之相比，我国落后了15个百分点。
迟福林向《小康》透露，我国原计 划在“九五”期间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4：％，现在“十五”已经结束了，还没达到这个目标。而泰国在1990年代中期已经超过了4％。也就是说，即使与邻国，甚至发展程度比我国落后的国家相比，教育投入还是严重不足。
“相比之下，基础性教育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可怜。高速公路一投就1万个亿，地铁也是几千个亿，连北京石景山区改造都投入了几百个亿，济南市也投了600个亿进行城市改造，而且还要再投入1000多个亿。”吴忠民说。
上述数据反映了我国普遍存在的公共服务失衡的现象。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建立市场经济必须有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可这套机制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不对其进行调整，最终结果将表现为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成为我国实现和谐社会最大的拦路石。
城乡差距显著 农村医疗保障程度低
据统计我国医疗行业资源分布不均衡，高达80％的资源分配到了城市，只有20％的资源给了农村。按人头平均的话，城市人均卫生费用为38．3元，农村仅为9．9元，农村与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比为1：4。政府对农村卫生领域投资偏低，使部分农民的健康状况受到影9向。农民看病很困难，医疗保障程度低，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
针对《小康》提出的“您所在的地区，就医看病的便利程度”的调查，选择“不方便”的读者占到了27．3％。
2005年，有人大代表指出，“医护人员的年薪达到了平均7万的水平，远高于其他行业”，所以，从表面上看，国家的医疗投入是增长了，但是究竟落在了谁身上，是否落在了农民等亟需的人群身上却不得而知。
农村的医疗条件差，服务水平低，满足不了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农民患病要长途跋涉到城里就医，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医疗服务负担，也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从公共卫生体系来看，农村的公共卫生网络不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不完善，不能有效控制疾病的发生，必然会给医疗卫生服务带来巨大的压力。
事实上，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将有8亿左右农民迁移到城市，随着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将释放出巨大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公共服务领域不公平现象突出
联合国发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比较突出，包括收入分配不平等、财产分布的不平等、就业和工资报酬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公共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税收和财政支出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受到的待遇不平等。
周志忍对《小康》说，“现在的公共服务管理方式是典型的运动式管理。比如，当教育、医疗的问题出现了之后，政府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这里了，治理的方式是突然加大力度，不计成本。这种方式有短期效果，但是却治标不治本。再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中央力图治理，但是却可能破坏解决事情的基本规矩。
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需要把日常收入积蓄起来应对如教育、医疗等大宗一次性消费。据统计，2005年居民储蓄超过14万亿元，居民储蓄率达到了50％。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高储蓄率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至人们只好通过各自的储蓄来为自己和家庭建立保障。在中国，“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被“私人保障”取代。
公共服务“贵”病缠身
张 志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价格太贵。”在北京读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张先生对《小康》说，公共服务作为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提供的服务，几年来价格一直偏高，民间感受到的公共服务似乎是得了“富贵病”。
社会保障：“个人”撑起半边天
2006年2月12日元宵节，北京市朝阳王芸女士告诉《小康》：“现在的社会保障是比原来多了。但原来是怕没有保障，现在是有了保障又怕交不起。”
王芸介绍，她的女儿下岗后找了份工作，月工资只有800元左右，而且需要自己缴纳三险，最后拿到手里的钱只剩下400元左右。结果王芸还要用积蓄来接济女儿。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北京市2004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8348元，平均月工资为2362元，养老和失业保险的缴费标准在545～2362元之间，实际缴费额是缴费标准的24％～300％，医疗保险需固定缴纳2362元的7％，而且三险必须一起缴纳。如果按照2362元的标准计算，每月三险共需缴纳700多元。对于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相关数据表明，从2002～2004年，社会保障连续3年排名公众关心问题的第一位。2005年依然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个人在这方面花这么多的钱，占个人收入的比例很大，我们当然要关心了。”王芸说。
教育：砸锅卖铁也不能失学
义务教育在所有教育类型中属于纯粹公共产品，属于典型的公共需求。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首位，超过养老和住房。在一些农村用于子女教育费的支出甚至占到家庭支出的70％以上。
相关部门2005年的抽样显示，一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19年共需投入基础教育费用约13．1万元．比1999年的测算增加了5．1万元。上海社科院社会学家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上海徐汇区目前抚养一个孩子到成年需要49万元。教育经费支出之高可见一斑。
“在农村，教育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贫困诱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对《小康》说。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提出，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相信这对于减少人们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住房：摸不着的“空中楼阁”
在房地产持续几年一路走高之后，2005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紧接着七部委联合出台稳定房价的“新政”，房地产开始降温。
国家调控政策真真切切让大到银行。媒体、开发商，小到炒房团、中介、个人投资者，都感受到了国家对于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决心和力度。
虽然如此，但是房价仍然超过了许多居民生活的承受能力。例如，目前在杭州、宁波和温州的市区，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价格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54倍．大大超过了国际认定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4～6倍的标准。
在房价疯涨、经济适用房走入困境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2006年1月25日，建设部政策研究中 心住宅与房地产研究处副处长赵路兴说：“2006年将以建设廉租房为重点”。由此，继一年前北京市扩大廉租房受惠范围之后，沉寂多年的廉租房政策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但“总体来看，多数城市的廉租房制度建设还刚刚起步。”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坦言，面对廉租房庞大的需求群体，目前的供应量显然是杯水车薪。
医疗：有什么也别有病
看病贵、看病难是这些年来的一大痼疾。有数据表明，农村贫困人口中有70％是因为疾病造成的。
2005年12月21日，北京首家专为低收入人群开设的上地医院正式开业。因收费便宜，开业第一天上午就有100多位患者就医。这为多年来被看病贵、看病难的老百姓送来了一股暖意。
但也有专家担心：按照目前国情，“平价医院”和“平价病房”的推广应该积极稳妥进行，应在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整体背景下，妥善解决现实难题，让群众享受到“价廉质优”的医疗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平价医院的建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共财政为后盾，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通力协作，更需要具备足够可行性举措，推行平价医院的政策核心。因此最关键的是要避免平价医院走上“财政投入匮乏”的老路。
公共服务何时与“高价”分手
在公共服务的其他领域里，居民的支出也有增加趋势，比如水电费用、交通出行成本、电信收费等等，这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高价印象。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世明把目前公共需求转变特征概括为：“主体不断扩大，结构深刻变化，数量持续增长。”而当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正是造成当下公共服务“高价”现象的关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有强对《小康》说：“由于财政投入和相关资金的投入不足，目前公共财政能让居民享受到低价位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十分有限。”
有数据表明，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生产建设支出约占50％。在2003年以前，我国的政府比较注意完善经济调节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相对忽视了社会管理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
王有强对说：“要想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那就是要不断增加公共财政的总量，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只有公共财政总量增加了．公共服务产品总量才会提高。而支出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一次再分配。结构调整过程中就应该重点考虑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同样的保障。
2006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致辞中提到，“今年政府要着重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注重社会公平，着力解决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住房。环保、安全等问题。”岁末年初，各部委也适时交上今年施政的规划书，承诺要提高服务水平，让百姓满意。
“如今政府不断地将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放在突出位置，其实质就是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政府在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等其他公共支出在GDP中的比重。”王有强说，“但这种改变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
2006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老百姓也企盼着公共服务早日回归本位。
《小康》研究部
2006年1～2月，《小康》杂志社会同有关专家对我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进行第二次抽样问卷调查(包括有效回收的调查表、手机短信等方式)，结合网络调查，就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测量数据，得出第二期中国公共服务指数为65．4分，比第一期公共服务指数提高了2．5个百分点，由于对指数刊期的调整，本次指数主要测评2005～2006年的公共服务质量。
据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在过去一年，发布了诸多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措施，并增加了很多公共领域的投入，使公共产品的供应越来越充足。在上升的2．5个百分点中，相比较而言，公共安全、市政建设及环保、行政管理、文化娱乐等方面有明显提升。
但整体而言．公共服务并不乐观，在《小康》与新浪网进行的“您最关心的焦点问题”调查中，排在前十位的问题多数是公共服务领域的问题。其中，公共服务投入失衡、城乡差距显著、各种不公平现象比较突出。尽管公共服务投Ah升，但是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人群覆盖面也非常有限。教育，医疗卫生仍然是社会痼疾，在公共安全方面还有很多疏漏。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6000余份，地域覆盖东部、中部、南部、西部、东北部。经加权处理后，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为：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5岁，其中18～50岁读者占64％，50～70岁读者占36％，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78％，男女性别比为57％和43％。
公共服务：有限政府的全线改革
陶盈竹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力度在不断加大，因为措施众多，而被许多媒体称为“改革年”。
全能型政府退场，有限型政府在社会各个领域相继得到了确认，中国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已经开始持续推进。但“公共服务的严重失衡和不到位，与我国全社会快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严重不适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我国进入人均1000美元以后，教育、健康．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问题更加突出。
2005年，很多与公共服务有关的政策出台，其中，被专家视为重要性仅次于《宪法》的《公务员法》经过多次酝酿，已于2006年1月1开始实施。专家指出，中国目前有500万公务员，这个庞大的队伍是政府施行各种公共服务措施的执行者，相应法律的出台，有利于规范公务员队伍，这将成为有限政府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有力保证。
财政支出增加 多项指标上扬
根据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从1998年到2005年，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1％。
由于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公共服务的某些方面得到较大改善。在医疗卫生方面，我国的很多指标已经达到了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将近72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改观。社会救助水平近年来也迅速发展。到2004年底，已有2200．8万城镇居民。496.4万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5年底的2600万。
在环保方面，虽然部分地区情况有所恶化，如松花江流域污染事件，但是从整体来看，仍取得了一定进步。而且有些地方政府已将环保列为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如山西省。
在教育领域的“两免一补”(免除学杂费、书本费，补助寄宿费)开始在一些省市推广，如海南、广东。成都、山东东营等。广东省从2005年开始在16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村开展免费义务教育试点，并准备在2006年秋季逐步推广。
公共安全有所改善 管理体制仍需改进
2005年，公共安全在社会治安案件、交通事故、火灾方面取得较大突破。根据公安部、交通部等公布的数据，各种案件事故呈下降趋势。同样，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全国公共安全感抽样调查结果中，近92％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治安“安全”或“基本安全”。
2006年1月8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出台。该预案是全国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明确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分级分类和预案框架体系，规定了国务院应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组织体系、工作机制等内容，是指导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规范性文件。
为重点提高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事故灾难的处理能力，国务院又于1月22日发布了9件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两项预案的陆续出台与我国近几年突发事故频出有密切关系，它们也是预防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专项方案。
另外，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行政级别由副部级擢升为正部级。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公共安全问题非常重视。
虽然2005～2006年度的几项关键数据呈良好态势，但是对于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仍然显得经验不足。比如松花江污染事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志忍对《小康》说，“在松花江污染事件中，我们要反思整个管理体制。这些问题根子上是背后的利益，但是政府的管理体制也要改进。如果事前有详尽的规定，比如流入了一吨污染物向谁汇报，怎么处理，流入两吨向谁汇报，怎么处理，那就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
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教育投入比例偏低
“在我国，公共投入优先顺序明显颠倒，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基本民生方面投入比例小得可怜，世界倒数第一；豪华型投入方面比例过大，也是世界第一。比如，中国行政成本、公务用车、公款吃喝、豪华型建设都是世界第一。中国举办奥运会各地投入的综合资金达4000亿人民币以上，几乎超过历届奥运会投入之和。”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说。
据统计，2003年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为0．95％，而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3．1％。社会保障占GDP的比重仅为2．6％，而美国于1999年已经达到了12．2％。另一方面，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极为有限。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4亿人，仅占我国总人口的13．38％，大量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没有覆盖在内。
教育领域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更是亟待整治的痼疾。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3．28％，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8％。与之相比，我国落后了15个百分点。
迟福林向《小康》透露，我国原计 划在“九五”期间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4：％，现在“十五”已经结束了，还没达到这个目标。而泰国在1990年代中期已经超过了4％。也就是说，即使与邻国，甚至发展程度比我国落后的国家相比，教育投入还是严重不足。
“相比之下，基础性教育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可怜。高速公路一投就1万个亿，地铁也是几千个亿，连北京石景山区改造都投入了几百个亿，济南市也投了600个亿进行城市改造，而且还要再投入1000多个亿。”吴忠民说。
上述数据反映了我国普遍存在的公共服务失衡的现象。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建立市场经济必须有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可这套机制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不对其进行调整，最终结果将表现为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成为我国实现和谐社会最大的拦路石。
城乡差距显著 农村医疗保障程度低
据统计我国医疗行业资源分布不均衡，高达80％的资源分配到了城市，只有20％的资源给了农村。按人头平均的话，城市人均卫生费用为38．3元，农村仅为9．9元，农村与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比为1：4。政府对农村卫生领域投资偏低，使部分农民的健康状况受到影9向。农民看病很困难，医疗保障程度低，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
针对《小康》提出的“您所在的地区，就医看病的便利程度”的调查，选择“不方便”的读者占到了27．3％。
2005年，有人大代表指出，“医护人员的年薪达到了平均7万的水平，远高于其他行业”，所以，从表面上看，国家的医疗投入是增长了，但是究竟落在了谁身上，是否落在了农民等亟需的人群身上却不得而知。
农村的医疗条件差，服务水平低，满足不了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农民患病要长途跋涉到城里就医，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医疗服务负担，也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从公共卫生体系来看，农村的公共卫生网络不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不完善，不能有效控制疾病的发生，必然会给医疗卫生服务带来巨大的压力。
事实上，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将有8亿左右农民迁移到城市，随着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将释放出巨大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公共服务领域不公平现象突出
联合国发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比较突出，包括收入分配不平等、财产分布的不平等、就业和工资报酬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公共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税收和财政支出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受到的待遇不平等。
周志忍对《小康》说，“现在的公共服务管理方式是典型的运动式管理。比如，当教育、医疗的问题出现了之后，政府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这里了，治理的方式是突然加大力度，不计成本。这种方式有短期效果，但是却治标不治本。再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中央力图治理，但是却可能破坏解决事情的基本规矩。
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需要把日常收入积蓄起来应对如教育、医疗等大宗一次性消费。据统计，2005年居民储蓄超过14万亿元，居民储蓄率达到了50％。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高储蓄率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至人们只好通过各自的储蓄来为自己和家庭建立保障。在中国，“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被“私人保障”取代。
公共服务“贵”病缠身
张 志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价格太贵。”在北京读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张先生对《小康》说，公共服务作为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提供的服务，几年来价格一直偏高，民间感受到的公共服务似乎是得了“富贵病”。
社会保障：“个人”撑起半边天
2006年2月12日元宵节，北京市朝阳王芸女士告诉《小康》：“现在的社会保障是比原来多了。但原来是怕没有保障，现在是有了保障又怕交不起。”
王芸介绍，她的女儿下岗后找了份工作，月工资只有800元左右，而且需要自己缴纳三险，最后拿到手里的钱只剩下400元左右。结果王芸还要用积蓄来接济女儿。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北京市2004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8348元，平均月工资为2362元，养老和失业保险的缴费标准在545～2362元之间，实际缴费额是缴费标准的24％～300％，医疗保险需固定缴纳2362元的7％，而且三险必须一起缴纳。如果按照2362元的标准计算，每月三险共需缴纳700多元。对于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相关数据表明，从2002～2004年，社会保障连续3年排名公众关心问题的第一位。2005年依然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个人在这方面花这么多的钱，占个人收入的比例很大，我们当然要关心了。”王芸说。
教育：砸锅卖铁也不能失学
义务教育在所有教育类型中属于纯粹公共产品，属于典型的公共需求。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首位，超过养老和住房。在一些农村用于子女教育费的支出甚至占到家庭支出的70％以上。
相关部门2005年的抽样显示，一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19年共需投入基础教育费用约13．1万元．比1999年的测算增加了5．1万元。上海社科院社会学家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上海徐汇区目前抚养一个孩子到成年需要49万元。教育经费支出之高可见一斑。
“在农村，教育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贫困诱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对《小康》说。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提出，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相信这对于减少人们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住房：摸不着的“空中楼阁”
在房地产持续几年一路走高之后，2005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紧接着七部委联合出台稳定房价的“新政”，房地产开始降温。
国家调控政策真真切切让大到银行。媒体、开发商，小到炒房团、中介、个人投资者，都感受到了国家对于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决心和力度。
虽然如此，但是房价仍然超过了许多居民生活的承受能力。例如，目前在杭州、宁波和温州的市区，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价格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54倍．大大超过了国际认定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4～6倍的标准。
在房价疯涨、经济适用房走入困境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2006年1月25日，建设部政策研究中 心住宅与房地产研究处副处长赵路兴说：“2006年将以建设廉租房为重点”。由此，继一年前北京市扩大廉租房受惠范围之后，沉寂多年的廉租房政策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但“总体来看，多数城市的廉租房制度建设还刚刚起步。”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坦言，面对廉租房庞大的需求群体，目前的供应量显然是杯水车薪。
医疗：有什么也别有病
看病贵、看病难是这些年来的一大痼疾。有数据表明，农村贫困人口中有70％是因为疾病造成的。
2005年12月21日，北京首家专为低收入人群开设的上地医院正式开业。因收费便宜，开业第一天上午就有100多位患者就医。这为多年来被看病贵、看病难的老百姓送来了一股暖意。
但也有专家担心：按照目前国情，“平价医院”和“平价病房”的推广应该积极稳妥进行，应在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整体背景下，妥善解决现实难题，让群众享受到“价廉质优”的医疗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平价医院的建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共财政为后盾，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通力协作，更需要具备足够可行性举措，推行平价医院的政策核心。因此最关键的是要避免平价医院走上“财政投入匮乏”的老路。
公共服务何时与“高价”分手
在公共服务的其他领域里，居民的支出也有增加趋势，比如水电费用、交通出行成本、电信收费等等，这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高价印象。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世明把目前公共需求转变特征概括为：“主体不断扩大，结构深刻变化，数量持续增长。”而当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正是造成当下公共服务“高价”现象的关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有强对《小康》说：“由于财政投入和相关资金的投入不足，目前公共财政能让居民享受到低价位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十分有限。”
有数据表明，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生产建设支出约占50％。在2003年以前，我国的政府比较注意完善经济调节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相对忽视了社会管理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
王有强对说：“要想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那就是要不断增加公共财政的总量，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只有公共财政总量增加了．公共服务产品总量才会提高。而支出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一次再分配。结构调整过程中就应该重点考虑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同样的保障。
2006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致辞中提到，“今年政府要着重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注重社会公平，着力解决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住房。环保、安全等问题。”岁末年初，各部委也适时交上今年施政的规划书，承诺要提高服务水平，让百姓满意。
“如今政府不断地将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放在突出位置，其实质就是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政府在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等其他公共支出在GDP中的比重。”王有强说，“但这种改变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
2006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老百姓也企盼着公共服务早日回归本位。